驴得水

       有幸昨天在传媒大学看了驴得水的首映，更有幸拿到了一曼（任素汐饰）昨晚穿的睡服，我觉得我可能要变直男了吧。多久才能遇到一个这么喜欢的角色，有血有肉有残缺，但是那么美好。一个爱穿旗袍的女人，身材曼妙，笑声爽朗，唱起歌来悠悠款款。像渡边一样，有着不羁的灵魂和要命的欲望，看完后我满脑子都是她“嗒嗒”的高跟鞋的声音，满脑子都是她那长长的脸蛋和细细的腰，“今夜的风儿吹，吹的心痒痒，我的情郎... ...”
       小制作往往赢在淳朴，赢在以情感人。驴得水故事套路很简单，用下一个谎话去圆上一个谎话；取景很简单，一间教室、一片小山，反复用，从早晨到傍晚，反复用；跳舞用镜头不复杂，交代环境用全景、谈话过肩拍、突出用特写，没有大运动，没有特效，感觉一个fs7就能胜任般的简单；人物也简单，5个老师＋一个铜匠／媳妇＋一个特派员／助手＋一个歪果仁。看多了大特效和各种炫技的镜头，驴得水就是一股清流，像一首简单的民谣，听着听着就跟着哼起来，有时候，能走进一个故事，对一部电影来说，真的太重要了。
       纯素人的演员真的是这部电影的大亮点，沈腾和马丽也许真的演不好这个电影。我们永远都是对陌生人最真诚，没有防备地就交出了自己光光的样子。这5位演员就这样拉着你的手，唱着跳着就走远了。话剧演员牛逼就在节奏把控的太好，每一处笑点都在刚好的时候结束，你还来不及回味就到了下一幕。导演说他给戏中人起名字时就直接拿身边朋友的名字，而电影中每一个角色都像身边的一个朋友，那么真实，那么真实。自由放浪的一曼，小男人气的情种裴魁山，忍辱负重的孙校长，直性子暴脾气周铁男、又单纯又倔的孙佳。人的一生都在跟黑色和白色打交道，越成熟，灰色地带越多；越年轻，黑和白的过度就越硬。撒谎是大人的事，单纯的我也许不懂，只知道驴棚着火了，拎着水就要往上浇，哪知道，有时候大火烧完，其实最简单。
       我们都是善良的人，有时候只想让自己活的快活一些，也许梦想让我快活、也许睡男人让我快活、也许每天陪一头驴让我快活，我只是想让自己快活一些，没曾想，最后这变成了一把手枪，我装作不知道地抵在自己脑门上，随便开了一枪。
       

        
       如果你想简单的感受一个故事，看几个非常棒的年轻演员，听一首简单但是很好听的歌。如果秋天的时候，你是一个人，请去电影院找一个角色谈场恋爱，因为每个角色，都值得你爱。
       电影最终定档1028，我们一起再去看这个笑话，你可别哭。

在传媒1500人厅看了片，音响烂成渣，多处声音特别小，有几秒钟甚至完全没有声音，是校长求张一曼顾全学校，背叛铜匠，向铜匠媳妇承认是自己“搞了破鞋”，莫名增添了几分荒诞。

传媒学生对于电影的热情名不虚传，笑声嘘声掌声都毫不吝惜，结束之后的主创交流环节，还有爱起哄的男孩对张一曼的扮演者任素汐大喊“睡服我”。虽然大学四年一直都在传媒旁边，却从来没有去蹭过见面会或者交流会什么的，想来真有点浪费。

影片全程都在山路和窑洞间展开，一看就是小成本，也没有什么所谓的明星，但剧本和部分主演都已经经过了上百场小剧场演出的考验，正式开拍前的试排实排足足花费了四个月，相对于大部分国产片来说，完全称得上“没毛病”。

影片营造出了一种明显折射真实世界的荒诞，有时有些夸张，充满戏剧感。有的评论里提到了教育部特派员带枪的特权，在我看来也只是这整个荒诞剧情的一部分，并不违和。虽然电影感不强，却着实能够引出各种不同角度的解读，也是我认为影片最珍贵的部分。

除了显而易见的色情笑点，影片喜剧效果的主要来源是委曲求全，有点像是某些春晚小品的路子，以剧中人的窘态来搔观众的痒痒，其中的讽刺与控诉意味却常常戳得人生疼，处处透出无可奈何。

三民小学几个主要角色的塑造我觉得是整部电影中最耐看的地方，每个人的性格都很完整，几乎都能从生活中找到与其相似的人物，并且在前后的变化中也体现了同一性格特征的两面性。

在1500人厅里最招观众待见的张一曼，可能是中国影视作品中女权形象的巅峰了，绝对拥有自己的身体，以欢愉潇洒为信条，置世俗道德于不顾，你可以说她随性，也可以说她放荡，她活着只图自由快活，却为了自由快活搭上了命。她伤害铜匠不是发自真心，却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恶果。其实casual sex在欧美影视剧中是很常见的，但在中国，即便经历了几次几乎毁灭了文明的文化浩劫，儒家那套妇道却并没有消亡，以往这样的角色要么是将身体当作礼物或是交易筹码，要么是有未解的心病或难愈的创伤，再要么就是生活所迫，纯粹为了爽而随便睡的还真不多见，放映厅里的中传学生们为她倾倒，但我不知道他们其中有多少会和那些整天在微博上叫嚣“小三死全家"的暴民重叠。

裴魁山的主要特点是爱钱，可以是精打细算会过日子，也可以是自私自利唯利是图，从前面帮着领导吃回扣的黑历史、计划为张一曼找工作，到后面买貂、讨好特派员，这一特点都贯穿始终。他对张一曼的好，既是一厢情愿的善意揣测，又是得不到就毁掉你的独占欲。有时像个好人让人心疼，有时又让人恨得牙痒痒。

