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西离家日记

关于导演和这部电影的采访
http://blog.laemmle.com/2015/11/writer-director-deniz-gamze-erguven-on-mustang-her-fierce-feminist-debut-feature/

La Femis毕业学生的处女作，虽然在土耳其拍摄，但是全法国班底，法国资金，今年还代表法国参加奥斯卡，不得不说令人惊讶。去土耳其一直在我的bucket list上，而通过这部电影可以对土耳其的乡村生活管中窥豹。伊斯兰世界中世俗如土耳其，也免不了宗教带来的影响。 1930年代，土耳其便成为了世界上最早赋予女性选举权的国家之一，而今天，总统Recep Tayyip Erdoğan正在引领土耳其变得更加保守。伊斯兰世界原教旨主义的抬头，不得不说是个危险的信号，先有如土耳其，埃及等地区大国倾向于保守派，再接着ISIS成立。显然中东地区世俗与宗教之间的平衡支点还没有找到。

电影的最后，最小的两个女孩儿在伊斯坦布尔找到了自己的老师，逃离了注定被婚姻束缚的命运。伊斯坦布尔的清晨静谧而美丽，为女孩儿们的新生活洒上了金黄色的希望。我喜欢这样的结局，野马终将获得自由，生活终会慢慢变好。

五个花季少女，被锁在半山的家里，也被所谓的宗教礼义无形地束缚着。大姐嫁给了自己喜欢的人，二姐只能被迫接受长辈的安排。两人的婚礼在同一天举行，喜悦与落寞交织。大姐的反抗来自在规矩的范围内芳心暗许，“我和全世界做爱”，二姐的反抗则止于无声的呐喊和坚挺的处女膜。专制残暴的叔叔对三姐的侵犯显而易见，三姐最终以自杀的方式向命运抗争。四姐面无表情，仿佛已经无奈接受了命运的安排，可谁知心底反抗的火苗是不是还在燃烧。最聪明的小妹啊，偷偷学开车，勘察路线，在四姐的婚礼当天，终于将家人关在了门外。多么嘲讽，象征着牢笼的家此时却成了姐妹二人暂时逃离束缚的港湾，获得自由的方法是将自己锁在里面。如果影片在叔叔破门而入时戛然而止，那将无意于一记重锤砸在心底，可以预见的悲剧想必会令我一整天都吃不好睡不好。幸好，最终在卡车司机小哥儿的帮助下，两人成功地逃了出来。我喜欢这个结局，虽然有失力度，但带给人童话般的希冀与光明。

世间悲剧莫过愚氓灭美。影片极美，明快的色调下，青春少女如花绽放，飞扬的长发，恰如野马在风中畅快奔驰。姐妹偷跑出来去看足球赛，又是极其畅快，好像美式青春片。相对于个性分明的五姐妹，片中与她们相亲的男性都面目模糊，想来二十年以后难免又都是独断专横，像叔叔一样的中年男人。开卡车的司机小哥儿，无疑是影片中最帅的男人，从载姐妹追赶公车，教小妹开车，到最后送姐妹上去伊斯坦布尔的大巴，风吹起你的头发，拂过你的笑容，仿佛天使坠入人间，仿佛骑着白马的王子来拯救公主。

土耳其女导演蒂尼斯•艾葛温的处女作令人惊艳，电影细碎之处很多，镜头画面富有情感，细腻动人。土耳其相对开放的外表之下，仍然存在着对女性的歧视与压迫，这与我们何其相似。看见这样的新闻，我们常常感叹人性的愚昧。可人变聪明的过程大概是极其缓慢的吧，现在的我们比一百年的人们应该是聪明不了多少的，改变的是社会、是教育、是制度的革新。所以我们才需要女性平权运动，需要同性恋平权运动，需要一切让社会更平等、让制度更先进的呐喊与行动。

愿终有一日，野马无缰。

横跨巴尔干半岛和安纳托利亚半岛的土耳其，自古即是地理上的中间地带，环绕着马尔马拉海的西部国土把黑海与地中海一分为二，而罗马帝国的古老都城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尔）则连接着欧亚大陆。这块在地理上的兵家必争之地也预示了其在意识形态层面的纷争。在这个98%的国民都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国家里，奉行的却是政教分离的世俗主义，并自二战结束起就向多党制、议会代议制的民主政治框架过渡。然而，宪法层面的民主和世俗，并无法掩盖土耳其现实政治、文化的复杂性。而《野马》则是这样一部电影，它以西方式普世道德为切入口，并以一种浪漫化、唯美化的类型片结构为基础，最终以颠覆东方式的“封闭”宗教和道德体系而在西方社会赢得了广泛的赞誉。

