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度嫌疑人

电影一开始有一段主观镜头，役所广司跟着一个人走到河边把他打翻，接着模糊了一下，下一个镜头他泼汽油烧尸。在导演没有特指人物时，这种主观镜头就是导演要说的事实。所以这电影一开始已经把真相告诉观众了。

通过这部电影可以帮助观众深入理解几个概念：程序正义，真相，死刑的废除与保留。尤其是废除死刑这项，非常有争议。

程序正义就是即便一个人承认自己杀人，主动愿意认罪，仍然要委派辩护律师为他辩护--因为他认罪不代表就是真凶，可能背后另有其人，而正义就是找出真凶。

找出真凶并惩戒真凶一定是正义吗？不一定。所以，叫程序正义。

有部港片《A1头条》，讲了一个调查记者，在调查一个和富豪有关的命案时，有天忽然驾车出事死了，他女友怀疑他是被人“买凶杀人”了，但主编告诉她并不是，因为他赌博输钱，可能是自杀了。他女友于是怀疑主编也有问题--因为富豪刚刚收购了他们报社变成了他主编的上司。她以一个科技记者的身份，在老报人同事的支持下深入调查，在两个收高利贷的黑帮帮助下（一个黄秋生一个葛民辉）终于查明了真相。真相是什么呢？富豪没有杀人，这是因为他家人反对他和一个普通背景的女孩儿交往，该女孩儿自杀了，他不想事情闹大，找到警方希望低调处理。而她男友的确欠下贵利。还多次收过封口费还债。他的死和他的专业没有关系，至少和他调查这个案子没有关系。最后主编（梁家辉）对女孩儿说：我做报纸二十年，你不相信我的操守？女孩儿的报道上了A1头条，揭发了富豪和这个死去的普通女孩儿的恋爱关系。经此一役，她成长为一个真正的要闻版记者。

这只是当年非常普通的一部电影（李心洁，陈冠希，黄秋生，梁家辉主演），但我对这片印象深刻，因为它反映了一个常识：真相未必如我们想象一样。富豪不一定都是心怀鬼胎的，调查记者不一定都是伟大光荣无私的。这部电影当时宣传语是：没有真相，只有头条

这部电影也一样，真相是小女孩儿长期被继父性侵，她和役所广司一起诱杀了继父，役所广司一人承担了罪行，保护了她。

片中几处关于律师这个职业的嘲讽：律师在乎真相吗？在乎，当且仅当真相能帮忙打赢官司的时候。片中老律师关于盲人摸象的比喻与其来比喻律师不如来比喻普通新闻受众。律师是可以拼凑出真相的，但他们只会公布对他辩护有利的真相--其实媒体也是如此。

所以役所广司才问福山雅治：你不想知道真相吗？

福山雅治在面对检方律师时也是嘲讽对方的，对方说你这种律师，根本不是为了追求真相，他嘲笑道：真相？意思是你第一天当律师吗？的确，第一天当律师的小跟班问了一个傻白甜的问题：为啥你们眼神一对就知道接下来大家要怎么配合了呢？

这个眼神是法官和双方律师的交接：六目相对，马上就默契了，他们都不是第一天做律师，不是第一天做法官。法官有KPI要完成（好多案件），律师也有KPI（不要再浪费公帑了），既然犯人一心求死咱就成全他吧，赶紧了结。什么真相真凶，那么重要吗？事就这么成了。

福山雅治的父亲做法官时是支持死刑的，支持死刑的人通常都觉得真相已明，真理在握。甚至晚年还说：如果那时判了他死刑后面这个人就不用死了。

《第三次谋杀》是今年的惊喜之作。此前并未关注过是枝裕和先生的作品，多是道听途说。今天所见，可谓震撼。是枝先生作品从一个极小的切口透视出复杂的结构，层次丰富但表现出来却十分简练，仿若朝深潭中投下石子，瞬间的涟漪给你一个关于全局的提示，但所谓全局却深不见底，片子看到最后其实也只是给了观众一个可以一直思考下去的主题，而没有确切的答案。

