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巴什尔跳华尔兹

1：关于士兵

  “将军，你的坦克威力无比
    它能推倒丛林，碾过人群。
    但它有个缺点：
    它需要人开。”
             ——布莱希特
    刚刚在一个网站上搜到了550名以色列拒服兵役士兵的宣言，他们高声地说：将军，我拒绝开火！他们引用布莱希特的诗句：
  “将军，人是很有用的。
    他能驾机飞行，还能杀人。
    但他有个缺点。
    他会思考。”
    即使这样，又有多少会思考的士兵呢？这些会思考的士兵的结局又会怎么样？太多的电影告诉我们，更多的士兵在军营里在领导之下放弃了思考的能力成为了杀人的机器。
    1982年，阿里•福尔曼只有十九岁。在以色列国防军中服役。不足二十岁的福尔曼应该还是个孩子。太多的士兵还只是孩子，他们哪里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于是他们站在坦克上漫无目的地扫射，不管子弹的另一端是敌人还是手无寸铁的老幼妇孺。他们实际上是通过扣动扳机来宣泄内心的不安和惶恐。
    正是导演这样的经历，所以本片以以色列士兵为切入点，让我们了解到战争的另一端。让我们了解到那些攻击我们的人也会在茫茫的大海上呕吐，幻想能趴在一个强大女人温柔的阴部远离那样一个他难以忍受的恐怖之地。
士兵之上操控他们的将军们又是怎样一种结局？电影中有提到当有人给国防部长沙龙打电话说道大屠杀的时候，睡眼朦胧的沙龙慵懒地回应道：谢谢你半夜打电话给我指出来。
电影结束的那个点之后大屠杀的消息震动了全世界，以色列平民要求政府调查在这个事件中以色列政治家和军方高级官员的责任。沙龙因未能采取有效措施制止大屠杀而被特别委员会判定有罪。当时他离职了，似乎是一种交代，然而还没有完，整整二十年后，他还是当上了以色列首脑。
影片动画部分的结尾，是一个长长的跟随难民往前走的推镜头，配合动画的是真实的现场的声音，母亲们在嚎叫她们失去儿女的痛苦。而最后画面定格在一个手握长枪却呼吸急促目光呆滞无神的以色列士兵上。下一个画面便从动画片转到了真实的记录画面。呼天抢地的母亲，成为废墟的城市，以及无数具尸体，包括那颗从废墟中露出来的卷发小女孩的头颅。

2： 关于我挣扎的内心
影片一开头26头凶残的狼狗在大街上狂奔，极具视觉冲击力。我就赞叹：哇塞，真酷。之后在机枪扫射画面中我居然有那么一刻的恍惚陶醉其中仿佛自己在玩电玩厅的生化危机游戏。（在很多战争片观影过程中都有这种心理出现）不能不说，人的血液里似乎是留着某种残暴的兽性的。难怪会有“暴力美学”••••••
然而更加可悲是，中东闹了这么多年也没有哪个国家跳出来主持正义，保持中立实际上就是助纣为虐。
民众们就更加没有什么权力改变什么了。逐渐地更多的人开始厌烦了中东局势的报道。何种苦痛看久了都会麻木不仁，类似于山西的黑煤窑••••••
只是那些痛苦的依旧痛苦，母亲依然在失去儿女，儿女依然在与父母生离死别。

这个世界我怎么想也想不通呀。

3： 电影形式
07年是《我在伊朗长大》，同样是动画片的形式，而且会发现出资拍摄的制片方都是欧洲国家。似乎动画片更加有利于表达这种“敏感题材”。确实，动画以它的天马行空的色彩，造型更能自由表达那些黑暗抑郁又或狂躁不安的内心。在摇滚电影中运用动画手段就特别带劲例如《迷墙》。
相比东方或者好莱坞的动画，欧洲的动画少了明亮干净美好，欧洲的动画似乎不是童话，而是表达“某种思想”的一个有力途径。
    

