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别离

第61届柏林电影节金熊奖；第69届金球奖最佳外语片；第84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2011年好评度最高的影片。很难想像这是一部成本不到30万美元、N多禁忌不能拍、经历层层审查后的伊朗电影所取得的成就。
故事讲述两个伊朗普通家庭的一场官司纠葛。两个家庭中，一个是代表精英阶层的中产阶级，一个是代表普通劳众的平民阶级，这正是伊朗社会的典型代表（也通过女儿Termeh背诵的伊朗历史点出）。4个中年人，其实都是诚实善良的人，但生活阅历、教育背景、信仰、价值观等的不同，使得他们在面对一场意外的悲剧时，形成了两败俱伤的无解局面。导演以客观的视角，不对任何角色赋予褒贬色彩，而用手持摄影机真实记录事件经过。片名中的“分离”（separation）表面上指男女主角的分居和离婚，寓意则是两个阶级之间不可调和的裂痕。这类似于《撞车》（crash）。
如果说贫富分化的现象在全世界普遍存在的话，本片更大的贡献则是反映了很多伊朗社会独有的问题，首当其冲的就是宗教（伊斯兰教）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影响。困苦的Razieh是里面最虔诚的教徒，从打电话咨询为陌生老人换裤子的禁忌，到每次出门或遇到陌生男子下意识的裹头巾，直到最后因为怕遭报应而不敢对古兰经发誓，她最大限度的恪守着宗教习俗。可以说她在物质上是匮乏的，但精神上是有依靠的，虽然这种信仰可能会为她带来种种不便乃至厄运（她甚至说过死了小孩还是其次，关键的是自己被诬陷偷钱，这在道德上是不能容忍的）。而受过更多教育的Nader则有着更多的理性判断和法律意识，在一个关键问题上，他选择了撒谎而自保，尽管这在伊斯兰教中是重罪。这使他显得圆滑，但也并不是说他没有原则；他一直不肯认罪或私了的主要原因其实是对方的指控充满漏洞，他无法相信自己的一推真会导致如此严重后果。事实上，如果再联系到Simin和Houjat，可以发现女性的宗教意识更强，男性则更加现实。从某种程度上说，最后女儿Termeh的决定可以说是在宗教和现实之间做出选择。同样的，导演对此不置可否。
顺便说一句，如果伊朗的劳苦大众真的如片中那样信仰坚定，那这样的一个民族是可怕的。在极权主义当道的伊斯兰国家，这种宗教狂热很容易被少数人利用，成为恐怖主义滋生的土壤。
片中所有演员都表现极佳。四个主角就不说了，其它像什么老年痴呆的父亲，调皮捣蛋的小萝莉，都是亮点。所以他们以团体的形式分获了柏林影帝影后。饰演Termeh的演员其实是导演自己的女儿，前面一直不温不火，但最后法庭上当场飙泪——原来也是演技派啊。

我从小对门的声音超敏感
从甩门，开锁，的速度和力道
我可以准确判断是妈妈还是爸爸
甚至 从爸爸的力道可以判断他今天的心情

我依稀记得有那么几次爸妈吵架
爸爸把铁门泄愤摔下的瞬间
我都会有种冲动把手伸进去
希望用我的血肉模糊来让他注意到我在父母关系中受到的伤害

这部电影 就是在那一声关门声 我被共鸣了

记得我7岁的时候 同学过生日在家开趴体
那天的小寿星在跟其他同学一阵音量不小的窃窃私语后
表情凝重的对我说：“黄蓓，你爸爸说他们离婚了，问你跟谁”
我当时极其淡定地说：“哦我知道了，我上个厕所啊”
然后在她家不到一平米的厕所里
无声地 在心底 放声大哭
因为 原本开心的一天他们离婚了 而且还迫不及待地让我的朋友转告我
隔着漏缝的门 小朋友们还在议论“她是在厕所考虑跟谁么？”

电影里场景的跳转 从妻子收拾行李的匆忙 到家庭主妇操持家务的熟练
再次勾起我小时候的细腻神经
我喜欢看我妈妈洗衣服晒衣服叠衣服不紧不慢的样子
我顿时也突然能理解男人对于会做家务的女人的一种传统情节
这是一种非常peaceful的安全感
起码证明妈妈今晚会留在家里相安无事

