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情与事业

本片中文名称是《江湖儿女》，按照贾樟柯的讲法，背后有三个原因。首先跟费穆导演有关。他在2010年拍完《二十四城记》之后想要拍关于上海的历史纪录片，就去香港采访《小城之春》(1948)的女主角韦唯女士，从她口中得知费导有一部筹拍于1949年左右的的遗作（后于1952年被朱石麟和齐闻韶（原片编剧）搬上银幕）。虽然贾樟柯在一次采访中说，采取同样的片名是向费导致敬，但后来在《电影手册》中坦陈，自己“忘了那部电影的故事，但记住了这个片名。‘儿女’好理解，‘江湖’这个词可能很难翻译成外文，江湖意味着险恶的冒险旅程，复杂的情感经历，秩序之外的世界，规则之外的情义。那拍电影呢？我想我们也是江湖儿女。”这也就引出了后两个原因，与贾樟柯当下的处境和过往的经历有关。一方面，贾樟柯认为江湖是处在正常社会秩序之外的边缘社会，而自己所坚持拍摄的独立电影在行业中有着同样的地位；另一方面，之所以片名比故事本身更让他难以忘怀，是因为这几个字触动了他对过往的怀念和理解——他自己小时候的生活中是有很多大哥的，自己也是受到当时港台电影的很多影响，一直有武侠情节。

贾樟柯这样的解释容易造成的误解是，《江湖儿女》的重点是‘江湖’，但在实际电影叙事中，儿女和江湖是两条互相支撑的脉络。江湖和儿女分别表现了各有正反两个面向的两套逻辑，且双方又要在对方中毁灭与生成。江湖，有序时表现为义，失序时表现为利/力。倘若不是独闯江湖，那么身在江湖就必定有自己的帮派同党，有内（内分长幼）外之分（外人不必然是敌人，比如本片中警队的队长，他在二哥遇刺和斌哥还乡两次探望期间，衣着上表现为自己人，语态上则故意显得很仗义）。所以，义也会分别被修饰为忠义和侠/仗义。而在影片中，江湖的解体便是从这两个方面开始的。斌哥自己是个仗义的人，在二哥出事之后和巧巧一起拿出不少钱给二嫂，所以他自然也期待自己的人是因为义气而聚在一起，因而他带着兄弟们，背依“其利断金”，坐观《英雄好汉》。而贾樟柯通过影像对这两个意象的解构恰揭示了他心中的江湖渐渐走向失序的原因。《周易·系辞上》讲“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其中，‘利’表锋利，与兰嗅一外一内，皆是同心的结果，这正是斌哥想要为自己打造的江湖。结果斌哥入狱后，树倒猢狲散。其利断金的实质反而成了以利相交，利尽而亡。而二哥的死，斌哥两次被黑，都是因为新人要出头。他们的方式过于野蛮，纯靠蛮力，毫无规矩，就像当年疯狂滋长的房地产。所以在影片最后，当斌哥出走时，这倔强似乎在呼应小马哥（片中多次出现的背景音乐正是叶倩文为《喋血双雄》演唱的《浅醉一生》）的江湖至理，要争一口气，要把失去的东西拿回来，但是在一个内以利相合，外以力相交的江湖中，他已经失去了建立秩序的基础。

斌哥这帮人，作为一个特定的帮派，与之相对的是其他帮派；所有的帮派加在一起构成黑道，而与之相对的则是白道；黑道和白道共同构成了社会，而与之相对的则是家庭。贾樟柯没有像片中客串的另一位导演那样去演绎老炮儿为小炮儿立规矩的故事，也没有像他喜欢的黄飞鸿和小马哥那样让江湖中人维护本应是白道应该维护的秩序，这些根本不是贾樟柯的人生经验 和想象力之所在。他是一个在蛮荒而疯狂的年代努力将自己从小县城甩入都市后的返乡之人。他的怀旧和哀思，在江湖中受的伤，可能只有在家庭/爱情之中才能得到关爱、理解和慰藉。贾樟柯说，自己在拍摄电影的同时中不但去回顾了自己十几年用不同设备拍摄的各种影像，同时也渐渐反思自己的经历，理解了周遭最近的人。按照他这个讲法，我们看到，时间一方面体现在拍摄技术上，从数码影像，到胶片，手持，网络直播，实时监控，另一方面就体现在巧巧这个角色的成长，具体说来，是贾樟柯理解的巧巧的成长（与此相对，斌哥的时间观中只有有序与失序两个节奏，如同钟摆，就像贾樟柯自己的影像中所执着的过往和当下）。

巧巧代表了儿女这条脉络，其有序时表现为情，失序时表现为欲。理解这一维度走向失序的过程是理解这个电影末段的关键。按照斌哥在奉节的解释，他自己出狱后被小弟们抛弃了，所以他以同样的方式去理解他和巧巧的关系。可能江湖的坍塌让他自觉被世界抛弃，在抽象而强烈的抽离感之中已经无力去体会一个为我坐牢五年的巧巧与一帮入狱之后便弃我而去的小弟之间的区别。他一心想着在江湖中再闯出一片天地，再杀回去，把自己失去的东西拿回来。所以当巧巧为情南下寻夫时，她并不知道自己面对的是一个只能为义北上的大哥，也并不知道，因为自己从未踏足江湖，从未被失去，所以没有被拿回来的必要，更因此在斌哥那里没有意义（当然，后来有意义了，因为斌哥腿脚不便之后，她是斌哥觉得唯一不会嘲笑他的人）。倘若当年为斌哥开枪、此刻请斌哥返乡的是马仔，或许情况会完全不同，因为这说明他的江湖还在。类似的是，巧巧起初也是不理解斌哥的，她既不认同江湖的道理，也不愿意在江湖飘荡，她的挂念是家庭，是结婚和赡老。所以当斌哥在奉节牵起巧巧的手，说这只手救过我，巧巧失望的关键可能并不在于他牵错了手，而在于斌哥是用义的方式去回应她的情，这根本就不是她想要的。因此，巧巧的情是被斌哥的义浇灭的。主人公看似交织在一起的命运其实是分叉的，三晋大地上被风沙掩埋的裂痕在川渝的雨水中暴露无遗。