    1982年9月14日下午4点10分，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一次重要
的会议正在长枪党总部大楼内举行。突然，“轰”地一声巨响，
一颗预先放置的200公斤重的炸弹爆炸了。顿时，会议室内烟雾弥
漫，血肉横飞，会议的主持人倒在血泊之中——年轻的黎巴嫩当
选总统贝希尔·杰马耶勒被炸死了。
    这一事件的第一个结果，便是以色列以此作为进兵贝鲁特的
借口。这正是以色列梦寐以求的，因为它正在寻找机会屠杀居住
在贝鲁特难民营中的巴勒斯坦人。早在3个月以前，以色列内部便
决定，假手黎巴嫩右翼民兵的极端分子来屠杀巴勒斯坦平民，其
借口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8月撤出贝鲁特后，还留下大约2000人
的游击战士，他们为“恢复和维持贝鲁特的秩序”，要“搜捕残
存的巴勒斯坦游击队”。现在，贝希尔·杰马耶勒之死正是实现
这一血腥计划的良机。然而，以色列人又怕遭受世界舆论进一步
的谴责，因此，他们自己在这场屠杀行动中尽量少出头露面。
    9月15日凌晨2点，以色列军队迅速开进西贝鲁特，将位于贝
鲁特西南部的夏蒂拉和萨布拉两个巴勒斯坦难民营团团包围。此
时，成千上万的巴勒斯坦平民正在酣睡，这些善良的人们没有料
到，人在梦中，祸来天外，一场惨血腥屠杀正在悄悄地向他们扑
来。
    9月15日下午，黎巴嫩右翼极端分子开始了军事运输，一辆辆
卡车由东贝鲁特向西贝鲁特南端的国际机场驶去。大约在同一时
间，由基督教长枪党分裂出去的另一个派系、同以色列结盟的哈
达德少校的士兵沿着以色列控制的道路也向机场进发。机场内设
立了一个叫做“行动室”的指挥部，一位以色列联络官担任着
“行动室”的副职。整个下午的时间，在难民营外的以色列部队
用密集的炮火向难民营轰击，夏蒂拉难民营的南端被破坏，这正
是刽子手们预定进入难民营的入口处。下午5点，大约1200人的队
伍在贝鲁特国际机场附近的一个高尔夫球场集结。这支队伍沿着
预先画好的路标前进，这些路标每隔50码一个。路标一直通向难
民营前新的集合地点：科威特使馆所在地的十字路口。
    这时，以色列把大部分部队部署在夏蒂拉难民营的西边。他
们沿夏蒙大街至少摆下了12辆以上的坦克和装甲运兵车。他们还
在被炸的联合国机构的一座七层大楼的屋顶上设立了一个指挥
所，那里驻扎有带着双筒望远镜的士兵。在附近的一个高层建筑
物上又建立了一个观察站。从这两个地方可以俯瞰整个难民营。
在行动开始前，人们可以看到，以色列指挥官正在同右翼极端分
子进行磋商。血洗难民营的计划已经准备就绪。
    大约6点钟左右，以色列军队将一群右翼分子组成的队伍从南
门放入难民营，屠杀开始了。这时，以色列开始大炮支援。当夜
幕降临时，以色列入又开始发射照明弹，以色列的飞机也在头上
盘旋，施放了更多的照明弹，以照亮屠杀现场。6点半左右，枪声
代替了炮声，这表明巴勒斯坦的无辜平民正在一个个被杀戮。
    7点左右，一批巴勒斯坦人涌向位于两个难民营之间的加沙医
院寻求避难所。许多厉声尖叫的巴勒斯坦妇女跑出难民营，为他
们的孩子和丈夫呼救，但以色列士兵不予理睬。
    屠杀持续了一夜。两个难民营成了大屠场，成千的男女老幼
的尸体横七竖八，有的倒在街上，有的被杀在家里。一些男人被
捆绑着，拴在一起押在卡车上拖走，有的青年被割去了生殖器，
有的喉管被割断，有的奶头被割掉，还有人头颅被砍掉，有的妇
女紧紧地抓住自己的婴儿死去。几天以后，当国际红十字会人员
清理屠杀现场时，人们看到一个接一个的尸体从瓦砾堆中抬出，
遇害者呈现出的突然面临死亡的极度痛苦的面容，令人惊悸，令
人发指。一群群巴勒斯坦人围着一堆堆的尸体放声痛哭，人群中
不时传出凄厉的叫声，人们对亲人的惨遭杀害，痛苦万状。一些
幸存者后来回忆说：“16日那一夜这里简直是一座地狱，天空始
终没有黑下来，枪声始终没有停过，人们一直在尖叫。”
    9月17日上午，大屠杀的消息已经到处传开，难民营中充满了
恐怖，成群的难民离开加沙医院向北逃去，大约40名病人也跟着
这些难民一起逃走。这时，屠杀似乎暂时缓和下来，但是，凶手
们的注意力又转移到另一所医院阿卡医院。这个医院有4名医生打
着白旗离开医院，但是迎面扔来了一枚手榴弹，3名医生当场被炸
死。过了一会，一队刽子手来到医院，他们轮奸了一名19岁的巴
勒斯坦女护士，然后将她杀死。另有2名巴勒斯坦医生被带出医
院，不知去向。从难民营的地上留下的痕迹判断，一些士兵是靠
着墙，一边品尝着小吃、吸着烟，一边杀人取乐的。地上留下了
一些食品箱。
    17日下午，凶手们开始掩盖罪行。3点左右，一辆推土机出现
在夏蒂拉的大街上，推土机的铲子上堆满了尸体。夏蒂拉难民营
的入口处，匆忙堆积起90具尸体，尸体之间夹杂着碎石破砖。有
些巴勒斯坦平民就是在推土机夷平房屋时被砸死在房内的。与此
同时，几辆推土机从萨布拉难民营隆隆地开出来，难民营的西墙
外已经掘了一个大坟坑，成批的尸体就这样埋在坑内。这里距以
色列的指挥所仅有100米左右。
    9月18日上午，在掩盖罪行的同时，屠杀仍继续进行，一直持
续到10点半左右，那时一队以色列士兵刚刚开进难民营，此时已
经再无可以屠杀的人了。持续了整整40个小时的屠杀造成的死亡
人数至今无法确切统计，有的说1000人，有的说1500人，还有的
说达数千人。