这样一部百分百讲土耳其语且故事发生在土耳其的电影处女作，却击败了包括金棕榈在内其他优秀电影而代表艺术电影第一大国（法国）参选奥斯卡最佳外语片。《野马》在口碑和票房上双重胜利，足以从各个方面映射今天欧洲艺术电影从产业到意识形态再到美学全方位现状。

正如最后那个表面上荒诞的结果所暗示的那样，在经济、文化都加速迈入全球一体化的今天。以国别来组织电影竞赛，显然已经过时。但如果不得不为之，《野马》在各方面都的确更应被视作是一部法国而不是土耳其电影。

本片导演艾葛温虽是土耳其人，但却长期生活在西欧，说着流利法语，并毕业于法国电影工业的主要缔造者——国立高等图像与音响职业学校（LA FEMIS）——法国最精英电影学院。因此，像大多数西欧艺术电影一样，本片从融资制片起，就在法国制片人操作下轻车熟路申请了各国电影扶持资金，并最终在以法国公司主制片，德国、土耳其、卡塔尔多家公司联合制片的背景下进入电影节和市场。在《野马》长长的制片名单里，我们能轻而易举发现除了土耳其文化部以外，诸如Eurimages（欧盟）、CNC（法国）、FFA（德国）这样欧洲最知名的官方电影基金，也有Canal+, ZDF Arte这样如雷贯耳法国和德国传媒界巨头。

回归电影本身，《野马》首先是一部饱含人文关怀的作者电影。像绝大多数浸渍在法国文化和教育背景下的电影作者一样，蒂尼斯·艾葛温的处女作是从反思社会现实开始的（FEMIS入学考试第一关就是长达两个月的社会调查）；也像绝大多数女性导演一样，最先进入她们视野并几乎萦绕着她们全部职业生涯的是这个社会中“女性”的命运。

影片乍一开篇，就直截了当交代了引发所有戏剧冲突的“丑闻”：在学期结束的那一天，青春靓丽但父母早亡的五姐妹因与男生在黑海边暧昧地嬉戏，而引发了村落中保守村民的风言风语。这一突如其来事件，剥夺了她们选择未来的自由，叔父所掌权的专制家庭很快演变为囚禁这五姐妹的“监狱”，她们将依次以最传统的方式“被”拆离、“被”挑选并“被”嫁入到另一个陌生家庭。当新的学期再次开始时，五姐妹将再也不可能团聚，而她们各自不同的结局也拼贴出了一幅当代土耳其女性的命运群像。

早自十八世纪，东方情调便已在法国泛滥成灾。《一千零一夜》第一个欧洲译本由法国人完成，孟德斯鸠写就了“波斯人”信札；而德洛克洛瓦、安格尔更是用油画向大众图示化了另一个世界。很多人把《野马》的成功，归咎于这样一种异国情调的政治性延续，表面上彰显了法兰西民族对外的包容心与好奇心，但在本质上却继承了西方与东方、文明与野蛮的过时区分，并巩固乃至迎合了西方社会对东方世界落后、愚昧的刻板想象。诚然，这种批评不无道理。但却不足以消弭《野马》所聚焦的土耳其女性议题的严峻性：如若深入了解土耳其国情，对本片刻意投西方观众所好的质疑或许是失之妥当的。事实上，片中所涉及的囚禁少女、买办婚姻、家庭内性侵犯、处女情结所引发的女性悲剧，不仅真实存在，且每天都有土耳其女性因同样事件被谋害甚或选择自杀。就在今年二月份，土耳其女大学生阿斯兰被奸杀的案件，引发土耳其全国性的游行和抗议，进一步凸显了这个曾经在凯末尔治下大踏步世俗化而完成现代国家建构奇迹的穆斯林国家，在现实层面上，是如何依然挣扎在世俗和宗教的紧张关系之中，伊斯兰文化所孕育的男权社会结构及心理是如何根深蒂固支配着土耳其普通百姓的生活。

