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1919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战胜国于1919年在巴黎召开了大会，这次会议本应是全世界各国一同协商建立和平新世界的大好机会，却被以法国、美国、日本等国家为首的列强阴谋篡改为重新瓜分世界的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中国，作为战胜国，在一战期间贡献了数以十万计的中国劳工，这些中国劳工远赴欧洲，在那里他们有效地支援了各国的工作，给一战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这些，却被日本代表称之为“中国在一战期间毫无贡献，未派一兵一卒”。作为中国代表团的一员，顾维钧怒不可遏的对日本代表予以驳斥，赢得了在场众人的掌声，而日本代表也被说的哑口无言。

顾维钧于1888年出生于江苏省嘉定县，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专攻国际法及外交，获得博士学位。曾任袁世凯总统英文秘书、内阁秘书、外交部顾问和宪法起草委员等职务，后任中华民国国务总理摄行大总统职，国民政府驻法、英大使，联合国首席代表、驻美大使，海牙国际法院副院长，被誉为“民国第一外交家”。他被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认为是自有近代外交以来，中国出现的两个半外交家中的半个，另外两个是“李鸿章”和“周恩来”。

弱国无外交，当时的中国积贫积弱，虽然同样是战胜国，却被剥夺了应有的权利，最终也没有在会议上保住中国的山东。随后，国内因此而爆发了五四运动，而五四运动直接影响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发展。历史不可遗忘，当时的屈辱我们不可遗忘，2018年联合国安理会召开了叙利亚化学武器问题紧急会议，当时，叙利亚驻联合国代表在会上怒斥美国以谎言为由发动侵略战争，但他发言一开始，美英代表就纷纷离席，叙利亚外交官会后无奈的坐在大厅的一角，这一幕与我们当时在巴黎和会上的遭遇多么的相似。庆幸的是，我们的祖国已经强大起来了，再也没有任何国家可以像以前那样任意践踏我们国家的尊严。

叙利亚外交官

青年同学们，五四运动虽然过去了100年，但是我们国家仍然需要继续砥砺前行，不能为一时取得的成绩而止步，而国家的希望在于青年，在于各位同学，我们的国家有西北的荒漠要治理，有东北的经济需要振兴，有南海的主权需要维护，有滇桂黔需要发展，有宝岛台湾需要回归……所以，我们的国家需要做的还有很多很多，希望我们能够结合国家需要，为国家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希望我们的工作也能够留在历史上，从而使自己的名字熠熠生辉。

1.1919年，巴黎和会(五四运动导火索，今年2019年，刚好100周年，也是五四运动100周年) 凡尔赛和约

2.涉及人物: 顾维钧 陆征祥 美国威尔逊总统

3.弱国无外交

4.美国主张废除秘密外交

5.中国诉求:收回山东，废除21条。

6.五四运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分界线)

我的1919 (1999)

8.6

1999 / 中国大陆 / 剧情 传记 历史 / 黄健中 / 陈道明 何政军

播放源（爱奇艺）http://m.iqiyi.com/v_19rrn30hl4.html?social_platform=link&p1=2_22_221&_frd=wnMl8tqwPbIdjKQgwaZ0FGz9573H%2FyF6ieOL%2BQ4DsLuaYuEL4d9MBtFzpJ6nO1cn0xuoUDVyqGEqbjXkJ7J5wHEoyUe7m1DC7iPbeJ3Mxj4%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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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有评论所指出的：“重要的不是事件发生的年代，而是事件被讲述的年代……它代表了面对当前纷纭多变的世界发展格局中中国人民的心声：中国尊重世界各个民族，也坚定不移地维护自己的尊严……”[1]这部电影拍摄本身之目的，即包含着对于当代民族情感的表达，而并非是描述历史本身。“艺术源于现实，但又高于现实”，这是可以理解的。

而当今的国际环境已不同于往日，我们回顾这部电影的目的，已经不是单纯的民族情感的宣泄，而是将其中成功的部分抽离出来，借鉴到当今的文艺作品创作中，同时对其不足进行反思。