英国历史学家Ian Kershaw所说，“通往奥兹维辛的道路，为之开道的是仇恨，为之铺路的是冷漠。”
当年主人公19岁，他向黑暗中开枪，他问同伴：我应该祷告吗？同伴说：一边开枪一边祷告！
战争的阴影还在他的心中，父辈们在奥斯维辛的血迹未干，孩子们已经跳上坦克去见证另一次屠杀。
当然，历史学家、各种专家都可以拿出历史的困境供我们讨论：当年，想想吧！以色列处于一个什么境地呢？如果不是沙龙的部队杀出一条血路，那还不早就亡国亡种了吗？
到了今天，哈马斯为什么扔飞弹呢？
可是再多的悖论，也无法抹平血的事实。
人为什么杀人？
在一个合理的心理机制下，犯罪是理所当然的。那个士兵示意说，老头不给我下跪，我朝他膝盖开枪，他还不服，我就蹦了他脑袋，多么轻描淡写啊！多么理所应当。
在射击的时候，不能把对方想象成人，而只作为一个活动的物体。因此，其中一个访问者说：有个士兵，他的心理防护机制让他仿佛戴了一副立体眼镜，他只是站在其中观看战争大片。可是他忽然醒了，原因并不是看到了很多死人，而是看到马儿，成群的挣扎着死去的马，让他受不了……另一个士兵长达二十年的噩梦，梦见的不是巴勒斯坦人，而是二十六条狗。
人为什么冷漠？
心理机制，出于恐惧。如果不冷漠，就无法射击，不冷漠即使活下去，也要心理崩溃。
记忆是靠谱的吗？
人一次又一次加工了记忆，用合理性去粉饰，再用时间之水冲刷并遗忘。
那么，还有真的好人吗？
一个十九岁的士兵，他就是恶的象征吗？他甚至还是懵懂的，可怕的懵懂，他既不仇恨，甚至也不冷漠。然后，他遗忘。
看到翩翩起舞的癫狂中射击的士兵，有种美感啊
最后五十秒的尸体和哭泣的女人们，就是美感的终结。
奥斯维辛，昆德拉说，再过若干年如同一个玩笑。文革呢？发生在非洲的无数次屠杀呢？什么是轻，什么是重？
人们如何面对过去？面对集体犯罪？
最后，我们为什么回忆？
徐贲最新出了一本 《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
他说：对于人类共同的灾难，记忆研究最关心的不是我们愿意记忆什么，而是我们由于道德责任而应该记忆什么。我们应该记住的是那些直接毁灭共同人性的邪恶事件。

