他们在岛屿写作：我记得

喜欢侯孝贤的电影，知道朱天文是他的御用编剧。看了这一集《他们在岛屿写作》，才了解到台湾朱家姐妹是多特别的存在。评论里说，颇有一种“庭院深深深几许，岁月流转我不转”的意境，深以为许。一座一家人住了半个世纪的旧屋，真的很简朴，猫从破了一角的纱窗钻进钻出，客厅的装修甚至像大陆八十年代，可是墙上挂的字画、随意摆放的书、坐在椅子上高谈阔论的人、悠然行走的猫，就觉得这里简直不像凡尘。也很喜欢天文的小小的房间，那么小那么简朴，可是那样的窗前，看得到树的窗前，摆着很多小物件的书桌，坐在那里写字的朱天文，有一种不食人间烟火的静气。也感动于朱天心强调的，如果有人因为她早年的言论而做了不同选择走了弯路导致生活不如意，她不愿意原谅自己。原来从外表看那么优越顺遂热情的她，内心也那样柔软细腻。就太多感慨了，原来也可以那样安安静静按照自己意愿过一生，并且一家人都志同道合。

《他们在岛屿写作：我记得》；《他们在岛屿写作：愿未央》，昨天看了，最触动的还是那个氛围，纪录片中的人物一进入大陆，一切即都立刻不对，而在台湾，他们一家却可以仿佛“庭院深深深几许”，岁月流转我不转。

朱西宁一家也的确是非常有标本意义的一家，两代都是文学人，且都达到了相当的程度。而他们又因为家国、时代及与传奇人物张爱玲胡兰成的关系，用自己的姿态和书写，牢牢守住了自己的爱与个性，你可以不赞同他们，不欣赏他们，却不能不因他们所动容。一门三代五六个人苦练“文字炼金术”，他们是文学神山的“转山者”，是虔诚的教徒，取得了了不起的成就。阿城说在他们家坐着，看着这些人“目瞪口呆”，他们一起，的确给人那种《世说新语》所言的“琳琅满目”感，他们每个人都是一件古旧的缀有金线的手工缎子袍子，而他们一起静置在朴素的木盒子中，客人随便看哪件都可以看半天。

《我记得》的镜头诗意似胜过《愿未央》，大概也因为少了许多过往，浮生面孔都在，不完全是追忆。作为纪录片的优点，它的毋庸置疑，简直面面俱到，足以令传主笑慰平生。缺点我想可能是没有另一个眼光，即挑剔的，批评的，同时的严肃的眼光，对他们的文学和具有争议的人生给予更高层面的定论。纪录片相当崇敬和礼貌，拍出了了不起的文学一家的日常和非常，因此恭敬有余，记录有余，主观有余，而惜乎未能将之錾入更深刻挑剔的中国或仅是台湾文学史位置（靠仅有的几个亲友密友包括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重要的文学批评家点评，仍然还是有一点点缺憾的，虽然他们讲得都对，但是不是就也能有一点点反面声音呢？不对的也是一个很好的视角）。

另，《愿未央》中，《我记得》中，朱家如今似乎在刻意避谈张爱玲对朱家文学和生活的影响始末，其实张胡对朱家两三代的影响都完全可以做一集，那是很重要甚至是无比重要的决定性时刻。只谈点胡兰成，一笔带过张，而胡若没有张，他们的因缘际会都是无本之木。根本还在张爱玲那里。

不过说来说去，总之，朱家还是纯粹得令人感动的人。朱天文讲她的桌面上透过玻璃看到台风天时云朵倏忽，感觉自己真的像巫。他们也真的是被美丽的艺术女巫吻过的一家。

影像上：

1 喜欢用长镜头叙事，多移动，少固定，不管室内室外，都喜欢用横移、下摇。

2 台湾的光质，不同于大陆，更柔和明快，进而色彩也不同，整体色彩有一种偏向，绿色。

3 采访部分喜欢带空间，大景，景选的也合适

4 拍空镜视角不同，不给景物特写，不固定，上篇讲到父亲故乡，画面对树的描写，是运动着拍摄树干，树稍内部，突出时间感。

5 从台湾的风貌与朱家小院，看得出历史，人文关怀与人的安然，而转回大陆风貌，是消费，慌乱，意识形态。

总体影像不做作，不刻意，不精致，不过度隐喻。是平实，是缓和的。

尊敬作家。并致敬影片。

但两姐妹和唐诺真的如镜头所言住在旧屋吗？

还是另有别居，只是为了拍摄和方便等需要做的一种艺术化呈现？

“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当然是古中国的传统，是文人的操守，甚至是君子之德。

但是艺术真实还是生活真实？作为观众还是应该有一个清醒了解才是。

如此，真好。

不如此，也对。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在纪录片《愿未央》的开头不久处，天文老师提及了李商隐的《锦瑟》，是在追忆父母时的一种感叹。她说“所有的事情在发生的当下，其实你都不知道，事情过去以后，你才会了解‘当时’。”我有被这句话打到。

