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入尘烟

记者：csh

编辑：莲子心

本文首发于《NOWNESS》

今年2月的柏林电影节上，李睿珺执导的《隐入尘烟》成为了时隔多年第一部入围欧洲三大电影节主竞赛单元的华语长片。

本片原定于2月25日公映，如今由春到夏，它在几经波折后将于明天与观众们见面。早前，我们在中国电影资料馆采访了《隐入尘烟》的导演李睿珺与配乐裴曼·雅茨达尼安（Peyman Yazdanian）。对于终于能够看到这部影片的观众们来说，这两位创作者的感悟，或许可以成为重要的参照。

由于环境所限，裴曼先生只能通过视频与我们对谈。这也应和着这次访谈、乃至影片创作的核心因素之一——“穿越隔阂”。李睿珺再度与伊朗音乐家合作，而柏林的观众也在那两个多小时之中，穿越了半个地球，抵达了中国的乡村。当然，对于《隐入尘烟》的两位主角来说，他们穿越的东西要更为深刻。

电影中的男人名叫马有铁（武仁林饰），女人名叫曹贵英（海清饰）。前者活在贫寒的尘土中，后者则有被人耻笑的隐疾。但他们仍拥有彼此：他们一同在农田里劳作，一同度过日常的时光，甚至一同建造自己的家——字面意义的建造。他们拥有自己的世外桃源，只属于他们两个人。他们顶着村民们嫌恶的目光，还有垂涎土地的富商，保护着这片隐秘的世界。

我们看到了黄土、麦垛，以及联结农民身体与土地的劳作，它们一同构成了《隐入尘烟》里的主要景色。它呈现了宏观的现实，但它的目光也投向了某些属于微观生活的诗意时刻。这也是李睿珺导演一直以来通过《老驴头》《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等影片诠释的东西，他与裴曼先生的再次合作，也将这些诠释延展到了音乐的领域。

在最初释出的海报与剧照中，农民、土地、劳作这些元素堆叠，让这部电影陷入“消费苦难”“过时的乡土叙事”“迎合电影节”的争议中。但从两人的访谈中能看出，他们想探讨的是最普世的土地经验与生命体验。巧合的是，在今年的柏林主竞赛中，世界各地的导演都在讨论乡村，获得金熊奖的《阿尔卡拉斯》同样讲述了一个农户的故事。或许这些创作者都在这些远离钢铁森林的领域，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电影可能性。

李睿珺与裴曼属于不同的文化传统与创作语境，但他们共享着某些对于艺术与土地的感受。在下文的访谈中，他们谈及了大地、“诗电影”、深刻影响自身的文学，当然还有广义的艺术形态。我们会看到一些会心的默契，也会看到一些有趣的分歧。

NN：

《隐入尘烟》是一部关于土地的电影。人与自然、土地的关系是影片非常重要的主题，两位可否谈谈自己对于这种关系的看法？

LRJ：

我觉得任何国度的任何人，对于土地的依存都是相似的。特别对来自乡村的人来说，他们与土地的连接感可能更强烈一些，因为农民的经济来源全是来自于这片土地。城市里的人可能觉得好像与土地没有很直接的关联，但反过来一想，我们居住的楼房，其实一样是从土地里生长出来的。

当然，土地的包容感也很重要，比如说电影里的这两个人物，他们是被抛弃的孤独个体，但土地仍然会接纳他们，不会用异样的眼光去区别对待。土地对所有人，不管有钱还是没钱，不管犯过错误还是没犯过，土地都对你一视同仁，你依然可以在这里耕种、生产、收获。

PM：

这其实是一个属于全人类的问题。农民和土地之间的关系，与特定的国家或民族没有必然的关系。我们来自地球，我们与土地彼此依附。这无论在伊朗还是中国都是一样的。每个国家，由于经济状况的不同，农民面临着不同的问题，伊朗很多农民面对的问题是缺乏水源或是其他农业问题，但他们与土地的关系和中国人一样。这其实就像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联。

NN：

这确实是一个外延很广的议题，但这部影片本身是一部非常本土化的中国影片，您与李睿珺导演合作的契机是什么？

PM：

（笑）因为我们本身就是挺好的朋友，《隐入尘烟》已经是我们第三次合作了。我记得，最先开始是一位制片人朋友（方励先生）邀请我去看一部很美的电影——就是李睿珺执导的《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我们俩第一次见面的时候，穿着几乎一模一样的衣服，就像是亲兄弟一样。接着，我们开始交流电影和音乐，讨论了一些更深层次的内容。我记得他给我写过一封非常漂亮的信，现在还放在我的办公室里。他还送给了我一支中式长笛，我记得它叫做沙……

LRJ：

对，箫。

PM：

……是的，箫。那是友谊的标志。和他合作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我们俩很能理解彼此，像是有一种深刻的联结。

LRJ：

当时方励先生介绍我们认识之后，我其实有一些担忧，因为我担心一位国外的作曲家不能理解这种本土化的电影。于是方励就让我听一下娄烨的《颐和园》里的音乐，我一听就被击中了。这是一部属于特定年代、情感复杂的影片，即便是一位中国的作曲家也很难拿捏，但是裴曼先生拿捏得非常准确，于是我便信服了。后来才有了衣服和箫的故事。

NN：

裴曼先生觉得箫这种乐器有什么独特之处吗？

PM：

嗯……作为一位音乐家，我喜欢所有的乐器，对画家来说，他们都像是某种独特的颜料。不过，笛子这种乐器，不管是印度的、伊朗的还是中国的长笛，我认为都是非常独特的，至少在伊朗哲学中如此。伊朗有一种以著名诗人鲁米命名的笛子，在这位诗人看来，如果你可以像笛子一样变得“空无”，你就可以让生命通过这种“空（Emptiness）”来显现。如果你可以清空自身，在吹奏笛子的时候，你就可以让宇宙在自己的体内流动，整个宇宙也可以通过你得到呈现。对我来说，长笛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意象，不仅是作为音乐家，也是作为生命。

NN：

的确是非常深刻的意象，两位的合作经历也很有趣。可以详细聊聊两位的合作模式吗？

LRJ：

因为我不懂英语，所以我们会分别把整个电影的时间线画出来，然后按自己的理解标识不同的段落、某个段落的主题，之后我们会去对各自的主题划分，结果我们发现每次画的时间线有90%都是一致的。我总开玩笑说，虽然我们合作的这些影片，裴曼你没有参与前期的拍摄和创作，但总感觉这个剧本好像是咱俩一起写的、一起拍的。所以到了后期的时候，我总觉得你知道我的每一个想法，总会有这种默契存在。

PM：

在配乐的时候，我会非常精确地观看全片。我会试着“吃掉”每一帧画面、每一种概念、每一个镜头。然后我会整理心中记下的一切，与之共度几天的时光……这是一个过程，这也是我训练思维的方式。所以选择配乐的主题、配乐的时机更像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种决定。当我和电影导演合作的时候，我关注的是电影而不是音乐，音乐对我来说是流淌出来的自然语言。我们会根据配乐的时机达成共识，假设我们不想要音乐的时候，那个段落其实也呈现了某种音乐——“沉默”的音乐。何时保持沉默和何时呈现音乐一样重要。