说得很好，值得鼓掌……可是，研究了又如何？放在标本室里的样本还少吗？人类的潜意识要遗忘，羽毛一样飘起来。如同新的泥土覆盖了坚硬的岩石。刍狗一样的人。重复的屠杀。
人会变好吗？

当阿巴斯和马吉德马基迪慢慢淡出国人的谈资时，中东电影在前几年略显沉寂。似乎中东电影人慢慢将关注点从民族自身对个体灵魂救赎的探讨和对弱势群体生存状态的思考中移开，渐渐转向在全球语境下，对个人命运的复杂变迁和民族间重大事件的反思，而体现这些特点的，恰恰是两部极具风格的动画电影，一部是《我在伊朗长大》，另一部就是《和巴什尔跳华尔兹》。不知道后者受前者的影响有多大，但是在电影表现手法上来看，浓郁厚重的版画风格确实如出一辙。

一位参加黎巴嫩战争的前以色列军人竟然遗失了二十年前那段战争的所有记忆，于是他寻访遍当年的战友和与之相关的其他人，以期重构那段遗失的记忆。这像极了罗生门的故事，战友们各自的叙述前后交叠、错位、断裂，虽然勉强在最后拼凑成一个关于战争的支离破碎的“故事”，但是似乎已经没有可靠可言。

记忆是活的，它会随着人的成长和经历而带有选择性，但我绝不相信记忆由于痛苦而“自杀”，选择遗忘可以理解，而彻底遗失却不可宽恕。个人在民族冲突的强大张力撕扯下的自我保护以致病理学层面的记忆自动遗弃？达尔文进化论应该也不会赞成这样的观点，一个忘记自己过去存在的民族中的个体是弱者，如果连这样的承受能力都无，那尽早淘汰。所以在我看来，这部片子的主角全无魅力可言，他只是充当了一位无能的线索人物，奔波于世界各地，将“故事”呈现给观者。

战争有多可怕？它可怕的地方在于人类在其中失去了理智进而在旁观者看来是情感泯灭。战争双方的个体全是受害者，有多少人是真正相信战争的作用而“为国捐躯”的？战场上的年轻人不是狂热地信仰武力，他们是在嬉笑间的年纪突然被推向战场，而处于极端状态下的个体丧失了选择权，这就是战争“非人”的所在，它让人彻底忘记了自己是有自由选择权的“人”。影片中有一段令人深思，一位战地记者回忆自己当时随军时，是将战争当成一张张定格的新闻照片：废墟、战死的战士、炮弹横飞的天空……直到他看到贝鲁特跑马场被屠杀的马匹，血流成河，被腐食者包围，奄奄一息。他想：那些马是无辜的，为什么要杀死它们？多么讽刺，一个战争中的人直到看到垂垂将死的马匹才动了善心，想到“无辜”二字，那是多么可悲和令人绝望的状态。战争的状态已经让人变得麻木，将杀人当成常态，而直到看到动物死亡才能重新唤起心底的怜悯，这很可怕。

再谈到这场屠杀本身，这让我对民族的“失忆”再次感到无言，我不知道巴以冲突这段渊源有多深，是否要追寻到“创世纪”，但是我明白中国有一句老话——将心比己。作为犹太人，刚刚挣脱二战种族灭绝的命运，奥斯维辛集中营的阴霾应该还笼罩在心头，可是一转眼功夫，有美国撑腰的以色列就转而对付巴勒斯坦，贝鲁特难民营的无辜难民不就是昨天的“自己”么？为何他们下得了手？！战后以色列国的国土是中东国家的，以色列人民的生活水平相比巴勒斯坦还要高点儿，他们住着洋房为何还时时觊觎别人破烂不堪的难民营？他们知道自己今天的生活来之不易为何还要用炮弹和坦克践踏别人的生命和尊严？这种失忆不可饶恕，在这场过去和现在持续进行的战争中，我因为以色列的过去而更加谴责这个国家和民族。