周铁男最大的特点可能是真·嘴炮吧，本身就带着两面性：通常嘴上厉害的人，行动上都比较怂。而前后的对比更是明显，不敢和心上人告白，却敢于顶撞权威，被权威的力量威慑后，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胆怯懦弱，畏首畏尾。由此完全可以将先前的嘴炮理解为年轻的附属物，还没有被生活操过，不仅不知道嘴炮无用，更不知道嘴炮有可能导致的后果。

校长闺女孙佳相比铁男又更年轻，也可以说是更幼稚，这种幼稚不仅表现在能真心将一头驴当作朋友，还在于相信一切都应该分对错，讲道理。今天一把年纪的我，看到孙佳这样的孩子，觉得她蠢，轴，不听劝，光坏事，也是想起了当初的我，也和她一样执拗于明是非讨公道：错的就是错的，不管出于什么理由都是错的，因为看不到背后的无奈。只有小时候，父母老师才会跟孩子讲对错，创造一种世界黑白分明的假象，由着孩子慢慢长大，才自己渐渐悟出了那些灰色地带，才知道有些人有些事，就是特么不讲道理，才知道当初他们不说，只是怕吓死自己。

（关于佳佳我特别补充一点，为什么说她幼稚？她不理解为什么不能用人喝的水去灭驴棚的火，她也无法坚持说出真相，理念上坚持和确保执行是两码事。）

可能从电影本身来看，最悲催的是张一曼，但对我来说，铜匠和校长才是最具悲剧色彩的角色。

铜匠原本是类似“牲口”的人物，单纯善良没文化，有话直说，高兴了就唱歌，稀里糊涂就接受了文化的洗礼：被洗干净、被培训、被“睡服”，得了校长的几本书和一席话，又得了校长闺女的一个月辅导，能读书识字了，听起来也像是个知识分子了。他控诉教育的那一段甚至有些燃：他不再是单纯的动物，明白了受教育前，人们看不起他；让他接受教育，多半也是为了利用他，因此他也对教育报以最大的恶意。因缘际会成了文化人，却仍然没有摆脱牲口的本性：伤我了我就要让你死，谁有好处就跟着谁，不仅敢说还敢做，是个莽汉版的裴魁山。也许这就是对教育的最大讽刺，老师能教你知识，却教不会你做人，错误的教育方式，往往适得其反，没有文化积淀，懂再多也是个人渣。像极了在信息爆炸的今天，人们能瞬间百度到一切，却将信息用作谩骂与欺诈的工具。

而校长则是令人心疼的乐天派，见过风浪，身段柔软，最知道委曲求全，却永远相信理想仅有一步之遥，只要保住了学校，就保住了希望，他的信条是办大事要不拘小节，为了理想，尊严可以不要。这样的人放在今天可能就是成功的创业者，相信相信的力量，能拉到投资，当然，也有可能混成传销头目，这两者之间的区别也是挺模糊的。

以上这些，可都算不上坏人，但在利益、恐惧的驱使下，好人却能做出最让人寒心的事。

胸无点墨却又装腔作势的特派员是推动剧情的最重要因素，将以上所有人的性格特点都归于“知识分子的脾气”，言外之意即是由权与利驱动之外的人情事，不愿听“组织”的话，剪发、杀驴、说谎、装死，可以理解，但办不到是绝对不行的，你的脾气、你的良心、你的理想都不重要，权利部门捞到好处才是最重要的。他的存在代表着古往今来权力的面孔，惺惺作态，威逼利诱，无所不用，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可惜我是个悲观主义者，在我看来，最大的讽刺就是影片最后透出的希望：孙佳去了延安投奔大哥，暗示三民主义即将被新的力量取代。

然而我不知道相比影片所营造的那个时代，如今我们的世界又好到哪里去了。特派员也不过是换了名字，依旧充斥各行各业，占领每一个角落，决定着社会运作的一切规则，权力的交迭，又究竟改变了什么？

电影的时间背景虽然设置在民国，但是它讲述的是一个中国的故事，时时、刻刻、处处仍然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故事。拍摄是非常话剧式的手法，简单固定的场景，冲突的集中爆发。但是电影的细腻和更丰富的展示空间，使片子里多了很多值得回味的细节，制作者在这些地方的“别有用心”，恰恰透露出了创作的本意。或者说，为影片留出了更丰富的阐释空间。

一、“当代武训”
电影中一面黑色的“当代武训”的锦旗很有趣。为了引起注意，电影特意让一曼提醒校长锦旗太小而且多余，反而映衬了教室的空旷。校长没有理会。
首先，武训是近现代教育史上非常重要的人物，毁家纾业，乞讨办学。想必这也正是校长一直以来的榜样。悬挂锦旗，与其说是为了装点门面，不如说是对自己努力的自豪，与武训一样，他也依靠并不光明正大的手段支持教育，正如乞讨一般，不顾尊严、忍辱负重。这面锦旗是他的自我抒发和表达，代表了他行事的原因和原则。其实整部电影都是校长在“乞讨”的故事。本是大学老师，却心怀理想，投身基层，为了事业继续，不惜牺牲自己、身边人、乃至女儿。终于到了连女儿也不能保全的时候，他或许才真正领悟到乞讨的代价吧。
可是满屋子的装饰都用红色，连校服也是红色，为何一面锦旗却偏偏使用黑色，而且刻意被制作得过于小，使空白显示得更加空旷呢？因为这正是武训和为数不多的中国教育者、理想者的命运。这旗子仿佛是一句黑色幽默的嘲讽——“当代武训”根本不存在，名与实在这里荒谬地断裂了，锦旗只是一座空旷的纪念碑，里面却没有相称的墓主。黑色像一曲挽歌，在所有可触可感可见的“红色”（校服、桌椅等）中，分外扎眼地揭示出闹剧背后虚幻的本质。喜庆热烈的红色，不管在此处是否蕴含了政治隐喻，在这里都作为幻梦的表象。这空幻的理想，在象征现实的土黄色的窑洞的墙上，显得太过渺小孤单——而现代基层教育的土墙上，除了孤单的清末的武训，还有能与之相称的人吗？