正因如此，电影中的伊斯坦布尔——这座与西方世界接壤的世俗化大都会，再次扮演了渴求西方普世价值的土耳其乡下人心中的乌托邦。那里女人可以和男人一样平等为加拉塔萨雷队的欧冠之旅呐喊（片中导演甚至相当夸张安排了一场只有女性球迷观战的足球赛），那里可以不带头巾、穿高跟鞋和最入时的服装，那里也是最小妹妹拉蕾唯一的出路，它是影片中唯一一位独立的成年女性——拉蕾的老师居住的世界。导演显然把这个人小鬼大的妹妹俗套地设置为了希望的象征，她是五位姐妹里唯一对自身命运怀有自觉的女性，且颇有计划性地筹备着自己的“抵抗运动”。因此，影片表面上是按部就班讲述那一个个被迫出嫁的姐姐们，但真正叙事线索则紧扣着片尾的那一场伊斯坦布尔大逃亡。

这番极富戏剧冲突的剧作构架也含蓄道出了新一代“法国”创作者暧昧的电影观。显然，好莱坞的侵蚀是无处不在的，正如今年戛纳金棕榈得主欧迪亚常年来致力于在类型片中灌注人文性。如果批评家把“作者电影”的惯性目光从《野马》上移开，无论是从剧作结构还是从影像风格上，本片导演都已不再满足于把胶片桎梏在一种传统的自然主义式的社会写实风格中（如达内兄弟，今年戛纳最佳男主角影片《市场法则》）。换言之，《野马》不仅是肩负着社会批判功能的，它也同样紧张、好看，并予人以希望。

导演对视听“美感”的追求最早地暴露了她对电影本体的期待是超越现实自身的。毫无疑问，如果以自然主义美学来要求，影片的摄影和配乐都“过于”考究了。《野马》这个电影的标题，不仅仅暗示着试图挣脱命运枷锁追求自由的少女们，也是因为导演期待本片的影像能呈现出一种独特美学氛围，就像野马在大草原上迎风奔驰时飞舞的鬃毛。尽管影片刻画的主体是五个深锁闺中的妙龄少女，但她们青春期的身体在流动光影铺落的涓流之中熠熠生辉，而那一头头秀发果真像是风中自由纷扬鬃毛，美好而又纯真。在这里，我们甚至可以发现本片最悖谬地方，它始于一个紧贴社会现实的禁欲化主题，却在“情欲”纷飞的镜头下奔向了一个浪漫主义式的结尾；它一方面旨在关注男权阴影下的女性处境，另一方面却逃脱不了消费青春期少女身体的质疑。或许，我们可以辩护说，导演就是要以最健康、最美丽的胴体，用最纯粹的凝视来对抗那保守、封闭的“吃人”道德和宗教律法。但这种在两种极端不相容的电影观之间的摇摆，仍旧可以让我们列出本片一系列不自然的地方。

正如一个剧情线索不断起伏的故事片所能容纳的社会现实在一定程度也必然是有所扭曲的。在100分钟的《野马》里，导演试图填塞的包袱实在是太多了。即使不去追究影片开场的冲突是否足以引发这样一场少女们的人道主义灾难，也暂且搁置少女们有些极端家庭环境有多少现实性和典型性；仅是试图在五个姐妹的故事里贯穿土耳其女性最常遭受的各种不幸经验，就已经显得有些局促和牵强，尤其是片中对家庭内部不伦性关系的刻画以及少女自杀的设计，都显得铺陈不足过于单薄。至于姐妹们在家庭监狱周围的游弋与冒险以及酷似《稻草狗》式的最后一战，就请观众们像享受好莱坞式happy ending那样，带着无忧无虑心情走出电影院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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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柳莺

追随德尼兹·嘉梅兹·埃古万的镜头深入土耳其北部村庄是一趟令人心醉而又心碎的旅程。在这部名为《野马》的处女作中，女导演将青春题材、女性视角与民俗风光融于一炉，对1999年索菲亚·科波拉的《处女之死》进行了一次本土化的重写，透过一个残缺家庭的崩塌，抨击保守传统对下一代尤其是女性的戕害。

有感于家乡土耳其男权社会的压抑，毕业于法国最负盛名电影学院La Fémis的埃古万选择和同窗爱丽丝·威诺古尔一起，为那些勇于反抗家长专制，一心奔赴自由的年轻女子们谱写一曲影像赞歌。据导演说，《野马》多少有些个人经历的投射，当年自己在海滩与男孩们嬉闹，回家后便受到长辈严厉的惩罚。这一段回忆被导演安插在了电影的开头，只不过，和故事中那些扯着嗓子与祖母吵架，以捍卫自己正当权力的姑娘们不同，当年的艾古万默默忍受了所有的责备，而这些心有不甘的愤懑，若干年后统统在《野马》中喷发。

