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的毁灭

导语

人性之深渊不可凝视，在这样的深渊中，毁灭欲是一个绕不开的人性之恶。暴力，打砸抢这类的行为背后都可以看到毁灭欲的影子。当一个身居高位的人有毁灭欲时，造成的灾难可能就更大一些。古罗马的皇帝尼禄因为一些不可名状的原因把罗马城点了，从此遗臭万年。不过在古代，生产力不发达，相对应的破坏力也不很发达，就算是有人想毁灭世界，也顶多毁了一家一城而已，比如崇祯皇帝上吊之前砍了自己的几个公主，诸如此类的，也就这样了。

那么，到了技术发达的20世纪，如果有人的毁灭欲爆棚，会怎么样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纳粹党真的有一个毁灭德国的计划，被称为“尼禄法令”。提出这个计划的人是希特勒，但这样玉石俱焚同归于尽的疯狂念头根本无法得到执行，再加上纳粹败亡的过于迅速，这样的“尼禄法令”也就根本没有实施，只是沦为了历史上的疯人疯语。

1945年3月20日，希特勒检阅在劳班立下战功的希特勒青年团员，这是他最后一次公开露面

“如果我们失败了，要拉上整个世界给我们陪葬”

关于希特勒的心理，相关的各种研究和不靠谱的说法满天飞，这里就不再赘述了。希特勒不止一次地说，“如果战争失败了，那么整个世界都要为我们殉葬”。时间到了1945年，纳粹德国的战败已经确凿无疑了，希特勒这个时候开始很严肃地考虑“毁灭世界”这样的事情。当然，那个时候的纳粹毁灭不了世界，能毁灭的也就只有盟军苏军的战俘，全德国的军队和民众，当然还有他们自己。

1945年元旦，纳粹德国试图在“底板行动”中用空袭扭转战局，但未能如愿。元旦当天的挫败预示着这一年的流年不利。关于底板行动，本公众号2018年元旦发过文章《底板行动：二战德国空军的绝唱（附尼伯龙根工厂新年贺词）》

所以在1945年初，希特勒开始有计划地毁掉他能毁掉的一切了。2月，宣传部长戈培尔鼓动希特勒废除《日内瓦公约》，在戈培尔看来，德国之所以沦为现在的田地，都是因为士兵作战不勇敢。如果士兵们知道他们在沦为战俘后将得不到任何的保护（战俘受《日内瓦公约》的保护），他们就会更勇敢地与敌人战斗。不过，戈培尔疯了，元首身边的将军和一众纳粹高官还没完全疯掉，在这些人的全力劝说下，戈培尔和元首最终没有走向“自绝于世界”的道路。

在戈培尔和希特勒看来，德军的投降是因为“对战俘太好了”

《尼禄法令》

《尼禄法令》的核心内容是彻底地破坏德国的工业基础设施，包括交通，电力，水管系统等。猛一看，这似乎就是焦土政策的延续。德军在1943年逐步从苏联撤退时就在实行这样的焦土政策，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避免资源被敌人所用，减缓苏联红军追击的速度。这样的焦土政策在军事上是有意义的，所以也就得到了德军的执行。

1943年冬，德军用这种“枕木破坏车”来系统地破坏乌克兰地区的铁路，相关内容请参阅本公众号《铁流：二战德军装甲部队的铁路运输小考证》

到了1944年8月，盟军兵临巴黎城下。希特勒决心炸毁巴黎，“让盟军只能得到巴黎的废墟”。德军城防司令肖尔蒂茨将军接到了命令，在巴黎的各大历史建筑和纪念碑上安放炸药。摧毁历史文物在军事上毫无意义，这纯粹只是希特勒“我不好过，别人也别想好过”的毁灭欲发作而已。最终，肖尔蒂茨将军决定留下巴黎，向盟军投降。因为这个举动，他被纳粹德国缺席判处死刑，但也被称为“巴黎的守护者”而在战后的法国声名远扬。事实上，肖尔蒂茨在东线作战时执行焦土政策相当无情和彻底，“巴黎的守护者”并非对所有的地方都一视同仁。

签署投降书的巴黎城防司令肖尔蒂茨将军

从毁灭东线的村庄到毁灭巴黎，变化的不仅是焦土政策的内容，更重要的是心理的变化。基于务实的冷酷让位于单纯的毁灭欲，这也就是“毁灭巴黎”的命令不能被彻底执行的原因。如果硬要说“毁灭巴黎”有一丝理性成分在，那就是这里过去不是德国人繁衍生息的地方，摧毁这里对德国人而言，并没什么物质上的损失。 但是到了1945年3月，希特勒签署的《尼禄法令》是根本不想给德国人留活路了。关于这一点，希特勒在一些私人谈话中流露过他为什么如此憎恶德国人，希特勒说：“如果战争失败，德意志民族也将灭亡。没有必要为这个民族维持最原始的生存基础，恰恰相反，最好我们亲自动手把这些基础毁灭掉，因为这个民族将被证明是最软弱的民族。” 也是在1945年3月，希特勒同参谋总长古德里安将军的争吵中，还恶狠狠地说：“我这一生都在为德国人民而苦苦奋斗”。那么，希特勒到底爱不爱德国人呢？他自己当然不可能给口头答案，但在历史中，他用尼禄法令回答了这个问题。 1945年3月18日，纳粹军备部长阿尔伯特·施佩尔抵达元首地堡，参加夜间战局研讨会。他带来了一篇3天前就写好的备忘录，准备呈送希特勒，备忘录上写着这样的内容—— “预计在6到8周内，德国经济将无可避免地总崩溃。到了那时，战争也就结束了......人民在这场战争中已经履行了义务，并且在远比以往任何一场战争都要艰苦的条件下完成了任务”，施佩尔写道，“我们有义务将所有能够保障人民在遥远将来重建德国的条件留给人民。”

纳粹德国军备部长施佩尔（图右）在1942年的一张照片

希特勒看完这个备忘录之后一言不发，随后就签署了前文中提到的《尼禄法令》。这样的命令被立即下达到了国防军指挥部，又从那里被传达给前线和后方所有能联系上的指挥官。在当时，极少数狂热的纳粹分子试图认真地执行这样的命令，但绝大多数官员都对这条命令视若无睹。如果关系到生存的基础设施都要没有了，他们自己的生存就要受到严重的威胁。毕竟，绝大多数德国人，包括绝大多数曾经忠于元首的人，并不想为希特勒殉葬。

