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黑兰禁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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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的伊朗革命，将整个国家拉回了更加森严的伊斯兰政教合一的规范之下，信奉伊斯兰教的政府视西方社会为堕落典型、以声色享乐为道德沦丧。《德黑兰禁忌》的海报上那对热烈拥吻在一起进行人类交配行为的青年男女，正在毫不顾忌地违反伊斯兰教义，而背景里德黑兰街道的建筑墙上，刷着裹黑色缠头大胡子的总统鲁哈尼和伊玛目哈梅内伊的头像，表情肃穆，凝重的目光似乎落在前景中的男女身上。

这副海报，充分诠释了电影所要表现的德黑兰的红与黑：，一面是极端渴望性解放、世俗化、自由化，一面是在竭力维护伊斯兰世界的绝对纯洁和传统，而这两面却无一例外地在向内崩塌、向外腐蚀。

这部电影会让你有一种：“原来你是这样的伊朗”的感叹，《德黑兰禁忌》在诸多方面都突破了你对伊朗的想象。

旅行指南通常会告诉你，想要去伊朗玩，那就不要想找太多乐子，除了水烟店还能在街边找到，连酒都不可能公开贩售。当你打开《孤独星球》想要在德黑兰找家夜店寻欢作乐，经验丰富的作者会告诉你：“想得美。”

同样，审查制度森严的伊朗文化界，更不会允许有色情倾向的画面出现在电影中。我们并不是第一次在伊朗电影中见到性工作者，在《生命的圆圈》中披着豹纹头巾、脚蹬高跟鞋的风尘女子被警察投入监狱；《推销员》中从未出现过的神秘女房客只有高跟鞋、性感衣物和一沓现金暗示着她暧昧不明的工作身份。

我们也不是第一次看伊朗青年们谈恋爱——虽然这个国家的电影通常以天真深刻的儿童题材而闻名世界。《橄榄树下的情人》里男女主角谈恋爱、闹别扭也只能谨小慎微地保持距离，连目光都几未触碰。在《德黑兰禁忌》中，亏得真人数字转码技术的帮助，一切不可能都变成了可能，一切底线都被突破。

德黑兰街头的性工作者的接客站点和服务项目终于大白于天下；以往电影镜头中从未露出头发和肩头的伊朗女青年也终于穿上了吊带背心，在德黑兰地下夜店中和伊朗男青年一起放浪形骸、贴身热舞，顺便来一发“厕所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未来——男大学生们也可以随随便便地在宿舍飞飞叶子、享受性服务外卖，解决无聊空虚的上半身需求和下半身需求；而受过良好高等教育但因为误会被丈夫赶出家门的失婚女青年，则毫不受励志翻身套路的影响，一心一意走上一条嗑药跳楼的不归路。

正在大力为建设社会主义而付出青春和汗水的我国男女青年们看了，大概觉得被工作和现实压榨得性欲减退、没有夜生活、不想谈恋爱的自己，过得不仅不如热爱派对的欧美青年，甚至还浪不过穆斯林青年。

当然，自由和解放是要付出代价的，而对于伊朗的女性来说尤其艰难。离婚的代价是得不到狱中丈夫的签字，只能委身于法官，通过肉体换得生活费和栖身之所；一夜情的代价是高昂的处女膜手术和地下诊所绝望的等待；独立的代价是堕胎两次，仍然得不到家庭的允许外出工作；而逃离的代价，是抛弃同情心和善意换来一本移民的护照。生活在德黑兰的主人公们，即使受过教育、观念前卫，却也不得不被束缚在宗教审判和道德监督的禁锢中。

道德警察时时巡逻监督有伤风化的行为和装束，靠收受贿赂谋取外快；招妓经验丰富的司机因为女儿和陌生男子牵手而暴跳如雷；象征神权精神和法律公平最高代表的法官，更是滥用权力沉迷权色交易；银行职员一面耐不住寂寞去嫖娼，一面不能忍受妻子身上的污点。