LRJ：

是的，在一些很关键的场景，反而是不需要音乐的。比如有时候两个主角安静表演的时候是不需要被打扰的，可能在他们转身的时候，我们才需要起音乐。我们一直秉持着“不要煽情”的态度，所以不呈现音乐的时候，就是我们在做减法的时候。

NN：

谈及沉默，自然声与器乐的平衡也是非常有趣的话题，包括这部影片里这种技巧也很重要。

PM：

将风声、水声与音乐结合起来确实很有趣。在这点上，我总是听从自己的直觉，聆听那些没有出现在电影中的声音。比如刚开场下雪的时候，雪带来了某种沉默，它意味着故事的开始，所以我试着用一些吉他声去撩拨它，就像是某种雪花，这是对于寂静的反衬。

有时音乐是叙事，有时它是一种对话。其实音乐家与自然之间存在某种平衡。就像我说话时，你会保持沉默；而你说话时，我也会保持沉默，如果两人都在说话，就显得吵闹了。再举个例子，比如我一个人去户外运动的时候，我从来不戴耳机，我觉得去登山、去公园时用耳机是非常荒谬的。当其他人在发言的时候，你怎能掩住耳朵呢？作为一个音乐家，我更愿意听自然的声音。

NN：

很有意思。做电影配乐其实是多重的对话，既是与自然对话，也是与故事对话。对于导演来说，拍摄影片也是一种与文本对话的方式，想必原创文本与《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这样的改编作品应该很不同。

LRJ：

是的，那是苏童老师的作品。其实文学改编的话，就像是你在看到那部小说的时候，你会觉得他是在讲你想要表达的故事，只是这故事一直潜藏在你的身体里面，就如同是你的一部分记忆，阅读的过程就像是解除封锁的过程。那个故事和《老驴头》其实很像，都与地域有关，都在探讨衰老与死亡，以及面对精神世界的问题。

NN：

其实《隐入尘烟》也有类似的主题。

LRJ：

就像自然里的生命一样，衰老和死亡也是我们的日常。只是对于农民来说，衰老和死亡更为切身，农民其实每天就是在土地里种植生命、收割生命，可以说每年都在和死亡打交道，他们也是见证最多死亡的人。

NN：

关于电影和音乐的对话，裴曼先生可以聊聊这两种语言的特性吗？

PM：

简而言之，我觉得电影与音乐的相似之处是故事，两者都可以是叙事性的。但电影故事的语言或许可以翻译，但音乐的语言难以翻译。或许你可以给音乐填词，但有了歌词，它可能就不是纯粹的音乐了，而是音乐和文学作品的结合。总而言之，音乐有自己的语言、自己的“文学”。所以如果你要做一个配乐家，你就得非常精确、恰当地去理解电影，才能与电影这种形式合作。而不仅仅是从你的某张专辑里选择一首歌放到电影里。所以我说，有时候我应该使用“沉默”的音乐，因为在这种时刻，我需要强调影像之美。

NN：

您谈及了音乐与电影的叙事性、文学性，您曾合作过的阿巴斯的影片一直被冠以“诗电影”知名，您怎么看待这一概念？

PM：

我其实挺喜欢这种概念的。比如《隐入尘烟》其实也是一部“诗电影”，这是我看过的最浪漫的电影之一。诗电影的特别之处在于，虽然整部影片没有在直接表达“我爱你”“我为你而死”等等，但你知道爱就在那里。那种简单和微妙的方式令人震惊，也极富诗意。其实阿巴斯的影片也是如此，我们谈论的是电影中的诗意，不一定要在电影里念诗才叫诗电影。

LRJ：

我记得当时海清老师要去体验生活，我就带着她到我姨夫的地里面去，和他们一起播种。后来她做了一会儿就靠在旁边休息，而我在修改剧本，我就看到她靠在树桩上睡着了，而远处有人播种、施肥。我看着这样的场景，我就会觉得其实电影也是从土地里生长出来的，这些诗意的、美妙的时刻都是非常自然的。其实所有的艺术作品、文学作品，都是你作为创作者展现自己感知世界的能力。

NN：

有哪些文学作品对两位有比较深刻的影响吗？

LRJ：

我很喜欢阿巴斯的诗集《一只狼在放哨》，这本书让我重新认识了一遍阿巴斯导演。他的作品令我想起中国人所说的“大音希声、大道至简”，就是用极简的方式诠释复杂的东西。国内的文学作品可能像是苏童老师的作品，我会觉得他的创作超越了文学语言的描述，画面感很强烈，对我来说，我的大脑会迅速变成一个转换器，把它们转化成影像。

PM：

我喜欢诗歌，我在十二三岁的时候，就开始阅读诗集了。当时我印象最深刻的作家是一位叫做苏赫拉布·塞佩赫里（Sohrab Sepehri）的伊朗诗人，他既是诗人也是画家，曾旅居日本，非常能够体认日本的哲学与佛教理念。所以，他的诗歌都非常简单、非常贴近自然。他的作品述及了极简的精神与“空”的境界，不知何故，这位诗人对我和阿巴斯都有很深的影响。阿巴斯的影片《何处是我朋友的家》和我的专辑《遥远之地的回声》都源于他的诗歌。

NN：

两位可最后谈谈这部影片的影像、音乐风格与主题的关系吗？影片的景别变化、间隙构图（aperture framing，即画框中的画框）与音乐节奏的结合非常有趣。

LRJ：

构图方面，其实他们在人群里的时候，我们永远是把他们放在人群的角落或是深处，因为他们是边缘的，被大家忽略的个体。他们逐渐靠近的时候，你会发现随着情感关系的递进，镜头越来越近，会有近景和特写，给他们独处的机会。

至于你看到的画框中的画框，其实它是一种空间的延展，就像土地、声音和配乐一样，为你的画面提供了另一种空间，扩展了情绪的另一种维度。这种构图其实常常和土地有关系，它呈现了土地的包容性。

PM：

这部影片的音乐风格要展现的主题，可以是“纯爱”“良善”，当然还有“接纳”，这是男主角最重要的特质。“接纳”就是“让一切留在那里”，我认为这是影片最重要的部分之一。其实我一直有一个隐秘的问题，那就是为什么一个能够接纳一切的男人，最后却无法接纳爱人的逝去。这种自相矛盾的感觉是很重要的，我一直带着这样的问题在创作。

LRJ：

这部影片里最后的主题其实就是，（人们）是否能够选择自己命运的问题。对于男主角来说，他是遇到了这位女性之后，他才唤醒了爱的能力，才意识到自己能够选择。这种改变也呈现在他对生命的态度之中，