施佩尔的努力

施佩尔在得知《尼禄法令》的内容之后，认定了这将“给德国人民判死刑”，于是施佩尔尽自己一切所能派助手往返于柏林和前线，告诉当地官员一些工厂和基础设施对德军的调动和战斗至关重要，不要摧毁。到了3月27日晚间，施佩尔接到了觐见希特勒的命令，他遭到了希特勒的质问，后者怀疑施佩尔的忠诚，并威胁他“如果不执行尼禄法令，将以叛国罪论处”。施佩尔面对希特勒咄咄逼人的盘问，首先说自己绝对忠于元首，而且自己决不相信战争已经失败了，仅仅是这样的表态就已经让希特勒感动到不行了。于是施佩尔趁热打铁，要求希特勒将尼禄法令的监督权授予自己，希特勒也答应了。 于是，施佩尔用这样的权利在德国境内奔走呼号，全力地阻止尼禄法令实施。当时，德军B集团军群被包围在鲁尔工业区，这是德国最大的工业区了。施佩尔要求集团军群司令莫德尔元帅在战斗时远离工厂。施佩尔重新起草了一份破坏命令，争取使工业设施处于瘫痪状态而不是全面破坏。不仅如此，他在1945年4月发表的演说中，禁止继续进行破坏，并号召武装部队枪毙所有违背这项命令的人。有了这些强制措施，德国的工业设施和基本生活设施终于得以保全。

视察时在门口坐下休息的纳粹军备部长施佩尔

在做所有这些事情的过程中，施佩尔愈发觉得希特勒不可理喻的疯狂会随时爆发，届时一切将不可收拾。于是他萌发了刺杀希特勒的念头。当时希特勒已经住进了柏林的元首地堡，施佩尔的计划是从地堡的通风口向里灌毒气或者投放挥发性毒药，杀死地堡内包括希特勒在内的所有人。但是，希特勒在经历了720谋杀案之后变得风声鹤唳，对任何可能的危险都谨小慎微。地堡的通风口远离地面，这种情况下，刺杀希特勒的想法也就落空了。

元首地堡，那个带尖顶的建筑侧面就是地堡的通风口

不过到了这个时候，施佩尔并不需要多大的努力就可以阻止希特勒的尼禄法案。如前所述，稍有理智的德国人并不想要追随元首去瓦尔哈拉，保证战后的最基本生活条件这件事情对于他们而言是非常自然的事情。除此之外，1945年3到4月间，盟军和苏军进攻迅速，纳粹德国很快土崩瓦解。就算是有人想要破坏什么，在这种情况下也不会有足够的时间。

1945年4月20日，施佩尔作为纳粹的高官出席了希特勒最后的一个生日聚会，两天后，希特勒决定留守柏林直到自杀。4月24日，施佩尔来到柏林同希特勒做最后的告别。在同希特勒的谈话中，施佩尔坦言自己并没有遵照尼禄法令毁灭德国，而希特勒也没有处死他。到了这个时候，谈论“毁灭德国”远不如“元首必须留在柏林”或者“施泰纳去了哪里”重要了。

电影《帝国的毁灭》当中的希特勒（前）和施佩尔（后）

1945年5月向盟军投降时的施佩尔（左），希特勒的继承人、新任德国元首邓尼茨海军元帅（中），德军最高统帅部作战局局长约德尔大将（右）。

1945年4月30日，希特勒自杀。7天后，德军无条件投降。希特勒那个在濒临灭亡时提出的尼禄法令，就这样化作了历史的云烟。有些历史著作说，纳粹德国的历史对人类是一个警示，它告诉后人，人类曾经那么残忍。 但是人类的可悲之处在于，人性的深渊一直都在。所谓太阳之下无新事，诸如纳粹这样的思想和行为，在后世反复的上演，有些甚至比《尼禄法令》还要丧心病狂。看起来，人类不但曾经那么残忍，大约还将一直残忍下去吧。

比如网上一些“野生国师”所发的这种疯狂言论，实在让人不知道说什么好。

（完）

《柏林苍穹下》是看过的，不过若非事先晓得，真不会认出眼下的希特勒就是布鲁诺·冈茨。他的演绎下的最后的希特勒，不是魔鬼，只是一个身体孱弱，丧失权威，歇斯底里到病态的“领袖”。却不止如此。通过女秘书荣格的一系列细节回忆，他实际上也是一个在女士面前礼貌有加,彬彬有礼的男子，是到最后一刻还认为自己一系列行径是拯救人类筛选人种的可怜的战败者，甚至由此“可怜”油生出一个年轻女人的同情,而与我们所"认识"的狂魔有了鲜明对比. 但是，导演也鲜明地揭示，年轻的秘书是十分受到年龄,女性特质和所看到的事情的局限的，她虽与纳粹共处，却并没能看到地上的人们是如何因为丧心病狂的消灭人种和无休止的非人道战争遭遇的人间惨剧。这一点通过容格老年回忆时的忏悔得到回归。 导演奥利弗·西斯贝格因为被指对希特勒的描写过于人性化备受争议。但看过影片，觉察到，对于受害者来说，把希特勒视作魔鬼并不能帮助人们更好的疗愈伤口，而从人性角度冷静分析一个“人”如何演变得与人道完全背道而驰，才是对人类来说更待棘手解决的态度。

1945年5月8日邓尼茨宣布无条件投降，第三帝国正式覆灭。而4月30日希特勒自杀以及5月2日柏林沦陷，是第三帝国实际上的灭亡。

如果要全面了解“帝国覆灭”，需要阅读官方正史。因为第三帝国从斯大林格勒战役以后就显出颓势，盟军诺曼底登陆后只剩垂死挣扎，直到柏林战役被苏联一剑封喉。

但大多数读者不是历史学家或发烧友，大家更关注第三帝国最后阶段的命运，即柏林战役和希特勒之死，于是出现大量这方面著作。有的着重讲述柏林战役前因后果，有的专注解密希特勒最后结局，两者在叙事上又必须缠绕在一起，互为因果，形成了所谓“帝国毁灭”这个主题。

讲述希特勒之死的鼻祖，是1946年出版的《The Last Days of Hitler》（我没查到有中译本），作者是英国人Hugh Trevor-Roper（1914-2003）。他战前是牛津大学一名年青学者，战后由英国军方指派，调查希特勒死亡真相详情，军衔少校。经过几个月的调查，他在1945年11月公布了一份不算长的“希特勒已经死亡”调查报告。

要知道，柏林最早被苏军攻克，希特勒最后丧生并火化的总理府地堡先被苏军彻底搜查，大部分目击希特勒死亡的亲历者又都被苏军俘虏，盟军拿到的信息和证据非常有限。同时苏联方面对于希特勒的最终命运封锁消息，甚至斯大林亲口对艾森豪威尔说过“希特勒逃走了”。

在这种情况下，Roper仍然可以提交一份确定希特勒死亡的报告，且其中细节经过历史验证基本准确，只有小的出入，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在铁幕徐徐降下之际，重重打脸苏联。这次打脸也导致了那些被苏军俘虏目击者的悲惨经历：他们被严刑逼迫，目的是签署错误的证词，以推翻英国人的报告，比如逼他们承认希特勒像懦夫一样服毒自杀，并由副官补了一枪。

次年，Roper将调查内容予以丰富，出版成书。作为官方代表，他可以调阅官方保密资料，采访到所有可接触的当事人，因此他的调查结果是全面、细致而可信的。但也有以下短板：