德黑兰禁忌也是德黑兰的悖论。伊朗在滑向高度宗教化的过程中，向往自由和解放的一类人在社会风俗极度保守的压抑之下醉生梦死，及时行乐。那类倚赖宗教、政治和父权成为既得利者的人，心怀鬼胎堕落入另一个道德深渊。毒品泛滥、无照行医、高价处女和上车卖淫，则是这个悖论夹缝中生出的畸形怪胎。

《德黑兰禁忌》中的环环相扣的人生，无论好坏善恶，都被桎梏在原地，垂死挣扎，唯一的 出路是逃离。

对于在体育节目中都要给女选手打上马赛克的伊朗，《德黑兰禁忌》的大尺度自然有其现实意义。它以前所未有的尺度和密集的“禁忌”图鉴，试图进行一次对伊朗刻板印象的拨乱反正，也是一次将地下的、年轻的、现代的伊朗曝露在世界视野之下的野心尝试。

导演戳破了伊斯兰罩袍所笼罩着纯洁神圣的假象，露出了这个传统禁锢和现代冲击多重围困下的社会的危机四伏。也许是数字转码给的自信，和法哈蒂（《一次别离》、《推销员》）那些影射伊朗社会问题的电影所采取的隐晦克制不同，《德黑兰禁忌》犀利的镜头将社会问题的根源直指国家和宗教，对准那些道貌岸然的权力拥有者，腐败堕落的执法者以及不负责任的富人阶级。但遗憾的是，电影沉重的结局和控诉未免单薄，而缺乏法哈蒂和帕纳西在揭示社会现状时更宽忍而深刻的考量。

事件推动由生拼硬造的德黑兰之怪现象的发生而展开，卖淫、堕胎、吸毒、蹦迪、一夜情的好戏轮番上演，通过交缠不清的人物关系和滥用的机缘巧合衔接在一起，但动机却被轻描淡写略过：前一秒刚在法院摔门而出的少妇，后一秒毫无心理活动的变化就上了法官大人的车；高知女青年嗑药之后失足坠楼，铺垫仅仅是因为几次路过毒贩交易时产生了好奇；农村少女进城打工不成反而沦落到要去迪拜贩卖初夜，如此转变的缘由却从未被交待清楚。最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那通聊骚清洁工的电话，不仅不合常理，最后导致的悲剧也非常生硬和马虎，难道单单是为了说明天下男人一般黑？

为了能达到火力全开的效果暴露和批判社会问题，导演在情节上下的猛药可谓不余遗力，但效果似乎过犹不及，只是指出了浅层的症状却不足以鞭及更深的症结，借人物之口控诉不社会的公正，过分陷入对于沉重和黑暗的刻画。连环套一样牵扯出人物悲剧的过程中，无辜之人被恶徒们用钢叉逼上绝路，无知之人在画地为牢的规范中扭曲了人性，德黑兰变成了表面虔诚秩序实则堕落腐败的炼狱场，然而却远远驶离了现实轨道。

整个影片很压抑，女性在阿拉伯国家真她妈太惨了，已经不是人权的问题了。女主算是够强大得了，自己挣钱养活家那就顾不得什么道义贞洁了。里面的权贵男性基本都一个鸟样，唯利是图见色起意。很强的批判主义氛围，应该就是真人演的在渲染，画面昏暗且沉闷。能让上映这么牛逼的影片也是给力啊，值得尊敬。唯一的开心地方就是两位女主聊天时候，但过于短暂啊。

当理想变为禁忌，自由转化为不自由，非主流成了主流，我们就明白这是每个地方的通病。就像1979年的伊朗人不会想到，自己心里美好纯净美丽的新世界会是这般模样。1963的美国人也不会预料，平权和种族，如今成了不可忤逆的政治正确。理想的花总是结出丑陋的果。理想不是法则，它和现实总是差着实现。社会具备自我纠错能力，才能奔腾向海，而不是变为一摊死水