此外，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下，武训还有更丰富的意味。电影《武训传》的拍摄从民国一直延伸至红色中国，对电影朝令夕改的态度也影响到一批人一生的命运。总之，对武训的批判和打压，延续了几十年。这场疯狂可笑的闹剧是当代中国的一个缩影。在孙校长悬挂此旗的几十年后，他不会想到，那时候连悬挂这样一面小小的锦旗也会招致大祸。（而那正是包括女儿和大哥在内的人所创造的理想时代。）这黑色正像孤单冷傲的碑铭，嘲讽着教育的、和人生的困窘。

可是，如果没有这次审查，如果资金充裕，或者如果他们伪装得更好，这“当代武训”的梦想会成功吗？仍然不会。
且看各位自诩“农民教育家”的知识分子，在片中唯一“教育”过的一个农民，恰恰给其教育带来了灭顶之灾。这恐怕不仅是官僚的问题、人性的丑陋可以解释的，其宏大理想下教育理念的天然残缺，早已注定了这理想的不堪一击——铜匠的恶毒，铁男的刚愎和软弱，无不是这位老校长教育失败的显示。农民和农村的病，其实不是添加“几副教具”能够解决的。学校门口墙上的“学做人”三个字，正是孙校长教育的软肋。
当然，尝试深入农村的做法，仍然是可贵的，这与科举制废除后，私塾教育的抽离带来的底层教育乃至民间精神的真空有关。
中国农村的问题，今天仍然没有解决。农村社会结构的改造与重建，绝不是建立几所村镇小学、几个卫生所、几个支部就能解决。正如梁漱溟的乡村改革所昭示的，在宗族制度失效后的农村，这始终是一个艰难而值得关注的命题。


二、两个女人的离开：一声枪响与一地彩球

电影以男人们回复从前的生活状态，和两个女人的离开为结局。两个女人同样热爱自由，是片中最不能被改变的力量，也是电影中唯二被改变的。她们恰好代表了两种自由的可能性：一个在此毁灭，一个无奈出走。而她们的离开，似乎没有产生对以男性为代表的固有生活模式的任何改变。
毁灭的被牺牲，出走的被遗忘。

如果借用高票影评中@birds的观点，把女性视为“水”（我觉得这个解读很聪明），那么她们的离开就是“水”的流失。万物得水而活，没有活水的学校也就成为了没有生命力的所在，高原上只剩下黄土窑洞、和这些“土作的”男人们，自我阉割后，或许再没有什么能洗刷他们心灵的灰尘了。
开篇一直强调此地水的珍贵与稀少，他们为了宝贵的水甚至可以牺牲驴棚。可是在给铜匠洗澡的时候，这纯洁宝贵的水却被肆意挥霍浪费。这是悲剧的开始，在欢声中启幕——铜匠的舒爽，伴随着张一曼和裴魁山情欲的骚动，伴随着老校长的疲惫和焦渴，伴随着铁男因溅出的洗澡水而泛起的恶心。所有人物未来的命运和感受，在这一场戏中已经昭示。
而最后，取水的驴被杀死了，两汪清泉，一个枯竭，一个流走。没有水的高原上，生命将何以滋养、生长？抽去了精神内核的办学理想，还是理想吗？这样的老师教出的学生，会不会只是下一个会说英语的“铜匠”？

（一）一声枪响
如果没有结尾张一曼的一声枪响，一切好像都不过是一场恐怖的梦境，喧哗后恢复平常——铁男头上的白布、魁山的貂皮大衣、校长臂上的黑纱，都没有了，和开头一样在开会，甚至让人恍然觉得这一切只是一场幻梦。可是一声锐利的枪响提醒观看者们，一切都不再一样了，虽然那隐藏着的人心的变动，正如一曼的死亡现场一样，没有直接呈现。

（二）一地彩球
片尾从箱子里掉落的彩球，就是每个人失落了的绚烂的梦。“美国带回来的”彩球曾是一个没有恶意、甚至有点温馨的谎言、一个遥远的梦，串联起一对质朴的青年人的心。而箱子打开的一瞬间，就像潘多拉的魔盒开启，曾经的谎言和美梦被瞬间击碎；那唯一珍贵的红色小球，就像人心，曾经珍贵，如今廉价，散落一地。
那小球依然跳动，就像理想和人性本身，永远鲜活，只是有些人再没机会握住他们了。曾经的铁男拥有满箱的宝藏，拥有跳动的澎湃的激情，而如今只是一个失去弹性的土球而已。
那所赠予的再不能为他所有，那失落的也再不能给她希望。希望正是潘多拉宝盒中最后的一件东西，彩球是否全部掉落不得而知，佳佳的希望是否随这一切被带出和消耗也不得而知。佳佳的出走，不过是给这出悲剧一点彩色，一个寄托。而她之所以保持纯洁，不是因为她心怀延安，不是因为有知识，甚至不是因为她“坚强”。而是因为在父亲和爱人的庇护下，没经历过被捆绑灭口的威胁、没体验过子弹划过面颊的恐惧。
这一切共时的场景，其实揭示了历时的过程：今日的佳佳，不正是曾经的众人？如果在现实的重压下，铁男成为了懦弱的魁山，尚存理想的魁山终于变成贪婪的特派员，原本质朴的铜匠变成卑鄙的吕德水，那么佳佳成为被逼疯癫的一曼还会远吗？
关于这一点，朱光潜先生在名为《一番语重心长的话——给现代中国青年》的文章中，曾敏锐地指出这一点，十分精辟，这里引一小段他的论述：