《愿未央》和《我记得》是《他们在岛屿写作》系列三之“文学朱家”的上下两部，上部的传主是朱西宁老师和刘慕沙老师；下部的传主主要是天文老师和天心老师，也有稍带进一些唐诺老师。最近在网盘上有了资源，好几位朋友看完跑来找我交流时，我只能很惭愧的说，我还没看呢。作为两部纪录片的少少见证者（主要是在2018年剧组来到大陆进行拍摄时，跟随了南京、部分宿迁行程，以及北京几乎全部行程，除了阿老家的访问没有跟去），一回忆起当时的故事，我总是会先想起某日我们聚在酒店附近一家清真餐厅吃饭，作为《我记得》导演的俊颖大人突然问我“磕死丫跟”是什么意思？我楞了一下，然后看到他目光注视着的墙上标语爆笑。

我有那么多的回忆，竟然“落后”于多位友人的看片速度，所以赶紧抓时间将片子看完，好能和朋友们交流。可看完片子，我又有种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的感慨。那么多的回忆，那么好的一家人在过去十几年里给过我如此多的滋养，我值得被如此对待吗？我有足够珍惜吗？我真的听懂了领悟了当时他们对我说的那些话吗？看完片子我也不由得感叹一句——“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看这两部纪录片，我和大多数观众相比有着某种天然的“优势”，除了朱西宁老师我无缘相见，其他几位老师，包括已经过世的刘慕沙老师，我都与他们有或多或少的生命交集。所以片子里提到的许多人名、许多掌故，我都知道背后的故事是怎样的，里面很多地点我也都去过，就连片子里出现的大部分猫咪我也都见过，更不要提和她们一起喂猫、抓猫做TNR的故事。这么多的回忆，该如何说起呢？（就像天文老师和俊颖大人在面对纪录片中那么多那么多的素材，要如何取舍也是很难的吧。）那就索性从最开始讲起好了。

2008年的夏天，在香港书展上我第一次见到天文老师（2015年我曾经在《北京晚报》撰文《巫人“秋水”》，讲过一些交往的小故事），她进行了一场名为“站在左边，我写《巫言》”的演讲，现场爆满。她在演讲中提及的小说里空间与时间转换，以及对坐标轴上“巫”的形容都让我印象深刻。这之后我和另外两家媒体的记者对她进行了群访，我们坐在万丽海景酒店咖啡厅里，我觉得眼前的这个采访对象和以往接触过的受访者都不同，可能是后来被人常说的“民国气”的部分，但并不止于此。当时新一波的港台文学热还没有在大陆出现，台湾作家的作品也没集中出简体版，两岸这种面对面交流的机会并不多，香港书展成为了一个窗口。我很感激当时的自己，在做文化记者几年后产生了一些困惑，觉得大陆许多新书发布会都带着一些些套路且互相吹捧，急于想知道外界的书展是否也是如此。于是自费去了香港书展，为了省钱在浦东机场转机，蹭住在香港出差的好友的酒店。那几天的收获非常大，整个人的眼界和视野完全被打开，当然也埋下了与朱家联结的种子。

2009年春节，我第一次来到台北，当时还没有自由行，需要在香港转机，且一次只能呆七天。此行与文景的几位朋友相伴，有文景现在的副总编辑、我多年的好友王玲，有《巫言》简体版责编刘志凌，有当时还在文景工作现在理想国的恒嘉，亦有另一位编辑文青。沾了文景朋友们的光，第一次见到了天心老师和唐诺老师，朱家的几位作家请我们一行人在敦化南路吃欣叶台菜。和天心老师相熟后，她才说起当时我对着一道食物问到“这是麻糬吗？”让她一下对我印象深了几分，觉得我是做了些许功课的。饭后，大家一起去喝咖啡，而我则在咖啡馆中对天心老师和唐诺老师进行了一次采访，刊载在我当时供职的《新京报》上，如今原链接似乎已不见，豆瓣上有人有零散分享，标题为《纯粹写作者的简单生活 》。那次采访让我深受触动，感慨于这世上原来还有人是这样子的生活的，那么纯粹、那么真诚、那么不世俗。而在13、4年过去后的当下，我可以很明确地说，他们在采访中的这些表达所言即是所行，甚至他们在生活中的朴素程度、对文学的忠诚程度、对世间众生的平等程度、对权力与财富的不在意程度都远远超之于他们的语言表达。这是非常难的，更多时候我见到的大部分人都是表达超越行动与行为的。