这是一部极其辛辣和讽刺的动漫电影，其实我想导演开始是想要真人饰演的，但是主题太过露骨，不得以使用了漫画题材。本片可以分为三个家庭去看，这三个家庭的主角都是女性或者说本片想要表现的是这三位女性。通过她们的悲惨遭遇与命运来讽刺和批判印度的男权主义。

一号家庭是一位无法离婚的女性被迫沦为妓女抚养哑巴儿子的故事。说到这读者可能开始有些疑惑，什么叫作无法离婚，在印度你想要离婚需要丈夫签署的明文许可，哪怕你找工作或者做什么都要有丈夫的许可。为了与狱中丈夫离婚，她不得不成为法官的情妇，不得不出卖自己的身体，哪怕当着自己孩子的面，每当她交易的时候，总会给孩子一片口香糖，很具讽刺性。

二号家庭是一位被人口贩子挟持但在夜店失贞，不得不去让自己的初夜情人凑钱来做处女膜修复手术。但最终他的初夜情人偷偷开溜留下她自己来忍受印度男权的黑暗。

三号家庭的女性其实开始过着比较幸福的生活，相比于一号和二号。但是她想证明自己作为一个人应有的价值而不是一味的依赖丈夫，她打算外出工作哪怕在孕期间，但是没有丈夫签署的许可，她也不得以打消这个念头。她因为家庭的约束失去欢乐，也因为一号母亲和她调戏一名清洁工而背上骂名，因为清洁工是男性，而女性打出这样的电话是极其耻辱且违法的。最终在丈夫训斥和压力下，在大醉中不幸坠楼身亡，我想她其实已经有了寻思倾向。

三个家庭相互交织，相互发生关系，从不同角度展现印度女性在男权乌云下的悲惨生活与不幸命运。

万物皆有裂痕，那是光照进来的地方

婴儿被背叛，婚姻被消费，政府成了遗孀，众生祈祷的圣迹

凶手在高处高声祷告，而我在拥挤的人群中艰难前行

——莱昂纳德-科恩 《颂歌》

在伊朗的164.5万平米土地上，容不下一位可以取消头巾的女性。人类的文明史可以追溯到五千年前，甚至更早，而关于女性享受平等的社会权益距今不足两百多年，在中国甚至才不到一个百年。伊朗的女性需要在历史上走多远才能跟上大洋另一侧？德黑兰禁忌能成为一只掀起伊朗女性权益运动的蝴蝶吗？答案虽未明确否定，但现实却很晦涩。

天下乌鸦一般黑

“世界上有两种男人不值得信任，第一种和第二种”

这两者有区别吗？毫无区别。亚里士多德开创了物质分类理念，该理念的影响力，完全等效发挥在他对女性的摒弃观念中。如果从一开始，世界权益能稍微不那么刻薄的分配在两性之间，是否十字军东征的历史也不至于以悲剧告终，而中国的王朝更迭亦不至于成了家常便饭。

西方宗教史等同于一部西方史，摩西带领着犹太人挣脱埃及的锁链，走向新世界——以色列；耶稣在十字架上死而复生，基督教重铸了上帝的使者，定义了世界的新纪元；七个世纪后，穆罕默德将伊斯兰教送上阿拉伯的神坛。西方的三大宗教，唯有耶稣对女性表述了明确的仁慈，尽管远远不够将神的福泽均等的布施于男女。是否，就是这一丝仁慈，基督教最初能够在雅典城找到容身之处，离不开那座城邦里女性教徒的虔诚，即便到了今天女性依旧是基督教的最大根据地。谁又能否认，倘若不是仁慈的那位主，能够稍微端正一分倾斜的天平，让一切教条不那么似豺狼般狰狞得让人厌恶。