“青年们常欢喜把社会一切毛病归咎于站在台上的人们，其实在台上的人们也还是受过同样的教育，经过同样的青年阶段，他们也曾同样地埋怨过前一辈子人。由此类推，到我们这一辈子青年们上台时，很可能地仍为下一辈子青年们不满。今日有理想的青年到明日往往变成屈服于事实而抛弃理想的堕落者。章宗祥领导过留日青年，打过媚敌辱国的蔡钧，而这位章宗祥后来做了外交部长，签订了二十一条卖国条约。汪精卫投过炸弹，坐过牢，做过几十年的革命工作，而这位汪精卫现在做了敌人的傀儡，汉奸的领袖。
许多青年们虽然没有走到这个极端，但投身社会之后，投降于恶势力的实比比皆是。这是一个很可伤心的现象。”（朱光潜著,《谈美·谈修养》,群言出版社,2014.10,第110页）

（可惜在我看来，朱先生在此文中仍未给出一个十分清晰可行的操作办法来。解决之道，或在我辈？）

漫山跃动的彩球真是绚丽，对比之下，人类社会是多么荒凉惨白。

三、超验的中国
婚礼闹剧的最后，老外说了句 “Incredible China”（不可思议的中国），镜头一转，就是移出庙外的雨神，拿着条鱼，一脸惊讶，特别应景。
晚清以来，整个中国的近代史，都有这种乍看下不合逻辑、很难用现代思维理解的发展路数。这是中国始终存在的非常有“神性”特点的一面。
而这种超验化的近现代史，在几十年后的红色中国更进一步。今日我们正在经历的一切，又有多少经得起理性质问。

四、结语
至于铜匠的残忍，我只能说，一、教育不仅是知识的教授，牲口不会因为获得知识而成为“人”。二、有时候底层者的所谓本分，不是因为他们质朴善良，只是因为他们还没有机会作恶而已。

所以，到底是什么维护着理想？是一腔热血？是共同的恐惧？还是共同的利益？
那些最热烈的理想，是不是也就因此最容易消退？不论出走何方，佳佳幼稚的羽翼在离开庇护后又能舒展多久？她会变成未来的铁男、一曼、还是自己的父亲？除此之外的道路又在哪呢？一句“延安”，只是一个搪塞的借口，问题的实质在任何地方都不曾改变。别忘了，延安的人，可一点也不喜欢武训。

【一】

“《驴得水》是今年最佳国产影片。”恩，这是我今年听过最好笑的笑话。类似这样的追捧已经多到令人肉麻的程度，感觉有必要出来唠唠，因为它真没你们说的那么好。

不可否认，这部电影的立意确实犀利。全片火力全开，对知识分子加以无情的讽刺与鞭挞：先是空饷的利诱，继而是官威的压迫、再是枪声的震慑。让他们的丑态一览无余。随着故事的推进，强权体制和异化环境将电影里每个人所珍视的东西诸如尊严、美、理想和勇气一一剥夺和摧毁……

这显然是很多人追捧《驴得水》的原因。然而这样一部看上去“言之有物”的电影，表达的方式堪称灾难，追求“物”的企图心也过于明显。

说它表达失范倒不是嫌弃它满是话剧腔不够“电影”，我对电影本体性没有过于执着的追求。电影剧作结构本身就戏剧式、小说式、散文式结构之分，可见其对于姊妹艺术的借重。很多带有明显戏剧风格的电影也不乏成功之作，像《十二怒汉》和《杀戮之神》皆在此列。

《驴得水》的致命伤不在其电影改编的缺陷，而在于它违背了艺术创作需要提纯和过滤的基本规律，与其说它是一部电影，不如说是一场粗暴的人性丑恶实验与展览，极易引起观众的生理不适。

欣赏这部电影尤其是后半段的观感，就好像有个人在摁住你的头，让你不容拒绝地细看人性的种种丑恶，还不无得意地问你：“我是不是很深刻?”这种拿“深刻”当大旗，堂而皇之地冒犯观众的做法，也能博得满堂彩。只能说明我们对于电影“深刻”的需求已经到了饥不择食的地步。

【二】

创作者对于“深度”的刻意追求，集中地体现在剧作风格的突然转向上。上半场还是一出讽刺喜剧，下半场就成了人间悲剧。有评论为这种“不按常理出牌”鼓掌叫好，殊不知影片前后风格的分裂即削弱了喜剧讽刺的力度，又减轻了悲剧结局的分量。

忽视故事的整体建构和人物内在的运行逻辑，沉溺在架空的时空背景中玩弄概念和符号，其结果就是那一声枪响——拼了命地想制造意味深长，却掩盖不住的刻意空洞。如果说《狩猎》结尾的“回马枪”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驴得水》里的枪响则刚好相反是“意料之中，情理之外”；两相对比、高下立见。

“喜剧可以分很多种，有的是人物言行可笑，有的是事情可笑，有的是这事情背后的逻辑和道理可笑。”冯小刚曾经表达过类似的意思。《驴得水》的笑点在表层是一些无足可观的“荤段子”，这在段子手辈出的年代实在不算新鲜。

“为了圆一个谎去撒更多的慌”本是一个百试不爽的经典喜剧情境，可惜本片未能一以贯之。尤其是人物撒谎的动机经不起推敲，像张一曼后半段尽管备受凌辱，依然隐忍放弃反抗的人设基础就很不牢靠。明显是为了荒诞而荒诞，为了批判而批判。

【三】

《驴得水》谈不上是一出好喜剧，更不会是一出好悲剧。

仍以博得了许多观众同情和泪水的张一曼为例，很显然她在这部电影里的悲剧色彩最为浓重。毕竟影片前半段小丑式的群设到后面男人全部开了挂似的黑化，就她一个陡然升华成了受苦受难的圣母。这种在生活上放荡不羁，心灵特别纯洁美好的反差人设本身就自带强烈戏剧冲突，所以也尤其容易出彩。

可只要稍加审视就会发现，我们对于张一曼的同情，更多的是出于对她苦难遭遇的恐惧。那些彻底丑化的男性角色，那些用特写镜头反复强调放大的受辱镜头。真正的怜悯，是你愿意走近剧中角色，和她一同承担、一起面对。可《驴得水》的类文革式图景只想让人逃避。