因为这部影片里一直有一种圆形的结构，从土变成砖，砖变成房子，再回到土；麦粒变成麦苗，被收割再变回麦粒；鸡蛋变成小鸡，变成大鸡，再回到鸡蛋；从冬天回到冬天，从生到死。这是一种生命的结构，一种无始无终的结构，所以对他来说，这并不意味着结束，他认为这可能是另外的一种开始。

2022.7.8有幸参加了在武汉的导演映后交流场。

气氛很活跃，导演回答了很多观众的现场提问。

离的有点远 模糊拍一张照片

在这里整理一下李睿珺导演回答观众提问的Q&A。

Q：现场观众

A：导演李睿珺

Q：大部分的时候您还是比较专注于在生长的土地上去做创作，就算是上一部《路过未来》的时候，虽然是在深圳，但是其实结尾也是回到了沙漠和黄土之上。然后您这样一个有连续性的选择，是出于本身对故土的一种情思也好，还是说是创作的时候，在对于讲述自己身边的故事会更容易，还是一些其他的原因呢？

A：你在那片土地上出生，长大，你可能对那片土地上所有人的命运更为关注，就好比当一个意外来临，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自己的家人，当你离开故乡的时候，你故乡所有的人都会变成你的亲人，所以说那就会本能地把它放在了创作的首位。

假如我是一个武汉人，可能我这些事情都会发生在武汉，这是一种本能。虽然我自己这20年来，更多的时候生活在北京，不是在故乡，可能每年会回去待一小段时间，但是故乡已经在你的血脉里，可能你这辈子都没有办法会彻底从你的记忆或者身体里面清除掉的一个基因。所以说我一直是在拍摄自己家乡的故事，而且那片土地上的人我觉得需要被更多的人了解，他们是怎么生活的，他们在经历什么，他们是在思考什么。

Q：这个问题是和演员相关的，我看到您在豆瓣上发的那篇导演手记，第一张的图片是带着海清老师到主演生活工作的环境下，她在上面躺着这样一个画面，很好奇的就是男主这样的一个非职业演员，搭配上海清老师这样一个演技大家公认比较好的演员，如何让他们两个能够产生在影片中表现出来的演技上面的交流？

导演手记中的照片

A：他们的压力是相互的。职业演员最怕的是跟非职业演员的联系，因为非职业演员是在生活，职业演员需要去演戏，但同时电影又不完全等同于生活，它是对生活的复刻。复刻的过程其实是生活被浓缩的过程，它需要有一些表演的成分在里面。毕竟主人公虽然是非职业演员，但是这不是发生在他自己身上的事，他要去演绎周遭的人的遭遇，他就需要有表演，对于非职业演员来讲，可能最难的是让他演绎那些细微情感的释放。

但是对职业演员来说，他可能有在学院里面受到了长期的系统教育和剧组里面的摸爬滚打，自己摸索出来一些表演经验，可能一上来他就知道有方法去处理应对一些问题，它就会形成一种惯性。然后他上来可能会不自觉地想，一句话我应该怎么断句，跟之前的戏不一样，而他忘记了生活中应该本能地怎么去说话，他会天然地想到表演的一个部分。职业演员去和非职业演员演戏，职业演员使劲地在演，但是非职业演员没有演的时候，会很容易出戏，所以说他们两个各自之间都会有压力。

一开始海清老师压力也很大，去跟一个非职业演员去演戏，压力很大。对于我姨夫来讲，如果是个农民，要去跟一个明星演戏，压力更大（笑）。所以最后让两个人，一个做了非职业化的处理，就让海清老师说，你就是体验生活的目的，其实就是让你知道当地人是怎么说话，怎么交流，他们的肢体是什么样子的，让你去感受生活，把你放在这，这些都熟悉之后，你就会像这个地方的人一样，在电影里面去生活，而不是去表演。而让姨夫呢，让他像专业演员一样，学会去塑造角色，控制自己的情绪、表情、肢体，通过这个角色去抵达到人物的内心，传递给观众。

所以说他们做了两个交叉，一个往下走，一个往上推，然后最后在中间找到一个平衡。

Q：想问一下结局，本来以为他们两个人可能在一起之后过上欣欣向荣的生活，但是为什么要拍出这样的结局？想问下导演当时是怎么想的？

A：结局的选择，因为我们生活中会充满各种偶然和意外，他们两个的开始其实就是一个意外，他们各自都没有想过，他们的人生以后会有属于自己的家庭。他们像两个干瘪的种子遇到了水和泥土，会逐渐去苏醒、发芽，茁壮的成长，不断地在变化。

所以说结尾也是一个意外，我可能是一个悲观主义者，觉得生活中没有那么多大团圆。我们其实都不能预料，下一刻会发生什么。今天中午我就很自信地就直接跑到了北京南站，下午1点来武汉的高铁，我11点多就到北京南站，因为大部分高铁都在南站，就觉得高铁就等同于南站，然后我就去了南站。我还在那时间很充裕，就吃个饭，然后慢慢溜达，说还有一个小时找出口，结果发现车票上写的是西站，所以我就又改到了2点多的票。有时候生活中充满了意外和偶然，其实我们不可控的东西每时每刻都有可能会发生。

Q：电影名叫《隐入尘烟》，这个名字导演是怎样的考量？

A：关于名字，尘土和烟火就是我们的生活，尤其是对于农民来说，这是他们的日常，所有的一切好像都是从日常中来的，但是都好像又隐藏在日常当中，好像所有的一切消失了，但是都没有消失，它只是隐藏在日常当中。所以说这只是我的一个说法，其实你们可能会有更多的解释。

Q：男主好像只有一个镜头是上了驴，其他的镜头全都是牵着驴走？

A：他们要回家的时候，因为他把这个车头装得有点轻了，重心偏屁股了，他不上去压着那个车，就把驴吊起来了，所以说不得已他要到车上去，这是他的处理，也是他跟动物、妻子之间的情感关联的展现。

Q：想请教一个创作方法上的事情，这部电影您在写剧本的时候，现在所有的拍摄手法、镜头语言你都已经想好了，还是说你写完剧本之后才去找景，然后再想着怎么拍？

A：我一般是会都前期想好，然后尽量去找相似的景。如果没有相似的，有条件就去搭一个需要的空间，如果没有条件就找一个相似的。把景定下来后我就会随着调整一遍剧本，大部分时候在写剧本的时候，每一个细节，包括他衣服的颜色，妆容，甚至每一个眼神，其实我写剧本大部分全是废话，全是在描述那些具体的，比如说他的鞋上有没有土，干湿程度是什么，因为我觉得一个导演写剧本不只是给你看，他是要给整个剧组的各个部门看的。比如说服装师看了，知道什么颜色的新旧程度，领口有没有磨破，是浅蓝色还是深蓝色，晒到发白，有没有汗渍，你写得越清楚，他们工作起来越便捷，包括这些所有的空间，比如墙皮脱落的程度，屋里面的色调陈设，镜子的大小，破损的程度、方向。

