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斯特雷姆

感受到玛丽安的残忍和傲慢不是在她戴着项链出现在克里斯汀面前的时候，也不是在她微笑着给别人签售的时候，是在聚会结束后的夜晚，她和克里斯汀、马莉露三人靠在车上抽烟，克里斯汀说马莉露还年轻，可以有很多浪漫想法，可是她和玛丽安不是了，只能这样一辈子。那一刻要强的克里斯汀在观众眼里显得那样可怜，即使她在别人面前永远强硬、嚣张跋扈，但是这一刻她已经将自己的命运和玛丽安放在一起，她对她展示自己的脆弱和温柔，她以为两人是同流的船，一起朝海里漂荡。但玛丽安从没这么想过，她有无数的后路，以怜悯以欺骗的目光来看待克里斯汀马莉露这样的人。

最后为什么大家都对玛丽安笑脸相待，反而羁绊最深的克里斯汀和马莉露对她冷眼旁观，是因为无论玛丽安是什么身份，于那些人而言都只是过客，但对克里斯汀和马莉露来说，她们真的共享过一瓶香槟，真的以为彼此之间赤诚以待。

玛丽安作为一个职业作家无疑是敬业的，出发点也是好的，但她这种做法是不符合职业道德的，她的观察对象有知情权和同意权。用这种隐瞒的方式进行观察和研究，绝对不是真正的调查。

一个人可以在多大程度上理解另一个人？

一个阶层可以在多大程度上理解另一个阶层？

电影《乌斯特雷姆》通过一个作家的尝试做了回答。

朱丽叶·比诺什饰演的作家想要写有关失业者的书，为了体验不稳定生活的不安感，她伪装成被丈夫抛弃、二十多年没有工作过的失业者，谋得一份清洁工工作，开始体验底层生活。

高压，底薪，快节奏，机械劳动，日复一日，所谓底层生活，身体的疲乏只是一方面，更沉重的是对未来不抱希望。

作家的真实身份很快就被帮她找工作的工作人员发现，并提出质疑。

为了写作，可以伪装？为了体验生活，可以占用别人求之不得的珍贵工作机会？为了让更多人看到，看到的意义是什么，除了同情、可怜、感动，对被观察的人有什么实际帮助？

被看见比需要被看见的人更重要吗？

作家每天和其他人一样，深夜被拉到游轮上，换被褥，收房间，擦马桶，拖地板，她很快适应了工作，也在工作间隙的聊天中逐渐与大家打成一片，并交到了两个好朋友。

朋友邀请她走进她的家庭，和她一起庆祝生日，生活的交融让她们不只是朋友，甚至像患难与共的家人。作家说“借”了辆车方便上下班，两人共同使用，朋友还会和作家平摊油钱，生活不易，必须“锱铢必较”。这个场景让人印象深刻，朋友在匆忙地精细地计算着需要付的钱，精确到小数点，作家一直看着朋友，眼神里有一些茫然，不理解、不必要或者不知道该不该拒绝。对于作家，这是一笔小小的可以忽略的支出，对于朋友这是血汗、是重压下苦苦经营的生活。

这里是电影的遗憾之处。电影对底层的生活和工作的展示比较简略，一些清洁卫生的场景，几句酒酣耳热后的闲聊，信息量比较低，生活的重负感没有很绵实地传达出来，甚至有一种其实作家没有真正深入了解底层生活的感觉。

知名作家隐瞒身份深入底层社会，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对贫富差距、社会保障、阶级矛盾等等社会议题的思考和批判，电影对此没有过多染指，甚至无意深入，对现代社会的批判隐约简化为对不同阶层女性友谊的探讨。

一次意外，作家和清洁工朋友偶然留在游轮上，苦中作乐，她们度过了欢快的夜晚。作家在船上偶遇旧友，身份被揭露，朋友大发雷霆。朋友生气不是因为她不穷装穷，是因为她一直在欺骗，她讲的一切都是谎言。

一切戛然而止。

作家的作品终究写了出来，她在发布会感谢曾经遇到的人，大部分之前被她蒙在鼓里的人都带着恍然大悟的感觉参加了发布会，平静地略带惊喜地接受了事实，送上了祝福。

两个最好的朋友都没有来。

电影的结尾很出色。

清洁工朋友给了作家一个和好的机会——她们邀请她重新换上工服、拿起拖把，上船工作一晚，证明我们还是曾经的我们。

作家摇摇头拒绝了，表情苦涩而痛苦，朱丽叶·比诺什的表演非常动人，她艰难而坚定地拒绝了她们的提议，我们已经不是曾经的我们了，假装没有意义。

跨越阶层的友谊没能存活下来。一边隐忍度日但维持着自己的尊严，一边在远远观望后希图保持虚假基础上的真情。她们曾经真实过，当她们喝完香槟躺在游轮的床上，相约明年此时再欢度。她们现在依然真实，不迁就，不妥协，跟随自己的内心，山盟海誓抵不过一时一世。