1、 很多更为重要的当事人当时都在苏联关押，他根本采访不到，他采访到的主要当事人其实只有三个。

2、 受当时紧张的大环境限制，即便是他能采访到的人，出于各种原因，未必愿说、敢说实话。

所以，其中有些细节是错误的。比如：他引用了希特勒司机肯普卡很多证词。肯普卡在希特勒死后暗堡成员突围时幸运地被盟军俘虏，是最早对外发声甚至出书的当事人。可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我猜他认为其他知情人不会重见天日，就有些肆无忌惮——证词水分很大，把很多没亲历过的事情都安在自己身上，后来数十年逐渐被其他当事人甚至他自己推翻。

【下图：《帝国毁灭》电影中的肯普卡。我本可以附其真人照片，但为了与经典的电影对照，故使用电影剧照。下同。】

即便如此，本书受到影响的只是一些细节，比如希特勒是朝自己的嘴里开枪还是太阳穴；婚礼举行的日期；是谁抬了尸体等等。核心内容和框架是准确的，“希特勒已经死亡”这个结论是确定的。这本书作为里程碑，至今仍被历史学家参考和引用，并且为今后同类专著设立了重要的基调。

我并未阅读本书，尽管孔夫子上有卖。我了解到上述内容是通过其它书作者对本书的评价。尤其是《希特勒暗堡》作者O’Donnell与Roper同时代，作为记者亲身参加过Roper的报告发布会，目睹了Roper当时风头无两的神采：“。。。穿着一身毕挺的战时皇家空军中队长的制服，向记者们流利地作了一番辛辣的、然而是故作克制的陈述，竭力驱散几个星期以来从东方滚滚而来的有害的宣传气氛。”

我个人不强力推荐阅读本书，因为本书出版之后数十年间，大量亲历者浮出水面，提供了更多更新的材料，本书有些内容已经过时。但如果是历史发烧友，想从历史发展角度去了解二战刚结束几个月盟军得到的信息，进而与后面的专著进行比较，此书是必看的。作者成书年龄32岁，非常年轻，后来回到牛津大学，成为深受尊敬的二战史专家。【推荐指数：3星】

《The Last Battle》1966

（中文版《最后一役》，中信出版社，2018年5月第2版，王义国译，董旻杰校译）

第三帝国败亡，主要人物要么死亡，要么入狱，极少逍遥法外。在柏林沦陷前逃离的，基本都落入西方盟军之手，如邓尼茨、戈林、希姆莱、凯特尔、约德尔、施佩尔、海因里希这些高级军官。

【下图：依次为《帝国毁灭》电影中的戈林、希姆莱、凯特尔元帅、约德尔大将、帝国部长施佩尔】

而在总理府地堡留到最后，见证柏林最后沦陷以及希特勒自杀的目击者，基本都在突围时落入苏军之手，如希特勒飞行员鲍尔、随侍林格、副官根舍、孟克少将、医生申克、暗堡话务员米契等，大部分是中级军官。

【下图：依次为电影中的随侍林格、副官根舍、孟克少将、医生申克、暗堡话务员米契】

冷战从二战结束即开始，东西方相互敌视，上述当事人口供以及相关信息，东西方互不交流。那时，西方记者或者历史学家都无法获得希特勒之死最确凿的证据，因为这些证据被苏联独占。而苏联，出于各种原因，没有任何一部类似Trevor-Roper的被公认为可信的报告或书籍面世。

1955年西德总理阿登纳访问苏联，为冷战稍微带来一些缓和。于是在当年，苏联释放了最后一批德国战犯，其中就包括上述重要目击者，这些人很快辗转来到自由的西德，开始对外发声。又过了10年，到了1965年，被盟军判处20年徒刑的施佩尔（唯一活着的帝国主要部长）也出狱了，

可以说此时大部分活着的当事人都是自由身，并基本都在美国控制的西德。而此时，当事人经过多年的沉默，外部环境不再紧张，西方自由的社会环境不再压抑，他们有欲望说出真相，并且身体健康记忆力旺盛。于是在1966年，基于对关键目击者的采访，一部伟大的作品《The Last Battle》（最后一役）诞生了。作者以难以置信的毅力和绝不杜撰的求实精神，采访了各个方面的重要当事人，内容全面、详实且非常接近事实。此书一经面世，蜚声世界。

作者是生在爱尔兰后入美籍的记者Cornelius Ryan（1920-1974）。1944年D日，他作为英国《每日电讯报》战地记者亲身参与过诺曼底登陆。1959年，以同样采访当事人方式写成的关于诺曼底登陆的《最长的一天》出版，并拍成电影，令他声名远扬。几年之后，他开始筹备本书的写作。凭借名气他可以顺利约访诸多当事人（他书中写到在赴苏采访前他甚至得到时任总统肯尼迪的接见，肯尼迪还就如何采访苏军强奸问题给过他智慧的建议），包括战时盟军最高统帅、后来成为美国总统的艾森豪威尔；英军陆军元帅蒙哥马利；德军柏林战役指挥官海因里希大将；苏军方面，除了已被斯大林打倒的朱可夫之外，其它高级将领如崔可夫和科涅夫。仅列举上述一线明星，就可想而知本书的受访者阵容。

作者成书时46岁，精力旺盛、思维敏锐。《最后一役》堪称史诗巨著，它以柏林战役为主题，把战役发生之前欧洲战场局势，苏美英德四方各自的立场与博弈，描写得大气磅礴、惊心动魄。而对于战役策划、筹备与推进，各方的排兵布阵，战争中平民的遭遇，又写的细致入微，令人身临其境。大到盟军不进攻柏林的决定，小到易北河上一次强渡；上至斯大林的权术，下到一名柏林少年手中的反坦克火箭筒，好像尽在读者眼前。1945年4月16日凌晨4点朱可夫140架防空探照灯发出的亮如“一千个太阳”的恐怖白光，以及紧随而至两万门各类火炮齐射带来的诡异狂风，仿佛让人置身其中，亲眼见到尸横遍野残垣断壁的柏林。

而所有这些内容，“无一句无出处”，全部是通过采访当事人和研读第一手历史资料获得，绝无主观臆造和道听途说。这种写作方式费时费力，但完成的作品，因为经得起历史检验、能让后人最真实地重温历史，而成为世界的宝贵遗产。

读Ryan的二战三部曲（还有一部是讲述1944年9月盟军市场花园行动的《遥远的桥》），我总会情不自禁想到中国的《史记》——当年的太史公，应该也是抱着这种历史使命感书写的吧。

《最后一役》中，关于希特勒在暗堡里最后的日子以及自杀，描述非常简略，以寥寥数笔带过，同时因为当事人证词的矛盾和错误，也存在一些小问题，比如那著名的自杀枪声是否被人听到。但即便如此，以作者极度认真和追求真凭实据的态度，以及对关键目击者的详实采访，本书对希特勒之死的描述大体准确。尤值一提的是，苏联官方在1963年本书作者采访时首次对外确认“希特勒已经死亡”。此前苏联方面从未公开承认过，哪怕Roper的报告已经发表18年。

另一方面，关于希特勒尸体的发现和身份确认，作者的信息不可避免全部来自于苏联方面，这些说法后来被历史证明是错误的，是苏联方面出于政治目的一直编造的谎言。读到这里，不禁为作者和这部伟大的作品感到惋惜，这也许是本书唯一失实之处。但这就是时间的魔力，在时间面前，任何伟大的人都无法摆脱局限。