一周的时间里，我处于高密度活动中，却也保持着高度兴奋。也是这一次台北行，见到了已故的张北海。我还记得大半夜我们一行人坐在一间酒馆中，张北海喜欢喝威士忌，常用食指在杯中搅动冰块，时不时地在对话中说一声“yeah”，表示某种赞同，日后我难免会在其小说中找寻这样一种身影。那晚我们聊到半夜两三点，天心老师担心天文老师回家太晚，其间打来过两次电话。

我们亦在2009年2月6日那天，由天文老师带着搭捷运去了淡水找舞鹤，之所以还能清楚记录下日期，是拜志凌日后刊载在《读库》上的文章《淡水天文》所赐。文章里已详细记录下我们大半日的行程，我们被舞鹤带着走了一条可以避开大部分游人的游荡路线，亦成为了日后我每每重返淡水时总要走上一走的路线。大概当时抱着不知道此生是否还有这样的机会可以有如此游历机会的心情，一路上努力想要记住更多的细节，如今回想起来，很多片段恍如昨日。譬如面对着淡江时，天文老师讲起幼时父亲回忆起故土时，会教她们唱《我的祖国》——“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

2009年和2010年，天心老师和唐诺老师先后作为香港书展嘉宾出席活动，分别带来《呐喊》与《书——2000本的奇迹》的演讲，两场活动我皆在现场。2010年我们已经熟络起来，书展闲暇期间，我和朋友常青（亦是小说作者，这一年的春节经我引荐与朱家结识）被天心老师和唐诺老师带着逛庙街去一家便宜又好吃的小店狂吃甜品。我们当时还请店家帮忙拍了一张合影，这张照片至今摆在我家的床头柜上，只是后来旁边又多了几张其他的照片——有天文老师2010年在奈良的照片（与电影《聂隐娘》有关的行程）、有2018年我们针友社聚餐后的大合照（这时候已经认识阿修师父一家啦）。日后在上海、北京，香港、台北等地又有几次都是我们四个人如此这般相处。如果是在移动过程中，通常都是我和天心老师并排走，而常青则与唐诺老师一起聊天。我有几次偶然听常青的提问，几乎全部都是和文学有关，我则不会，当然也会聊到文学，但更多时候是一种漫谈，想到哪里聊哪里。

自2009年至2019年，这11年里每年的春节我都会来到台北。有时候在除夕前去，也有过一两次刚好是年初二抵台，若是初二那天去，天文老师就会说是“回娘家”。也有时我会利用十一假期再多去一次，因为十一期间刚好是中网比赛日，某年去台北前我给天心老师传简讯说，为了去台北我决定放弃见德约科维奇的机会。天心老师将简讯念给唐诺老师听，然后郑重其事地猜测德约科维奇“应该是位东欧作家”。这成了后来我们之间常说的梗之一，尤其是在和唐诺老师及海盟两位费德勒迷聊起网球时，我们都会一本正经地说“东欧作家”如何如何。

十几年的相处里，台北之于我早已融入部分生命中。日常联系的朋友中，有近一半都和台北有着某种联结，而这些朋友中有许多也是因为朱家而结识的。

首先想到的当然是俊颖大人，骨子里，我觉得俊颖大人是朱家的一种外延，他们有着高度统一的价值观，甘愿在这个时代过着清贫朴素简单的生活，也愿意好好侍奉文学这座大神。人多时俊颖大人总是话不多的，但只剩我们二人时，我很喜欢听他对许多事情的见解，有他自己犀利独到的眼光。以前在《新京报》做书评编辑时，陆续约过俊颖大人的一些书评，是对大陆书评内容的很好补充。唐诺老师也曾在昆德拉新作《庆祝无意义》出版时，写了一篇万字书评（但这字数对他来说还是太少了，以至于许多内容无法展开），我拿到手稿后再一点点录入。可惜如今纯粹留给书评的空间和平台都日益收缩，和纯文学面临的现状一样。在天心老师还没有微信，而我的LINE又没法在大陆手机使用的年代里，很多时候有事和朱家沟通，都是倚赖着俊颖大人，从微信到LINE之间来回穿梭，好像以前的寻呼台工作人员。