以下是笔者一些个人拙见，并无意作出任何追根溯源的拷问，当然也无意自以为是解答疑点。

暂且不说影片的表现手法，先分析下剧情中的几条线索。主线索一，嫌疑人三隅谋杀食品厂厂长，偷窃厂长银包，认罪，翻供，否认罪行。主线索二，律师重盛起初旨在证明三隅谋杀厂长的动机在于钱财，且真正推动杀害行为的主谋是厂长的妻子，三隅只是帮凶，这样一来对三隅的量刑就会从死刑变为无期，这对于律师而言就是成功，似乎理所当然是被告一方都期待看到的结局。重盛身为律师并不关注绝对的事实真相，有限的真相亦可带来合理的判决。其他线索：厂长常年性侵亲生女儿，厂长妻对此视若无睹；三隅有谋杀前科，因此做过三十年牢，错失了女儿成长的过程，女儿三十六年未见过三隅几次，对三隅怨恨在心；三隅从小贫寒，直至中年依旧拮据，因此参与食品厂伪造食品标签、以次充好的欺诈行为中，并从中获取私利，此事只有少数人知道。

三隅一定杀了厂长，但不是为财，也不是剧中故意误导的为了解救被父强奸的少女，而是为了自救。因为在三隅自己的观念里，他活着本身就是一种不公正。他的第一次谋杀，动机不得而知（片中并没有明示），但在律师重盛的父亲法官重盛的判决下，他得到了较轻的量刑。剧中老重盛对此有解释：当时从轻判决，是因为那是1986年，人们很容易相信人性的堕落是社会造成的，失业者众多，黑帮用高利贷击垮可怜的人。结合日本八十年代发生的大事，例如奥姆真理教事件，不难想见当时社会动荡的程度。没有判三隅死刑，所以时至今日他又杀害另外的人，法官老重盛对此反省。这是剧中第一次挑战现代司法中对死刑的避免。

后来借由三隅之口，一个人若是本不应该存在于世上，做了恶行却仍然可以毫发无损地活着，这对于那些什么错事也没有做却无缘无故死去的人才是最大的不公平。到这里，避免死刑的现代司法不足以实行正义的立论基本建立，但不止于此。律师、检控官和法官三者的讨论和一个谋杀案置于现代司法体制中需要走完的流程才是对何为正义的第二次模糊。犯罪嫌疑人被鼓励认罪，理由不是他应该认罪、更不是正义，而是这样做他可以不用死。在这样的逻辑下，认罪成了一种手段，而不是一个目的。认罪只能让法律从轻量刑，却并不能使嫌疑人真正忏悔并得到内心的救赎，因为事实上人们还是会认为他有罪。只有被杀死，或者被判死刑，才能让三隅得到内心的平衡。认罪本应该给人救赎，但是他认罪，却只能让他带着负罪感继续毫发无损却又备受煎熬地活着。这不是能够拯救一个人的正义，而是制度定义的正义，这种正义下，人无法决定自己是死还是活，我们只知道想活的人被迫死去是不幸，却不曾意识到强迫一个想要死去的人活着也是一种不幸。废除死刑对于一些人而言是人道的，对于另一些人而言却是最不人道的折磨，甚至是对他实现自我救赎的阻碍。除此之外，厂长女儿想要说出自己不堪的经历，免去三隅死刑的态度则代表另一种对正义的误解，即不顾当事人意愿的伸张正义只满足了自己的正义感而无益于当事人。另一个细节亦印证了片中对正义的解读：三隅将自己所养的五只金丝雀杀死，故意放生了一只，尽管不知道这长期被关于笼中饲养的鸟重返自然能否成活。后来已有一只鸟在最后飞到三隅牢房的窗前。这里其实是一个隐喻，笼子象征监狱，金丝雀出去更加难以生活，看似是一条生路，其实是一条死路，但放生的人却会说，放生给了鸟重返自然的机会，但在笼子内比在笼子外好过活，就像剧中三隅所说，人在监狱里反而可以诚实做人，出去了却还得不断做恶才能勉强活着，这里既涵盖了三隅的第一次谋杀，今次犯罪，也暗指厂长伪造食品标签的行径。为了活着，不得不做龌龊的事，甚至犯罪，这是现实。犯了罪的人想要通过认罪获得救赎，但现代司法体制下，认罪成了某种策略和工具，成了一种权宜。尽管结果都是犯罪者受到惩罚，但这样的体制所定义的正义，并不能实现真正的公正和公平。这便是三隅坚决认罪，却不断更改口供，以至于最后否认罪行的原因。他所认定的正义必须给他足以令他感到公平的判决，只有这样他才能真正得到救赎，认罪导致的是不公平的宽恕，只有不认罪才能让他得到他认为自己应得的惩罚，也就是死。他不能自杀，因为一个人自己并没有权利对自己进行判决。