在我读过的关于帝国毁灭的书籍中，《最后一役》以其气吞山河的宏大视角和细致入微的细节描写，堪称伟大，无出其右。还有，与下面几本书相比，本书是唯一不仅采访盟军和德军，也采访苏军的。今天我们认为很容易很自然，但1965年前后，正是东西冷战最严重的时候，西方人眼中的苏联已经被妖魔化。一个美国记者，能够客观公正写出苏联在柏林战役前后的立场、战略、战术和军纪（当然也详细描述了苏军进入德国对平民犯下的罪行，比如大量的强奸），在当时是非常可贵的。

此书翻译极其流畅精准，请来军事专家校译，整体阅读感受极好，加之印刷精良，这个版本是有收藏价值的精品。但我有点小看法：当译者和校译者发现原文有错误（大多是原著中军衔的错误）时，采用的做法是在译文中直接修正，并在译注中说明。我个人拙见：本着对原著和作者的尊重，译文应该保持原汁原味，对于这些错误，应该如实翻译，然后在译注中说明事实。

【推荐指数：5星】

《The Berlin Bunker》1979

（《希特勒暗堡》，世界知识出版社，1983年10月第1版，秦梅王彩芬可铮译）

《The Last Battle》出版后，又过了13年，出自历史学家、记者以及当事人的关于希特勒之死的书越来越多，这些著作其实各有侧重，视角不尽相同，但都不得不面对同一个问题：希特勒最后在地堡里都经历了什么以及最终命运究竟如何。对于这个问题，所有著作都必须涉及，因为它太重要太引人注目。于是在1979年，一部专门阐述这个问题的精彩作品诞生了，它是美国记者James P. O’Donnell（1917-1990）撰写的《The Berlin Bunker》（希特勒暗堡）。

O’Donnell与伟大的《最后一役》的作者Ryan很像，他比Ryan还大三岁，也是二战亲历者。因为精通德语，二战时在美军领导一个无线电情报连，专门负责监听德军无线电，上尉军衔。战后，他立即转业成为《新闻周刊》记者，常驻柏林，打探二战后西方人关心的各种新闻。

1945年7月，在希特勒死后两个月，刚刚转业的他随美军进入已被苏军占领并浩劫的柏林，还亲身下过希特勒的暗堡。

那时暗堡的控制权在苏军，但已经以他们认为彻底的方式搜索劫掠过，花园里包含疑似希特勒在内的十几具烧焦的遗骸已被运走，苏军认为暗堡已经没有保密价值，因此对盟军是半开放的，很多英美人士，甚至包括丘吉尔首相，都下去参观过。

作者下去时，暗堡里设施、家具还都在，遍地狼藉，甚至一些自杀者的尸体还在里面发臭（可见苏军的工作效率，这点我实在无法理解）。但是，他那时还没有写书的想法，反而是30年之后，他开始用与Ryan同样的方式，通过采访当事人，写成了这本《The Berlin Bunker》。

这本书，采访的人数众多，且逻辑性、故事结构、文笔都极好，可读性非常强。更为巧妙的一点，与《最后一役》严格以时间为主线（各章节没有主题）不同，《希特勒暗堡》每个章节设立一个主题，通过一位或几位当事人讲述自己亲历的故事，同时兼顾时间发展。

《希特勒暗堡》的主线如题，非常清晰，紧密围绕暗堡这个环境，叙述希特勒最后日子、死亡、以及暗堡中其他人的命运。可以说恰好与《最后一役》形成互补，后者着力描述的是战役的进程。

叙事方面，读者会感觉对面坐着一个讲故事高手，作者在严格基于采访材料的基础上，设定悬念，安排起伏转折，前后呼应，却丝毫不哗众取宠。对于诸多当事人对同一件事不同的证词，作者采取的做法是：经过甄别，筛选出作者认为最可信的证词，组织在一起，只给读者讲一个故事。

这样，读者就像看一部惊险电影，一气呵成，非常过瘾。而作者基于自己强大的分析能力和旁征博引的资料储备，组织起来的内容非常接近事实，相对于此前各种书籍，错误非常之少。

通过读这本书，即便不了解作者，也可以很容易发现作者是个极聪明、逻辑性强、善于推理的人。例如，关于希特勒的死法，之前大部分专著都采用“朝右太阳穴开枪”的说法，这一说法经过最先进入房间的林格和根舍的确认，肯定是无误的。但是，作者大胆提出另一种结论：希特勒在开枪之前一秒钟咬破了氢氰酸玻璃剂，这是最保险的死法。作者的依据是：在4月30日（希特勒当天下午1530自杀）凌晨，希特勒秘密召见了哈斯医生，询问什么自杀方式最保险，这是哈斯医生的建议。

但是，哈斯医生在柏林沦陷时被苏军俘虏，1946年死在集中营，作者是怎么知道这个秘密谈话的呢？原来听到希特勒的死讯后，哈斯医生马上就跟同事申克医生（《帝国毁灭》电影里那个光头医生》）

详细讲述了这次秘密谈话，并坚信希特勒采纳了他的建议。申克医生在接受作者采访时，将哈斯医生的话告诉了作者。这是多么周折却又有力的证据，一般的作者可能不会发现。作者还补充，用手枪自杀的人死后一般会紧握手枪，但希特勒的枪滑落到地上，这是服毒的症状。

当然，我本人认为，即便上面叙述全为真，也无法确定希特勒最后时刻采纳了哈斯的建议。这个问题在下面还会论述。

可以说，在专门写希特勒最后日子的书当中，这是最有价值的一本。它集真实和精彩于一身。换句话说，读者想知道的，应该知道的，这里都有了，且有凭有据，强烈推荐。

成书时，作者O’Donnell是62岁，想想这是一个记者人生阅历最巅峰之时，能够写的如此精彩也不足为奇。但这本书也有一个问题：采访时距离1945年4月已经过去整整30年，当事人的记忆会模糊或不那么准确。即便如此，此书的内容在出版后并未受到严重质疑。【推荐指数：5星】

《The Last Days of Hitler: Legends, Evidence and Truth》1996

（未查到中文版）

时间又流淌了17年，到了1996年，二战结束已经50年，绝大部分当事人已经去世或面临去世，这是一个收集历史记忆的临界点。同时，关于希特勒之死的书已经足够多了——已经没有更新的内容引起读者新的兴趣了——这还是对年龄大的读者而言。至于年轻的读者，也许根本不关心希特勒死亡的那些细节。

在这个时刻，一个德国历史学家用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重新梳理了这个二十世纪最悬疑的事件。他就是Anton Joachimsthaler（1930-）。成书时66岁，正是历史学家最好的年纪。

他比Roper, Ryan和O’Donnell晚一代，生于1930年。作为历史学家，他研究第三帝国已经几十年了。经过阅读众多的希特勒之死相关书籍，他发现在很多细节上，众口不一，谁都无法说服对方，这导致没有一种说法是获得广泛认可的。其实这很正常，你我都有这样的经历：同一件事，不同的参与者在事后的描述各不相同，尤其是过去很多年后。