当影片最后，画面从动画转为纪录，那些哭天抢地的巴勒斯坦妇女继续哭天抢地……她们应该在嚎啕安拉是否真的存在，他为何忍心让这样惨绝人寰的事情发生。故事除了谴责应该没有了别的力量，何况站在罗生门口的人们，全是彷徨。

理由很简单。一是画得好，对光影、战火、生物体的描绘简直绝了；二是题材深刻，敢画一般人不敢画的东西；三是色彩运用独树一帜，勾勒出阴暗和凄美的效果；四 是配乐简直美得诡异 =，一下摇滚 ，一下巴赫，不禁呆掉；五是能从心理学的角度剖析战时和战后的心理状态，是我称本片最佳的道理。


补充一句：当军官拿大喇叭喊别开枪，屠杀就此结束的时候，那5秒钟的静默是最撕裂人心的。

　　■文艺补白

　　最新文艺片推荐

　　《和巴什尔跳华尔兹》

　　WaltzwithBashir

　　导演：阿里·福尔曼

　　它创造了一种崭新的电影语言，给观众造成强烈的印象冲击。对评审团来说，影片糅合梦幻场景与历史真实、运用音乐来充当额外叙述的技巧尤为值得褒奖。

　　———第九届TokyoFilmex评审团

    福尔曼是动画领域的菜鸟，现在他却用动画来重建记忆、迷幻、梦境、可能性和今昔对比，这部电影几乎无法用其他途径来加以表现。———RogerEbert（《芝加哥太阳时报》）

你真的忘得了你19岁时的事情吗？假如有一天，好朋友告诉你一个关于26条恶狗的梦魇。这有可能吗？是命运的宽容，还是另一次不怀好意的玩笑……

从开始到现在，不知道有多少人厌烦了跟以色列有关的中东局势报道。就说我吧，每年总要看到两三部跟巴以冲突有关的片子，一会人体炸弹、一会加沙撤离，看多了人会麻木。《和巴什尔跳华尔兹》采用新颖的动画形式来表现一场20多年前的大屠杀，听上去就是翻史书的东西，所以期望不高。然而看不到一半，跟许多人一样感叹简直太好看了，年度十佳！年度十佳！后边有《电影手册》编辑和一票北美影评人给你强势撑腰。

1982年第五次中东战争，福尔曼和年轻的战友们踏上了黎巴嫩战场，等待他们的不仅有死亡还有噩梦般的战场体验。敌人仿佛隐匿在任何地方，他们毫无目标地开枪扫射，看上去很疲惫也很轻松。然而多年后，福尔曼已经记不起战争细节，那究竟是逃避还是忘却。他决定拜访老朋友，回顾那场发生在他们眼皮底下的贝鲁特大屠杀。

穷追不舍的恶狗、海中的神秘女人，还有福尔曼自己梦见、屡次出现的贝鲁特海滩，天空中落下无数的照明弹，他们手握武器，涉水上岸，穿上军装，走到陌生的战场。《和巴什尔跳华尔兹》里有如此多的梦境，以致观众分不清那是记忆重组还是超现实。如此复杂的问题能用背叛和不愿面对来笼统解释，但福尔曼还是请教了心理学家，对方给他讲述了捏造记忆的心理学实验，包括后来战地摄影师的心理自动保护机制，福尔曼才明白选择性记忆的存在，他和其他人并非真的失忆。随着不同朋友的现身说法，福尔曼不断翻出更多的东西，电影在虚构的过去与记录的现在间自由穿梭，故事层层深入，最终交代了大屠杀的真相以及福尔曼们充当的帮手角色。

影片以二维动画形式出现，观众看多了精美画风可能会觉得不够细腻，但这种粗糙的反差成为进入影片情绪的好手段。《和巴什尔跳华尔兹》没有片面地卖弄残酷，更没有像多数表现战争的电影那样制造英雄主义，让人迷恋战场厮杀。它就像一瓶强烈的致幻剂，带观众游历了一趟贝鲁特，并在结尾处返回现实。片中出现了巴赫、肖邦等人的古典音乐，还有上世纪80年代的摇滚音乐，弥漫着悲伤、激进和不安的气息，与电影氛围配合得天衣无缝。有两首黑色讽刺的歌曲很有代表性，它们这样唱道：