笔者在回想剧情的过程中，生出一个大胆的猜测，或许厂长妻并没有说假话，邮件记录确实是厂长借用她的手机发出的。所以并不是厂长妻子指使三隅杀害厂长，而是厂长本人和三隅说好让三隅杀死他，三隅之所以应了这场交易，是因为他通过杀厂长既可以对伪造食品标签、强奸亲生女儿的恶行作出判决，同时，更重要的是他的谋杀行为本身又可以使自己得到判决。顺利的话，两个作恶多端却至今苟活的人都可以通过死得到救赎。

三隅的第一次谋杀发生在1986年，第二次谋杀是对食品厂厂长，第三次谋杀则是对他自己。突然发现隐藏在片名中的深意。

影片中还有很多细节暗示了这个中心思想——认罪的结果应该是正义的判决，正义的判决应该带来救赎，正义即目的而不是其他目的的手段。如多次出现的十字架：案发现场，金丝雀的埋葬地，影片最后律师重盛所伫立的十字路口。

除了以上关于内容的部分，是枝裕和作品的高明之处还在于叙事视角和对基调的把握。全片的视角极为客观，完全以第三人称展开叙事，这从一开始的俯瞰镜头，和三隅跟律师重盛对话的侧面取景中都看得出来。同时，影片全部采用青灰色调，冷静、客观，近似纪录，这种处理使得作品的复杂性表现为形式上的简练和内容上的深彻，就像一杯搅动的浑水，沉淀后泥水分离，透彻而不单纯。

准备从金丝雀的意象切入讨论一下这部电影。

第一只金丝雀是死者的女儿山中咲江，父亲既从小养育了她又常年性侵她，父亲便是她的牢笼，而她是父亲的玩物。与三隅高司一起杀掉父亲便是她的逃脱牢笼重获新生之路。

第二只金丝雀是犯罪嫌疑人三隅高司，他三十多年前所处的牢笼叫高利贷，失业之后借了高利贷的他，借款人既是他的帮助人又是他今后自由生活的牢笼，高利贷意味着永远在为人赚钱还的却只是利息。所以他杀了追债者逃出牢笼。

杀了追债者的三隅高司并没有获得自由，进了叫监狱的牢笼，这里有饭吃有床睡还不用付房租，这会在他出狱后某种程度上想念这座牢笼的。

出狱后三隅高司来到死者的工厂干活，他知晓了这座赚钱机器造假的秘密，并以此敲诈死者，这次他终于翻身做了一回金丝雀的主人，然而直到他遇见了死者女儿......

第三只金丝雀是福山雅治扮演的律师重盛，以及法庭上的其他人。

在一个迷雾和谎言中的世界里，如片中所言，真相对于这些司法界的从业者来说就是一次次的盲人摸象，每个人都根据自己摸到的那部分世界，坚定又激烈地向他人争辩大象的真容应该是怎样的，甚至添油加醋只说对自己有利的部分。