清洁工朋友们坐上班车，在夜色中，摇摇晃晃地离开了。

作家目送着车子远去，接受了无可奈何。

车上的人面无表情，继续着似曾相识。

电影里有两次离开，上一次离开是电影最动人的一幕。

清洁工团队里一个高个子身材好容貌好的女孩，找到了另一个工作，即将离开这里，大家都为她感到开心，即使只是好了一点点。欢送会寒酸但情真意切，大家畅所欲言后，坐班车离开，高个儿女孩不再同乘，她一个人在路中央翩翩起舞，送别朋友，送别曾经的生活，镜头跟着班车渐行渐远，女孩的身影越来越模糊。生活在黑暗中的人才会懂得星光的珍贵。这个长镜头是电影对她们最温情的凝视和祝福。

看见和祝福，远远不够，但作家和电影能做的仅此而已。

以前和一位长辈一起吃饭，他说他不喜欢吃南瓜。60年代的时候，天天吃南瓜，现在一口都不吃。

还说了这么一句，你们这些年轻人，感受不到饥饿的感觉。

就算你们一天、两天不吃饭，你知道自己第三天会吃到饭，不会饿死。

真正饥饿的恐惧，你饿了一两天，第三天的饭还没有着落。

作家体验穷人生活，也是一样的。

穷人的生活过不下去，作家可以拍拍屁股走人，真正的穷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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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国家，底层的生活就是干打扫卫生这种工作。

中国现在的底层，一家人的重任，想工作，但找不到工作。

作家伪装成清洁工人去体验他们的真实生活，从而写出更加真实和动人的底层人故事。作家这种选择说真的其实无可厚非，且更应该佩服作家的勇气和专业程度。这样真实的作品一旦得到更多社会群体的关注，对于清洁工们而言绝对是有益，所以最早发现真相的那个人并没有拆穿，反而帮助她，其他大部分工友最后也依然把她当成朋友。

克莉丝汀知道那个曾经和自己一起打扫卫生的普通女人摇身一变就成了高大上的上层阶级，她无法释怀，更觉得自己被羞辱了一样，于是最后她也想羞辱一次作家。其实这是一种误解，也表现出了克莉丝汀的无知和狭隘，但可悲的是这就是普遍的人性，人性就存在着一种对不平等的仇恨。但导致不平等的不是作家，而和整个社会体制以及个人的综合结果。所以克莉丝汀的不满对象其实指向错了。

这让我想起来了历史上戊戌七君子在菜市口殉难时遭到了周围的百姓在向他们扔鸡蛋的场景。七君子所做的不就是为了让所有百姓都得到更好的生活吗？可以他们无法被底下的他们理解，反而被误解了。

阶层的隔阂如何破？至少肯定不是通过两个阶层之间的孤立和仇恨。

让我们换一种思路。其一：女作家写不出书，为求生存，沦落为清洁女工，这段意外经历重新赋予她写作灵感，让她重获名声。其二：女作家为写书，扮演“卧底”，潜入清洁女工群体内部，以这段经历为素材写了一本新书。哪种方案更好呢？前一个方案可以真实展现作家“高风险”的处境，突然间身份落差甚至有助于电影拍成喜剧，但真正值得刻画的清洁女工群体却被隐没在女作家身影后方。相反，第二个方案凸显出清洁女工们的生活境况，女作家以亲身经历帮助这个弱势群体发出他们的声音。

《乌斯特雷姆》一方面刻画了当下欧洲社会看不见的清洁女工群像，另一方面也反思了艺术创作可能招致的伦理困境。这比单方面以第三人称视角白描底层人民的生活，更能显出创作者的真诚。或者也可以说，通过介入一位外来者视角（女作家），创作者在为底层人民发声的时候自然消除了是否真诚的质疑。这可以说是一种很聪明的做法，将具有暧昧色彩的人道主义观点置于对艺术创作实质的探讨背后，可谓一举两得。

我们总说，艺术源自生活。作家要写出好作品，一定要实地考察，收集素材，也即所谓的套话“扎根生活、扎根人民”。似乎潜意识里便认定，体验（“田野调查”）就是好的，从而摒除了其他可能或反思。那么对于普通民众？作为表现对象，他们在现实生活里往往是沉默的大多数，默默无闻，需要作家代替他们发声。由此而来一个严肃的问题，作家为他们发出的声音，是他们真正想发出的吗？作家发出的声音是否仅仅是作家自己的声音？

斯皮瓦克的经典疑问——“底层人民能发声吗？”，原意是指责学者为底层人民发声的时候，底层人民往往成为学者学术观念的傀儡，满足的无非是学者自身的目的。它其实指向了一个悖论：底层人民需要有人替他们发声，作家/学者也愿意为他们发声，但这两种声音会对等吗？且不说，作家/学者能否完全理解底层人民的需求，从而如实把需求表达出来，这个问题本质上便设定了底层人民需要发声。但有时候，他们其实不需要。

《乌斯特雷姆》探讨了这个话题。比诺什扮演的女作家打入清洁女工群体内部，以这段亲身经历写出了一本书，她看似让公众“看见”了这个隐藏在社会暗面的弱势群体，但真的如此吗？一方面，女作家隐瞒自己的真实身份，进入清洁女工生活的世界，目的是找写作素材，这些素材建立在女工与她的真情交往上。女作家的举动欺骗了清洁女工们的感情。另一方面，清洁女工对于女作家为她们写书，似乎也不领情，她们不愿被看见。