还有印刻文学的副总编辑江一鲤，第一次一起吃饭是初老大晚上请大家吃永康街上的一家快炒店，我们坐在二楼的敞篷处，小铁圆凳矮矮的，坐久了屁股疼。我就偷偷问天心老师屁股不疼吗？她就只笑笑，始终保持着该有的仪态。一鲤几乎一晚上都不讲话，只是在旁边默默照顾每一个人。日后渐渐变成了我每次去台北单约她，我们最常去的是永康街的六品小馆，那是一家外省菜馆。比起东丰街二号的田园台菜，我会更爱这家外省菜。当然这两家店都是被天心老师最先带着去的，还记得我们吃田园那次旁边不远处坐着的是诚品书店创始人吴清友。一鲤永远都是习惯性地照顾别人，每次约去六品早早占好座位早早把我喜欢的菜点好，总是看着我上了车才离去，其实明明她住的地方更远。

还有宗应和梅芬夫妇，宗英是唐诺老师幼儿园的同学，一个蜜蜂班一个蝴蝶班。他们住宜兰，有时候我们一行人浩浩荡荡去宜兰，有时候是他们夫妇俩南下台北就直奔辛亥路的老屋。宜兰有一家卖蜜饯、鸭赏和胆肝很好吃的店，若是去宜兰找他们或是他们来台北，常会带些那家店里的东西。于是老屋晚餐的饭桌上，就能有一阵子增添了许多宜兰的风味。梅芬身上有股英气，是让人喜欢的。去宜兰的行程里我们有时会去海边走走，在一家固定的咖啡店坐坐，天衣老师喜欢光脚在沙滩上行走，还会捡许多贝壳回家。我赏风景的同时总会多看几眼店门外的鹦鹉，还是觉得足上拴着链子的它即便有风景可赏也终究有些可怜吧。

和杰克警卫的故事我曾经在界面文化每周日固定栏目《编辑部聊天室》里提及，很长一段时间在后山坡值夜班的杰克警卫总是会在我陪天文老师倒垃圾的时候迎出来，我们趁着等垃圾车的少少时间里简单聊几句，更多时候他的故事是老师们讲给我听的。他喜欢写毛笔字，每年春节前写好春联送到相熟的街坊家，天文老师不管收到多少副春联，总是选杰克警卫的那副贴在门口，我若在，就会帮忙贴上双面胶。天文老师说，这样杰克警卫路过时看到会开心。杰克警卫的国语台音很重，再加上缺了牙齿讲话有些漏风，他讲话其实我要仔细听的，更多时候是在旁边听他和天文老师讲话，我在一旁笑笑。每次家里家外有猫找不见了，杰克警卫都会帮忙留心着。他唯一休息的周三晚上，则会专门跑去夜市上买来烤玉米送到朱家给我吃。2017年的春节，杰克警卫通过天文老师递了封信给我，我才知道我年复一年的到来原来给他带去了希望，他在想是春天把我带了去，还是我带去了春天。他也会想，我年年如鲑鱼和候鸟般来到这里，追求的是什么？在信的最后，他和我约定“明年再见！”

总和我约定明年再见的当然还有婆，2017年杰克警卫写给我这封信的时候，她度过了此生最后的一个春节。那时她已经需要每周三次去万芳医院洗肾，三个女儿轮班依次陪护着，偶尔我有空时会一起去。固定在她斜对床的一个看起来还未退休的女士让我印象深刻，她一个人来一个人走，似乎开始洗肾的时间并不长，脸色还没有明显的泛黑。她总是把自己收拾得很利索，每次来好似刚下班还带着职场上的气息，在洗肾机开始工作后会掏出一份便当默默食用，亦会在洗肾结束后掏出一把小梳子把头发整理好后才下床离开。