到最后发现法官、检察官、和律师们其实是一条船上的人，某种程度上都只是营生而已。而这条船也可以读作笼。

这便是生而为人的苦难所在，既然生而为人，便必须被肉体所胁迫去营生，去为这具躯壳考虑，真相和正义在大部分时候退回成了第二步、第三步乃至更加次要的事情。

而对于所有的其他人来说，退回到次要，在牢笼中所交换和舍弃的，可以是其他的种种，很多很多。

最后吐槽一下大陆版的片名翻译，好端端的第三次杀人被叫成了第三度嫌疑人，看完只能用一头问号向译者问好。

大师们总喜欢用自己的电影来探讨电影与现实的关系。George前两天二刷了《迷魂记》，忽然发现，如果套用《迷魂记》里希胖借用电影情节对“电影与现实的关系”进行的隐喻，来解读《第三度嫌疑人》，会有不同的发现。

《第三度嫌疑人》的整个故事变成了一个隐喻。

三隅（嫌疑人）————电影作者

重盛（律师）—————影评人/观众

咲江（死者女儿）———既是演员也是观众

重盛法官（律师父亲）—电影作者的学校

按照上述本体与喻体的关系，结合电影情节，我们会发现，《第三度嫌疑人》实际上隐喻了“电影作者的创作与观众对作品的解读”这样一件事。

三隅作为一个凶杀案的嫌疑人，在电影的前半段，基本上承认了每一询问着的问话。律师问他是否杀了人，他回答“是”；记者问他是否与死者的老婆有不正当关系/是否受她指示而杀人，他回答“是”。甚至最初检察官让他认罪，他就认罪。

这就像是一个电影作者在电影院里面对观众进行Q&A时，对观众们说：“其实大家的每一个解读都是成立的”。三隅对种种“自相矛盾”的询问统统予以肯定，就像是电影作者对所有的解读照单全收。检察官、律师、媒体的受众等等，都代表了电影观众。这里体现了电影的多义和暧昧。

重盛律师的父亲重盛法官在30年前受理了三隅的旧案，并帮其免受死罪。《第三度嫌疑人》2017年在日本上映，George调查了一下是枝裕和的资料，他于1987年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开始自己的职业生涯。“30年前”是否隐喻了导演自己？而重盛法官曾经对三隅的帮助，是否隐喻了院校对电影作者的教育？

观众“走入”作者的世界

在查案过程中，重盛律师曾言“我们不需要和嫌疑人做朋友”。可是随着调查的深入，他发现越来越难以看清事件的全貌，于是他决定去三隅的老家去调查，逐步“走进”了三隅，甚至在后来走入了三隅的“回忆”，与三隅、咲江一起打起了雪仗。这似乎隐喻着：影评人/观众想要真正读懂一部电影，需要深入地调查/了解作者的过去，甚至最终与作者成为了并无共同生活交集的“朋友”。

而咲江的角色则比较暧昧，她既是演员，可以对电影进行一定程度上的解读（咲江称遭到父亲性侵犯，三隅“可能”是为了她才杀父亲）；也是观众，她对电影的解读又受到了电影作者（三隅）的否认，三隅坚称自己没有杀人。这似乎隐喻了对于电影，演员只能管中窥豹，最终解释权，仍然在电影作者，也就是导演手里。

两人的影像重叠在一起

最终，《第三度嫌疑人》完成了这样一个比喻：电影只不过是一个容器，放进去的是什么东西，是由作者、演员、观众共同决定的。电影结尾，三隅和重盛的侧脸分别在玻璃的左右侧，而后调换位置，最后重叠在一起。是枝裕和用这样直观的镜头，把观众与作者放到了同样的位置，肯定了两者具有同样的分量：正是作者的创作与作者和影评人、观众的共同解读，才赋予了电影意义。

以上分析仅为个人意见，稍显粗浅，仅供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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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得是《三度嫌疑人》。片名的模糊就让我想起《我要复仇》，看完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拳叔这样无恶不作的人该是被复仇才对啊。他向谁复仇呢？这种惊愕同样伴随片尾字幕缓缓出现，想起《千杯不醉》里方中信吃完法国大餐的表情。