2019年4月，我联络几个大学同学，询问多年前一次班级象棋比赛的经过，每个人的说法竟然都不一样，且都信誓旦旦。可见，历史是没有细节的，换句话说，历史记载的细节没有很高的可信度，对于历史，我们只要把握大体脉络、时代背景、历史意义、人性折射，就可以了。

偏偏Anton Joachimsthaler是个极度认真的德国人，对于希特勒之死这个二十世纪重大历史事件，他认为产生史实错误的原因，就是以讹传讹：第一个作者引用了一句不准确的叙述，在经过多次转载之后，就会被“洗白”而成为事实。正是所谓的“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成了真理”。

于是，他花了几十年时间阅读整理各种材料和当事人证词，以希特勒之死为主线，把所有重要证人的证词——有些是一致的可以相互验证，而有些是矛盾的——都集中在一起，让读者和他一起观察、分析、判断。所以，这本书是阿加莎风格的，读者必须具备波罗的大脑和推理能力，面对相互矛盾、纷繁复杂的证词，去找到那个唯一正确的事实。

比如，就“希特勒的尸体如何被火化”这个问题，作者引用了负责搬运尸体和点火的副官根舍、随侍林格、司机肯普卡的大段证词，以及后来查看火化情况的四个希特勒保镖的大段证词。最后得到结论：希特勒的尸体已经被完全烧毁，几乎没有残骸遗留。而四个保镖当中，有一位的证词与所有人都不相同：他声称亲手埋葬了希特勒烧焦的尸体，此时希特勒的面目竟然还可以辨认。作者认为此人的证词是不可信的。

还有，就“苏联人什么时候确定希特勒已经死亡”这个问题，作者引用了希特勒两个牙科技师（首席牙医未被苏联俘虏）的证词，称苏联人在5月初就曾向他们出示了希特勒和爱娃的烧焦的假牙齿桥，他们也立即确认这绝对属于希特勒和爱娃。最后作者得到结论：苏联人其实早在希特勒死后一周就确定希特勒已经死亡，但此后斯大林还对艾森豪威尔说“希特勒逃跑了”，这里一定有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

这种大量引用各方证词的写作方法，与上面两本书非常不同。上面两本书的作者都是记者出身，他们多年受到的职业训练，是经过自己的梳理，给读者讲“一个”精彩的故事。而本书作者Anton J.是个历史学家，我感觉他是个吹毛求疵、有精神洁癖的历史学家，他不但要告诉读者事实是什么，还要同时告诉读者还有哪些不是事实的东西在混淆视听，以及它们为什么不是事实。

在他眼中，Ryan和O’Donnell的书都有错误，而这些错误都是因为轻易引用了不准确的证词造成的。

比如他指出，Ryan的《最后一役》中说暗堡有一条密道通向外交部，其实这条暗道并不存在。而O’Donnell则照搬了Ryan的暗堡地图，也展示了这条密道的存在。

他还指出，O’Donnell认为莫瑞尔医生（希特勒最信任的贴身医生）离开之后希特勒情绪稳定，是因为莫瑞尔走之前给希特勒注射了加倍的镇静剂，这也是不对的。因为根据更多的证词，莫瑞尔是在希特勒一度精神崩溃后被驱逐走的，此时希特勒知道希姆莱背叛他，不再信任何人，尤其是医生，他担心被注射昏迷之后希姆莱把他交给敌人，于是不再接受任何注射。

根据上面两个例子，我们发现Anton J.指出的问题都是小问题，不影响历史发展。但我想说，这就是真正历史学家的态度。这种求真求实的态度，促使作者不厌其烦地搜集、对比各种证词，同时加以判断分析，最后得到唯一的结论。我想现实中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一定也是这样工作的。

上面说到阿加莎，举两个作者当侦探的例子：

关于希特勒自杀时是否同时服用氢氰酸的问题（其它书里都称氰化物，而本书作者经过化学性能分析，认为应该是氢氰酸）。作者首先咨询了医学家，获得了氢氰酸的致命原理——极易挥发，可以瞬间进入血液，麻痹神经。服用氢氰酸的结果有两个：剧烈抽搐并立即死亡；全身散发浓烈的苦杏仁气味。而希特勒如果经历抽搐，太阳穴流出的血会溅的到处都是，但实际上血只是垂直流到了地毯上。

【下图是电影画面，现实中，地毯上的血迹不在此处，应该在沙发扶手侧面】

同时，在搬运和安放希特勒尸体时，林格和根舍都没有闻到尸体散发任何异味。而搬运爱娃尸体的根舍，却闻到了强烈的苦杏仁气味。

【下图是电影画面，实际上，希特勒尸体在前，爱娃尸体在后，而只有希特勒上半身裹着毯子，爱娃没有裹毯子。根舍抱着爱娃没有错，但抱着希特勒脚的是林格（电影里是马丁鲍曼），抱希特勒肩膀的是几个希特勒保镖（电影里是林格）。】

戈培尔六个孩子死亡的小屋里，也充斥着浓烈的苦杏仁气味。

我个人支持Anton J.的说法，并非因为他的分析，而是从心理学角度，咬碎玻璃剂同时扣动扳机这种方式过于冒险，且没有先例，而且没有必要。我怀疑这种双重保险的自杀方式仅存在于当时紧张气氛中口口相传的理论上，除了哈斯自称跟希特勒讲过，暗堡里没人采用甚至没人了解这个方法。希特勒的亲信马丁鲍曼，在突围时自杀，只服毒未开枪。

（马丁鲍曼的尸体在1972年才在他失踪地点附近的地下被发现，这是Ryan在写书时还不知道的，却可以被O’Donnell写在书里。所以有时候历史的逐渐清晰是需要时间的。同理，除了已有铁证的，我们无法确定今天认为的事实若干年后会不会被推翻。）

戈培尔夫人也是仅服毒而死，随后戈培尔开枪自杀。

（下图是电影画面。戈培尔夫人被丈夫开枪打死是戏剧化虚构）

有记载的唯一使用这种方式的是外交官赫韦尔，见《希特勒暗堡》第272页申克的回忆，电影里也清晰地拍出赫韦尔咬碎毒剂同时开枪的细节。（值得注意的是，说希特勒开枪同时咬碎毒剂的也是申克。目前只有希特勒和赫韦尔使用了这种自杀方式，且出自同一人之口。）

已经病入膏肓、身体控制力极差的希特勒，在这个生死关头，他最可能会采取的应该是最保险的方式：仅朝太阳穴开枪。

关于希特勒是向嘴里开枪还是向太阳穴开枪的问题。青年团领袖阿克斯曼说他看到希特勒尸体“两个太阳穴都流血”，认为这是“向嘴里开枪导致太阳穴爆裂”的结果。于是作者找到了枪械专家，研究了希特勒用于自杀的那款手枪（7.65毫米PPK，也是007的标志武器），

那款手枪在研发时进行了大量射击实验以搜集数据，它的射速只有297米每秒，不足以令头颅爆裂（需要超过300米每秒）。另外，其它两位目击者林格和根舍都看到希特勒右太阳穴上流血的弹孔外围，有一圈黑色烧焦的痕迹，枪械专家认为这恰恰就是枪口距离太阳穴很近或者紧贴造成的火药燃烧对皮肤的烧灼痕迹。由此得出向太阳穴开枪的结论。