以前在大同，巧巧跟江湖中人的关系是斌哥在江湖中的地位所决定的，换言之，她并没有独立闯江湖的经历。以上述雨夜长谈为分水岭，巧巧的成长分成两个阶段，前后经历了两次一无所有，在情节的发展上都与情到欲的转化有关。首先，由于不明白江湖凶险，钱包被偷，导致财产上一无所有。从这时开始，巧巧被抛入了江湖（可能因为身份证和钱的丢失，她不能通过正常方式找工作并用自己的劳动维持生存，而这正是一个人在白道生活的关键。当然，时间短促，她也没有准备找工作。）。似乎在贾樟柯眼里，巧巧才是仗剑的侠客。他说，赵涛在表演过程中是把那瓶水想象为一把剑来使用的（所以用水瓶开门以及在宴席上与人举杯就变得非常丰富）。但这把水做的剑同时是用来解渴的，换言之，是用于满足最基本的生存需求的。所以她处江湖有两个维度，一方面是满足自己生存的欲望，另一方面，为这一目的在手段上就要利用他人的欲望以及由此展现出的弱点（不论是骗钱还是开走摩的）。这里所说的情到欲的转化是说，一方面失序的江湖中无处不在的欲望替代了真情，就像无孔不入的蛮荒的力量替代了道义。另一方面，对满身欲望的人，只能以欲制欲。就像对只能理解力量的人，首先必须以暴抑暴，就像巧巧当年向天开的两枪。所以，当巧巧一个人在一个已经失序的江湖上行走，她最基本的本领就是对他人欲望的洞察。

在斌哥抛弃巧巧之后，她又经历了情感上的一无所有，这种一无所有并不是说她丧失了感情的能力，而是丧失了感情的对象，于是情感被解放为脆弱而盲目的欲望。并非徐峥真的欺骗了她，只不过这时候她选择让自己被徐峥欺骗。但是后面她清醒了，她不再欺骗自己，因为她明白自己不可能再把自己托付给任何一个人。

巧巧的这两种遭遇正好对应了传统武侠片中独身漂泊江湖的两种方式：一种是深谙世事，靠机敏的嗅觉在江湖上混口饭吃；一种是为情所困，游魂般在江湖上漂荡（前者如韦小宝，后者如李寻欢。当然，赵涛演绎的是当下这个江湖中的常人，自然不会体现出那两位的风范）。两种情况下巧巧都没有完全自失，江湖，因她不混不浪，守住了对人对己的底线，因而是‘闯’ ‘出’来了，这才有了后面这一幕。

巧巧走出火车见到飞碟，贾樟柯说，意味着她在彻底的孤独感中把握了自己，用魔幻现实的手法引出飞碟是要表示，此刻她已经可以与天地交流。理解巧巧在站台的这一幕是理解后面的关键，直接涉及到我们如何理解她回老家之后在麻将馆重新建立的江湖秩序。与在秩序和失序之间做钟摆运动的斌哥不同，巧巧此刻已经不再感到自己是被抛出来，而是自己把握了自己的命运。此时其实是有多重的可能性向她展开的，即便此刻她决定留在新疆，决定出家，决定回去找工作嫁人过日子等都不意外，因为世间似乎已经没有任何一个具体的东西可以成为她的羁绊。一切都取决于她自身的意志。但是她决定回去重建一个江湖，一个她一直不理解且排斥的东西（我所否定的可能性是，她因为服过刑，并不好在白道上混，但是要知道，即便是在黑道上，她也并不只是为了活着，为了找口饭吃，因为不管黑白两道，随便找人嫁了等各种省力的方式是最符合这种需求的。但是她现在有一份产业，而且明显在黑道上维护这份产业是需要各种能力的。既然她没什么可争的，这就说明，她在孑然一身之后仍然有自己坚守和认可的东西）。这就有意思了，她的动力是什么？当然，从戏剧冲突的角度，我们可以理解，如果要探讨的问题是重新建立秩序的可能（而不是展现作为一个渺小的个体单纯顺从于无序的命运），情节上需要巧巧回去，但是恰恰是这样一个问题需要我们理解她，否则这样的可能性便是空谈。

因为贾樟柯说，自己是从男性的视角理解的巧巧，虽然她戏份最重，但这并不是女性视角的电影，所以一个可能性是，导演对于之前的秩序的怀恋是通过巧巧实现的。换言之，巧巧其实承担的是男性对道义的理想。如果是这样的话，此处就会非常薄弱，还不如当初找个马仔替换巧巧去放枪。这种一厢情愿如果要在女性体验中讲得通的话，就不可能是在站台那里在绝对的孤独中获得自我，反而恰恰是要在对恋人一去不复返却又无法释怀的怀恋中，让自己成为自己的恋人。当然，这并非是自恋，而是说自己去承担起以前的恋人的角色，让他的精神在自己的身体中起死回生。因为贾樟柯一直说，这个电影跟他这几年最自身生活的反思有关，我建议他再多努力一下，好好理解一下为什么有个人做这么多，是要有自己的事业还是为了你。。。