单身男子，导演回答了一个问题：人们为什么会害怕同性恋？因为人们总是把“这个问题”想得很具有威胁性。难道是因为女性占比远高于同性恋人群，“威胁性”更高，所以历史给的权利要加上更多的桎梏。

“我花了两千万，从死刑变成无期徒刑，再花一千万他们就会放我出去”

只想抓着自己妻儿一起溺水的丈夫，有多可怕？伊朗的石油撑起了富豪们的君主专制，而宗教将女性人权挤压得“毫无威胁”。双重禁锢里，也只有影片中的“妓女”才能完全依靠自己生存下来。电影中最令人感到可笑的一点在于：男权社会习惯于用各种方式让女人变得毫无贞操，但是组建家庭的时候，却要求自己迎取的姑娘是个纯真无暇的圣女。而迪拜的富豪游戏竟如此的全球有名，父系社会里的“处女情结”，经此也算是扬名天下，大洋大海隔开了文明的传播，倒是让一些“荼毒”相互渗透，不知道这究竟是板块运动人类文明迁徙的佐证，还是社会学特征点之一，无论“教育”如何民族化，避不开臭味相投的核磁共振。

聪慧的莎拉

“我们所说的秩序也只是习惯了混乱而已”。

大学文学专业毕业的莎拉，期望成为一名教师，她可以在日常的生活中显示出非凡的智慧和文学素养，但是面对丈夫的质疑和指责，却百口莫辩。银行家身份的丈夫，在楼下清洁工的威胁下，竟然只敢转身回头质疑自己妻子对自己不忠。这是德黑兰世俗风气的一部分？亦或者，这是全世界家庭暴力中男性表现里让人司空见惯的一项——对外软弱可欺，对无情无义。

如果我问你“男性与女性有什么差别”

有多少人第一反应就是：男人不能生孩子，女人可以生孩子。你看，即便是女性本人，从根本意识里都觉得：女性唯一或者是最大的贡献在于生育。而生育权为什么不能由承担痛苦的一方提出选择？莎拉甘愿冒着被吊死的威胁去找人帮自己堕胎，堕胎不合法不只是伊朗，也不只有伊斯兰教。电影说的是德黑兰？难道这件事人们只能从德黑兰听闻？

我们以为自己接受教育是为了挣脱身上的枷锁，但是那面曾今紧闭的自由窗户打开后，我们面对的是难以逃离的铁栅栏，鸟儿飞跃的天空自由而辽阔。如果从未见过天空，是否对自由的渴望也不那么难以忍受。

可怜的莎拉

莎拉听任了婆婆那套迷信咖啡渣测小孩男女性别的迂腐且顽愚建议；大学学历证书是为自己那总喜欢偷偷看情色视频的公公提供保姆式服务；个人外出需要婆婆仔细斟酌后的理由才能获批；自己的人生从怀孕那一刻起，便总是被以“这样对小孩不好”，搪塞掉。她的人生，是“妓女”的眼睛里看到的令人羡慕的幸福生活。

是的，比起封建帝制时代，女性权益已经被给予了“足够”的空间。现代婚姻在女性的流程上也变成了：怎么还不怀孕？怀孕了是男、是女？你怎么连自己的小孩都教不好……。等到回过头觉得自己终于可以做一点自己开心的事情时，早已老发苍颜、腿脚不便。

“男主外，女主内”，自古有之。时代进步后，女性在事业与家庭平衡问题上，也“事故”频发。哪种抉择，更有益于社会的安稳和谐？体谅，两个字成为了现实生活里，民间哲学。如果婚姻与小孩让你感到幸福，那便是最好的决定；如果不能，可以退而求其次选择：体谅和理解；倘若还有第三种情况，那还有离婚冷静期。

婚姻关系与社会安稳性密切相关，所以每一个国家对待离婚的态度，总是如对待死刑判决一般严肃。男性出于对家庭的负责，因此在工作和社会遵纪守法上更容易掌控；至于女性，相应的承担社会劳动力供应的重任。每个人都需要为时代的发展做出一些牺牲，而这个任务分配的过程，就像经济发展中财富支援，难免厚此薄彼。