这部电影是一个“命题作文”，是“五四”运动的献礼之作。从这个角度上，这部作品是极其成功的，它出人意料的将叙述的视角放在了当时并不为公众熟知的民国外交官——顾维钧的身上。两位编剧直言：“我们一直希望突破一种意识形态讲述历史的模式。只要公正客观，任何人都可以是历史的讲述者。”[2]在选材上的突破，很大程度上成就了这部电影。

但某种意义上，电影中的顾维钧并非如编剧所言，是单纯的“历史的讲述者”。而是被理想化的“历史的创造者”，在真实的历史当中，顾维钧确有贡献，这种贡献是在代表团内外交困之际，挑起重担。而非一味表现出强硬。

这种“理想化”贯穿了整部电影，表现最明显的当然是只表现顾维钧在外交中的强硬态度，却没有表现在场各国的实际利益冲突。给了观众这样一种误解：只要腰杆硬起来，就可以赢得他人的尊重。这种忽略国家关系博弈的做法，同时也造成了戏剧矛盾的弱化。

但实际的历史之中，矛盾比之电影更加丰富。代表团实际处在内外交困的局面之中。于外，政府不愿承担签字的责任，并不给出明确指示（事实上国内还发生了内阁的更迭）。而国内舆论对这一外交失败导致了群情激愤，实际上不签字需要勇气，签字则更要有身败名裂的准备。

而代表团内部，各个外交官之间的意见本来就有分歧，更何况代表团内部本身包含着南北两个政府的代表，立场也有所不同。在临近签字仪式的时候，整个代表团已经分崩离析，外交总长陆徵祥已经躺在了医院的病房，不在掌管代表团的事务了。而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顾维钧肩负起了最后的外交努力。

而在电影之中，冲突过于单一。尽管有一定的气氛渲染，但是仍然使观众觉得顾维钧等外交官做出决定除了政府的压力之外，不需要付出什么代价。而这在事实上弱化了戏剧冲突。而“顾维钧演讲，各国首脑称赞”这样的桥段，更是让如今的观众更觉得尴尬，也弱化了电影的真实感。

说到这里却让我想起了最近的一部电影——《至暗时刻》。整部影片的情节并不复杂，但是其中戏剧冲突表现的很好。那如今的高水平电影与90年代末不成熟的国产电影比较自然是不公平的，但是这样的比较更能让我们知道我们缺失的是什么，需要补足的是什么。在《至暗时刻》中，整部电影的场景很少，但电影的光影随着丘吉尔的不断矛盾的心境在变换，最终，电影结束于丘吉尔自身重拾了信心，他发表了他最著名的演讲——“我们将战斗到底，我们绝不投降”。《我的1919》中同样场景不多，但戏剧矛盾却浮于表层。

这种理想化也一直贯穿至电影结束，编剧虚构了顾维钧在签约仪式上的演讲，并将电影结束于顾维钧回忆录中的记述：“中国的缺席必将使和会，使法国外交界，甚至使整个世界为之愕然，即便不是为之震动的话。”拒签被认为伟大的目标，而不是不得已的选择。而实现这个目标的人，也被理想化为一个“完人”。正如邓野所强调的，“历史是多种矛盾、各种利害关系相互冲突的总和，而不是单方面意志的结果。”[3]电影中的顾维钧更应该回归一个“历史的讲述者“，而非一个理想中的”历史的创造者“。

[1] 胡克. 《我的1919》剧作评析[J]. 当代电影, 2000(2):5-7.

[2] 黄丹, 唐娄彝. 五四运动──巴黎和会──我的1919──《我的1919》剧本创作谈[J]. 电影艺术, 1999(6):12-32.

[3] 邓野. 巴黎和会中国拒约问题研究[J]. 中国社会科学, 1986(2):131-146.