高明的悲剧往往是悲戚和愉快的结合。《驴得水》只是让人难受，并不能给观众提供情绪的净化和随之而来的快感。这种“快感”并不是以别人的痛苦为乐，而是朱光潜先生所强调的悲剧要和观众保持一种“距离感”。《驴得水》自以为高明的打消了这种距离，专心致志的给观众喂食“暴行”。

从这儿岔开一句，我国的分级制度真的要尽快提上日程了。这样一部满是粗口、荤段子和施虐场景的电影，好多小朋友被带进来当合家欢喜剧看。这比电影里所呈现的灾难要严重的多。我也强烈怀疑大部分就是想来看个乐的观众家长，能予以孩子们多么正确的指导。

【四】

最后，我真的不太理解，为什么很多人这么喜欢张一曼这个角色。也许是因为其他角色都太不讨喜了吧，校长女儿又没什么存在感，她就成了唯一的寄托与出口。可事实上，这个角色前半段不过是个任性幼稚的女文青，后半段则沦为了任人宰割的羔羊。

希望这个描述不会引起部分读者的误会，因为这绝非我的主观评判，而是这部电影的真实呈现。从铜匠回来“反杀”开始，在创作者设定的悲惨命运面前，张一曼基本丧失了个人意志，由疯到死，不过是走完固定流程而已。

“睡服”是本片的一个亮点，也是很多人喜欢张一曼的原因。但一些评论因此扯到女权主义上去，实在让人啼笑皆非。

先搞清两个基本事实：第一、张一曼“睡服”铜匠主要是她本来就有“性”趣，帮着学校继续吃空饷是顺把手的事情，否则剧作上难以逻辑自洽。第二、张一曼最后受到侮辱直接原因是铜匠打击报复，但她如果不想继续把慌圆下去，这个报复不能成立。

编导“憋坏”的地方就在于把原本两件事混成了一件事。张一曼因为这件事上的小过失，受到了另一件事上的大惩罚。也是说张一曼绝非罪有应得，但她一定程度上又是咎由自取。不得不承认，这个情节设计很有意思，是我唯一肯定这部电影的地方。

【五】

由着自己的性子，想睡谁就睡谁。不考虑“灵欲难分”的人类终极矛盾。睡完面有遗憾略带深情的说句“对不起”，这要是换成男的，就是标准的“渣男”判定。其实，人无所不在枷锁之中，哪里又会有绝对的自由呢？性也是一样，这是张一曼幼稚的地方。

言谈间当众反复暗示调侃和自己约过炮的男同事“硬不起来”，行为上借着给刚“上岗”的男同事培训的机会，上下其手。这要是换成男的，百分之百构成性骚扰。这是张一曼任性的地方。