无理取闹，并不能助力于发展，也让权益伸张的正义性被搅成了娱乐炒作。女性权益的维护，在这一点上，总是被好事者利用，致使七十年前分发的“权益补贴”都被削弱。每一场变革，都不是依靠施舍达成，必定需要证明自身实力，才能有一席之地。可这份自证的机缘又将在何时出现？

并不是所有家庭的不幸都来源于生儿育女，也并不是所有女性选择独身，是来源于对婚姻的恐惧。有很多女性她们有能够成为一位很好的母亲的才能，并渴望去展现这份才华，但是现实生活并没有赋予她们行使该项能力的权利。《花样年华》苏丽珍对着周慕云说：我从来没有想到，婚姻会这么复杂；还以为一个人，做得好就行了；可是两个人在一起，单是自己做得好是不够的。有时候，我在想要是没有结婚的话，现在会怎样，一个人其实也挺好。

令人窒息的不只是婚姻里那些灾难突发的变故，更有那日复一日的消磨和宽容。曾有人对两性之间的心理承受能力，进行调查研究，数据结果显示：家庭妇女的承受能力远高于男性。数据样本的选择存在局限性，因此，调查结果也并不能成为一个定论，但这也是社会现实里发生了的一部分，存在的一种概率，不是吗？我们常听到的一句家庭纷争：为什么每天我在外面工作得已经累到失去自我，回到家还是要承受妻子的“不理解”？即便是那些看起来，还可以的家庭，妻子也会常常感叹：“终于理解什么叫做：丧偶式样儿”。当两个人都感觉到疲惫的时候，也就是鸟尽林散的时候，只不过大部分的时候，扮演母亲的那只鸟选择了坚持疲惫。

所以你问导演，沙拉如果是清白的，为什么不选择自证清白，奋力辩白，而是选择哭着自暴自弃的认下全部罪名。倘若她如天使一般圣洁，那怎么对付不污蔑其他人，偏偏是莎拉呢？明明是一个酒后的恶作剧，却成为一项“酷刑”处罚的罪名。

没有区别

音乐家想为自己一响偷欢承担过失，他努力且坚定的选择自己人生奋斗的音乐理念，环境一点一点啃噬一个大好青年的人生愿景，而我们一点一点迷失在对他的“不一样”魅力中。两个被遗弃的女人站在空荡荡的房间里，那个带着三百万贷款逃走的青年人，窗外黄色的德黑兰传来“没有区别”的回声。

她是一位很好的母亲，只是没有行使该项的权利

天使坠落，妓女存活？生存从来不问贞洁，无人可以审判人的灵魂，由生至死，无论谁都是自由且唯一的。不是德黑兰的禁忌，那是枷锁，五千年历史不曾卸下的枷锁，从铁链变成了头巾。SKAM中曾说：为什么人们总觉得我戴着头巾，是因为被迫的，而不是因为我喜欢。德黑兰禁忌回答了：如果头巾是可以选择接受或接受的存在，那么疑惑和别样的眼光就不复存在。科恩说万物皆有缝隙，那一丝照进德黑兰的阳光，反而让寒冬更显得漫长且让人绝望。

导演是为了改变点什么，所以拍摄这部“人道主义情怀”的电影，期望以自己的力量让大家对伊朗女性的“受害者”身份进行关注。电影的反响往往起源于观影者的共鸣，那些身在“头巾”——宗教与法律——之下的双重迫害因子，总是变换着身份和面貌，出现在地球的不同角落。每一次，当人们对正义事业进行申诉的时候，总是要面临着造谣者的诽谤和迫害。就像每一场关于女性权益的话题，到最后由造谣者、控诉者、抱怨者，争相出声，变成了国会的打架现场。而政权在每一项民生政策上都无疾而终，也多半是同一个原因。电影里引人愤怒的火焰，无力烧尽德黑兰的罪恶之手，而“新世界”对他们在不影响自身利益前提下的宽容和接纳，因着一份同情和个人素养或有一丝助力。