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团结有血气的民族，虽然现代社会很多人以为我们越来越没有民族心，但这其实只是因为这种气息不是时时刻刻存在的，日常生活中，只有平平淡淡的柴米油盐，可一旦有人攻击或是侵犯我们，中国人也必定不会屈服。 民国时期，中国虽然是一个有四万万人民的“大国”，但在国际上，中国的地位远远抵不过加起来还没有中国人多的英、法、日、美……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战胜国之一的中国的五位代表前往巴黎，参加和会，一场道貌岸然的分赃会议。 顾维钧无疑是这部电影的主角，但我同样也很受肖克俭的触动，这不代表我对他的赞赏或者是反对，这仅仅是我对他的行为十分理解，也不觉得有奇怪的地方。肖克俭应该是一个很有争议的角色，人们无法否认他的爱国情怀，却对他的方式和手段并不认可。捐生殉国这种行为单纯看确实是过激了，但很多时候，我们对于周围一切无法改变，发现一切行为不能对敌人造成伤害，已经没有办法可以达到自己的目的时候，对于正直不阿，性格刚烈的人，这似乎成为了唯一种可以影响到对手的，唯一一种可以坚守立场保护想保护东西的途径。 当时我几乎潸然泪下，但还是忍住了，世界上有很多这样笨拙的人，拼命的留住拼命的保护一些东西，但结局总是不好的。 通过这些激烈的方式，往往没有带来我们想要的结局，他的死对那些恨不得一口吞下中国的人并没有任何影响，应该说一个并非挚亲挚爱人的死很难对另一个人产生影响，不过这么说确实显得我是个毫无同情心的人。生活给每个人带来了很多东西，就这样剥夺掉这一切，是非常残忍的。但说来惭愧，其实我的生活并没有受到这些的影响，只有在恍惚间，想起这件事，感叹一句世事无常，再无其他。 相比较肖克俭的做法，顾维钧的做法更让人欣赏，他更多的在精神层面上抗争，他用那一个雄浑却单薄的嗓音在国际上发声，以一人之力面对所有的艰难险阻，这样的举动确实十分光辉伟大，每一次争辩的场景都亮点不断，每一次争辩都忍不住拍手称快，在观影中因为民族情绪不断高涨，顾维钧在我心中犹如神明，但现在，坐在写字桌上，认认真真的提笔来写，却开始怀疑他的真实性，以一敌百，力挽狂澜，似乎这样的英雄形象更受人喜爱和追捧，经过这样的加工和改编，让电影更具艺术性，但历史需要真实。 而后我了解到，历史与这相差无几，只有些细微的改编，一颗吊着的心这才落下去，我想感谢的顾维钧，本不是电影里的顾维钧，但没有电影里的顾维钧，我也不会知道历史上的顾维钧。电影，呈现我们不知道的历史。

2021.3.19

今天，在中美外交谈判桌上 杨洁篪主任对着美国务卿说：你们没有资格在中国的面前说，你们从实力的地位出发同中国谈话。 而1919的顾维钧先生，满腔的热血被现实痛击，在巴黎和会上连维护国家的基本权利也没有，他说：中国人永远不会忘记这沉痛的一天。