Q：你的剧本集有出版计划吗？（全场笑）

A：有人约过，但一直没有时间去整理那些东西。我所有的剧本都是手稿，都是在纸上写，很麻烦，而且我即便把那个东西印出来，我写得很乱，纸上各种颜色笔划得乱七八糟，除了我可能别人都不认识，这复印给大家，大家可能也没法看这东西。

Q：全篇他们两个之间为什么没有一些身体欲望的表达，两个人相处这么久了，难道两个人没有欲望的呈现吗？还是被删减了？（全场笑）

A：这个问题不光是困扰你，我也很受困扰，到底要不要去描述和呈现这个部分，甚至我记得剧本都定稿了，海清老师在村子里面住在姨夫家体验生活，有一天跟姨夫喝了点酒，她说睿珺你为什么在电影里面没有男女之间亲热的戏份，你是觉得怕我会拒绝演出？其实我不拒绝，你可以有（观众笑）我说这个不是我考虑的你会不会拒绝的问题，而是我觉得它应不应该有的问题。

我觉得我拍这个电影，贵英和老四是两个在生活中对于更多的人来说形同陌路的两个人。甚至他过了半辈子，很多人不知道马有铁是谁，很少会获得别人的注目的两个人。我希望通过一个电影能够给这些相似的人群，让他们能够收割一下大家的目光，能够获得一次集体的瞩目。但是我觉得谁是会把自己的xing爱的过程公诸于众呢，我不想把他们这些展现出来给大家看，我觉得这是对这两个人的一种不尊重。

出于这些的考虑，我没有写，那是他们的隐私，我觉得没必要把所有都展现出来，我觉得所有这些事点到为止就好了，比如他们在房顶睡觉，他掀起她的衣服绑上绳子，你也可以想象他们之后在房顶发生了一些什么，比如说他们可能在水渠里面洗澡的时候，肢体接触之后也许可能会发生一些什么，包括最后他们搬到自己的家里面，这个女主人公给男主人公胳膊上印出麦花，他们在畅想未来。女主人公很妩媚地躺在炕上，我觉得那就是一个非常性感的时刻，我觉得就够了，所以说没有拍，而且我剧本里面就没有写。

然后你提出的问题，我刚刚在来酒店前的半个小时，一个导演在北京去看了电影，一直在跟我讨论这个问题（观众笑），我从武汉的火车站，然后到酒店的路上，一路上他都是在跟我讨论这个问题，所以说其实关注这个问题的人蛮多的。

Q：你土生土长的环境很少有人会遇到，像我们这边的人可能这辈子如果没有看过这部影片，都不太了解这部分事情，你是想要通过用电影的方式启蒙或者说是引导大家？

A：对，这就是教大家如何种地，如何盖房子，如何养鸡，如何谈恋爱，学会了吗？（观众鼓掌）来教你如何烤鱼，像农业科教片，一个农业科学、家乡创业的故事。

Q：像《摔跤吧爸爸》那种？

A：那个可能不是我的趣味。（观众笑）

Q：现在有一个很火的概念叫元宇宙（观众大笑），你有没有想过在后续其他片子里面留下一些前面的印记。

A：我连生活本身这件事都还没搞明白，就是连自己的这点小宇宙还没搞明白，就更别说所谓流行的元宇宙。我最近被拉入了一个元宇宙的微信群里面，然后大家问我为什么不说话。我很少说话，因为我不懂，我先看看大家都在说什么，什么叫元宇宙，我觉得它要有一个过程，不是说我拒绝新事物，而是我觉得这个概念太新了，我可能需要有一段时间要去了解。

有一天我确实在书店看到了一本关于讲元宇宙的书，我翻了翻还在想要不要买一本书，来了解什么是元宇宙，到底是应该有什么东西，其实我现在还没搞明白。

Q：关于结局，现在很多人都喜欢看比较完美，或者说是让人开心的。你会不会觉得悲伤的事情更让人记住？说实话我看完这个心情还是很沉重，有没有考虑将来的电影结局会是稍微完美一点？

A：其实一开始说了，我不太相信有那么多的大团圆，然后我可能是一个悲观主义者，而且我觉得，如果说我真的要拍一个我认为完美的电影，可能我从此就不再拍电影，就是因为我觉得生活中有那么多不完美，它才值得去展现，这可能就是我们两个的观念上有一些差异。一个电影市场，它应该是各种各样的电影都有才是正常的，一个市场的健康最重要是多元，比如说我们进到超市，什么叫超市啊？超市就是有多种物品，可以让不同的受众去选择。方便面，有一块的，有五块的，甚至你有钱可以买十块的。但是假如说这个超市只卖一种方便面了，这是专卖店，不是超市，那它就不是个市场，那个市场其实就萎缩、死亡了。

我把《隐入尘烟》男主换成北野武之后，突然觉得这片子满满复仇感了……

屠村儿什么的……

欢迎评论区神展开剧情……（底部有目前收集的评论哈哈哈哈哈）

网友评论精选：

春风十里-不如妳：那就叫《都他妈的隐入尘烟八嘎牙噜》

RiddicLee：面瘫哥：啊诺都TM的去给我看！巴嘎！ 王小米FUN：北野武会让人按头抽血？那不可能。

Chloe_Chit_Chat：还可以把海清换成金福南

^菽菽：最后两张的表情好像已经在酝酿一个大计划了……

……

《隐入尘烟》我完全看进去了，并且非常被打动。两个多小时，我随着李睿珺的镜头，一起缓慢凝视有铁和贵英在西北农村里日复一日的劳作，他们如何沉默地相濡以沫，他们的身体如何在土地上渐渐衰老。

我没有任何农村生活的经验，但我斗胆觉得，《隐入尘烟》对于西北农村生活的描绘足够真实，并因为真实而充满力量。（海清曾在采访里说，他们在当地扎根了十个月，种的庄稼收成还挺好）

这可能是今年柏林电影节主竞赛单元中，仅有的两部以农村贫困人口为主角的影片之一（另一部是金熊奖得主《阿尔卡拉斯》，而其他影片几乎都以城市资产阶级为主角）。

我觉得《隐入尘烟》跟《阿尔卡拉斯》一样真实、诗意和感人。李睿珺不同寻常地使用了Slow Cinema的电影语言，令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去观看（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复一日的劳作生活），去理解（某种遥远的现实），并沉思其中。

这样一部看似平淡甚至无聊的电影，其实骨子里是「激进」的——选择了「反剧情」「反英雄」的设计，缓慢的运镜，不受关注的主角，而创造出一种「反消费」的影像。

很多时候，在那些缓慢的、冗长的长镜头里，你会感到时间彻底凝固，成为一块琥珀。永恒如一日，而一日如永恒。

在缓慢甚至凝滞的电影叙事里，时间本身凸显出来，成为一种主题。如德勒兹在他的著作《时间-影像》中所言，“……观者的问题就变成了‘此刻的画面里究竟有什么可看？’而不是惯常的‘下一个画面会发生什么？’角色的处境及状态不再通过情感变化而演变为行为…而是凸显这种影像里的状态本身的重要性。”