然后就涉及到本片最大的问题了。巧巧回去之后，是怎样重新聚拢起这个江湖的？因为前面已经讲过，这个江湖在内外两方面分别由于利和力崩塌了。如果巧巧（父亲去世，斌哥抛弃，只身一人，女性）要建立新的秩序，就要面对这两个问题。我觉得，这可能也是对于世态炎凉一向在意的贾樟柯来说最重要的问题。贾樟柯自己说，巧巧这个角色并不是个英雄，而只是坚守了做人最基本的道义和底线（他也是这么理解巧巧照顾斌哥的原因的。因为单纯出于道义，所以她拒绝了斌哥的牵手，也不关心林家燕的消息）。如果这样，其实就没有提供克服之前问题的可能性，这点某种程度上也可以从影片中看出来：比起以前斌哥的气势，巧巧更像是一个讲基本法的老板，小弟作为工人在那里领工资。那么其实有另外两个可能性是被放掉的，一个是巧巧真的是靠道义聚拢起一帮人；另外一个是巧巧从情的角度去贯通义。这两者都很难，难于上青天，但是没办法，我们现在已经处在一个不上天堂便下地狱的状态，没有什么能停在原地。至于前一个可能，可以想见巧巧一定要做出巨大的牺牲，并且唤醒人们心中的良知。我们，处在这个时代的我们，基本上是不相信这一点的，我们对自己的勇气和他人的良知都没有信心。第二个可能性则更困难，以前儿女情长通常被认为是英雄气短的原因，这就是说，两者是相互龃龉的，就像这个片子表现的那样。但是电影的意义之一就在于讲出可能性得以变成现实的肌理，而不只是停留于去担忧人的渺小与卑微（他说，最后用监控是临时起意。他觉得因为监视器无处不在，实在变成了影像，过一个月就被删除。人可以被删除，非常伤感。）。这不是批评，而是深切的期待。但很可惜，贾樟柯似乎只是要在叙述中批判，而没有要在批判中重建，所以这部影片止于怀旧和恋乡。最终他想要表达的，就在影片的三个外文名中，'江湖-儿女'变成了'利益-欲望'（ Money & Love ），而且没有人可以在这种丛林状态中立于不败之地；但即便在这样的世道，仍然可以保有人之为人的底线，这并不会因世道变迁而被冲蚀掉（ Les Eternels ），两者构成了芸芸众生在当下——在八十年代以来的狂飙突进即将寿终正寝的时候——的命运，以及在这命运中最后可以坚守的东西：人在江湖中如灰烬一般飘落，但这灰烬可以出淤泥而不染（ Ash is Purest White ）。但是如果不能由此出发去展开出一个有情有义的世界，可守护的希望并不比挥之不去的无望多，人在两者之间更多的是迷茫。贾樟柯们最后一定还是会像斌哥那样，在返乡之后再度决绝地离开，继而又在迷途中重走返乡之路。

（上述所有出自贾樟柯的讲法都来自他的采访以及（主要是）他在慕尼黑电影节后与观众的交流。）

小贾大概是中国唯一一个，二十年如一日，坚持通过影像来记录我们这个时代的电影导演。“我们这个时代”——我特指的是许多像我一样普通，生长于小城市的八零九零后，成长记忆与小贾电影所关照的现实重叠交织的这样一个时代。五十年后，如果我要向那时候的中国人介绍我年轻时中国最真实的模样，我首先会让他们去看小贾的电影。毫不夸张地讲，是我们这样一群人口基数众大的小城青年，在塑造着这个国家未来的基本面貌。同时略显尴尬的，则是鲜少有电影把镜头对准我们以及我们所处的城市和时代。

有人会觉得，我们不是正在经历着这个时代吗，何必需要记录，又何必需要通过电影去体验它呢？是啊，正因为我们正在经历着，它才更应该得到记录，我们太需要一面镜子来观照自身。那些习以为常、漫不经心的生活细节和现实写照，当它在大银幕上得以再现时，我们才能体会到它的情趣及意味。更何况，我们生活在一个比起任何过往都变化得更快的时代，很多事物尚未得到记录，就已不复存在。王小帅说过：“不能放弃用电影这支笔，记录下我们的现实、人们的希望和人们的心情。”

小贾最新的《江湖儿女》，讲述了2001年到2018年间，发生在两位小城青年之间的故事。十八年，可以是一个人从襁褓走向成年的过程，对小贾来说是自《任逍遥》以来的一次再回首与集大成，对巧巧来说是由一个浪漫少女历练成一个果敢的人，对我来说则是由一个懵懂少年成长为一个通透的人。在一个这样长的时间跨度里，无论江湖还是儿女、你我还是家国，都足以发生一些根本性的转变。而这部电影作为一个参照物，直接或间接地，帮助我们感受和重温这些转变的发生。

细心的观众会注意到，开头巧巧送给二嫂的那包现金，外面那层报纸上印着“申奥”的新闻标题，那是2001年，包括我在内的无数中国人曾在电视机前为萨马兰奇口中报出的“Beijing”而激动不已。镜头一转，再到斌哥点燃报纸让巧巧跨火盆时，报纸上的标题是关于“十一五”，那是2006年，三峡大坝即将蓄水至156米，第四批移民正在搬迁，巧巧离船上岸时，岸边的移民队伍里立着一把旧时风扇，正是我小时候用过的那一款。时代洪流滚滚向前，再到巧巧接斌哥回家时，动车站广场外是一排鲜红的宣传口号广告牌，这样的情景我再熟悉不过，中国大地上如雨后春笋般，在千百个小城的郊区，在广袤农田的环绕中，建起了崭新的动车站。

我们作为一个个体，实在是很渺小的，但我们作为社会的一分子，又总是不可避免地与时代大事件进行着同步的呼吸。如果我们觉得对于自己，自拍和留影是必不可少的珍贵记忆，那么对于我们身边的社会与时代，就没有理由被失语和忘怀。个人的小历史与时代的大历史汇合在一起，方能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谁都不能也不应该缺位。

同样还是在这部电影里，我们听到了第八套广播体操、企业改制下岗潮的余波、县城里流动歌舞团的演出；我们看到了街边喜宴流水席的热闹、城市化进程中地产开发的眩晕、从迪斯科到广场舞再到合唱团的变迁；我们遇到了故作高雅爱国标的土豪、信仰耶稣爱上帝的小偷、老婆外出打工求“互助”的摩托司机、背着家人包养小三的大款、火车上吹牛逼的侃爷……这一切的一切，无论我们是否亲历过，我们都会觉得真实且熟悉。

须知，上述形形色色、三教九流的中国人明明真实且广泛地存在于这个国度，我们却鲜少能在银幕和屏幕上见到他们。偶尔得见一会，也多半是经过了矫饰，仿佛艺术必须高于生活，只有褪去了人物的现实感，才能将其“安全”地呈现给观众。不仅如此，明明现实之中我们即便不说方言也常常是说着南腔北调的普通话，而现实题材作品中的演员们却总是操着一口不带任何口音的标准普通话。大概也只有在小贾的电影里，我们才能像呼吸一样自然地听着各色的方言和带腔调的普通话。追求真实、忠于现实怎么就那么难呢？