是的，为了不能忘却的纪念，1840年到今天，东方的太阳已经升起了，181年忍耐的苦痛已经够了，新一代的国人必然会昂首挺胸、自信地坚定地走向未来。

当年的许晴风姿绰约，笑起来的酒窝更加娇羞可爱；当年的陈道明同样儒雅老练；当年的何政军初显亮剑里政委的影子。这个片子，显然比大场面大制作大明星的“建系列”的庆生大片耐看许多，殊不知是我党宣传策略的退化还是民众的恶趣味又提升了一个档次。 单说中国外交和顾维钧。恰巧今天在地铁上一直在重温唐德刚的《晚晴七十年》。他提到中国近代史出过两个半外交家，周恩来和李鸿章，那半个算是顾维钧了。但是，只有顾维钧科班出身，他11岁考入卫理公会的上海英华书院预科，13岁考入圣约翰书院，16岁自费赴美留学，17岁考入哥伦比亚大学，21岁获得学士学位，24岁获得硕士学位。因此，顾维钧可以说是一路上喝着洋墨水长大的，那么对国际法和外交规则了若指掌，行事风格也符合西方的外交礼仪，自然很容易获得西方人的认同和好感。但是，彼时的中国是独立于西方规则之外的弱国，在那个弱肉强食的帝国丛林里，可以有机会迎头赶上也可以有理由任人瓜分，但最要紧的是面子不能丢。在古老的国家里，礼数和宗教的仪式要高于国家利益，以为这是皇权专断的唯一来源。片子刚刚开始，顾维钧便遭到法国暴民的侵袭，面容不堪衣容不整，但他还是来到了摄像机镜头：规则比面子要远远重要的多。这就是为什么最后陆徵祥决定离开巴黎的时候顾维钧依然争辩“我们还有机会”，规则给你上诉的机会，你便要利用，切不可感情用事，被别人钻了空子。当然，顾维钧最为出色的表现还是第一次和日本公使争论山东问题。他首先掏出日本公使的怀表大做文章，利用日本人之口说出反驳日本人自己的话，然后扩大概念的外延，把情感渲染到最大化；接着便抛出那有名的“中国不能放弃孔夫子的诞生地山东，犹如基督徒不能放弃圣地耶路撒冷”，不仅震撼欧美代表，而且从心理上把中国问题转换成欧洲乃至世界的普遍问题，最大程度的获得普通民众的支持；最后，拿出中国几十万名劳工在欧洲战场洒汗流血的照片，有力的反驳了日本人所谓“中国是未出一兵一卒的战胜国”的说法，精妙绝伦。这一篇慷慨激昂的辩词，基本上遵循了反驳-摆出论据-立论的路线，而且感情穿插在每一个环节中，在最短时间内取得最感染人的效果，简直妙极了！中国外交使团在巴黎和会上的努力失败，但他无疑成为外交界的新星并开始在民国外交舞台上大放异彩。 虽然顾维钧如此出色，但是唐德刚还是吝啬的把他列为那半个外交家。那么周恩来和李鸿章为什么能得到如此褒奖呢？其一，他们两个人都是首相兼外交部长，可以和国家最高权力和机构直接对话；其二，他们都非科班出身而凭靠“外交天才和个人魅力”征服群使，以致基辛格终生成为红色政权“在资本主义世界里最好的代言人”；第三，当时的环境无非是“内劝昏君，外御强权”。中国自从始皇统一天下之后，便再无外交问题，设立的理藩院成为“司局级”单位也是把外交问题化为“内交”。唐德刚先生说古代中国的朝廷便是现代的联合国安理会，我看不假。到了现代，由于对外战争的回应，清朝慢慢开始建立现代的外交制度。外交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是极其重要的，它是一个国家的缩影，就像一件衣服，人只有穿了衣服才能从容的走在大街上，否则和怪兽无异。选择历史逻辑，按照天才外交而不是外交规则并获得规则的高度认同，审慎得调和权威和弱国之间的身份落差，推动国家进步，便是周和李的过人之处吧。 几个有意思的历史片段： 一、1948年中共发布的“国民党战犯”43人名单上，顾维钧位列第22。 二、1946年顾维钧在1924年曾与李大钊会面,据顾回忆说李激昂地认为应当将外蒙置于苏俄统治下以致于他认为后者失去了理智。 三、1919年陆徵祥任外交总账率领中华民国参加巴黎和会，最后拒绝签字，但其参与过签署“二十一条”。 四、民国初年军阀混战，中央各部专业化程度甚低，唯有外交部一枝独秀，培养了不少杰出的外交官，为中国这一“弱国”争取到较多利权，奠定了中华民国外交现代化的基础，陆征祥居功甚大。顾维钧也是其延揽到外交部而始有所作为。

他是一个真正剪掉辫子的中国人。

我不明白，中国人看问题总是翻来覆去看。看来看去，把好事看出许多毛病来了。

尊敬的主席阁下、尊敬的各位代表: 我…，我…，我很失望。最高委员会无视中国人民的存在，出卖了作为战胜国的中国。我很愤怒…，我很愤怒…，你们凭什么…，凭什么把中国的山东省送给日本人，中国人已经做到了仁至义尽了。我想问问，这样一份丧权辱国的合约，谁能接受。 所以，我们拒绝签字。请你们记住，请你们记住，中国人永远不会忘记这沉痛的一天。

我脑子里一片空白、麻木，中国是在战胜国中唯一没有签字的国家。当我们拒绝在合约上签字的时候，代表团也从未收到北京关于拒绝签字的任何指示。我一直沉默着，血是冰冷的，周围却是一呼呼的热浪，是民众使整个国家把你推到一个历史的坐标位。当我应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学院之约口述我的历史时，我还能感到1919年在中国土地上熊熊燃烧的那股烈火。