这也是为什么，观看《隐入尘烟》时会联想到Slow Cinema的大师——匈牙利导演贝拉·塔尔，想到他的《都灵之马》。

当然影片也有不足，政治隐喻的部分总让我感觉是导演想学贾科长但又用力过猛，符号化的呈现方式打破了原有的沉静的影像美学，尽管我们可以继续讨论，这对影片的表达或许也是必要的。

不难想象，这部电影在国内上映后很难大卖，口碑大概也会两极分化，但我觉得李睿珺能拍这么一部片子，已经是个很勇敢的导演。值得落幕时掌声雷动。

我觉得，我们也需要更多这样的电影。

这不能算是一篇影评。事实上早在二月看完此片后我就将其置之脑后了，就是现在突然刷到了导演很早以前的这个采访，其实还挺反感的吧，仅重申一下自己的立场。

我非常不认同李睿珺导演的此种说法，特别是在创作层面，蛮不讲理的，这般狭隘和较劲也不会有助于你拍出好电影的。不扯远的，看看今年的金熊奖《阿尔卡拉斯》就知道差距到底在哪了，同题创作，同场竞技，一目了然，这关乎导演态度，取决于他们到底秉持着怎样的创作观与信念。

关于摄影，其实最能体现出一个创作者的态度，甚至是某种隐含态度。而在此类题材中摄影理应显明的反映出一种习性，它应是一种本真运动。你究竟把你的摄影机放置在何种位置上，镜头是会泄密的，为什么我只看到了你的摄影机致力于扫描一种乡村奇景，这个环境、这片土地真的有被平等对待吗？矛盾的是既然你选择从生存原态入手，将日常性作为起点，为什么却让摄影作为装配自然世界的技术方法，继而成为你最得力的工具呢 (开场一个镜头即定调)，摄影机佯装早已适应了地域本貌，虚假的融入其中，同时创作者又想在摄影上兼具一种美学气韵，以支援他想要抓住的乡土景象。我丝毫不认为本片的摄影是成功的 (可以对比《阿尔卡拉斯》对自然的摄取)，未能与生灵、平凡事物、日常生活、静态场景建立起真正的纽带(摄影在它的维度上没有做到“隐入尘烟”)，加上两位演员在表演上肉眼可见的不协和 (相比之下《阿尔卡拉斯》又一次作出表率)，让这种融合的可能变得更加遥远。对手戏的矛盾甚至是失效在于武仁林真的生活在其中，另一边则让职业演员海清在服化扮相上刻意去靠拢，但当海清越是卖力的运用大量技巧去塑造这个角色时，就越会造成表演上的贬值，二人没有进入同一轨道，把他们单拎出来都没问题，放在一起却成了问题，于我而言这个情境是很难成立的，可这恰恰是导演的别有用心，因为他明明可以让两位非职业演员来担任主角，其效果想必也会更好。而影片因其对现实的浪漫化修饰甚至是改造 (这种浪漫化还是创作者施舍给主角二人的，就此题材而言当然不该如此)，更不要说其目的性是建立在一种功利主义之上的讨好与迎合，是的，典型的电影节电影，还是最低级的那种，以这种姿态跻身柏林主竞赛并不让人意外，李睿珺导演的入围与他本人是否被影节视为拔尖作者也没直接关系，而是基于一种被验证过的默契，一种华语电影人前辈在此打下的良好基础，是已然存在的、长年累月互信往来的成果，当然也包括了西方电影节对第三世界电影根深蒂固却似乎又难以避免的“游客”视角，在这儿就不展开赘述了。

我想说的是，作为导演你倾向于以苦情式创作来介入 (而过分的情感渲染或巨大的感情真空都是我们应当避免的)，消费苦难的同时又只是在各种表象问题上打转，摄影机也绝非试图去揭示什么，那也就不要甩锅给观众了。它不是顺理成章的，这种方法本来就不是此类创作的唯一解，更谈不上最优解，别说是还未走出第五代的创作语系，反而更加倒退回了最1.0的阶段，而为什么到了2022年还在这么拍呢，这不是开倒车吗，且还要观众顺从的去观看这么没有长进的电影，难道不应该反省下自己？你真的是在嘲讽观众生活的太滋润，还是欺负观众压根不懂创作呢？

When we gossip we judge ourselves as well as those we talk about.——Robert Fulford

昨晚首映礼听了好几位导演观后的高度赞赏，以及两位现场男性观众的激情发言，在观影中确实很容易捕捉到不少诗意的细节，但除此之外也有几处隐隐感觉不适的地方，趁印象还在来记录下。借《叙事的胜利》里的一句话概括：当我们谈论流言时，我们不仅在评判所谈论的那些人，也在评判自己。此处也一样，以下涉及电影的谈论纯属个人感受，如有冒犯算我挑衅。

1、晚进场大概两分钟，不知道有没有错过关键信息，比如兄嫂关于贵英疾病的具体说明。不过那个屋外大雪纷飞、屋内围坐 “交易” 的场景，还是一秒让我 get：这是个 “走马观花” 式（瘸腿男子骑马，豁嘴女子衔花）的相亲。

2、后来贵英在雨后聊天，提到相亲时自己看到木讷的有铁心疼驴被打，感叹那只驴过得比自己好、感叹有铁是好人。我立马联想到：拥有受法律保护的权利，也许比一个善良的人不完全确定的行为可靠得多，更不用说那个人还对你拥有绝对的权力。

3、村子里的女人看到有铁照护贵英，扶贵英上驴车，酸溜溜地说有铁对贵英好，好得恨不得把贵英拴在自己裤腰带上，然后夜晚有铁真的用裤腰带拴着贵英睡觉。男观众之一因为这个场景想到自己儿童时代被照顾被大人用带子拴着，唤起温暖回忆很感动。但是，我觉得这也很可以解释为是所有权的宣告，令人悚惧。

4、当他们在田间劳作时，村里人总是作为在场的观众而存在。贵英两次叉麦垛没能叉起来，有铁着急了从驴车上跳下来，怪她还不如自己养的驴，白吃粮不会干活儿，第一次动手推倒了贵英。镜头转向旁的村民，有铁又意识到自己过分了尝试补偿。相比那些贯穿始末、听上去更有出离感的淳朴农时农思感言，这种气急时的责备，无论真实反应或台词设计与否，话语之后的价值取向都很可怖，难说有无具体隐喻。高高的麦垛，旋转不停地碾麦，卸掉嚼子也不会逃脱，主人口中的 “贱骨头”，第一次从视觉化影像中感受到 “家驴” 之艰辛。

5、有铁作为村里最赤贫的村户，又是最为纯粹的给予者。春天在像供销社似的地方赊账买种子，秋后低价售出收成按照承诺还清所有他认为该还清的账。我心里忍不住默默算了下，一年农活儿最后折换的现金不过一千来块，是电影里除了乡村婚姻的另一种触目惊心。映后有个导演问，这又是一部扶贫电影是吧，李睿珺说是的。不知道甚麽是扶贫电影，只希望这电影真能起到一些 “扶贫” 的影响。

