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自行车的人

很久以前，为了完成大学老师的任务看的，这种片子真的很适合教学任务，把二战后人们的悲催真的体现得淋漓尽致，父亲好不容易用妻子的嫁妆换了一辆自行车，却被小偷偷走了，这辆自行车是全家人的希望，父亲和儿子跑遍了全城抓小偷，尽管抓到了小偷，却没有证据，只能眼睁睁地放走小偷。父亲没办法，选择了一个最笨的解决办法--偷别人的车

说实话，整个电影悲催的氛围真的特别浓厚，我后来才知道，电影的主角在现实生活中也是一位失业工人，难怪演得这么好！导演的现实主义手法也用得特别好。

一个人，面对生活，一旦束手无策无法驾驭时，他所拥有的快乐就会弃他而去。换一种说法，快乐背叛了他，快乐转向了他的看客。这是必然的，充满乐趣的故事总是残酷地建立在痛苦的现实中。 里奇这个男人是一个缩影，是与一个时代、一个阶级、一类家庭、一种男人、一条黑白分界线有关的记忆。 二战后的意大利，有战败的法西斯轴心国之名的背景，这是一个大环境。里奇不是从战争中走出来的"英雄"人物，也不是具有争议的历史人物，他普通，平凡，甚至在影片的开头显得处处蹩脚不中用。 职业介绍所的人出来喊名时，里奇坐在远处，仿佛与己无关。刻画的恰似睡眼惺忪的社会形态，传递出的却是生存压力下疲乏的精神面貌，也是战后整个社会的心理状态。呈现的现实是，衰败的经济，僧多粥少的无望境遇，让观者分明体会到了活着的不易与残酷竞争的现实意义。

看一看自行车与里奇碰撞出怎样的缘分。 里奇失业了两年，终于等到了一份工作。在墙上贴海报，这份工对里奇来说相当不错，薪水加上家庭补贴金，他可以给老婆孩子安稳的小康生活。可是，这份工作附加了一个条件，见工时一定要带着一辆自行车，没有自行车成了问题。 里奇遇到提水的妻子玛利亚，报喜，再报忧。在他们的对话中，负面的情绪主导着一切，里奇一个劲儿地抱怨自己的命运，有了工作，却没有自行车。解决问题的能力与抱怨问题的方式十分生动地展现了这个人物。 一个斜坡路上，里奇虽然接过了玛利亚右手提着的水桶，但这依然抹不去上一场景，渐远的画面里玛利亚竭力提着水桶追随里奇的一幕。之后，他们回到家，进了房间，里奇开始垂头沉默，懦弱也好，被生活压榨得没了斗志也罢，里奇的性格特征已经完全显露出来。

当然，里奇身上可窥见的恰是意大利这一国家。造就个性的因素有方方面面，承担责任的方式也可以各有不同。但不能不说，单单作为丈夫、父亲，从体能上他都未能与妻子共同分担一份艰辛，可以想象，里奇在失望的境遇，他的抱怨哀叹是自身难保的信号，精神上的溃败，这是很难成为妻子孩子可以百分百依托的精神依靠的。 后来，剧情也这样发展了。里奇的妻子积极地应对着面前的麻烦，里奇的妻子扯出亚麻被子去当铺当，换钱买了自行车。看着里奇扛着自行车在体面的办公室面试，好笑又异常现实的画面折射进眼中，只叫人无奈。这或许也导演的意图，他赞美勤劳无畏的女人，用这样的方式讽刺了战争，讽刺了战后的颓靡。 对于里奇这个角色，是不是先抑后扬，暂不得知，但这些生动细微的场景随意地带入进故事剧情中，很自然地交代了故事的主人公--里奇不是一个干瘪无味的人物。 不论怎样，命运还是眷顾了里奇。虽然在影片的结尾，我们知道了这并非是对他的恩赐。 失业的人即使欢笑，眼窝里还是藏着心酸的泪，但愿我这话里的水分不会超标,肉麻的煽情不令人反感，因为我们知道活着的环境出了问题，社会出了问题，为此买单的都是最勤劳最普通的人，而那些该为此负责的人们永远都会比"炮灰"过得舒坦。