再回到本片的核心，两位主角的情感叙事，其实会让我想起陈可辛的《甜蜜蜜》，同样是大时代背景下小人物的爱情，同样是小人物故事后大时代的变迁。只可惜，一个脸盆纵使装满整个江湖，却容纳不下一份感情；一支手机足以联通整个世界，却联络不上一位爱人。在汽车、轿车、囚车、轮船、火车、动车的转换中，迁徙与漂泊、找寻与别离反复上演着。而两个人的情感纠葛，正如巧巧在礼堂里跟着台上合唱的那首《有多少爱可以重来》，你仍然是我不变的关怀，爱情却已成为桑田沧海。

最后把时间推回十年前。2008年11月23日，在北大百年讲堂，陈丹青对话贾樟柯，我是台下的聆听者之一，还幸运地获得了正版签名《小武》碟片，那是我与小贾的一面之缘。再往前推十年，1998年2月18日，《小武》在柏林电影节首映，我永远记得后来通过盗版看到最后一幕，小武被铐在众目睽睽之下的那种无力与卑微，导演真挚甚至朴素的悲天悯人情怀戳中了我。如今，小贾早就变成了老贾，不变的则是他的追求。他不制造故事，他只做现实的捕捉者。

赵涛饰演的巧巧从车上下来了，她掏出手枪对向天空，“砰”的一声枪响，所有的人都吓住了，包括正把郭斌头一下又一下磕向车头的打手们，也包括围起来的黑帮团伙。郭斌得救了，巧巧因持有枪械坐牢了。这一个场景中，赵涛震住我了，她勇猛坚决，生死之际，毫不畏惧，莫名地让我想起孩子遭遇危难之时的母兽，目露凶光，拼死一搏。我也想起《天注定》里同样是赵涛饰演的那个在按摩院工作的小玉，遭遇猥亵之时，掏出一把刀去捅杀客人，那个掏出刀子的动作也是如此干净利落。

死往往威胁不到赵涛饰演的角色，她们都有一股强韧的生命力，越危险越无惧，反倒是生如此折磨人。有时候我想郭斌能配得上巧巧的爱吗？他这样一个黑帮老大，大家既敬且畏，然而一旦失势，昔日的弟兄并没有一个来帮他的。他剩下的只有巧巧的爱。可是他躲避了。巧巧为了他坐了五年的牢，他一次也没来看过。巧巧从大同奔赴奉节去寻他，他也只是躲避。看电影时，我一直在想郭斌的心理：他为何躲避？他觉得自己虎落平阳太过落魄，不配得到巧巧的爱？还是觉得江湖险恶，儿女情长只会平添烦恼？还是希望巧巧能另外找到“靠谱”的男人？……另外他的内心中的那个自我，是不是特别弱小，需要以强悍凶猛的面目来为自己壮胆？所以他需要枪，然而讽刺的是，不是枪救了他，而是巧巧。

奉节小旅馆的那一幕分外动人。巧巧内心希望的就是能够跟他的斌哥过上平常人家的生活，这个时候她一点都不勇猛，反倒是卑微的哀切的。这是在异乡，窗外下着雨，昔日在大同麻将馆，那可是烟雾缭绕众声喧哗，她以女主人的身份自信地走在人群之中，人人都知道她是斌哥的女人。她坐在斌哥身旁，接过斌哥的烟一口一口抽起来……这一切都远去了，她现在看到的这个人，已经不再是那个宠溺她的斌哥了，他另有女朋友，他还希望着能东山再起，但他的心中没有给巧巧一个位置——支撑着巧巧熬过五年牢狱之灾的精神支柱垮塌了。斌哥拿出洗脸盘，烧了报纸，说是去去晦气。他让巧巧从跨过这个火盘——一个虚拟的结婚场景。巧巧哭了。巧巧心死了。

巧巧自我放逐。她坐在火车上，碰到了徐峥饰演的克拉玛依小店铺老板，那是一个可能性，但她把即将跨出去的一只脚又缩了回来。真正爱过之后，心如死灰。任何其他的人，都再难激发出她爱的热情了。火车在广袤的荒芜之地奔驰，UFO划天而过，这样一个象征的场景，巧巧新生了。她返回大同，回到昔日那个麻将馆，人是那些人，巧巧表面上看还是那个巧巧，此时已经俨然是个大姐大了。斌哥再次回来后，已经是个因酗酒过度而瘫痪的废人了。当年他结下的新仇旧恨都还在，而他已经威风不在，有的只是坏脾气。我不知道巧巧还爱不爱斌哥，她会尽心尽力地照顾他，昔日她想要的日常夫妻生活貌似也有了，可是在她的内心中，她还有力气去爱吗？我不知道。电影结尾，斌哥走了，她跑出门去，却并没有去追。监控视频中，她靠在墙上，久久未动。我喜欢这个结尾，真是意味深长。

即使是一种无解的、绝望的、暴力的狂欢，也要活着土气又性感。

巧巧是个二十几岁的姑娘，腿长、腰细、脸小，挎着包、蹬着高跟，飘零浮荡在山西大同的矿区。

她是当地的一个野模。

上身蝴蝶刺绣的肚兜吊带，套着红薄纱罩衫，下身搭配天蓝色白波浪的喇叭裤，在整个灰暗的矿区异常翩翩灵动。

2002年，贾樟柯拍[任逍遥]，赵涛饰演的巧巧就以这一形象现身电影中。

16年过去，从[任逍遥]到[江湖儿女]，依然是巧巧，依然是同样的这一身经典复古装扮。

©上[任逍遥]；下[江湖儿女]

虽然电影的时间线是从世纪初到而今的十多年，但其实，对1970年生人的贾樟柯来说，他反复一直在拍的，是青春期的80年代。

80年代的流行金曲，80年代的舞厅迪斯科，80年代的喇叭裤，和80年代的江湖。

而肚兜吊带搭喇叭裤的装扮，土气又性感，能让导演多年来对这一造型念念不忘，源自于他的80年代情结。

[站台]开场不久，就是生活在山西汾阳的两个少年崔明亮和张军脱掉了旧裤子，换上了一条崭新的喇叭裤。

崔明亮的妈妈问张军：“军军，你从哪里弄回来两条喇叭裤的？”