本片就像是为戈德斯通的革命后历史叙事写的续作一般。它展现了一个“理想”被权力体系取代取代之后的社会图景。霍梅尼绝不是一坨狗屎，但他也是人也会拉屎。他死后化作尘土，但他拉的屎则遍布大街小巷。

伊斯兰共和国的女性故事，必然是零散破碎和一地鸡毛的。因为女性受到了全面的压制。故而，批评本片的故事或结构，反而是驴唇不对马嘴的误伤。因为1个多小时里要讲的话太多，因为压抑下的抒发总归是即兴而散乱的——强烈的感情将历史学和社会学的逻辑叙事完全打乱，也将一个故事打乱。毕竟，这是来自“墙”内的呼号。

女性问题在当今即是“热门”话题，又是远远没有热起来的社会问题。因此，为一切女性议题的影片打call绝不是“简单的政治正确”，而是因为妇女权利还远远没有得到真正的重视。两性平权之路仅仅是开了个不坏不好的头罢了。

影片所体现出的那看似“简单的政治正确”的“简单”情节，其实在今天仍然困扰着全世界的妇女——不仅仅是中东地区，也包括东亚、欧洲、美洲和非洲。只要设身处地地形象一下：如果一个男性在街上走着，突然被一个女人用下流的性暗示，进行言语或行为上的骚扰。他会作何感想？假设你在校园、单位被异性同学、同事当面讲带荤段子（而所谓的荤段子没有一个不是含有侮辱和贬低性质的），你会作何感想？这就是现实。妇女面对的现实。设想一下那些性转换的片子或动画，其全部“幽默感”实际上都是建立在对异性的嘲讽和贬低基础上的。具体到伊朗这个“民主”社会里，一切艰辛、苦恼都被道德警察看在眼里……真正的警察国家里必然腐败受贿横行，因为在基层有权不用等于煞笔才是权力的最基本逻辑。或许霍梅尼在巴黎时就把一切都想通了吧，要想建立一个极权社会，就必须要有一个脱离于全体社会成员的特殊阶层。他们不事生产，身强体壮，游手好闲，鱼肉乡里。这些人是流氓，时暴力的具体化同时也是一道墙——毕竟，只有层层叠叠的墙才能成为教权国家的立国基石。

扎米亚京的那句话说对了，“墙是每个人安身立命之所在”。荒诞绝伦的教权社会下，教权不仅为法官满足淫欲提供了“强力”，也以此“强力”为孩子上学打开了通路。伊朗无疑是彻头彻尾的极权社会，尽管它有所谓的“选举制”和资本的自由。但宗教大于天。革命卫队和宗教法庭横贯社会的上下是因为伊斯兰革命创造了一个独立于巴列维王朝特权阶级。更准确的说，是旧社会的宗教与王国内激进保守派军人独裁统治的联合。作为伊斯兰共和国的两根支柱，宗教和右翼军人支撑起了今天的伊朗，也必然会成为共和国自己的掘墓人。因为这种传统宗教+右翼“革命”军人的政治结构迥然于中东—中亚的伊斯兰传统。神学观念与昭和军人有着天然的排斥性。所以伊拉克、叙利亚采取全然的世俗体制而阿联酋等海湾国家采取更传统的君主制度。前者降低了宗教权威突出民族主义而后者强化宗教权威翼赞神授君权。而至少从现在看来，传统君主制社会更加稳定。即使，你听不到沙特妇女的任何一点声音。因为君主制连男人也压制——全面压制比仅仅只压制妇女，更为“公平”不是吗。

于是，革命后大街上塞满了狗屎，臭气熏天，令人窒息……而这臭烘烘的味道，就将成为下一次革命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