6、贵英自然是影片中另一位几乎逆来顺受的给予者，只有在为有铁身体健康（断乎不可能为自己）担心时，才会发起往往被忽视的拒绝。最后的落水甚至也可理解为在奔赴关照有铁的途中意外了丧失生命。现场只有（被主持人标签化为拍摄爱情故事的女导演）邵艺辉提到，即使作为最底层的男性，也依然有一位比他命运更悲惨的女性。

7、映后随机挑选了两位普通观众提问或谈感想，两名凑巧都是男性。由于摄取知识的近因效应，我又联想到一则研究显示，课堂提问时，男生被点名回答的机会往往高于女生。

8、二月份时刚看了《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熟悉的西北方言会迅速把人带入类似的氛围感。贫瘠的荒漠，缓慢的语速，人物似乎远离了思考，角色只是寂寂于行动，季节更替土地交出的答卷就像变魔术。不同的是，这次的题材还勾起了丝丝拐卖恐惧，像很久远的《光棍儿》，那是作为女性绝对不想生存的环境。

9、现场知道扮演有铁的演员是导演的姨父，平日里也从事田耕劳作。在影片里姨父可能就如他日常那样劳动，印象很深的是晒得黝黑的肌肉，会想到《查太莱夫人的情人》里守林人的感觉。还注意到海清在田地里站立，自然表现了贵英佝偻的体态，感觉很厉害。

10、再一次，和两位发言男观众表达的 “炸了”、“杀疯了” 式喜爱不一致，没觉得用米粒儿在手背上按个花儿（盖个所属戳）很浪漫，也不觉得一个男人把女人拴在自己裤腰带上令人感动。贵英捂热水和送饭，包括有铁计划赚钱了带贵英去大城市看病的许诺与以上两种充满象征意味的表达方式是 “为我” 和 “为你” 的区别。并不是说利他才是爱的行为，只是想说仅仅占有是自恋对他人的抹杀，与爱关系不大。

同意导演的 “在日常中提炼电影，在电影中还原日常”，很多艺术形式也许也类似。想到在这个世界上，有人在如此生活着，似乎又很难不觉得蒙昧，就联想到《人生七年》里小天使 Bruce 说，“I'll go into Africa and try and teach people who are not civilised to be more or less good.” 这番话从小孩子口中说出，大人容易投射高尚；可从大人口中说出，可能就会容易被视作傲慢。

另外，性别眼光是个有趣的滤镜，一旦启用就会发现很多通常语境视而不见的东西，盲视几乎是一去不复返的。

《隐入尘烟》已经以豆瓣8.4分的评分成为今年国产电影的最高分。电影票房在好口碑的助力下不断攀升。虽然是近年来欧洲三大电影节唯一入围主竞赛单元的华语电影，但作为一部文艺片，《隐入尘烟》一开始的市场境遇很糟糕，排片在1%-2%之间徘徊，首日票房只有30多万，票务平台的预测总票房仅有200万。随后，导演李睿珺呼吁增加排片，一众电影自媒体自来水安利，大量迷影观众以及城市中产走进电影院，票房逆跌，当前票房突破1200万，最终会向2000万冲刺。

目之所及关于《隐入尘烟》的评介，几乎都是褒扬。毫无疑问，《隐入尘烟》是我们在内地大银幕上能够看到的最好的那一类电影。“最好”包含的一个前提是，得以公映。对于导演李睿珺来说，作为一名城市中产（譬如导演喜欢在咖啡馆里写剧本），他已经做得足够好了——通过电影让农民的境遇被看见。因此，在带有批评倾向的拙文里，我们想要“交流”的对象并非导演，而是这部电影的目标受众——城市中产。这是一部拍给中产“观看”的农民电影，如果他们只看到电影最表层的叙事远远不够。否则，他们为电影的“动情”只会流于一种自我感觉良好的怜悯，无法转化为任何实际性的作为。

《隐入尘烟》中，海清是唯一的职业演员

本文将从三组关键词展开。“苦情与悲剧”：《隐入尘烟》是一部底层农民遭遇巨大伦理不幸的苦情戏，而非个体对抗结构性不公的悲剧。

“忍耐与驯顺”：土地给予主人公巨大的慰藉，让他们得以忍耐生命中的任何苦难，但“像牲口一样活下去”的忍耐，也让他们成为驯顺无声的白纸，命运任由他人涂抹。

“中产与农民”：虽然这是一部农民电影，但它的目标受众并非农民，而是城市中产，电影也有浓浓的中产趣味，中产观看时止于旁观的怜悯远远不够，更不应该满足于“认同”电影所传递出的生存价值观。

苦情，或悲剧

《隐入尘烟》讲述的是2010年前后，甘肃两个底层农民马有铁（武仁林 饰）和曹贵英（海清 饰）一同劳作、相知相守、相濡以沫、共担命运的故事。

马有铁勤恳老实、任劳任怨，但人到中年，他仍然一直被三哥使唤，做牛做马，后来侄子要结婚了，三哥才给他随便安排一门亲事，让他们出去单过（找个理由把他赶出去）。曹贵英一直寄居在哥哥家的杂棚，小时候被打残疾，有些佝偻，行动迟缓，失去生育能力，还落下尿失禁的病根。他们没有做主自己命运的权利，两个最底层的边缘人就这样凑在一块儿生活。

两个人一开始不情不愿结婚

他们是被侮辱被损害被欺负的人，是农村社会底层中的底层。一个年岁渐长，劳动能力在退化，一个身体残疾，还失去生育能力。外人无所谓看好或看坏他们的婚姻，他们不被在意，外人任由他们自生自灭去了。

但他们硬是在苦难中开出花来。他们都是良善之人，很快打消对彼此的敌意，马有铁不会因曹贵英尿失禁而欺辱她，而是给她买了大衣以便遮住裤子，不忍她被村人耻笑；他们相互陪伴、相互牵挂，曹贵英在寒夜里等待马有铁归来，怀里的水壶热了一遍又一遍；他们一起努力地共建生活，一起种麦子、孵鸡蛋、在大雨中保护泥砖、盖房子；他们也有独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比如鸡窝洞里射出莹莹的光照在曹贵英脸上，他们在各自的手臂用小麦粒印出梅花的印迹，夏夜里他们在屋顶上睡觉马有铁用裤腰带拴着曹贵英……如果厄运没有突然降临，那么这完全就是西北农村版的《爱情神话》，极致贫困下生长出的爱情极致真诚与纯粹。