张军语气不无透着骄傲地说道：“我姑姑从广州给我捎回来的。你不知道，在大城市，这可时兴呢！”

崔明亮穿着喇叭裤出门去立马就被长辈批评了，“你穿的啥？工人穿那能干活？能蹲下？”

崔明亮悻悻地说：“你不懂，有沟，代沟。”

©[站台]里崔明亮穿着喇叭裤

80年代，喇叭裤的确是代表着“新新一代”与上一代决裂、追求个性与自由的开始。

他们很多梳着飞机头，长风衣在身，搭配紧包臀部、裤腿宽大的喇叭裤，再架上一副蛤蟆镜。

肩扛着双卡收录机、脚踩着永久牌自行车，这些年轻人在街头招摇过市，而收录机里正放着邓丽君缠缠绵绵的歌曲。

这些身着嫣红色喇叭裤的青年男男女女们，已经成了当时小镇街头的一道风景线。

©80年代街头风景

但在早前，70年代末改革开放前，街头自然没有喇叭裤这种“奇装异服”，只有全民深灰色。

人们可供选择的颜色只有清一色的灰、黑、蓝，要么是中山装、要么是夹克，裤子呢，常常是肥大的劳动裤。

喇叭裤在国内的流行，起源于日本和港台文化。

1978年，栗原小卷主演的[望乡]和高仓健主演的[追捕]成为最早一批在国内上映的日本电影，并且掀起了一波观影热潮。

前者，栗原小卷在电影中扮演一个身穿喇叭裤的干练女记者，白色喇叭裤让她更显婀娜优雅，俘获了男孩女孩们的心。

©[望乡]中栗原小卷经典的白色喇叭裤

而高仓健在[追捕]中，一席长风衣、喇叭裤，黑墨镜，正直大义的检察官形象，立马成为男青年们的模仿对象。

喇叭裤，成了男男女女的最爱。

从港台开始，到迅速登陆广州、福建一带的沿海城市，又随着沿海弄潮儿们的引领，冲击来到了内地各城市。

喇叭裤的飓风席卷了全国。

但彼时惊世骇俗的喇叭裤也很快受到了老一辈的抵制。

《与青春有关的日子》里有一段情节是说，几个男女青年在北海公园里“茬琴”(斗琴)，却被认为是靡靡之音，扭送到了公安局。

结果，警察要几个人首先把穿的喇叭裤用剪刀剪坏，因为喇叭裤代表了“资产阶级流氓风气”。

©《与青春有关的日子》里穿喇叭裤的男女

当时，北京甚至引发了一场抵制运动：

学生凡是穿喇叭裤去学校，就会受到纪律处分；工厂工人不能穿喇叭裤进入工厂上班...