义无反顾的青春气息几乎从电影的开篇就扑面而来。明晃晃的阳光，在手持摄影的跃动中，划过一所学校中学子们的脸庞。这是暑假的开始，在一场简单的欢送会上，女主角拉莱抹着眼泪告别了喜爱的女老师，后者将定居伊斯坦布尔。对于拉莱和她的四位姐妹来说，那里几乎就是另一个世界。即将远行的女老师在莱拉的笔记本上写下了新的联系方式，从那一刻起，伊斯坦布尔便成为电影中最大的符号，这个驳杂且世俗的城市变成了自由、驳杂甚至叛逆的象征。

与都会的开放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小镇虽然淳朴但却闭塞的民风。这种矛盾集中地体现在拉莱的祖母身上。作为一个保守的传统妇女，她对孙女们时常出格的行为大为光火，也不停地为她们的婚事操心。但更多的时候，她又显露出仁慈的一面，五姐妹偷偷搭车出去看球赛，她们疯狂的模样不巧被电视转播的画面捕捉到，而女孩们的严厉得不近人情的叔叔，此刻正坐在电视机前和邻居们把酒言欢。为了避免一场腥风血雨的家庭大战，祖母召集村中妇女，用石子砸坏电视线路，才使女孩们躲过了叔叔的兴师问罪。妇人之仁虽给电影带来一丝幽默，却也是只是片刻温暖而已。真正掌管“生杀大权”的，是家中唯一的男性叔叔谢里夫，而他也是电影中所有“家长集权之恶”的来源。

失去双亲的五姐妹由谢里夫抚养长大，而他唯一感兴趣的话题，就是如何将她们塑造成符合传统标准的好姑娘，并尽快找到与其匹配的丈夫。面对女孩的反抗，暴力镇压是他唯一的处理方式。当然，电影极力地克制着每一场冲突的激烈程度。因为一个有性格缺陷的家长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弥漫整个村庄的专制思维为暴力赋予了某种合法性。

镜头之下的五姐妹，却是如同花骨朵一样柔软的存在。《野马》用细腻的笔触开掘女性欲望，手持摄影机无限地贴近少女们的身体，仿佛午后阁楼切切耳语。镜头中，肉体代表青春的诱惑，更充满着反抗的意味。风中飘扬的长发，与时刻包裹着头巾的穆斯林妇女形成鲜明的反差。也许是为了避免某种陈词滥调，《野马》中的包办婚姻并非十恶不赦，大姐幸运地嫁给了和自己私定终身的男人，而这个甜蜜的开头却并没有带来持续的好运，反之，一连串的不幸接踵而至。在对于这一传统的处理上，导演保持了自己的冷静，却丝毫不掩悲观——这套冗长复杂的社会仪式中，运气佳者得到真爱，反之则盲目毁掉一生。而正是这种不确定性，凸显着女性选择的无奈。绝望的生活需要出口，于是一百公里以外的伊斯坦布尔就成为女孩们想象中唯一的救赎之地。遥远的都会代表身心的自由与思想的开放，一个似乎触手可及，却又远在天边的乌托邦。

落在姐们身上的诸多不幸，是通过拉莱的观察透露给观众的。作为五姐妹中的老幺，导演为其赋予了最叛逆的性格和最丰富的成长可能。在目睹了二姐与三姐的悲剧后，这名未成年少女终于决心不再当笼中的囚鸟。要么以顺从的姿态臣服，要么以决绝的姿态斗争，哪怕最终的结果是玉石俱焚。拉莱自我觉醒的过程，是电影勾连观众与土耳其现实世界的中介，透过她的眼睛，我们得以对异国乡村的保守文化进行观察，从而将全部的希望寄托于这位主角最后的反抗。拉莱的反抗，最终以逃离桎梏的形式呈现，电影开头埋下的伏笔在结尾处得到了恰当的呼应。整部电影也在无尽的悲剧过后，走向了片刻的光明。

然而，令人向往的伊斯坦布尔，难道就能带来所有的自由吗？如果说《野马》的收束给人略显潦草之感，那绝不是因为结尾本身的原因，毕竟，只身离家的小女孩，并不能做出如超级英雄般的惊天壮举。在好友的帮助下来到几百公里外的大城市，已然是其能力的极限。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结尾是符合逻辑的。更大的问题，也许存在于导演的创作预设中，思维已然西方化的埃古万用“自由”作为唯一标准，来剖析乡村少女激越的青春躁动，这其中，自然忽视了对更深层社会背景的挖掘，使得片中的不少角色心理流于浅表。追求个人幸福的少女和十恶不赦的旧观念，被塑造成二元对立的两极，镜头也毫不遮掩地在柔情与暴躁两种风格中转换。这略显粗暴的分野，正是典型的西方切入视角，反抗者拥有天然的正当性，她注定要被赞美、被歌唱。当然，作为一部完成度颇高的处女作，《野马》在技术和叙事各个层面都无可指摘，颇为流畅的剧情，交织着悲悯与希望，青春的万丈光芒，在鲜花般的姐们身上闪耀得淋漓尽致。