看，这本书简直就是理工科直男的宝典。

这本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绝大部分证词来自于已经发生在1945~1960期间的官方审讯或取证。作者在1990年代的确采访了尚在人世的为数不多的当事人，但采访内容仅作为辅助和佐证，他几乎全部的证据都是有出处的法律文件。我们知道上面两本书恰恰不是这样：Ryan和O’Donnell明明可以引用这种现成材料，却舍近求远，亲身去采访诸多当事人，以获得第一手材料。

这两种方式，哪种方式写出的东西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呢？

Ryan和O’Donnell的方法，是记者的方法。记者的产出是“新闻”，是当事人提供的第一手资料。而“新闻”是“历史的草稿”。所谓“历史”（在这里不是指历史事实，而是指历史记载），正是建立在无数当事人证词基础上，经过甄别、分析、判断、提炼而成的——对过去发生事实的尽可能接近事实情况的陈述。所以说，Ryan和O’Donnell是历史的第一记录人，他在用他们的毕生所学和令人尊敬的敬业精神，用他们自己的方式，帮助尽可能多的历史亲历者，讲出他们的经历，让这些经历不会随着主人的离世而消失，而主人也因这些经历鲜活跃然纸上而获得永生。所以严格地讲，Ryan和O’Donnell是在讲述“人的故事”（他们自己也承认）。而历史——History，难道不就是人的故事么。

而Anton J.，有意坚持尽可能使用官方书面材料，我私以为，他作为历史学家而非记者，可能有个基本的立场：同样一个当事人，面对法官和面对记者，哪个证词更加真实可信呢？当然是前者。所以说，在证词真实性方面，Anton J.的方式没有劣势。

那么全面性呢？我们都明白，看几十年前的审讯记录，和面对面采访这个当事人，效果完全不一样。前者是固定的内容，没谈到的就永远无法获得答案，且无法追问。后者更加灵活，可以随时插入各种问题，令产出更加丰富和全面。

在读本书之前，我也是这么认为的，但读完本书，尤其是看到后附的长达八页半的密密麻麻的参考文献，我的顾虑没有了。

第一，参考文献极多，其中短短的一个条目，比如《Musmanno Papers》，就是一个美国法官Musmanno上尉在1945-1948三年间审讯200多名当事人的全部审讯记录，现藏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市Duquesne大学图书馆。第二，不妨幽默地说，采访时长是当事人决定的，而审讯时长是法官决定的。第三，当事人可以不如实回答采访的问题，但必须如实回答法官的问题。第四，法官或审判员的问题，总是全面而滴水不漏的，况且他们有的是时间去审问。

综上，这三本书各有所长，都是经典。而本书，是一本学术气息极浓的真正历史学著作。但丝毫不枯燥，同样极具观赏性。反而，如上面所说，让读者有一种看侦探小说的烧脑快感。

作者成书时66岁，也是学问和精力巅峰之年。看得出他很有个性，爱憎分明，在书中多次流露出对一些人的看不上。比如，对苏联记者Bezemensky出的《希特勒遗体解剖报告》，他数次提及并鄙夷之极，意思是“你们苏联人连遗体都没找到，解剖个啥？”在他眼中，苏联人是为了政治目的到处说谎的骗子，是为了政治目的不择手段折磨逼供当事人说假话的强盗。还有，对希特勒司机肯普卡，他流露出对一个满嘴跑火车的人的鄙视。对希特勒最年轻的秘书荣格，他认为这位女士的很多证词都不知从何而来，不太可信。

强烈推荐本书，虽然没有中文版，但不难读懂。【推荐指数：5星】

《Der Untergang》2002

（中文版《第三帝国的最后十四天》，新星出版社，2016年1月第1版，陈晓春译）

这个书名非常熟悉吧，这便是大名鼎鼎脍炙人口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的德国电影《帝国毁灭》的原著。

上面说过，叙述希特勒之死的专著已经多的不能再多了，虽然各执一词，但经过多年的沉淀和梳理，基本上事实已经清晰了。当然，出版热可以到此为止，想了解事实的人去挑几本书去看就好了。但是，也有人认为，应该有个NB的人站出来，把这所有细节串在一起，不再去重复那些不实之词，讲出一个最完整、最真实、最无可置疑的故事。

德国历史学家Joachim Fest（1926-2006）就是这么认为的，同时他认为这个NB的人正是他自己。

FEST绝对称得上NB，他是研究第三帝国史的权威，代表作有《希特勒传》和《施佩尔传》。2002年，他集所有相关著作之大成（上述各书都在其中），参考这些著作和文献，完成了本书。出版后大热，于2004年被改编成电影，成为高分德国电影之一。

本书中文版名为《第三帝国的最后十四天》，仅看译名，有哗众取宠之嫌。关于本书的中文翻译，稍后着重吐槽。

这本书的时间线，是从1945年4月16日凌晨朱可夫发动柏林战役开始，距离希特勒自杀的确十四天，这就是中文译名的由来。

它涵盖的内容，基本围绕着希特勒的命运展开，但可以看出作者的意图是“集大成”，他不再吹毛求疵，而是尽量简洁地把所有重要时间点和事件串了起来。同时尽量客观，对于同一细节现存争议的不同的说法，他尽量都拿出来陈述，但最后不像Anton J.那样得出一个结论，而是不置可否，保留争议。的确，正如上面我的感悟，历史记载是没有细节的，很多细节已经注定湮没在岁月之中，找不回来了。

比如，究竟有没有人听到那“著名的枪声”，

【下图是电影中听到枪声的瞬间。荣格回忆，她带着戈培尔的孩子们在上暗堡吃面包，突然巨大的枪声传来，戈培尔的儿子大叫“正中靶心！”。荣格是唯一声称听到枪声的人，且有理有据，给这件事凭添神秘。我个人就此很困惑，因为上暗堡的餐厅距离希特勒自杀的起居室有一段距离，枪声即使有也不会特别清晰。而同时，站在希特勒门口的根舍和阿克斯曼却声称没听到枪声。这两种说法至今都保留着，正如历史上无数类似的争议，可能永远无法得到验证澄清，就看后人采信哪个了。】

本书并未纠缠，而是把各种说法都放在这里，并给予客观的简短分析，但并未得出结论。

显然，这种写法对于读者来说，不如上面两本书看着过瘾，我读的时候就有这种感觉。但当读完了所有这些书，再次审视本书时，我仿佛明白了：

作为德国权威历史学家，FEST写这本书时已经76岁了，希特勒和施佩尔这两位大咖的传记都早已写过了，所谓荣誉、权威地位，对他已经不重要。（事实上，电影公映后两年，他便以八十高龄去世了。）而且，第三帝国最后十几天的故事和希特勒之死，在过去五十多年间已经被嚼烂了，各个角度、各个细节，几乎都被掰开了揉碎了分析了无数遍。作为一个即将走完一生的历史学家，他要做的，不是为了满足任何人的好奇心而去研究希特勒死亡的方式，而是想用他毕生所学，让读者跟随他的叙述，去思考：希特勒为什么会这样？德国为什么会这样？第三帝国为什么会走向崩溃？这对一个民族的发展有什么启示？