“我今天轰炸了赛伊达，在晨曦中迎着朝霞。我差点坐着棺材回家，我今天轰炸了赛伊达。

“我们将陌生人送进地狱，当然我们在大路上会伤及无辜。如果我离死亡不远了，我要说我天天都炸贝鲁特。”

至于“浪漫片名”的来由，恐怕你看完电影后会终身难忘。不是每个人都能亲历战争还死里逃生，但福尔曼说我宁愿身不在场。【南都 http://epaper.nddaily.com/C/html/2009-02/14/content_703095.htm】

赏心悦目的画面，精巧的镜头调度，畅顺自然的动画，一流的覌赏经验；纯熟的电影语言，充满了丰富联想的隠喩，可供影评人写上几万字的叙事。

但它摆脱不了苍白的内涵，在充满艺术化的造形下面的僵化创伤，不愿愈合的伤口。

电影所叙的是一段过去的重构，几个以色列军人，对于1982年贝鲁特萨布拉‧夏蒂拉难民营大屠杀的遗忘和回忆。这也是一部自传，导演Ari Folman以色列人，写的就是自己。他在当年前参与了这场战争，二十年后，因重复的恶梦勾起了某些回想，驱使他往寻昔日的战友，重建那不知道为什么失去了的过去片段。

作为失忆者，主角患了创伤后心理障碍症（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TSD），因巨大的创伤产生自我保护机制，自行忘却那段创伤的记忆。所以，导演／主角受过创伤，也是受害者。受害者重拾记忆，是心理康复的重要过程，拍电影就是治疗，主角说。

讽剌的是，以色列军队是中东地区最强者，黎巴嫰战争的唯一正规军。如果他们也是大屠杀的受害者，那谁是罪魁祸首？谁还能有这个实力？以色列人所创伤者，会不会是身为强者而无法保护近在身旁的老弱妇孺？不，失忆者既是受害人，电影没有顕出自咎，只有隠约地指出上层指挥官的默许，下层部队的无奈，然后止于此。

以色列近代史总是以受害者自居，老战友问主角：巴勒斯坦难民营有没有让你联想到纳粹集中营？这道出了以色列的集体回忆是如何牢固地凝定在受害者自居。是否以色列人只能在自己的痛苦中才能同感到别人的痛？

屠杀事件中以色列领导层的默许非常明显，以军在屠杀的晚上一直发射照明弹。主角在屠杀者长枪党枪手撤出后进入难民营，看到卷发小孩的尸体，年纪和他女儿相若；然后发现四处都是尸体，有些地方，尸体堆叠到胸口高。画面转到真实新闻片段，巴勒斯坦妇女号啕大哭，电影到这里，戞然而止。导演还是未能流泪，只能透过别人的泪水表达悲伤。

「创伤不但不会创造自由，对于他者和分裂与悬荡的自我碎裂也未能采取敞开，而是会引向回然不同的碎裂──用佛洛伊德自己的说法，一种具毁灭性也同时让身分故步自封，朝向完全不同的路：走往教条、胁迫与强迫形式之信仰的危险。我们是否冒着将身分的瑕疪与裂痕理想化的危险？片断可能产生僵化，就如同一个民族可能会因历史异化，不但不播散本身，反而开始欲挖掘历史以便正当化国家暴力。」──贾柯琳‧萝思Jacqueline Ross（2003），“回应萨依德”，收录于爱德华‧萨依德（2003），“佛洛伊德与非欧裔”

可惜心理分析不能治疗子弹穿过至爱亲人身体那种痛，26年后的迦萨，恶梦一再撕开未愈的伤口。



背景资料：

http://en.wikipedia.org/wiki/Sabra_and_Shatila_massacre

萨布拉•夏蒂拉大屠杀Sabra and Shatila Massacre简介（纪念若雪巴勒斯坦资讯网）

　　“屠杀持续了一夜。两个难民营成了大屠场，成千的男女老幼的尸体横七竖八，有的倒在街上，有的被杀在家里。一些男人被捆绑着，拴在一起押在卡车上拖走，有的青年被割去了生殖器，有的喉管被割断，有的奶头被割掉，还有人头颅被砍掉，有的妇女紧紧地抓住自己的婴儿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