回到故事里，自行车被偷了，刚刚上岗就业的里奇再次面临失业，守住梦的唯一办法就是找到被盗的自行车。里奇与大儿子布鲁诺一起走上了艰难的寻车之旅，这段旅程当然不平凡，从一个被盗的失主到偷车被抓的贼，里奇带着全体观影的乘客走进了与心灵对话的灰色通道。 把所有微不足道的平常事串起来，这是本片的特色。 小孩子布鲁诺认真擦车，以致后来准确地描述出车的样子。这显然是故意安排的，如果一个孩子用另一种方式承担着生存的压力，那一定是整个社会的悲哀。 里奇的太太去卜卦，起初里奇很清醒，他知道这是骗钱的把戏。可是后来，他也走了进去，付了钱，得到一句话，“眼前要找不着，这一辈子也难找到。”完全是句废话，可是人走在迷失的路上，能够站立不倒，有时需要的仅仅是个虚幻的假象。这或许也是现实主义者所呐喊的，众神在关键的时刻都会背叛你，靠天还不如靠自己。 里奇与同事在贴海报，旁边是两个乞讨的小孩子。在同一场景下，语言与画面相错，画外音与画内影像的衔接，自然流畅。丰富了视觉效果，也把当时社会面貌晒了出来。 里奇的两个孩子在影片中都被带上了象征希望与爱的光环。婴儿躺在床上，大儿子布鲁诺与父亲一起出门时，关上了窗户，这是爱的关怀。里奇被逮住，布鲁诺用孩子可怜的眼神救出父亲，这是爱的回报。最后里奇流着泪拉着布鲁诺绝望地行走在人群里时，布鲁诺握紧住父亲里奇的手，这是传递的希望。 影片贵在真实的细节刻画，每个场景中的背景都在暗示主人公的心情与他的社会地位。黑白电影胶片也可以用作情绪调色板，明即是欢快与希望，暗则是绝望与悲凉。里奇的背影，阳光下里奇的影子，里奇躲在暗处的阴影，这些都巧妙地形成了无声的语言。 偷与不偷，里奇的心理斗争与内心矛盾，这是影片在最后绽放的最绚烂的色彩。人，生来就要面对矛盾的抉择，向左走还是向右走？留下还是游走？幸运的是，无论多么点背倒霉的人，面对命运的捉弄，身后总会有一个家，为他挡风雨。 《偷自行车的人》这部影片在1950年的第22届奥斯卡电影节上获得影片特别奖，同时获得最佳外语金球奖。不得不赞叹影片突出的新现实主义风格，而且在我看来，影片最出彩的地方是故事编排的狡黠。半个世纪前的作品，如此简单的故事，却可以做到处处设分支，场场有冲突，让人时时产生歧义，难能可贵。电影就是要出其不意，还要混淆视听，对每个步骤，每个环节。

这是我第三次看这部片子了。和前两次相同，我又一次在片尾小布鲁诺不停擦拭泪水时流了泪，于是便决定从小布鲁诺的角色入手，联系自身的生活经历，写一写自己的想法。

孩童的角色往往比成年人更能体现出社会之于个人而言的力量与作用——他们处于社会化的过程当中，周遭的一切都在孩子们的白纸上作画，留下他们一生中最深的印记。无论是在影片中与成年人行径的对照，还是与当今时代人们对孩童印象的对比，都能让观影者感受到影片潜移默化间传达的主题：在当时的社会里，穷人为了生存不得不偷窃。这卑劣的现实被小布鲁诺全程目睹，影片也在讲述这全程的同时呈现了小布鲁诺身为一个孩童的感受与变化。他首先是个孩子——他挨打时委屈地哭诉着要找妈妈告状，在餐馆里吃美食会让他笑得开心。但他也会笨拙地学着父亲整理衣服，紧跟着父亲的脚步像模像样地同大人们一起为丢车发愁。可爱的外表下稍显成熟的行径让人更为痛心。