在我收到杰克警卫信的一个半月后，2017年3月29日婆在荣总安宁病房过世。我写了纪念文章《纪念刘慕沙丨生命的相遇，欢乐太短暂》回顾了我们之间的交往故事。次年春节，我再次返台时，和三姐妹一起来到阳明山上婆花葬的墓地扫墓。山上的风景很好，婆在这里应该会开心。在《愿未央》中亦有三姐妹去扫墓的片段，后来和朋友、同样以写作和翻译为志业的于是讨论时，她说那段看时觉得很感人，亦提到天心老师当年在因外省人身份被质疑国族认同时，她在心里会说，她至少知道自己的胎衣埋在哪里，可是比许多人要强的（因她在眷村老屋出生，胎衣亦埋在老屋外）。我不免想到，我竟然在台北亦为亲人扫过墓了。

杰克警卫后来因工作变化不再住在辛亥路了，搬去了远一些的地方。而我在2019年10月后也一直未能再去台湾。关于他的后续，都是天心老师在微信上告知的。他后来生病截肢，再到最后过世我能做得非常有限。

当然还有新店的面對麵小馆（第二个mian一定要打出繁体字才行，若都是简体字则二字一样，韵味却失掉了），那是大家的据点之一。已经数不清去过多少次了，记得2011年台北书展钟晓阳带父母来时，是在这里大家坐了两桌的。大约也是这趟行程，大春老师酒后挥墨，问我想要什么字，我说想要个带熊的，然后就拿回了一幅“楚天熊阔”（熊是楚国的国姓）。晓阳和天心老师是少年朋友，这在纪录片中亦有涉猎。我第一次见她也是在2008年的香港书展上，不曾想几年后还有如此缘分。此次台湾行亦有一日天心老师安排了大家在木栅河堤旁散步，她与晓阳并排走我前面，大多数时候是她讲话晓阳听着。那天下起了小雨，她们共撑一把伞，我边看河景边看她们的背影，内心感叹光阴的故事。那日傍晚她们二人因要去电台录节目，提前离去。后来天心老师说，录节目时晓阳依然话不多，大都是自己在讲话，讲到某个话题时天心老师想让晓阳开口，就问“是这样吗？晓阳”只见旁边的人点了点头。

面對麵的老板娘是很有个性的女生，勤快、能干、很直来直去的性格，她一定很喜欢天心老师，每次去店里有专门的杯子给天心老师用。碰见大家聚餐的晚上，老板娘常提前打烊，关起门大家会玩得很high，有时候会聚一起唱K，天衣、候导、唐诺老师、天心老师都是唱歌的好手，我很喜欢听几个男生唱《流浪到淡水》，因为他们总喜欢没完没了唱那句“有缘 无缘 大家来作伙/烧酒喝一杯 乎干啦 乎干啦”，就觉得很搞笑。当然这些闽南语歌本身唱出来也有一种独特的味道。

我们另一据点是针友社，随着天衣老师搬家换过坐标。约莫在2017年的时候，天心老师就提起她们开始固定每周接受针灸治疗，当然也就提到了阿修大夫一家三口。转年我再去台北，很自然加入其中，很自然地与阿修、曹睿及聪慧极了的小芊霈结识，日后我们两家联系紧密，是很要好的朋友。关于针灸治疗的事我打算日后再具体谈，因这几年我业余的大量时间、精力都放在了中医与太极两件事情上，所以也想找机会细细说来。大约是在2018年，朋友于是跟我一起体验了一次针友社的治疗加聚会，至今回想起来那天的经历她还是觉得“不可思议”。我很能理解她的那种感受，就像当年的淡水行我一样觉得不可思议一般。

有时候我确实觉得这一家人很不像是现代人，他们对人的理解、包容、所持有的善意，远远高于这世上的绝大多数人，我反而觉得用语言说出来的时候，就把他们的格局说小了。记得台湾新经典想要重出繁体版《荒人手记》时，开出的起印量是5000（或1万，我记不清了），天文老师主动降到了2000册。她说美瑶刚成立新公司不易，不希望加重其负担。在出版圈里打转这么多年，我只听说过各种作家、作者为了高一些的版税和起印量拼命争取，从未听说过有人会主动降。《煮海时光》出版前，原作者初稿写得非常不理想，亦是天文老师几乎完全重新来过重新梳理，才有了这本书后来的面目，说是并列作者毫不过分，可她只署名校订，拿少少的一点校订费。