他们相濡以沫

意外猝不及防降临，生病的曹贵英给马有铁送吃食，却晕倒摔入沟渠，等到马有铁去救时已经迟了。送走曹贵英后，村人安慰马有铁，“不要太伤心，你现在房子、粮食都有了，一个人生活也挺好的”。遇到曹贵英之前，马有铁可以像牛像驴一样过，可遇到曹贵英，当他体会到爱与被爱的滋味，这种像畜生一样活着的日子就显得不可忍受。电影的结局，马有铁放走驴，卖掉粮食，还掉他亏欠村人的东西……他望着曹贵英的遗像，服用农药自尽。这是电影暗示的结局，尽管导演用一句字幕“提示”马有铁还活着，但其实他已经跟曹贵英一起走了。两个最边缘的底层人物，诠释了生死相许的爱情神话。

被“爱无能”所困扰的中产观众们，被这样纯粹的爱情打动，然而却必须提醒，《隐入尘烟》这一灵肉幻灭的结局，复刻的是传统文化里渊源流传的“苦情戏”基因。苦情戏的叙事套路是“三破一苦”，破碎家庭、破碎情感、破碎人物，以及种种意外苦难；苦情戏里大部分主人公都是女性，善良坚强的女性不断受难更能体现出“宿命”的无能为力。苦情戏在中国电影里一直有旺盛的生命力，从民国时期的《孤儿救祖记》《新女性》《一江春水向东流》，到1980年代以来的《妈妈再爱我一次》《唐山大地震》《亲爱的》，脉络清晰可循。

“这都是命”，是苦情戏的真正内核。所有的不幸几乎都来自于伦理道德问题，几乎都可以归结“命”。“陈世美”的故事深入人心，可以归结为遇人不淑、男人见异思迁；《唐山大地震》《亲爱的》式的故事相当催泪，它归结于伦理困境，好像怎么选都是错的；到了《隐入尘烟》，马有铁、曹贵英前半生所受的苦都没有将他们摧毁，但一个意外的不幸让曹贵英死去，也毁掉马有铁活着的希望。

严格来说，苦情戏不是悲剧。古希腊意义里的悲剧，悲剧感来自于抗争——对不可战胜的宿命的抗争，哪怕结局相当惨烈，抗争仍然从不止息，它凸显出的是个人的意志与力量，体现的是对所谓“宿命”的从不屈服。由古希腊的悲剧演化而来，如今更广泛意义上的悲剧是对机制性不公的抗争、对宿命的抗争。鸡蛋砸向高墙，感慨着“这就是命啊”，这是“苦情戏”；鸡蛋砸向高墙，鸡蛋不屈服于高墙，鸡蛋要在高墙上留下痕迹与控诉，并质问凭什么高墙可以轻易碾碎鸡蛋，这是“悲剧”。

《隐入尘烟》更像是一出苦情戏。电影中其实在多个时刻，都点到不幸更本质的源头：曹贵英被打到残疾以及失去生育能力，农村女性、尤其是“老弱病残疯”女性的凄惨境遇；曹贵英“被抽血”，无论是具象的还是隐喻的；“被上楼”的农民失去土地、失去根基、失去命脉……但这些并非电影的主体叙事，它们以相当零散的桥段作为补充。就像农村里一万个曹贵英，或许只有一个马有铁，电影呈现的是这“万里挑一”的美好爱情，它给两个被侮辱的人以美好的希望，然后毁掉了它，刺激观众的泪腺……

但我丝毫不想指责李睿珺，他已经做了尽可能大尺度的表达，就像对于马有铁的结局，李睿珺说，“他不能死。有些时候不是你想死就能死的”。但作为观众，我们必须明白导演的妥协背后苦情戏与悲剧的差距，我们不能满足于因一部苦情戏涕泗横流，“我们需要提醒自己：绝不走到这条逻辑链的半山腰就嚎啕大哭”。

忍耐，或驯顺

土地给了受苦的马有铁与曹贵英极大的慰藉。电影非常用心地按照四季更替的节奏，拍摄大量他们四季劳作的过程，播种，锄禾，灌溉，施肥，收割，以及丰收的喜悦。与土地相伴的是他们为了“活着”的其他劳作，他们孵养小鸡，从破壳而出到长成能够下蛋的大母鸡，他们亲自垒泥砖，在平地上盖起他们的楼房……他们对土地充满深爱与敬意，土地回馈他们坚韧强劲的生命力，回馈他们粮食与收获，回馈他们巨大的温暖与慰藉。

他们在田地里劳作

观众钦佩于主人公的忍耐力，这种忍耐力也是一种生命力，无论它东南西北风，有土地就拥有一切，活着就是最大的胜利。

这种“忍耐与活着”的价值观的本质是，生存至上。它具有重大的意义，即，让那些哪怕是被损害被侮辱的人，都能够在残酷的环境中彰显顽强温暖的生命底色，就像孵鸡蛋时那莹莹碎碎的灯光，就像大雨冲散泥砖时无能为力的他们又哭又笑……“忍耐与活着”，历来也为文艺作品所推崇。电影《芙蓉镇》里，秦书田鼓励胡玉音“活下去，像牲口一样地活下去”；余华在小说《活着》的序言写道“‘活着’在我们中国的语言里充满了力量。它的力量不是来自于喊叫，也不是来自于进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与平庸”。

他们苦中作乐

对于曹贵英之死，导演李睿珺在《人物》的那篇自述里表示，“对贵英这个角色来说，她的使命已经完成了……作为一个人，该享受的都享受到了，该有的都有了，她圆满了，她的离开我认为不是遗憾，就是圆满地离开了”。坦白讲，我很震惊导演这么解读曹贵英的死亡。李睿珺接着补充，“人的一生无非就是生老病死，吃喝拉撒睡，就是这些事，没有别的。农民的生活，直白来讲，就是在处理生死。开春养一只猪，年终时杀掉，再养下一只猪。开春养一波小鸡，养到年终，杀掉招待客人，然后再养。粮食种下去，有了新的生机，秋天收获，不管今年收成怎样，明年都能再开始。农民对于生死的理解，有他们的思维方式”。所以，导演能够理解电影中其他农民对于曹贵英落水时并未施救，“如果你有农村生活经验，就会明白，他们确实是在为老四考虑，现实生活中要照顾这样一个身有疾、不能创造任何价值的人，是个累赘，一个人的生活反倒更自由”。

这是残酷的、赤裸裸的“生存至上”、利益至上，死了一条无意义的生命（所谓“累赘”）没什么大不了的。在主人公一再遭遇巨大的外在不幸时，“生存之上”就体现为摄人心魄的忍耐力、生命力。只不过，像地母、地父一样接受一切、包容一切的忍耐力，从另一个层面来看，则意味着抗争精神、自由意志的完全丧失，如同驯顺无声的白纸，任他们在白纸上涂抹篡改，或者揉皱后直接扔进垃圾桶。

导演和评论者都将马有铁、曹贵英称为“失语者”。在我看来，“失语”不仅仅是指涉主人公在农村中被遮蔽、被忽略的状态，更指涉他们对于一切涌向他们的伤害的“失语”——他们并不反抗，而是默默接纳与忍受。对于包办的婚姻，他们没有言语，默默接受安排；马有铁被兄弟欺负，他不怒不嗔，还是一直做着兄弟交待做的事；就连马有铁电影中唯一一次对曹贵英发火，怒骂她是“闲王”，并把她推倒，曹贵英也是畏缩在一旁无声；更典型的是抽血，马有铁是“熊猫血”，一直被要求给村里一名住院的富人输血，马有铁未曾拒绝过……马有铁知道被收割是麦子的宿命，被收割同样是他的宿命，他认了。