外滩·文工团

电影用大量的镜头表现少女美好的容颜、身体和蓬勃的青春，画面唯美动人，任谁都会被她们吸引，大概单身的叔叔也不例外吧。五个少女各有不同，老大幸运的嫁给了心爱的恋人，老二只能违心的与安排的男子结合，而在新婚夜又闹出了乌龙的XX膜事件，老三无力的与命运做最后的抗争，选择了死亡，老五最为倔强而又独立，在她的带领下，老四和她一起大闹婚宴，成功的逃离到伊斯坦布尔，虽然接下来的生活也不知道会是什么样子，但是终归会比在乡村奉命成婚要好很多。大概，老五就是穆斯林社会现在和未来独立女性的模子吧。但是电影对引发后面几个女孩悲剧的女孩们与男孩的玩耍，对我来说，真是觉得不可思议，冲突的爆发的引子还不够饱满。在勉强算得上是世俗政权的相对开放的穆斯林国家土耳其，女孩的命运仍然牢牢的系在家长的手中，造成这一出又一出的悲剧，其他更封闭的穆斯林社会，我无法想像那些女孩是如何的艰难生存。

有反智言语称“努力不一定会成功，不努力一定能很轻松。”呵呵，完全是在放屁，看看《野马》你就知道不努力的后果了！轻松个屁！


《野马》，由土耳其、法国、德国和卡塔尔联合拍摄，导演蒂尼斯·艾葛温是位年轻的土耳其裔法国女导演，毕业于法国电影最高学府La Fémis，这是她首部执导的长片电影。

整部电影有非常明显的女性视角。加上导演的土耳其血统。我们可以感受到来自电影深处的呐喊和反抗。

影片描述土耳其北边一处遥远的小镇上，５名少女试图冲破社会传统对女性千百年来的压制，追逐自己的命运，获得自由而反抗到底的故事。



影片除了明显的表现反抗男权社会外，最吸引胖哥的就是手持摄影下五位少女年轻的身体和怒放的青春。

五姐妹穿着睡衣，交叠着肉体躺在床上，春日的暖阳从窗外射进来，如同雷•诺阿绘画作品中那些丰腴的女子氤氲着肉欲的光泽。



导演蒂尼斯·艾葛温称，影片的美学和叙事直接受到帕索里尼《索多玛一百二十天》的影响，用一种疏离的姿态描述最骇人的现实。

这种疏离会给观者造成很大不适，影像之美与情节之哀的反差产生让人眩晕的荒诞感，它撼动人们的常规的审美期待，逼迫观众做出反思。


面对17岁的美好肉体，挡不住的青春气息。导演用残酷的方式把观众拉回了现实。

世间最可怕的事情，就是把美好的东西，撕碎了给你看。整部影片就是用这种略带恐吓的手段，逼迫我们进行思考。



影片开始于小女孩拉蕾与女老师告别，老师要回到土耳其的首都伊斯坦布尔生活了。

女老师是片中唯一的独立新女性，她受过高等教育，住在繁华和更为开放的首都伊斯坦布尔。那里文化普及，崇尚自由，女性不用穿丑陋的长衫，不用把头巾围得密密实实。无疑，那是所有年前女性心目中的圣地。



这是暑期开始的第一天，拉蕾和四个姐姐回家途中经过一片美丽的海滩，便和几个同行的少年在海边嬉笑打闹起来，青春的活力在阳光下熠熠生辉，美好又纯真。


可惜嬉戏的一幕被镇上保守的妇女瞧见了，少女不检点的风言风语瞬间传开。



拉蕾的奶奶严厉教训了她们一顿，将她们锁在了家中，阻隔女孩们和外接的交往，让他们放弃了接受教育的机会。由于父母早亡，拉蕾和四个姐姐都是被奶奶一手拉扯大，蛮横霸道的叔叔负责了整个家庭的男权威严。可怕的是，他不光使用暴力，还用性侵的方式在肉体和精神上摧毁了他的三个侄女。给她们留下了永恒的伤痛。