叙利亚驻联合国大使巴沙尔·贾法里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的悲愤演讲，令人印象深刻。是这个演讲的传播，让我知道了一部中国电影《我的1919》。

现实中，巴沙尔·贾法里的演讲，没能避免美英法等国对叙利亚的军事打击；电影里，顾维钧等中国代表的努力，也没有换来巴黎和会上中国应得的基本权益。一直以来，某些霸权国家，只信奉森林法则，弱肉强食。

义愤填膺的巴沙尔·贾法里

在外交上，弱国即使有合理的请求，也常因强国的利益而无法得到满足。于是，“弱国无外交”这句话，就常常出现在弱国的合理请求失败之后。这种无可奈何，让人觉得，弱国在外交上的发声没有了意义。

但我认为，面对强国，弱国更需勇敢发声。只有这种发声，才能让外界人士知道，某些强国行为的不公正、不正义，也才能激发本国人民对这种不公的反抗斗志。

1919年，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在历史上，这一年是中国近代史和现代史的分界年。中国的近代史是一部面对列强的枪炮不断妥协的屈辱史，而现代史是中国不畏外国列强，付出鲜血和生命获得最终胜利的反抗史。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的签字，就是反抗外国列强的第一枪。

顾维钧和中国外交总长

电影《我的1919》，以巴黎和会中国全权代表顾维钧的视角来讲述。那一年，中国虽然是战胜国，虽然拥有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但孱弱的国力和长期遭受外国剥削的现状，标识出中国无疑是一个挨欺负的弱国。

顾维钧刚到法国，作为外国使节的他，就被一群伤残的法国兵痞殴打了。在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升旗仪式上，中国代表们都穿上了特色的汉装，而迟到的顾维钧被迫以衣裳破烂的伤痕之姿出现在了现场。更为不幸的是，原本已经确定的五个中国代表名额，被临时告知减少到了两个。这些下马威和临时的变故，昭示出中国的谈判代表们，在此次和会上维护中国应得利益的艰难。

在同一年的巴黎，还有一群旅居在此的华人。他们中的一些人，也在用自己的方法维护着中国的基本利益。组织工人积极反抗的肖克俭，就是那群华人中的典型代表。即使从中国远道而来的妻子，也没让肖克俭放松他的斗争。

这些寻找中国出路的先烈们，用自己的方式为祖国奉献着青春。

即使展示了真实，也未能赢得尊重和合法利益

巴黎和会进行中，大会组织方故意将中国代表的发言准备时间缩短至一小时。在这样不利的情况下，顾维钧用简明的道理和详尽的事实，揭露了日本的阴谋，表达了中国的合理请求，赢得了媒体的广泛关注和大众讨论。也是因这段演讲带来的强烈反响，给中国争取的基本合法权益带来了一线转机。

但外交成果的取得，除了与外交官现场的机敏应对有关外，更需要国家的实力做支撑。很显然，那个年代的中国，实力远远不够。

面对国内软弱政府一封封催促签字的电报，面对国内拒绝签字的汹涌民意，面对巴黎华人发出的死亡威胁，面对无法接受的丧权辱国条约，电影中拥有现场决定权的中国外交总长崩溃了。当他和顾维钧最后一次见面的时候，他为自己选择离开巴黎的决定留下了眼泪，顾维钧也只能流着泪无奈的说出，还有机会再争取。那个晚归的夜，外交乏力的现状，让顾维钧无法与愤怒的旅法华人正常沟通，幸好有那个法国女人的猎枪阻止了愤怒华人的殴打。

为了进一步引起国际社会对这一不公正事件的关注，肖克俭用自焚的方式进行了最后的抗争。在巴黎和会的签字现场，顾维钧在阐明了中国立场后，拒绝了签字。

为自己国家奋斗的叙利亚军民

中国第一次在不平等文件上拒绝签字的举动，虽然没有在当时捍卫住中国的基本合法权益。不过经历几十年的斗争，中国最终赢得了胜利。

想想，叙利亚大使巴沙尔·贾法里的演讲，虽没能避免叙利亚遭受美英法的打击。但可以肯定，他的讲话一定能引起更多外界人士对叙利亚真相的探寻，并激励受苦难的叙利亚人民，促使他们为最终的胜利付出艰辛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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