我看豆瓣上有人看了纪录片发问，他们是否真的住在老屋中，还是为了拍片找了这样的地点。当然是千真万确，那就是他们一家人的生活，我只是因十几年的相处，早已“见怪不怪”罢了。很多人眼里，如此知名的作家应该生活优渥吧，其实不是的。纪录片里天心老师提及，三三书坊鼎盛时她们曾经在台湾高校进行过许多场演讲，如今回想起自己当时讲过的“大话”，觉得自己的生活如果过得比当时受自己言语影响的哪怕一个人要好，她的内心都是不自在的。也真的是如此，某种程度上，她们对自己的生活是“克扣”的，会在优衣库大减价的时候彼此通知去买好几条便宜的牛仔裤，抢到后开心得很。但她们又是非常慷慨的，每年她们都会为动保团体及其他社会运动项目捐款，更不要提天心老师为了动保、外劳、原住民部落等社会议题无数次发声总是走在队伍的最前列。

在做社会运动的同时，她们也会注意保护好自己的志业文学的领地，小心地不要将二者杂糅。因为文学和现实议题之间的诉求往往是背道而驰的，文学要见人之所未见，要去探寻最幽微最不易捕捉到的那个部分，而在做社会运动的时候，往往需要口号式，简单化的操作，才能呼唤起更多的人。好的文学作品养成需要若干年的时间，而社会运动往往要立即行动，如果将二者混淆在一起，文学性的部分必然会被破坏，那是非常可惜的。

每次有机会相处时，我总会被她们带在身边见证各种各样的人与事。我跟着天心老师去为了动保司的事拜访过政府官员；也跟着天文老师去参加过《聂隐娘》的开机仪式，混在剧组成员中一起拜拜，还坐在舒淇后面看她准备拍定妆照，听见她说苹果肌如何如何时，我还傻傻地问“她在说苹果汁吗？”；跟着老师们去过蒋晓云的家里，从落地窗望出去就能看到捷运觉得好奇特的视野；跟着天文老师去了《第36个故事》的内部点映，我们的前排是桂纶镁，晚上看完电影走到院子里，我对天文老师说“我一直很喜欢雷光夏的音乐”，她就把我拉到不远处靠着栏杆的雷光夏面前介绍我……这些感觉好似是，她们年轻时去日本，被老师胡兰成带着在日本见各式各样的能人志士吧。我一度是惶恐的，我从不认为这一切是理所当然。老师们显然看出了我的惶恐，有一年天文老师跟我说，不要觉得不安，不要觉得自己受不住。她们年轻时被胡老师带着密集开眼界的经历，好像是提前看到了生命的果实，然后转过头再努力自己去成长。这些年她们给予我的这些养料，未来有机会时，我可以再去传给下一代的年轻人。

很惭愧，我觉得还是处于不断消化这些养料的时候，很多她们曾经对我说过的话，递给我的果实，我也是逐渐一点点接受，慢慢理解和明白（有些至今也没消化）其中的含义。譬如我常常很羡慕天文老师如大海一般的开阔的人格，仿佛世间所有事到她这里就都可以变得波澜不惊了。有些事我觉得她受了欺负愤愤不平，而她等我气消了反而和我说“我不觉得委屈，如果你自己不觉得委屈，就没有人可以给你委屈的。”有时我觉得她好像修行人一般，而她回应道，“写作当然也是修行呐！”

是这样的吧，和他们一家人相处，总是有种不真实感——在这样的时代还有这样的人。而这样的家族守护了这样的一家人，从父辈到如今的子辈，就是孟子说的集义养气，这样的一种守护也是需要一个气场的。每次从台北回来，都总觉得自己多少又补充了一些些能量，好像又可以以一种不那么世俗的方式生活一段时间。因为现实其实对人是会产生消磨的，如果没有东西可以时不时拉一拉自己，提醒一下自己，很多人在不知不觉间就已经变成了自己年轻时讨厌的人的样子。

以前天心老师曾被比喻为卡珊德拉和本雅明书中的背向未来的新天使，逆着时代的风一点点背向未来面朝过去，却最终还是被名为“进步”的风暴吹得一步步“退向”未来。就像于是所言看纪录片时很感慨。“因为这些还能打动自己，但自己事实上已经做不到那样了。”

记得唐诺老师当年录《十三邀》时，曾引用了博尔赫斯晚年的故事，他去撒哈拉沙漠抓了一把沙子，然后在另一个地方放下，他说“我正在改变撒哈拉沙漠”。听上去真是又动人又伤感，可能这样稀有的人终究会在这个时代慢慢退场，但若干年后哪怕有一个人再看到这两部纪录片，看完感叹说“原来有那么一家人，曾经敢于这样过完一生。”我都觉得这两部片子拍得是值得的。天知道他们其实有多不愿意面对镜头，多不愿意被摄像机记录下自己的私人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