《与青春有关的日子》导演叶京回忆道：

当年我父亲看到我梳一大背头、穿条喇叭裤回家，他就是一巴掌过来。

不过，越是这样，喇叭裤也越成为那一代年轻人心中具有反叛意味的一个象征物。

喇叭裤在打压下，没有销声匿迹，反而风靡程度到人手一条。

©在街头轮滑的喇叭裤少男少女

贾樟柯的[站台]里，张军后来去了广州，寄回来的明信片上写着“花花世界真好”。

喇叭裤，也就成了对改革初那“花花世界”的最质朴记忆。

所以，他后来拍世纪末、新世纪初的少年少女们，也让他们穿上了独属于80年代的喇叭裤。

喇叭裤是外来时尚，它曾是西方“猫王”们和嬉皮士的偏爱，也是迪斯科、霹雳舞的代名词。

1977年，约翰·特拉沃尔塔主演的一部[周末夜狂热]几乎一夜之间红遍整个欧美世界。

也让迪斯科这种原本的亚文化开始进入到主流世界。

©[周末夜狂热]中男主穿着喇叭裤跳迪斯

我们的80年代，张蔷在一首迪斯科中唱“浪漫的80年代，自由的80年代，青春的80年代”。

那也是年轻人们穿着喇叭裤，戴着蛤蟆镜在迪厅跳迪斯科的80年代。

贾樟柯对这一年少记忆自然不陌生。

[任逍遥]和[江湖儿女]中，都有一段巧巧穿着蓝白条纹的喇叭裤去迪厅跳舞的情节。

但贾樟柯给她的上衣搭配，却是蝴蝶刺绣的肚兜吊带，外加红薄纱罩衫。

©[江湖儿女]中在迪厅

喇叭裤是外来物，但肚兜衫却是东方乡土情结。

作为古时内衣功用的肚兜有着上千年的历史，尤其在陕西关中一带和山西等地，是民俗大物。

这些地方，不论是庄稼汉，还是女人们或是娃娃们，一年四季祖祖辈辈都离不开兜肚肚。

小孩出生，要准备红布肚兜；端午节时，舅舅要给小外甥送肚兜；未过门的媳妇也要给未来的丈夫做肚兜。

它不仅仅是一种实用物，对山西人来说，它还承载了先民们祈愿安康的美好心愿。

小小的肚兜，却是重要的护身物。

另一面，肚兜与女性身体的指向意味又不言自明。

©[白鹿原]里的田小娥穿着肚兜

一隅丝绸，几根系带，却是很多北方男性梦境里、幻想里最古典完美的女性形象代名词。

不论这种崇拜与想象，是来自于女性长辈，还是乡土文学，肚兜所代表的女性温婉柔顺、含蓄曼妙的一面已经难以打破。

当[白鹿原]里的田小娥穿着肚兜游走在男人们的床笫间，它是无言的魅惑与性感，也是男人们心中接近完美的女神。

来自西方、代表着流行与时尚的喇叭裤，和根植东方、代表着古典守旧的肚兜衫。

巧巧这一身的搭配，不仅意涵80年代，其实也可以看作是贾樟柯所有电影的一个绝妙总结。

他镜头下的80年代，一边是轰隆隆向前推进的时代崭新巨变，另一边是仍歌颂着淳朴江湖道义的天性使然。

既新亦旧，既向前流进又守着笨拙的土气。

[任逍遥]和[江湖儿女]中的大同，[站台]中的汾阳，相同的矿业晚期城市，透着衰败和落寞。

但人人又沉湎在欢歌蹦迪的盛世。

©[任逍遥]中的大同

八、九十年代，山西各煤矿大县依靠煤产业高速发展起来，用[江湖儿女]中的一句台词就是：

都公司化了。

古老的人的江湖，碰撞在狂速躁动的商业文化里，有人在时代洪流里赚得盆满钵盈，有人愈发走向城市边缘。

到世纪初时，关于大同这座城市，已经有了某种寂寥的传说：

传说大同的所有煤矿已经采光了，人人下岗，正赶上西部开发，可能要把所有矿工迁去新疆采石油。

贾樟柯把这段传言也搬进了[江湖儿女]里。

©[江湖儿女]中的迪厅

但这样的灰色城市，人人却在拼命地快乐，KTV、迪厅、餐馆夜夜笙歌，在暗夜中弥漫的是一种及时行乐的氛围。

即使是一种无解的、绝望的、暴力的狂欢，也要活着土气又性感。

已经超越了简单的服饰范畴，透着乡土气的这一身喇叭裤搭肚兜衫，可能也是贾樟柯这一代人的一个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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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卷卷毛

文章首发于微信公众号「破词儿」

2001年初，河北省石家庄市发生了轰动全国的“3·16特大爆炸案”，导致108人死亡，38人受伤，我国随即掀起了“第三次严打”，这也是《江湖儿女》的时代背景。

九月份的院线大片很多，有张艺谋的《影》，姚晨、马伊琍的《找到你》，开心麻花的《李茶的姑妈》......不过，这些大片都扎堆在月末的国庆档上映，唯独贾樟柯的《江湖儿女》档期要早了一周。

没办法，贾樟柯（人称“贾科长”）的电影真的卖不过这些商业大片。

记得当年科长的《三峡好人》与老谋子的《满城尽带黄金甲》同天上映，结果《黄金甲》大陆票房接近3个亿，《三峡好人》票房仅有30万，以至于贾科长悲愤的表示：“我倒要看看在这个充斥黄金的年代，有谁还在关注好人？”

巧合的是，这次与《江湖儿女》同天上映的，有一部卖情怀的圈钱港片《黄金兄弟》，虽然该片的豆瓣评分只有5.3，票房和排片却全面碾压了《江湖儿女》。

贾科长虽然是戛纳电影节的常客，他的作品票房最高的也只有三千多万（《山河故人》）。

这次的《江湖儿女》讲了一个相对“商业”的黑道故事，还有影帝廖凡出演，张译、徐峥客串，好不容易有点卖相了，却遇到了另一个“黄金”。

贾樟柯的个人风格

贾科长的电影一直都有很强烈的个人风格，据科长本人透露，早在《山河故人》的路演时期，他就有了创作《江湖儿女》的想法。

科长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那时候县里乡里有很多所谓的“社会大哥”，讲义气、能平事儿，年轻人都很崇拜他们。

然而时光荏苒，在《山河故人》路演的时候，科长得知曾经的一位“大哥”中风了，连走路都困难，令他无限感慨，于是就有了片中“斌哥”（廖凡 饰）这个角色。

也许是这种时间上的关联，让《江湖儿女》有了很多《山河故人》的影子，例如两部影片开头都是4:3的旧电视画幅，体现出一种年代感，等到正片开始后，才变成16:9的正常银幕画幅。

两部电影还同样是三段式的时间跨度，同样穿插了隐喻性极强的超现实主义场景，同样使用了大量的经典老歌......

从叶倩文的《浅醉一生》，到迪克牛仔的《有多少爱可以重来》，电影中一如既往的充斥着迪斯科、国标舞、广场舞、卡拉OK，以及各种颇具年代感的杀马特土嗨场景。

对于经历过世纪之交的观众来说，这个年代离我们不远不近，因此看贾科长的电影，能给人一种熟悉又陌生的感觉。

《江湖儿女》中还有一段三峡蓄水前的镜头，让人联想到那部《三峡好人》。赵涛饰演的女主角名为巧巧，与她在《任逍遥》中饰演的角色同名。

因此对于铁杆粉丝来说，《江湖儿女》是串联了贾科长过往作品的一部电影。当然，对于没看过那些电影的观众，以上“彩蛋”也不影响对影片的理解。

贾樟柯的讲究

贾科长的电影不仅文艺，也很讲究。他的作品中记录了不少风土人情，年轻一些的观众可能已经看不懂，或者察觉不到。

就拿《江湖儿女》来说，有一场戏是斌哥带着女友巧巧，与手下弟兄们一起喝酒。他们的喝法叫“五湖四海”，是用9种不同的白酒兑在一个脸盆里，混着喝，寓意“五湖四海皆兄弟”。

还有一个细节是上香，如果仔细观察的话，电影里拜关公的时候是三炷香，祭奠死者的时候是四炷香，这就叫“神三鬼四”，也是流传很久的一个习俗。

神三鬼四：拜神的时候，上三炷香、磕三个头、烧纸钱要三张三张的烧；拜死人的时候，上四炷香、磕四个头、烧纸要四张四张的烧。

拜关公的时候是三炷香

祭奠死者是四炷香（需放大）

贾科长的电影就是爱抠细节，哪怕观众根本注意不到，也尽量不让你挑出毛病来。

片中还有一场戏，是巧巧出狱后和斌哥在一间小旅馆里谈话，镜头中间是巧巧，背景是一面墙，墙上挂着一幅挂历。虽然背景被虚化了，依稀还能看出挂历的时间是2006年，与巧巧2001年入狱，服刑5年的时间刚好吻合。

据说贾科长和团队为了还原那个时代的真实面貌，看了很多纪录片素材，甚至连“2001年的女性有没有流行染发”这种问题，也要反复考证。

可以说，影片最终呈现出来的效果，除了街道上空调外机的型号比较新（这个要换可能成本太高了），其他的地方都做到了神还原。

贾樟柯的江湖

扯了那么多，《江湖儿女》到底讲了啥？

讲的自然是一个关于江湖的故事。

影片开场的时间设定是2001年，斌哥是山西大同当地一个有头有脸的黑道大哥，巧巧是斌哥的女朋友。他们开麻将馆，替人“铲事儿”，调解争端，同时也面临年轻帮派的挑战。

除了斌哥这样的大哥，影片中还有留学归来的大学生（刁亦男 饰）、轮渡上的妇女扒手（丁嘉丽 饰）、骚扰妇女的摩托民工、被骗钱的出轨土豪（张译 饰）、爱吹牛的火车乘客（徐峥 饰），可谓三教九流、鱼龙混杂。