阅读本书，必须调整好自己的期望值。如果本着猎奇的心态，一定会失望。

所以，与其说这是一本书，不如说是一篇论文，实际上本书只有九万字，就是一篇论文的长度。作者精炼但全面地叙述了第三帝国最后的十几天的重要事件，并未纠缠于历史上各执一词的诸多细节，却在叙事中穿插了四个思索性章节，以分析希特勒的性格、思想和命运。因此，本书是一篇让人去思考的提示，它需要读者之前已经阅读一些第三帝国史料，以此为基础，去获得启发。

如果看过本书和电影《帝国毁灭》，你会发现相似度不那么高，电影中的很多细节并未在书中出现，反而来自其它的著作，如《希特勒暗堡》。其实原因正是我上面说到的：本书目的不在于叙述细节，而是提供思索和启发。《帝国毁灭》电影，聘请FEST作为顾问，而并非照搬本书，可以想见，FEST在担任顾问时，一定提供了包括但不限于本书的诸多细节作为电影基本素材。

对于本书的价值和历史高度，我想已经说明白了。下面说说本书的翻译。

翻译毁了这本书。

首先，很明显译者是不具备军事常识的。

第11页：海因里希。。。刚刚“收复”了前面的防御阵地，这样一来，炮火攻击基本上是没有收到任何效果。

如果没有看过《最后一役》，我肯定要被翻译搞晕了。通过翻译精准的《最后一役》可知：海因里希了解苏军“地面部队进攻前必用炮火狂轰”这一套路，于是设立了两条防线，掐算时间，在苏军炮火准备开始前，让防御部队撤出前沿阵地，退到第二条防线，导致苏军的万炮齐发收效甚微。译者把“撤出”译成“收复”，意思完全相反。

第11页：数百门高射炮“低垂”的炮膛里炮弹齐发。我也是通过《最后一役》可知，这里指的是德军火力缺乏，把高射炮拉来“平射”，给苏军造成大量伤亡。

类似例子有很多，令我阅读时频频出戏，无法集中。

除了军事知识匮乏，本书整体翻译生硬，语不达意和疑似错误（虽无法对照原文，但很明显不合理）随处可见。真是随处可见，无法全部列举，这里举一个典型例子：

第175页：在这些年里，在叙述第三帝国终结阶段时，混入了一些错误。。。绝大部分错误是由经历者常常矛盾的证词引起的。这是Anton J.写的《The Last Days of Hitler: Legends, Evidence and Truth》的功劳。。。

意思变成了这些错误是Anton造成的，产生相反的语义。这种错误是“致命而低级”的，只会出现在低水平的学生身上。即便德文水平不高，翻译完了再看一眼中文，也会发现问题。而译者、编辑、出版社竟然任凭这种低级错误存在。

我查了一下译者，是上海外国语大学一位资深教授。我不想对他进行评论，恰恰相反，我坚决不认为本书是他本人翻译的，这种翻译绝对不是教授水平。很可能是他接到这个工作后，委托麾下学生（还不是高水平的学生）完成，他也未认真校对。出现这种情况是有可能的，因为2004年电影大热，此书中文版2006年上市，很有可能是中国出版商想借电影赚一笔，仓促翻译了本书。该老师很忙，只是挂个名，让自己的资浅学生操刀。这只是本人猜想，我希望我的猜想是真的。上外德语教授的水平绝对不该如此。【推荐指数：4星】

《Bis zur letzten Stunde》2002

（中文版《帝国的陷落：希特勒女秘书回忆录》，文汇出版社，2005年8月第1版，陈琬译）

同在2002年，本书德文版出版，作者是希特勒最年轻的秘书荣格Traudl Junge（1920-2002），便是《帝国毁灭》电影女主。电影是根据上面的《Der Untergang》和本书共同改编的。

Junge年轻漂亮，慕尼黑人，从小热爱舞蹈，但二战爆发后，国家不需要舞蹈演员，而更需要秘书，于是她通过妹妹的同事的朋友，进入总理府成为一名秘书，并于1942年经过层层选拔，成为了元首的秘书之一。在十个候选人中，早有消息说她的胜率最高，因为她不但长得像爱娃，还和爱娃一样都是慕尼黑人。希特勒对慕尼黑这个纳粹党起家之地有偏爱。

【下图是电影画面。希特勒与五位候选人握手时，一开始就注意到了排在最尾的女主。实际上前来面试的是10个人，希特勒首次见面时也没有对女主表现出特别关注，电影进行了不伤大雅的合理的戏剧化调整。】

【电影中，希特勒在握手时高兴地说“来自慕尼黑的姑娘！”这个情节是虚构的，但是合理的虚构。】

希特勒有四名女秘书，第一秘书Wolf，第二秘书Schroeder，第三秘书Christian（就是电影里希特勒发怒时在门外哭的那个），

Junge是最资浅的秘书，跟随希特勒也最短。前两位都跟随希特勒十多年，并都未婚。只有她和Christian结婚了，结婚对象都是希特勒身边的军官。Junge的丈夫开始是希特勒的随侍，后来主动要求上前线，阵亡了，她年纪轻轻（24岁）便成为寡妇，Junge是她丈夫的姓。

二战期间四名秘书一直跟随希特勒转战各地，最后进入柏林总理府暗堡。4月22日下午那次著名的军事报告会（电影中“元首的愤怒”）之后，

希特勒认为大势已去，人性化地命令所有工作人员逃往南方继续抗战，他自己则打算留在柏林等死。次日，前两位秘书都遵命离开了，而她和Christian却年轻气盛地表达愚忠，要和元首呆到最后，

同时决定留下来的还有爱娃和戈培尔全家。

于是，Junge就成了4月30日希特勒之死的最后见证人之一，也是唯一一位信誓旦旦听到那神秘的枪声的证人。5月1日夜，她跟随暗堡剩余人员突围，编在第一组，与孟克、根舍、Christian在一组。

与众人分开后，她被苏军俘虏，并在1947年幸运逃到西德。在这里，她把在希特勒身边的所见写了下来，作为记忆的留存，以及事实的证明。但并未公开发表。

后来，有关希特勒的出版热开始以后，她与其它当事人一样，开始频频接受各种采访，上面各书的作者都采访过她，她的叙述成为上面各书的重要证词。1973年著名的BBC纪录片《The World at War》，她和林格作为希特勒身边人出镜，讲述希特勒之死的经过。那年她53岁，扎着一条彩色丝绸围巾，看上去高贵而有气质。

2004年电影公映时，她已经去世，但首尾都用了她2001年（81岁）的采访画面，同样扎着鲜艳的丝绸围巾，这可能是她认为最美丽的打扮方式。

2000年，一位德国女作家米勒找到了她，希望她的经历能够出版发表。此时她已经八十岁，不可能再动笔写什么，于是就把1947年写的回忆录拿出来，再由米勒把她进入总理府之前和突围之后的经历，写成两部分，分别附在回忆录前面和后面，便成了关于Junge一生的完整传记。便是本书。