所以那些觉得张一曼高扬了女权主义大旗的人们真的省省吧。送你们一句话：不含任何自省精神的女权主义，都是伪女权主义，不过是另一个极端的男权或者说特权主义罢了。

（文/杨时旸）
     最终，一切都变了，有人死去，有人逃离，有人背叛自己。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驴得水》根本不是喜剧，虽然它遍布笑料又荒诞不经，但它背后埋藏的惨烈和绝望都令人心生寒意。所谓黑色幽默，最重要的部分是黑色，幽默不过是个手段。人们笑得多激烈，那黑色中的残忍就有多浓稠。这个设定在1930年代的故事，认真讲述着过去，却意外同步完成了更具当代性的讽喻。
     几个乡村教师为了能拿到教育部的拨款，自己臆造了一位叫做吕得水的教师，以他的名义多要一份薪酬以维系这个凋敝村庄仅有的学校得以运转，其实，这个名字不过是个谐音，他们只有一头为自己担水的驴。但教育部专员要前来视察，他们为了掩盖一切，开始了一段啼笑皆非的撒谎和编排，最终，把一切引向了崩塌。
    《驴得水》的人物设定很有趣，每一个人物代表着一个面向的群体。校长是理想主义者，本分的裴魁山老师是现实主义者，唯一的女老师张一曼是个逃逸者，在这处村无人问津的村庄她表演着放荡，只是想脱离管束，青年老师周铁男是个莽撞的热血者，而校长的女儿是个单纯的、对系统仍抱有希望的改良主义者。但最终，所有人都走向了自己的反面。
    这故事前半场的铺垫与暖场慢热而松弛，后半段有关人性倾颓的展览却迅猛又惨烈。它有着对折式的结构，前一半多么欢腾，后一半就有多么绝望，从某个角度上说，它有点像那部脍炙人口的意大利电影《完美陌生人》，以和美开场，以崩溃谢幕。它在笑闹之中向人们敞视了不同的引发绝望的内容：潜规则和明规则对峙；美好的初衷如何被人性的暗面牵制到另一个方向；系统的内部溃败之后，个人的抉择，以及，被高估的人性。
    最初，一切都能默默地顺利推进，不过就是因为所有人都在按照潜规则行事。校长知道必须虚构一份空饷才能维系自己的理想，员工们明白必须维护这个谎言，才能保住自己的饭碗，教育部也清楚，这地方根本就没有什么吕老师。但大家心照不宣，事情就显得圆满而顺遂。但专员前来视察就可能会戳破微妙的潜规则。从此上演了一幕两套规则之间的鬼魅缝隙如何吞噬人性的戏码。
    外部对于平衡的打破一共有两次，一次是专员来视察，一次是捐款的美国人亲自到访。第一次之所以最终以平和收场，是因为人们又一次默认了那个潜规则。经过鸡飞狗跳的试探之后，进行了一次利益再分配，教育部拿到了美国人的捐助，专员自己截留一部分，分给乡村教师一部分，对公有交代，对己有实利，一切重归平衡。但第二次不同，美国人非要看看真相，让一切都见阳光。但一群只能在潮湿阴暗中才能存活的生物，就此注定了悲剧的下场。所以，一群人即便合伙欺瞒，最终还是露了馅。这凸显出了一个最冰冷的核心——当系统崩坏之后，要么在混沌、肮脏的潜规则下推进一切，要么想让一切明亮起来，就只能以坍塌作为代价。
    而在这场表演和博弈中，我们得以见证了美好的初衷如何被人性之恶所牵制，在外部压力下，人如何突变成恶魔和奴隶的全部过程。那个外来的铜匠，最初被当做道具和策略，用以临时扮演吕老师。临走时，校长给他几本书，告诉他“有教无类”。原本，校长觉得这种启蒙的星火或许可以唤起一个底层者向上的心智，但最终，却意外点燃了底层中最恶毒的部分。他没有变得如同人们想象中的知书达理，却愈发虚伪、贪婪、狡黠又残忍。当他得知了自己被戏弄的感情之后，瞬间从温顺又质朴的底层者蜕变成一个狂躁的暴君，他要人们辱骂、殴打与自己有私情的张一曼，进而要求人们把她的头发剃光，而他赖以实现这份暴虐又可以恣意妄为的，不过是因为他攥着所有人的把柄，他借由权力系统和他人的枪，让理想主义的校长操持起剪刀，让老实本分的裴魁山喷吐出最恶毒的脏话，他瞬间毁掉了一个女人的尊严，让原本活泼开朗的张一曼遁入疯癫。
   在这个过程中，热血的周铁男第一次见识了子弹的呼啸，他曾经的强硬瞬间瘫软，迅疾转变成一个比其他人更圆滑和奴性十足的帮凶，他让自己变得麻木又刁蛮，自嘲着过去的幼稚，并给自己的转向寻找借口与合法性。所以，未经严酷考验过的人性光辉，都是表演。而那表演往往一击即溃。
他们每个人都曾阳光又上进，如今都变得面目可憎，如同画皮蜕掉了伪装。最初，这群人不过都秉持着美好的初衷，但却引发了最悲剧的结尾。
    裴魁山求爱，想要一段纯洁又正常的爱情，却被羞辱，与爱慕者反目成仇；美国人捐款为了改变中国积弱的乡村，但最终陷入一场混乱的骗局以一塌糊涂收场；张一曼想要一段无拘无束的生活，最终却成为了疯子；校长想启蒙一个孩子，却意外塑造了一个暴徒。这到底是一种怎样的悲凉呢？那个美国慈善家说的一句“不可思议的中国”，这句苍白的慨叹却成为了最精准的诠释。
     最终，一切是被一个外部力量打破的，一个粗蛮的无产者——铜匠的妻子，以维护个人私利作为目的，却意外导致了一场系统性阴谋的破产，它成为了一道微妙的隐喻，有关革命行为和正义行为的初衷，或许不一定具备多么宏大的缘由。而有些阴谋被拆穿，有时却也因为偶然。
     当所有人都走向自己厌恶的反面之后，一直笃信改良的校长的女儿也对一切丧失了信心，她成为了革命者，而最终，校长仍然是校长，学校也仍然照旧运作，即便以人命作为代价，一切也似乎从未被真的撼动，这才是最深邃的悲哀。
    这个故事中，有两个隐匿的角色：那头驴和从未出现过的学生。前者叫嚷几声，最终被杀掉，而后者从未在场。他们像漂浮的幽灵，无辜又缺席地俯视着这一切荒谬、热烈又虚无的东西，慢慢生发又旋即坍塌。
    从故事的荒诞性，黑色幽默的表达方式上来说，这部毫无明星，制作又谈不上多么精良的电影总让人想起那部陈建斌导演的《一个勺子》。只不过后者是个当代故事，而《驴得水》发生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但其中那些人心人性中的荒芜和残忍，某些系统性的冷漠和麻木却跨越时空达成了一次微妙的呼应。
（本文首发腾讯大家专栏）

之前看了一篇文章，《驴得水不是什么好电影，张一曼也不是女权主义》，是从文本层面分析影片，基本观点认同。尤其是对于“恶”的展现毫无“克制”和“净化”的观点，可以说很准确的找到了描述的语言。

从电影的基本属性而言，也存在很多问题。
可以说是不及格的。

首先是声音的处理，在影院的体验可称灾难。单薄的环境音完全无法体现故事所发生的真实环境，几乎每一场戏都只有清晰的台词独自承担影片所有信息量——这也是被诟病“舞台感”的一个重要原因。（“舞台感”本是个中性词，在这里真的是贬义。）另外，在烘托情绪方面，本来大有可为的声音也几乎缺位。举一个例子，张一曼第一次送别铜匠，交换“信物”转身离开，铜匠在她身后唱起蒙语歌谣一段，镜头的运用显然是想由客观过渡到主观，借歌声表达情绪兼具转场——这是最基本的视听语言技巧，但是歌声的处理几乎平白，没有任何进入主观音乐的升华处理，可以说完全失败。当然，也许有人会反驳就想要朴实的歌声，可拜托在我亲耳听过的蒙族朋友的现场歌声中，任何一个都比这个声音富有感染力。
朴实不是无聊，干净也不是单薄！想想电影《地心引力》发生在外太空总够“空空如也”了吧？也不能把所有的环境音抹去这么粗暴。
声音的问题绝不是声音部门的问题，当导演在混录棚里听到影片最终的结果的时候，你的决定就等于你的能力。

再回到表演上来，这个肯定是主创尤其是导演和演员最自信的部分了吧？确实，以舞台喜剧而言，自己没什么发言权，但是这部电影却深深令我体会到“舞台逻辑”与“电影逻辑”之间的巨大差别。可以说，本片可作为一部非常丰富的反面典型，值得编入专业影视院校的教材。
也仅举一例，发生在张一曼被剪头发一场。校长给一曼剪发，裴魁山低头坐在前面，背对着他俩。当一段张一曼双眼叠化的回忆场景结束（这一段也很莫名，咱不提），裴魁山站起转身，喊着“校长！一曼！”然后看到一曼已经面目全非，露出一脸惊愕。
粗看没有任何问题，但是观感是节奏错误。从剪辑的角度，只要砍掉裴魁山的两句台词，就对了。这就是”舞台逻辑“！在舞台上，前景的演员回头，看向后景的演员，“校长、一曼”向观众传达的意思是“看到”，而在电影中不需要，一个简单的正面近景——甚至只需要一个关系镜头就能解决，就能表达“看到”。在这里，剪辑犯了最基本的错误，但锅不该他来背。