被限制了自由的少女们，开始接受规训，变为传统意义上的女性，成为一个好妻子，好母亲。

学习烹饪，照顾未来丈夫和家人的胃。


学习缝纫，针线活一直以来都是衡量女性贤淑的美德标尺。



打扫家务，负责家的整洁，画地为牢，让女性在不断重复的收拾中消耗殆尽。



导演在整部影片的前半部分给我展现了青春的美好和勇敢，给观众挖下了一个深深的大坑。

大姐爱上了镇上的一个少年，妹妹们便联合起来帮忙她逃脱限制。


拉蕾在看足球比赛时，发现女球迷甚至比男球迷还疯狂，于是暗暗地下决心要去看一场足球比赛。姐姐们合力促成了这一个逃跑计划。



然而，姐妹几人在球场边疯狂呐喊助阵的画面，刚好被摄像机捕捉到了，又刚好被奶奶一干女眷看到了。


另一边是叔叔因为电视线出现问题，刚好错过了拉蕾的画面。



奶奶为了保护少女们不被叔叔责罚，巧妙的施计周旋。导演在奶奶这个角色上笔墨浓重，她受困于传统，同时作为亲人又极力希望女孩们走出她的困境之中。

导演蒂尼斯·艾葛温表示，小时候她同样遭到了传统的威胁和压迫，当时的她选择了妥协。她割裂的人格就此放到了奶奶这一角色中。



影片的后半部分，美好的东西开始分崩离析，拉蕾的大姐经过自己的争取和姐妹们的帮忙，嫁给了自己喜欢的少年。爱情成功，人生其实还是没有逃离传统的循环。只是用妥协换来了安稳。



二姐嫁给了只在提亲时见过一面的陌生人。

悲剧加倍，二姐在新婚之夜被男方家人催要床单，验证她是否处女之身。当看到床单并没有见红时立马被赶到医院检查。其实二姐遭受过叔叔的性侵，

二姐告诉医生自己不是处女，她睡了全世界。你可以占有我的身体，但我的精神可以抵达世界上任意一个地方。



三姐面对逼迫，选择了自杀。正处于人生最美好的年龄，应该是获得灿烂的知识，来一场心动的恋爱，出去看看世界的人生甜蜜期，却因为一群人的无知而失去了所有选择。只能以玉石俱焚，以终结生命来挑战传统。



导演还是为美好留下了希望。拉蕾，在目睹了二姐和三姐的悲剧后，开始制定逃离计划。

她开始学开车。到镇上熟悉环境，保持与外界的联系。偷拿奶奶的私房钱作为逃跑积蓄。



另一边，拉蕾的四姐穿上了自己的婚纱。


拉蕾开始反抗！带着四姐去到了伊斯坦布尔，找到了片头出现的女老师，开始了自己新的人生。


最后的高潮戏中，拉蕾带着四姐和一帮人在被改造成牢笼的房子里周旋，成功出逃。导演知道：女孩必须靠自己，才能达到自由的彼岸。


因为没有人会怜悯你，因为即便是最亲的奶奶、叔叔，也是思想受传统礼教约束的人，他们的“为你好”实际上成全的是他们自己。人们生活在一个被旧伦理贴上“好”标签的模式中，只能不断复制这种模式。


教育对于传统具有两面性，延续传统的同时，丰富的教育内容还会挑战传统。所以，自古以来，女性在教育上受到压制。导演毫不避讳的在影片中展示了教育对于女性的重要性。独立的女教师通过教育过上了不一样的人生，女孩们因为教育开始觉醒，察觉传统的压迫性。最小的拉蕾接受教育，得到了逃亡的机会。


胖哥猜测，五个姐妹都是导演蒂尼斯·艾葛温经历的一部分，大姐是她脱离压制后的喜悦；二姐是她面对压迫时，低落时破罐破摔；三姐是她如果失败后的决绝；四姐是她不甘心重蹈覆辙的念想；最小的拉蕾，是她希望穿越回自己的曾经，能让反抗提前开始。

成人的世界从来没有轻松二字，对于女孩子来说更是如此。

而逃过传统的强大吸附力的，是教育学习和勇敢睿智。

不要觉得电影里面的世界里我们很远，其实中国和土耳其一样背负着几千年的历史负担。根深蒂固的男权传统依然深扎当今中国农村，重男轻女在城市地区依然有市场。女性地位经过近百年来的进化，不过只是进入了一个更加精致的鸟笼内。偏见，刻板成见，符号化如乌云般遍布女性头顶！

努力，继续努力，依然是唯一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