我读本书最大的收获，便是了解了生活中希特勒的样子。因为作为秘书，作者是不参加正式会议的，要么在办公室处理文件，要么是在希特勒与政府要员、军事将领开会之后，陪元首喝茶或进餐。所以作者看到的希特勒，都是在聚光灯之外回到自己的办公室甚至家里的样子。这恰好是对看多了希特勒官方形象之后的一种补充。

看《帝国毁灭》电影希特勒进餐的场景时，我不明白在地堡里希特勒为什么不与将军和高官一起吃饭，而是与自己的秘书和厨师。

这本书让我了解到，希特勒身边有个类似私人朋友的心腹圈子，包括爱娃、爱娃的朋友、希特勒的秘书医生和朋友，这里包括极少数政府人员，如戈培尔和施佩尔。至于帝国二号人物格林，三号人物希姆莱，以及那些元帅和将军，无论多么位高权重，却绝不是希特勒的朋友圈，平时希特勒是绝不与这些人一起吃饭或喝茶聊天的。这很类似中国古代皇帝的“外朝”和“内廷”，外朝就是工作关系，谈正事；而内廷则是彻底放松下来，吃饭喝茶侃大山。而“皇权”与“相权”很多时候甚至是对立的，更不会成为朋友，尤其是1944年7月20日暗杀事件之后，希特勒对军方彻底失去了信任。

当然，暗堡里的情况更加特殊，因为高官和将军们根本不住在这里，这里是“元首大本营”，只有元首（及其助理马丁鲍曼，相当于办公室主任）和他的指挥部（以克雷布斯和布格道夫两位将军为首）驻扎，没有政府官员和军队统帅。连戈培尔都只是在最后几天为了表达忠心搬进来住的。

【下图：从左至右——《帝国毁灭》电影中的克雷布斯、马丁鲍曼、布格道夫】

希特勒特别喜欢被大家围着吃饭喝茶的氛围，他会喋喋不休地讲笑话、轶事以及自己的奋斗史。他口才好，表达力感染力极强，也有些冷幽默（有些段子把我都逗笑了，坐火车去某地，进站时会远远看到一个人跪在站台上，原因是这个人腿实在太短），但话题却很单调，都是些大家听了很多遍的陈年芝麻，但他还乐此不疲。只有在戈培尔在的时候，他的话才会少一点，因为戈培尔更加能讲。

他开军事会议要几个小时，女士们如释重负去喝酒抽烟，因为在希特勒面前喝酒抽烟都是不行的，但一旦希特勒散会，一般都是午夜过后，他总要让副官或随侍找回女士们，来到他总理府的壁炉旁，喝茶聊天，到凌晨四五点才散。

希特勒是素食主义者，很喜欢吃蛋糕，尤其在暗堡的最后几天，他每天不停吃蛋糕。这点在电影里有个场景进行了交代，可谓细致。

作者的笔调柔美舒缓，从一个女性视角，描述了帝国元首的另一面。其中很少正面涉及重大历史事件，要么讲述希特勒的生活，要么从她侧面的视角给历史事件以注脚。比如1944年7月20日希特勒在狼堡遇刺事件，一个装着炸弹的手提箱在会议桌下爆炸，无数书籍已经讲述了此事件的来龙去脉。而Junge则讲述了她自己看到的场景以及当时的心情。

如果拿本书与电影《帝国毁灭》比较，会发现除了借用了本书的女主角，电影很少涉及书中的内容，就是上述原因。因为在重大事件的精确描述方面，本书几乎没有价值，反而是上面几本书价值更大。电影编导聪明的一点，是借用这个人物让整个故事有了一个观察者和讲述者，让观众更有代入感，同时借用老Junge在采访录像中的忏悔，把电影反战的主题予以点睛。这应该是本书对电影的贡献。【推荐指数：4星】

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

爱娃·布劳恩（Eva Braun）

阿道夫·希特勒的妻子

特劳德·琼格（Traudl Junge）

希特勒的秘书

盖尔达·克里斯蒂安（Gerda Christian）

希特勒的秘书

保罗·约瑟夫·戈培尔（Joseph Goebbels）

纳粹德国时期的国民教育与宣传部部长，擅长讲演，被称为“宣传的天才”、“纳粹喉舌”，以铁腕捍卫希特勒政权和维持第三帝国的体制，被认为是“创造希特勒的人”。

赫尔曼·威廉·戈林（Hermann Göring）

德国空军总司令、“盖世太保”首长、“四年计划”负责人、国会议长、冲锋队总指挥、经济部长、普鲁士邦总理等跨及党政军三部门的诸多重要职务，并曾被希特勒指定为接班人。

海因里希·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

历任纳粹党卫队队长、党卫队帝国长官、纳粹德国秘密警察（音译为盖世太保）首脑、警察总监、内政部长等要职，先后兼任德国预备集团军司令、上莱茵集团军群司令和维斯杜拉集团军群司令。他是对欧洲600万犹太人、同性恋者、共产党人和20万至50万罗姆人的大屠杀以及德国对苏联的东方总计划的倡导者和鼓动者。德国《明镜》周刊中对希姆莱的评价是“有史以来最大的刽子手”。

赫尔曼·费格莱因（Hermann Fegelein）

党卫军骑兵部队的首任指挥官，1944年任希姆莱的联络官

马丁·鲍曼（Martin Bormann）

纳粹“二号战犯”，纳粹党秘书长、希特勒私人秘书，他掌握着纳粹党的钱袋子，人称“元首的影子”。

威廉·布格道夫（Wilhelm Burgdorf）

希特勒的第一副官

汉斯·克莱勃斯（Hans Krebs）

陆军参谋总长

威廉·凯特尔（Wilhelm Keitel）

德军最高统帅部总长，元帅

阿尔弗雷德·约德尔（Alfred Jodl）

陆军大将，德军最高统帅部作战局局长，威廉·凯特尔的副手

海因茨·林格（Heinz Linge）

希特勒的侍从、管家

奥托·京舍（Otto Günsche）

希特勒的私人副官

罗伯特·里特尔·冯·格莱姆（Robert Ritter von Greim）

纳粹德国空军元帅，也是纳粹德国最后一位空军总司令

阿尔伯特·斯佩尔（Albert Speer）

德国建筑师，纳粹德国装备部长以及帝国经济领导人

路德维希·魏德林（Helmuth Otto Ludwig Weidling）

第56装甲军军长，柏林城防司令

威廉·蒙克（Wilhelm Mohnke）

纳粹德国的党卫队旅队长兼武装党卫军少将

沃尔特·赫威尔（Walter Hewel）

外交官

恩斯特·京特·申克（Prof. Ernst-Günther Schenck）

党卫军旗队长、党卫军和国防军营养顾问

卡尔·科勒（Karl Koller）

德国空军上将，空军参谋长

汉斯·弗里茨舍（H. Fritzsche）

戈培尔宣传部的官员

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崔可夫 （ Vasily Ivanovich Chuikov ）

苏军总参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