延续“逻辑”这个概念，分析剧情上的某些安排。 场景，是电影在创作层面的重要单位，在戏剧中同样重要但处理的方式有很大的区别。奇怪的是，场景本来就从戏剧中来，但在电影中得到更自由的发挥。而在一个场景中所包含的元素也是影片提供信息的重要手段，空间的面积、色调、陈设，光线进入的角度、甚至视点的位置及观察的方向都必须经过考虑。场景，绝不仅仅是一个演员用来说话的地方——而本片则恰恰违背。
舞台电影化极端的例子，如拉斯冯特里尔的美国三部曲之《狗镇》，整个城镇都被严格布局，出入的通道及钟楼的位置都非常清晰，形式上更抽离，但感受上却更真实。
反观《驴》片，看到最后也没有对这所小学的环境布局有明确的认知——也许是因为我才看了一遍，很想看看本片的美术设计图是真的。然后，我有一个问题，影片后半部校长被捆住扔在一个山洞里——这个山洞真的太敷衍了，与张一曼的屋子是什么位置关系？和整个学校是什么位置关系？为什么他的挣扎声只有一曼能听到？
在舞台上，或许是没人追究的，但电影不行，我不行。
再举一例，说明电影场景的概念不仅仅是指空间。《驴》片中间一场戏，第一次忽悠特派员成功，学校如愿获得“捐助”，周铁男点亮了校园操场上所有灯光，一时间亮如舞厅，校长、一曼、铁男、佳佳四人怀着愉快的心情跳起舞来。从这一刻起，我并不可怜他们，或者说坚定的反感。请问这些灯是干嘛用的？这些口口声声为了农村教育事业不得已而撒谎的知识分子，在得到一笔用良心换来的钱后，怎么做了这么一件既不“实用”又不“审美”的事儿了？非止于此，整部影片从头到尾，我没有看到一个上学的孩子，哪怕是跟他们有关的任何蛛丝马迹， 从最初的六个学生到最后的一百五十四个学生，忽悠我呢？张一曼疯了之前和疯了以后妩媚的那片草地和花田，怎么就缺水了这地方？还得找头驴去远远地拉水。驴也不只一头啊，拦住美国人的车队的时候，明明是两横两竖的四头啊！

如果四位乡村教师，为了民国的教育苦心孤诣撒谎欺骗腐败的官僚是恶，
那么，两位戏剧导演，为了表达深刻思想殚精竭虑蒙混忽悠单纯的观众，也不能叫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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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鉴于有些朋友懒得翻看回复，现编辑在此，作为补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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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
喜欢这片的都是五毛！是水军！
——如果我这么想，一定是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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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诸位反对者没有问候我的父母，没有人肉我的出身，极其克制的表达对我的批评的不满。
昨天翻到了舞台剧剧本，很不错，台词和节奏一目了然，让我非常想去体验一下话剧。
但这并不能改变我对电影的看法。

任何评价都是主观的，我只是将自己第一次的观影体验比较如实的呈现出来，没有带着任何先入为主的判断。我与主创人员非亲非故，也无冤无仇，与诸位喜欢这部电影的观众一样。
而且，我深知创作者的辛苦，风餐露宿废寝忘食是一定的，更难的是当影片呈现，就只能默默接受来自方方面面的反馈，既没法对赞扬表达感谢，更难以对批评进行解释。此刻的无力感是巨大的，也是必须承受的。
还好，我只是楼主，我还有解释的机会。
统一回复一下。

1，我的分析是基于电影创作手法的，算是专业领域。我承认艺术是在不断创新的，但它也有基本的门槛，也有一定的规律可循，不能说只要是艺术就不能探讨。
“你以为你只是随便从衣柜里拿了一件蓝色的毛衣穿上。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这件毛衣是蓝色，不是绿色。It is not just blue, it's not turquoise... it's actually cerulean.（为什么是天蓝色，不是深蓝色，不是海蓝色）……就是因为这样，才能让你在地摊货里面淘到这件蓝色的衣服。所以，蓝色，代表的是百万美元的价值，代表的是难以计数的工作机会……但是这些，你都没有意识到。你以为蓝色只是你一个人的选择，你以为你置身于时尚界之外。事实上，你穿的这件毛衣，是在这个房间里的我们帮你从一大堆衣服中选出来的。”
我深爱这段台词，经常可以帮我向我妈解释我在做什么。

2，有朋友对文章后半部分关乎剧情的质疑表达强烈的不满，这个可以探讨，比如“又买了驴”，我立即就可以接受，理解上的出入，不影响我对于本片质量的判断。但说我被愤怒冲昏了头脑，或者“看不懂”就不对了。
这片子很难懂么？（预感这句话一定会被直接用来反驳）
为什么总是觉得自己看懂了，别人看不懂？
这判断颇有家长作风，让我回忆起儿时对父母最深刻反感的瞬间，现在却潜藏在心中。
子非鱼也，鱼非子也——既然互相不懂，就只能建立食客与美味的关系，不能聊。

3，诸位“你行你上”的，“鸡蛋里挑骨头”的，“我就是喜欢了你能怎么地？”的，我看就没有讨论的必要了吧？如果这就是你们对待周遭的态度，那么当某一刻你们遇到相同的回复，请泰然处之，就好。

还有把我“打二星”也用来攻击的，实在是抱歉。我压根儿就觉得打星这玩意特别扯淡，但只有这个选项我没办法……
还有因为我这“二星”跟你给《爵迹》的打星一致而表达不满的，我实在是……
就跟小时候隔壁王阿姨问我最爱奶奶还是最爱姥姥一样，想“扑该”啊！