是枝裕和的电影让人无所释怀是意料之中的，但如此云山雾罩还是不免令人：你啥意思啊。

也是一种心理习惯的被反转：这是凶案，先告诉我真相，哪怕是岛田式华丽扯淡的那种也行。然后。

但是本片直到最后都没有给这个然后。

这个电影唯一没有反转的就是尸体始终还是尸体。比较意外的是尸体似乎算是死有余辜：

1.要挟刑满释放人员做廉价劳动力；

2.食品造假；

3.性侵亲生女儿（女儿坚持说因此跳楼致残）

4.其他

这样的人总有其他致死之由。这具尸体也像所有的尸体那样完美地，不会回嘴。

也就是律师、凶手和女儿的那句话：有些人不配来到这个世界上。

据说这个电影是讨论这些内容的：

1.这个世界不存在真相，人始终把自己看到的一部分当作真相的全貌（盲人摸象）；

2.谁有审判别人的权力；

从镜头而言，中景，近景，特写甚至是大特写反复出现。犹如被导演摁着脖子凑近“真相”。大有你快放手，你哪怕长得不好看你说得我也觉得是对的。

大部分的所谓反转是通过对叙述的反复否定完成的。每一次又开上帝视角让你觉得这比真金还真。

有没有参与谋杀，谋杀动机到底是什么，观众和检察官、法官、陪审员，甚至包括被告和律师大家一样疲惫不堪，苦不堪言。

役所广司对演技再次让我见识到什么叫做方寸之间，浊浪排空。福山雅治则是春光明媚，得寸进尺。罪犯要求的并非逃脱罗网，而是要这个根本不当他是回事的世界正襟危坐；律师则是想尽快公事公办，结果就像浪子这次真的动了心。

于是在一种困惑甚至暧昧的纠缠中，更多的人卷了进来。

于是，复杂的问题忽然变得简单。

这并非是在讨论哪一个真相更趋向“本来”，而是提醒不要执着于自己看到的，自己想到的。真相只是一个开始，而不是一个如释重负。

了解真相的一个最大副作用就是就此束之高阁，自此心安理得。所困扰的，所焦灼的，似乎猛然子虚乌有。

即便凶手伏法，即便那个曾经的恶魔已经不能再祸害这个世界，即便整个司法体系又一次将各方面平衡到了一个临界点。即便小女孩的悲惨往事没有被宣诸于世。这一切其实的确并不是心心念念所在。始终在关注的还是答案并不是一劳永逸的，答案更不可能像对所有人都可以奏效。

看完电影，并没有解决问题，反而疑惑丛生。这大概才是电影真正想诱发的东西。

“知道了”。这句话本身是多么的陷阱重重。

一种关于“99.9%有罪率也有0.01%的可能性被推翻”的逆向思考。面部特写在玻璃前形成的双重曝光效果，使得眼中的泪水也不过成为了镜面中的虚像。善意和恶意可以在言语间轻易摇摆不定，就像媒体可以用舆论杀人，利用反复的谎言获取最大限度的信任或是揣测，最终成功让第三者改观印象、质疑真相、甚至判决生死。

“有个人恩怨的杀人因为背后带有一定的因果故事情节”，所以就可以比“贪图金钱的杀人这种完全出于一己之利的做法”判处更重的罪行，种种荒诞的措辞却可以说服无知。

虽然律师和检察官都受“法律”的制裁，但也可能因为相同的身份、相似的成长环就可以轻易动摇想法，最终被虚妄的正义感冲刷也成为了制裁生死的杀人凶手。

「容器」作为一种只可读不可写的意象，接受着所有「盲人摸象」产生的正负面评价，最后在这种刻意制造的绝望中感受着「生而为人」的原罪。

除了人物形象反差的戏剧化，片中几个重复镜头的前后呼应，使得是枝裕和的这部片有了电影感的蒙太奇效果：例如监控录像中役所广司在车尾的摇窗动作铺下的伏笔，与片末福山雅治在得知翻供后的归途中，同样的摇车窗动作，压抑的爆发只是对新鲜空气与善意的渴望。以及福山雅治走出法院的摸脸动作，意在和粘上鲜血的杀人片段相呼应，凶手各怀恶意，而律师也成了判决生死的「第三度杀人者」。

最后， Ludovico Einaudi的配乐加一星，但是整体依旧用生活化的慢节奏拍一部悬疑题材的片，实验性强烈，但是也需要在逻辑上细细推敲才能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