2001年尚处于世纪之交，那时的社会治安还比较乱。2001年初，石家庄市发生了轰动全国的“3·16特大爆炸案”，导致全国掀起了“第三次严打”。

“严打”这个词大家应该都听说过，最著名的当属“1983年严打”，此后中国又经历了“1996年第二次严打”、“2001年第三次严打”（电影的时间点）、“2010年第四次严打”，每一次都是社会太乱了，到了不打不行的地步。

当然，这些严打往往都有一定的社会背景原因，比如国有企业的改革，导致了大量工人下岗，《江湖儿女》中就有巧巧父亲在广播站怒斥干部侵吞国有资产的情节。

笔者作为90后，对那个年代依稀还有些印象。记得那时候的县际长途汽车，经常会遇上劫道的，村里面则几乎是“三不管地带”。

至于小偷小摸更是司空见惯，现在我们出门坐火车坐飞机，背包直接放行李架上，一般情况下，上个厕所没人看着也不用担心丢了。

而在那个年代，人们都穷，也许根本不是惯偷作案，而是受生活所迫的普通人，就像片中丁嘉丽饰演的那名妇女，本来是渡轮的乘客，却在船上偷了巧巧的钱包。

社会乱的时候，也就是“江湖儿女”们粉墨登场的时候。

廖凡饰演的斌哥，以“江湖中人”自居，他和手下的马仔，拜关公为偶像，将情义放在心中，俨然一副“教父”做派。

但是到故事结尾，我们就会发现，斌哥和他手下的马仔，大部分都是无情无义的卑鄙小人。

斌哥曾经风光无两，却遭遇一系列变故，还因为酒喝多了导致中风，坐上了轮椅。当他一副狼狈相回到家乡，昔日的弟兄们对他只有冷嘲热讽，态度令人心寒。

可以说，斌哥这个角色的前后反差很大，非常考验演员的演技，而廖凡贡献了影帝级的表演。

也许是受影片中杀马特土嗨风格的影响，斌哥的遭遇让我想起早期杀马特红人“MC石头”的一首《狗屁义气》，里面有句歌词是：“有钱就是兄弟，没钱都是狗屁！”

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去搜一下这首歌，歌词对所谓的“江湖义气”进行了深刻的批判。

MC石头曾以一首《情债》的喊麦红遍大江南北，其经典台词为：“我的低调，不是你们装逼的资本。”

贾樟柯的情与义

赵涛在贾科长的电影里一直是女主担当，这部《江湖儿女》同样是大女主戏。

据说赵涛为了塑造角色也查阅了不少资料，光人物小传就写了几万字，将巧巧这个角色从出生到死亡的人生经历都写出来了。

在影片中，巧巧为斌哥蹲了五年牢，却惨遭斌哥感情上的背叛，然而巧巧依然收留了落魄后的斌哥，对他悉心照料。

影片最后，所有曾经的“江湖中人”都不再以江湖人自居，唯独巧巧这个最初不当自己是江湖人的女子，贯彻了江湖人应有的道义。

斌哥问巧巧：你不恨我吗？

巧巧说：我不恨，因为我无情，但是我照顾你，因为我有义。

贾科长谈到巧巧这个角色时，曾为影迷分享了一个故事，说有一位老先生给他讲《三国演义》，那位老先生说，关羽对刘备是有情有义，对曹操则是无情有义。

关羽是山西运城人，贾科长说他那时突然明白，“原来我们山西人是可以把情和义分开的。”

贾科长的片子，结尾通常都会带给人一种强烈的震撼感，例如《天注定》结尾的那句“你可知罪”，《山河故人》结尾赵涛一个人在雪中跳广场舞。

《江湖儿女》的结尾同样耐人寻味，据贾科长本人透露，他剧本写的结尾是2018年元旦那天，巧巧又买了9种白酒，打算和斌哥再喝一次“五湖四海”，回到家发现斌哥离开了。

不过拍摄的时候，贾科长把这个结局改了，改成巧巧在门口看着斌哥离开的地方，然后镜头摇到屋里的监控画面上，画面中巧巧的人影逐渐放大，最后变成了一片模糊的像素。

这个结局是什么意思呢？我的想法是，什么江湖风雨，儿女情长，在时代的洪流面前，留下的也只有一个模糊的身影吧。

几日以前，贾樟柯的新作《江湖儿女》在戛纳电影节进行了首映。到目前为止，《江湖儿女》仍然以场刊评分2.9（满分4.0）踞于本届电影节的最受欢迎的影片之列，女主角赵涛也因其出色的表演成为最佳女演员获奖大热。一言以蔽之，《江湖儿女》可能是贾樟柯继《三峡好人》以来最重要的一部作品，它不仅勾连起贾樟柯此前众多作品，还通过一个统一完整的剧情和贯穿性角色串联起整片中国土地。

与贾樟柯之前的几乎所有影片一样，《江湖儿女》处理的问题还是世纪之交中国内陆地区受到经济冲击后所出现的道德崩塌。影片有着与《山河故人》相仿的时间跨度和比《天注定》更加广阔的地域跨度；尽管它一如既往地讲述着时代浪潮中历经坎坷的爱情故事，但这一部无疑有着更加庞大的世界观，融入和更多作为作者的贾樟柯对于那个时代下中国发展状况的思考。当然，我个人始终不会把这种“庞大”笼统地称为“野心”，因为野心的潜台词往往是某人并不具有实现之的能力。《江湖儿女》则显然是另外一种电影。

在片中，主人公不再是贾樟柯在他的作品里一贯描绘的那种小镇青年，而变成了大同当地“黑帮”的头领郭斌（廖凡饰）和他的女友巧巧（赵涛饰），让人想起故事同样发生在大同且主人公姓名都一模一样的《任逍遥》。影片开头，二人是说一不二的地头蛇，因此也自然而然成为了事端的调解者。传统社会道德中的“义”在黑帮这一社会组织中得到放大，和男性们在社会中的地位和面子混合在一起，调成了整部影片的背景和底色。