换句话说，“忍耐”的另一面是逆来顺受、是“认命”，他们认命了，认为他们就是被使唤的命，认为他们“天生贱骨头”。马有铁自杀前放走了驴，结果驴不走，马有铁骂了驴一句，“你这头蠢驴子，让人使唤了大半辈子还没使够，放了你也不知道跑”。这何尝不是马有铁的自喻。更有意味的是，当马有铁“死了”，他的房屋即将被推倒，那头驴还是跑回来了。在观众的主流解读里，这是驴与人之间的情深义重，实际上反而更深刻折射出温情底下驴与人“奴性”的根深蒂固，完全不知“自由”为何物。

驯顺的驴，驯顺的人

“忍耐——驯顺”构成一体两面，这确实是很多农民所信仰的生存哲学，不必据此批评马有铁、曹贵英。但中产观众却必须警惕被这种观念所捕获，“活着意味着一切”“忍耐一切苦难”固然可以增强中产抵御风险的内心定力，也会加剧中产“精致利己”的倾向，变得更为“驯顺”、更为“自私”。

中产，或农民

截至2021年，中国仍有5亿居住在农村的人口，也有数量庞大的农民，然而，市面上面向农民的影视作品的确少之又少。就包括《隐入尘烟》这部以农民为主角、讲述农民故事的农村题材电影，目标受众同样不是农民。票房数据很直观地体现这一切，以7月23日（周六）票房为例，当天《隐入尘烟》总票房151.82万，城市票房149.5万，农村票房2.32万（仅占1.5%），其中一二线城市占到总票房的79%，仅仅北京、上海这两座城市的票房就占到总票房的四分之一，而北京的影院开业率大概75%，上海更是有将近一半影院还没开放。所以，《隐入尘烟》就是一部拍给一二线城市中产“观看”的农民电影。

农民电影，中产观看。这让人联想到戴锦华教授的一个论述，“今天你说的所有文化现象都是中产阶层文化。中国社会文化的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除了中产阶层文化，我们看不到别的文化了”。这话虽有些绝对，但确实是绝大多数能够进入主流视线中进行讨论的文化，都是体现中产趣味的文化。

电影的美学水平很高

就连《隐入尘烟》，很难说它没有受到“中产趣味”的影响。就比如马有铁“出口成章”，他虽然话不多，但关于土地的每一次发言，都像是“哲学家”；再比如电影充满诗意但内外节奏舒缓的摄影、构图和配乐，完全是中产观众所偏爱的高级调调……并且，中产观众欣赏了这部有着中产趣味的电影后，强化的仍然是中产所青睐的情感体系：旁观他人的痛苦，宣泄郁积的情绪，自我感动于怜悯。

旁观弱者的痛苦，首先确证了中产的阶层地位——还好，我们是中产，我们不用受那些罪；宣泄了中产安全的愤怒——机制不公，农民的境遇竟然这么糟糕；满足了中产怜悯后的自我感动——我们能够与他人的苦难共情，我们买票支持，我们看见了农民的困难，我们很博爱、很有责任心。再加上电影的“苦情戏”本质，以及对“忍耐——驯顺”的接纳与认同，无形中迎合了中产阶层“保守与中庸”“精致利己”“驯顺”的价值观与生存哲学。如同戴锦华所批评的，中产“始终处在社会反叛和召唤威权这样一种张力和悖论状态”，“只有事件令中产切肤，只有再现的方式能触碰中产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那个事件才是可感的”。换句话说，损害中产利益了，中产才可能“社会反叛”，否则中产与机制形成合谋，他们“召唤权威”，以确保秩序的稳定、方便他们好好赚钱；其他社会弱者遭遇什么样的苦难是他们的命数，中产止步于旁观，顶多是呐喊两声。

需要在这里再次强调一次，这些批评并非针对李睿珺和电影本身，因为哪怕李睿珺是以“中产”的立场去拍摄这部电影，但《隐入尘烟》的拍摄本身，就意味着李睿珺超越中产局限，对于农民的苦难他是“可感的”，并有所行动。我们也不是批评买票的中产——至少他们愿意买票去感受农民的苦难，而不是像有些人那样认为这部电影里的农民形象在“抹黑中国”，并拒绝观看这部电影。我们只是想要超越中产趣味的天然局限，探讨一种更可行、更可及的行动方案，让我们对农民的苦难不是止于在电影的“看见”，不是止于豆瓣8.4分，不是止于流泪，不是止于感动与自我感动，不是止于社交媒体上的呼吁排片，而是能够真正帮到他们。

这里我要提及前段时间在主流电视台黄金档播出的两部电视剧，郑晓龙执导、赵丽颖主演的《幸福到万家》，以及根据扶贫攻坚楷模黄文秀真实事迹改编的《大山的女儿》。如今的电视机愈发成为中老年观众以及农村观众的专属，这两部以农村为背景的电视剧反而有更多农民观看。虽然这两部剧不见得受到城市中产观众的喜欢，比如他们无法接受《幸福到万家》的女主角“不离婚”，也不喜欢《大山的女儿》的任务剧色彩；但我们却得承认，它们是能够在正向意义上影响农民、影响农村的影视作品。比如《幸福到万家》，主线是法治思维进入农村，告诉农民要懂得“要说法”，不要对所有欺负逆来顺受；《大山的女儿》中，受了高等教育的黄文秀反馈家乡，回乡投入扶贫工作，带着乡村走出贫困……

在中产趣味里，《隐入尘烟》是要比《幸福到万家》《大山的女儿》艺术上“高级”——中国电影的确需要多一些这样的作品；但中产不能囿于趣味，而应该像戴锦华教授说的，“溢出”这个阶层的价值观与趣味，去做一些实际性的工作。无论是在面向农民的作品中向农民普法、让农民懂得“要说法”，抑或是真正投身到帮扶的事业中。相较于审美区隔、廉价的怜悯与长吁短叹，中产阶层应该多做一些“实事”。

总而言之，《隐入尘烟》是得以公映的最好的那一类电影，但它是中产趣味、中产观看的农村电影，如若单纯认同电影的价值观只是验证了中产的保守以及中产怜悯的廉价。无论是囿于客观因素还是囿于导演的思想局限，电影不能道的部分，才是那些真正热爱农村、真正关切农民的中产阶层可以着力去改进地方；哪怕不能做点什么，中产至少可以在自己遭遇困境时，敢于打破苦情、走出驯顺。中产有他们自身的困境，也不容易，但诚如贾樟柯说的“我和他们来自同一种贫穷，我和他们投入的是同一种不公”，关切他人的痛苦从来都是关切我们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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