我特别不理解，喜欢这部电影的你们怎么这么脆弱？
“电影批评”本身并无褒贬之意，就算是真正的“批评”，也是为了她好啊！
“你这不满意那不满意，为什么不滚出中国？”
异曲同工！

楼主我用《狗镇》、《地心引力》和影片对比说不足，诸位用《爵迹》比说她好得一B……你们真不是高级黑么？
还是在笑我傻白甜？

4，一位网友回复问“有一部拍摄技巧稀烂，但是剧情精彩的电影和拍摄手法纯熟，剧情不通的电影。你觉得哪部更好？”
要我说都不好。
而且我必须纠正一下，故事精彩和剧情精彩不是同一个概念。
同一个故事被拍成多个版本的例子很多：小说有《洛丽塔》《天才雷普利》；戏剧有《十二怒汉》、莎翁所有作品；真实事件有《人山人海》和《追凶者也》……《西游记》就不必提了。

我承认《驴得水》这个故事本身很好——说得好像我否定过一样？奇怪。
但是作为电影剧本的处理，还有很多不足之处，尤其是从话剧改编电影，需要做哪些处理，是值得单开一帖深入讨论的。
电影作为一个独立的艺术手段，并不需要你必须先去看小说或是话剧，就应该能在影院里得到完整的情感体验。在如今发达的营销手段和传播力的笼罩下，在进影院之前多少都会受到点影响。因此任何电影我都是先看，一定要看。
所以我从来没有评价《爵迹》。
我也不能说他坏。

5，林嘉欣是最美，《太阳照常升起》最棒。
你看，我也有当粉丝而丧失理性的时候。

可大多数时候，我希望自己清醒。
电影是多么感性而迷人的艺术，和她一样迷人的就只有理性。

PS：
刚巧一位热爱音乐的蒙族朋友告诉我，片中的蒙语歌曲是“当代作品”。
“蒙古元素就不能好好用吗？”
他不无遗憾地说。


                                                               # 2 #
写这部电影的评论，确实是因为它集中的反映了国产电影在制作方面的诸多问题。在我看来，这问题在于对艺术规律启蒙的某种广泛的不足。
别的电影就没有问题么？一样有。但这一部，就因为这个故事本身的价值而显得尤为遗憾。
再者，这部影片的导演是专业的戏剧导演，他们的舞台剧作品非常成熟，可以说是在他们专业领域的佼佼者。如果让他们去欣赏或评价其他的舞台剧作品，也一定会提出很高的要求。
可是电影呢？为什么就要被普罗大众撕掉艺术的外衣，带着曲高和寡的高帽，俯首弯腰接受毫无理性的批判？这令我难过，但不会失掉希望。
戏剧是艺术，电影同样是艺术。他们之间既有共通之处，也有一些显而易见的区别。他们都在发展，也相互融合，但一定是在艺术的高度，而非荒野的媾和。

把一种艺术的特征和表达，毫无节制的强加到另一种艺术之上，是对两者共同的不尊重。

                                                              # 3 #
1.打几星这事儿完全是见仁见智的，太简单粗暴，就好像打五星的某位网友，心里一定不会觉得这部影片和《公民凯恩》或者《小城之春》等量齐观吧？我不用这个反驳你，你也不需要用这个反驳我。

2.讨论是有范畴的，我们不是开辩论会，辩题无所谓对错，双方要拼的是技巧。我希望讨论界定在“电影”的范畴内，前提恐怕是，拿电影当一门艺术。

3.艺术不能丧失她的审美功能。有搞建筑的不会觉得不会塌的就是值得称道的好房子，说相声的也不会觉得只要内容深刻的就是好相声。扪心自问，标准要统一。

4.我从没否认《驴得水》有个好故事，也从没否认这个故事本身（注意用词）的批判性和他的现实价值。现在的问题是，这个好故事不是伴电影而生的，而是已经有了排演超过百场的话剧。作为这个故事的表现和价值的传播已经产生了社会效果，拍成电影是一种商业行为，要对观众购买电影票时所达成的契约负责。承认一个好故事，和承认一个烂电影之间，我不矛盾，你也不该矛盾。
强调这部电影因为故事有内涵就可以枉顾电影创作规律而拒绝讨论，跟广电总局们宣传主旋律电影有任何区别吗？
说到底要么是“正合朕意”，要么就是“胡扯狗屁”。

5.从表意上说，有的人说因为我没看懂，有的人则强调电影的优点恰恰是使观众一目了然……
确实，“基督徒之间的分歧，远远大于他们与其他宗教之间的分歧”——但都没说到点儿上。
看懂与否，完全不是衡量一部影片的最低标准，当然从商业类型片的角度，能被广泛接受是票房保障的前提。
但看懂这事儿是因人而异的，看出什么也是仁仁智智的。
表意这领域我本不想涉及，有几篇不错的评论说得比我透彻。但我想举几个例子，希望大家能有机会看一看。
《黄金时代的故事 Amintiri din epoca de aur》
巧了，豆瓣上就有，也是8.4分//movie.douban.com/subject/3692290/
这个要打几星呢？

6.为反对而生气毫无意义，难过的是我们讨论中充斥着“实用主义”的艺术观。当我们的物质生活已经到了这个程度，诸位号称热爱艺术热爱生活的青年，也一样热爱工匠精神，热爱“无用”之美，却在这里放弃了敏锐和敏感，只因为听到了声嘶力竭的“教堂塌了”而无比高潮。
我特意请教了一位对话剧颇有研究的朋友，他提到的一些见解又给我很大的启发：
他提出，“舞台剧是高假定性，而电影天生有拟真属性……舞台的假定性高，游戏感强，比如铁男一枪没打中磕头如捣蒜在舞台上可能成立，那是一个人生抽象成一种比喻的境地。但电影就不能这样……不能把人当肉身，只能处理成一种符号或命运的象征。”
好像一出“活报剧”——用他的话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