联想到近段时间《隐入尘烟》引发的热议。有人认为电影消费了农民苦难，也有人认为电影对苦难进行了美化——电影没有真实反映农民的生活境况，导演为了自己的艺术目的消费了这个边缘群体。对于这些责难，我们想问导演照实拍摄农民的生活，不是更加容易？为何要大费周章进行“美化”呢？作为自小在农村长大，年年回家乡探亲的导演不是比我们更清楚西北农村的现状，站在道德制高点妄加评议的又是谁？

艺术与现实的差别在于，艺术需要虚构，而虚构是为了抵达更高的真实。虚构对现实进行艺术加工，帮助我们看见那些视而不见的东西，让我们对现实世界有更加深刻的感触。《隐入尘烟》如果照搬现实，和纪录片有何区别？我们又为何要去看电影呢？正是立足现实，在此基础上进行适当的虚构，才让我们对今天的中国农村、今天的中国农民有更深入的认知。

《乌斯特雷姆》同样如此，女作家以卧底身份潜入清洁女工群体，自然是虚构的情节，但这个设定却比简单刻画女工生活的同类型电影更能折射出深沉的意味。如果说一者只是“代为发声”，让弱势群体被看见（像在肯·洛奇的电影里那般）；那么另一者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反思了这类“代为发声”的有效性和可行性，以及引发的道德难题。结尾清洁女工们的集体反应告诉了我们实情：他们其实不需要被看见。

《乌斯特雷姆》也被各地翻译成“世界之间”、“失业风暴”等等。因为感触不一样，所以名字各异。一个作家为了反应失业人员就业的疾苦，隐瞒身份去找工作。她初始根本无法忍受不公和羞辱，之后再真正感受了尘埃的生存艰辛。期间和那些清洁工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但是当这些同事知道她的作家为了写作而来，极其愤怒，觉得自己被欺骗了。而当她的纪实小说大获成功后，原来很愤怒的同事也惦着她也期望她们的友情是真实的，转而邀请她回到她们的打工团队……可是这个可能嘛？这是两个世界啊……人性有时候不是那么简单就可以定义优劣的，角度、经历、生存习惯等等的不一样，不能草率了界定友谊、人性。我们不能以我们自己的认知去轻易判断任何事物，我们以为可以，我们以为我们才是正确的，我们……（当然，那些大是大非还是不用纠结的）

这个电影令我想起了日本早期的一个电影《望乡》！栗原小卷演的记者假说自己到这个乡村采风，其实是为了报道战后日本大批妇女去南洋做妓女救国救家的故事。阿崎婆的扮演者田中娟代的表演对我影响极大，以至于我过一段时间就会去看看，找一下感觉。据说，她演完这个电影之后，没多久就过世了…………

答案是，真的很困难。

就像Marianne和Chrystèle一样，因为Marianne需要找到一个工作，而Chrystèle需要车来接送自己回家，她们决定互相帮助，后来也有了很多共同话题，也渐渐成为了关系很好的朋友，但是这样的关系其实真的只能称为萍水相逢，而绝非真正的友谊。真正友谊必须建立在两个人对时间，生活方式和金钱观念的理解上。

影片中，即使工作非常忙碌，Marianne依然能够坚持记录和写作，因为她希望更多人可以通过自己的笔去了解这些生活的非常困难的人，依然会随性的绕路去欣赏两棵像是在交流的树木，觉得他们非常艺术，她依然会在冬天下海游泳，Chrystèle虽然能够做到陪伴，但是她本身是并不能明白这种行为的价值和意义，以及他们给人带来的美的感受的。只有多年积累，通过花费大量时间，金钱和自我要求不断培养，才能够让人获得这种感受美，把生活变成艺术的能力。

而且两个人对于金钱的观念也不同，这是必然的，因为Marianne来体验生活，她对工作的需求是为了了解底层人民，体验他们的不易与艰辛，虽然身无分文，但是目标和自己坚定的毅力会帮助她度过难关，而Chrystèle更多是一种没有选择，为了孩子，为了生活，努力活下去的状态。

她们还有太多太多不一样了，Marianne在影片中大多数时间都穿着修身得体的羊绒毛衣，剪裁合适的深色外套，象征着她知识分子的身份，作品中虽然没有说明，但是我们可以猜测，Marianne的未来依然会去写自己关心的社会现象，去进行下一段探索，去实现自己对社会的担当，而Chrystèle则可能真的在这个像地狱一样的船舱里度过一生，变成像船上老人那样，因为长久的疲劳和随意的饮食，变得肥胖臃肿，肌肉随意的下垂着。

在未来的某一天，Marianne和Chrystèle可能会在船上再次遇见，她们会像老朋友重逢一样，开心的打招呼，这段友谊很美好，但是也仅仅如此，她们注定没有办法成为彼此依靠，支持，相互理解的那一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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