而在小布鲁诺片尾处的哭泣里则蕴藏着他在这部影片里最大的变化——那是父亲形象的倒塌与重构。他发现了父亲偷车、被人指责、饱受侮辱，高大的父亲形象一时间崩塌。他擦着眼泪，最后又牵起了父亲的手——这个牵手的动作竟带有一丝对父亲的慰藉。我们很难得知父亲的形象在他心里是否发生了改变，又或只是带来了极大震撼和触动。但潜移默化间，小布鲁诺心里对道德的认知已经发生了微微动摇——父亲究竟为什么而偷窃？

从孩子的近乎绝望的泪水里，一个最基本的道德问题被拿了出来——当一个人或一个群体违背了自己的道德认知，去做违法行为时，我们能一味地指责其道德败坏吗？这背后社会结构的力量与社会现实的无奈同样需要深切的考量——这样的视角是极为宝贵的。人们称赞《偷自行车的人》客观呈现底层的真实，不滥情也不冷漠，但其叙事本身就是视角的下沉，讲述本身就饱含了对社会问题的反思与对饱受苦难者的共情。

图书馆泛黄的纸张上，同样记录着无产阶级的学者们对意大利写实影片的赞许，尤其是其背后对社会问题的呈现——在失业率极高的社会里，人们为了生存用尽了一切办法。他们向算命的女士探寻自己和家人命运，向宗教祈求更好的未来和内心的平静。导演用影片揭露，这些做法不过是在转移矛盾和怒气，让被压迫的众生被迫接纳这个悲惨世界。纵然他们有机会在短暂的一顿饭里寻求欢乐，但是走出餐馆后迷茫而惨淡的周遭才是生活的常态。

我想起了曾在我家幼儿园的一个小女孩，父亲残疾，母亲离开了，都不愿照顾她，就把她推给了奶奶。奶奶也为了生计，无力照顾，辗转几家，最后送到了我家的幼儿园寄宿。最开始本以为是个很普通的孩子，一段时间后才从监控里发现她常常偷同学的、老师的东西。起初以为她只是因为贫困而希望吃些好吃的，母亲便有什么东西都多给她一些。最后才发现，她偷东西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甚至已经达到了上瘾的地步。

我又想起了曾经读过的尘肺病人的口述记录。复杂的病因、维权的困难、高额的医疗费，可怕的大山砸落到了他们身上。我想起了在水木清华前清理荷塘的大爷，他住在校园东北角的钢板房里，“因为疫情防控的原因”被要求不能出校近两年。我想起了尝试拜访校内环卫工人的住所时，他们笃定的猜测：“你们是大一的吧，每年都是大一的才来。”

我脑海里闪过的这一切构成了一个群像，他们或许才是这个社会上的大多数；而我所能接触到的老师、朋友、象牙塔里的一切，包括我自己，都是某种程度上的既得利益者——我希望将此对标于电影的主人公和维托里奥·德西卡。这片土地某种程度上依旧是撕裂的、断层的，我所困扰的、担忧的一切在大多数的苦难面前显得不值一提。我们需要尝试将割裂开的世界缝合，甚至仅仅需要一个可以相互探望的窗口。导演似乎提供了一个渠道，便是电影——通过影像和故事，尝试去表达、去启发。相似的，还有文字——文学或是新闻报道，在虚构或是非虚构的书籍里展现这个时代存留的问题——我相信揭示问题、讲述问题本身，就是正在解决问题。

可这些渠道变了样子。转瞬即逝的帖子、铺天盖地的404、“因技术原因”在电影节下架的纪录片，取而代之的是看似不一样、实则全然相同的主流话语。我们总是坚信着这片土地欣欣向荣、繁荣昌盛，沉浸在美好的狂欢里，但当事情落到自己身上时那份自信便全然消失。我时常悲伤、愤怒而不解——我不敢说自己时刻惦念着苦难的人们，要做出何等功劳的努力，我只是拥有那份人身为人的发自内心的共情。

一切变了似乎又未变——小布鲁诺们仍在哀伤，只是再难有人将镜头转过去，把那一切记录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