可以说，《江湖儿女》正是在二人 “被男性虚妄的面子打碎”和“被女性矫饰为义气”的两种爱情之间不断游移，而片中反复提及的“江湖”一词的第一重具象含义——黑帮，也在影片的前半部分得到了相对类型化的展现。直到郭斌在街头遭遇偷袭，紧接着又和另一个更为年轻的黑帮发生火并（犹如《教父》和《上帝之城》的结合），巧巧因在街头自卫鸣枪而入狱，二人的爱情也戛然而止。

与《小武》类似，《江湖儿女》中的主角一如既往地处在道德模糊地带，甚至根本就是犯罪者。巧巧出狱后，先是去往三峡库区寻找正在此地投资和管理水电站，准备东山再起的郭斌（与《三峡好人》连接在一起），被拒绝见面后又意图前往新疆谋生，最后返回老家大同。在这个过程中，她被同行的路人（丁嘉丽饰）偷了钱包，被老婆去广东打工一年未归的摩托司机调戏，被自称旅游开发商爷其实只是个小卖部店主的火车侃爷（徐峥饰）一路骗到新疆……在经历了一系列“人间喜剧”之后，她也找到了自己的谋生之道，开始在饭店里碰瓷所有看上去有钱的中年油腻男人。

总体而言，赵涛所饰演的巧巧并不仅仅是一个受害者；或者说，巧巧在旅途中碰到的所有人，甚至算上她自己，或多或少都是“小武”。从矿区到三峡再到沙漠，贾樟柯用《江湖儿女》绘制的这幅中西部地图，一方面固然呈现出世纪之交中国人口迁徙的基本路径，另一方面也无疑证明种种的道德崩坏正在向更深的内陆蔓延。与之前几部作品不太相同的是，贾樟柯在《江湖儿女》中找回了熟悉的生活质感，饱受诟病的堆砌符号大幅减少，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个非常鲜活又极具代表性的人物和事件。它们的出现表明，金钱已经从根本上颠覆了国人的价值观念，继而也瓦解了传统社会下的相对稳固的情感和家庭。

从结构上看，《江湖儿女》所采用的仍然是接近《山河故人》的分段式结构。不过，《江湖儿女》去掉了显见的小标题，用船和火车连接其几片故事发生的场域。影片还将旧作中的很多重要元素串联起来，比如《站台》中的街头文工团，《三峡好人》中的飞碟，《山河故人》中的葬礼和关公，并为这些元素赋予了与之前作品相近但绝不相同的内涵。这些元素成为了主人公辗转各地的见证；至此，“江湖”也增添了一层传统武侠电影中必然隐含的 “漂泊”之意。

当然，很多评论人在观后也难免对这种创作方法产生的质疑，认为该片过分取巧地创造了一个“贾樟柯世界”。但细看之下不难发现，影片的主体部分仍然体现出贾樟柯对九十年代末、二十一世纪初这段时间的全新体认，其他的自我引用和致敬无非起到了连接性作用。值得一提的是，贾樟柯一直以来就有连接其全部作品的想法（见《贾想II》，贾樟柯与王泰白对谈），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江湖儿女》是一部早晚都会出现的影片，而它大概也是到目前为止唯一可以囊括几乎所有贾樟柯前作，同时又开掘出故事的“另一面”的总结性作品，这也是笔者强调这部作品具有特殊价值的原因所在。

影片中还延续着对九十年代末流行文化的高度敏感，这又集中体现在影片中众多令人耳熟能详的流行歌曲上。其中，叶倩文的《浅醉一生》便出现在片头众兄弟结义的片花中，在影片尚未首映之前就确证了贾樟柯 “华语DJ王”的地位。不过，与其之前电影里单纯引用的流行歌曲不太相同，这首《浅醉一生》同时也是当时风行大陆的香港电影《喋血双雄》的主题音乐。贾樟柯选用这首歌曲，除了标示出个人爱好和香港电影对当时大陆青年的影响之外，也让两部电影中的人物关系形成了互文，预示了二人的命运。

此外，影片中还特意插入了广播体操、广场舞、社区合唱队等等具有明显集体性质的段落，与港台歌曲《有多少爱可以重来》这种“靡靡之音”形成鲜明对比，表现了当时（直至今日）个人与集体主义在中国并行不悖的状况。而在巧巧离开四川进入新疆之后，所有的歌曲全部消失了，代替它们的是具有强烈未来感的电子音，这些声音和二十余年来高速发展的交通线路以及毫无变化的破败建筑一道，形成了一种诡异而荒诞的魔幻氛围，称得上是“山西版赛博朋克”。

相比《山河故人》第三部分中对未来的种种幻想，《江湖儿女》所采取的方式无疑更加真实也更具技巧性。另一方面，贾樟柯对时代的记录也逐渐由《天注定》式的类型探索过渡到更加不易察觉的拍摄方法和介质的混合。如果说通过不同画幅来指涉时代的变迁还是世界电影在贾樟柯创作中产生的回音，那么，《江湖儿女》对不同介质的使用则是贾樟柯二十年余年以来与时代持续共振的结果。从胶片到DV，再到HDDV，从手持到航拍再到监控摄像，贾樟柯从未停止对中国社会的记录，这使得《江湖儿女》既内生于技术手段的不断绵延和发展，又能呈现出中国某些地区所面临的停滞和断裂。

影片结尾，因酗酒和下肢瘫痪的郭斌回到大同寻求巧巧的帮助，却又因为无法忍受自己的残缺和原先小弟对他的欺侮，主动退出了巧巧的生活。巧巧独自一人靠在墙边，此时的镜头并不试图对准她本人，而是在监控录像中寻到了她的身影。过去两个多小时中越发清晰的形象，此刻却愈发面目模糊起来。这大概也是贾樟柯所有电影当中最为暧昧的时刻：我们永远也无从得知二人的情感还能否维系，巧巧或许是在等待，或许是在思考，或许已然放弃……但有一点似乎可以确信，那就是在这样一个被财富和网络所笼罩的时代里，人与人之间的一切真实，都已经不复存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