夫妻间的小游戏 孩子都看在眼里 此时就会显得大人比孩子还幼稚
我有一个纸张超厚实的素描本我心爱不已悉心呵护不敢乱涂鸦
一次爸妈吵架 在妈妈匆忙收拾行李的时候 我飞速画了一只笔迹肮脏的草莓
拿给妈妈看 妈妈你看我画的
妈妈撩过一眼 画得不错 咱们走
于是我才踏下心 扔下心爱的素描本屁颠颠地牵着妈妈
在路上她问 刚才你画草莓是不是怕妈妈不带你走 我说是的
那时候我4岁
也不知道是几岁的时候我已经油了 知道妈妈不可能离开我一个人过
然后每次离家的时候我第一句话就是问 这次咱们离开多久？
妈妈就会说看他表现 我也早就心里不痛不痒了
有一次甚是严重 妈妈跟我在外面秘密地租了个房子
一个月后被爸爸找到的那天 我吓地胆都快破了
妈妈似乎还娇嗔 嫌爸爸找得不够迅速
但是我的那种惊恐从何而来 我原来竟希望和妈妈两个人秘密地过下去不被打扰

这部电影一次次挑战我大脑里关于信任危机的一块
女佣原来不是不负责任擅离职守，但却也不是淳朴得毫无私心
女佣的老公竟也没有大家臆断的那么不堪，其实只是无能无奈的郁闷之人
至于出走的妻子，对家的牵挂丝毫不减，绝情的表象下是卑微地想要被挽留
至于当家的丈夫，被女儿一直信赖爱戴的那个支柱，到头来却伤人匪浅

法律神马的着实是个生硬幼稚的东西
赋予孩子选择抚养人的权力
不是保护 而是最大的伤害
影片结尾很揪心 点到这里为止

转自《世界知识》一个“编码/解码”的游戏：一面精心编织着结构巧妙的家庭伦理故事以绕开审查制度，一面似又在试图煞费苦心地引导、激活观众心中的“伊朗现实”。面对西方力量以及内部阶级矛盾的双重撕扯，个人选择已不再是走出牢笼的希望。
　　
　　伊朗导演阿斯哈·法哈蒂在2011年可谓满载而归：其小成本新作《纳德与西敏：一次别离》（以下简称《别离》）继在柏林电影节上获得最佳影片金熊奖、最佳女演员和最佳男演员之后，又击败了张艺谋的《金陵十三钗》而获得了金球奖的最佳外语片奖，最近亦将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荣誉收入囊中。
　　
　　激活观众心中的“伊朗现实”
　　《别离》的故事，似乎更像是从伊朗日常生活中截下的一个断面：为了女儿的教育而打算移居国外的中产阶级夫妇在成功申请签证之后却发生了分歧，决心离开的妻子西敏拗不过坚持留下来照顾患老年痴呆症的老父亲的丈夫纳德，也无法凭借法律程序带走女儿特梅，只得以分居相抗衡。这场别离令纳德陷入了接二连三的困局——因无暇照顾老父而不得不雇佣瑞茨做保姆，后又因瑞茨擅离值守而在盛怒之下将其推出房外，终被后者以暴力致流产的罪名告上法庭。故事原本简单而琐屑，却在导演匠心独运地将“真相”悬置后而变得充满张力，如同一座以谎言搭成的精巧迷宫，每个人都有自己坚定的立场，却都无法找到出路。
　　这部可谓大获全胜的伊朗影片看起来“基本上无害”，然而柏林电影节的评审之一、伊朗导演贾法尔·帕纳西因被伊朗当局监禁而导致的缺席所引起的声援浪潮，却也令《别离》的获奖多少染上了一些暧昧的政治色彩。此外有趣的是，曾因发表支持帕纳西等人的言论而面临禁拍危险的法哈蒂， 在获奖之后表示自己“只是个拍电影的，更情愿在不冒险的情况下自由创作”，并在谈及审查制度时说“我们也学会如何避开一些题材和内容的陷阱，如何在挑战官方的底线时又能说服他们过审”。而在另一次访谈中，法哈蒂的回答更像是别有深意：“当我拍摄电影时，我会预设我的观众像编剧一样聪明，能够看出其中的复杂性。”显然，导演在此有意地主导了一个“编码/解码”的游戏，一面精心地编织着结构巧妙的家庭伦理故事以绕开严苛的审查制度，一面似又在试图煞费苦心地引导、激活观众心中的“伊朗现实”。
　　
　　现实处境的隐喻：“外部世界
　　消失”的现实
　　“现实性”似乎是导演为本片选取的最坚定不移的地基，然而值得一提的是，这种“现实”在此有着一个特殊的伴随物，即封闭空间。导演法哈蒂似乎钟情于将故事封闭在一定的空间之内：《别离》的主要场景都是室内，而在室外的场景中，人物也更多地被放置在汽车这样一个狭小空间之内，或者用主观镜头进行限定。这种倾向首先与出身于舞台指导专业的导演法哈蒂的剧场经验不无关联——在一次访谈中，当被问及这部实景拍摄的电影中压抑封闭的场景与剧场的相似性时，法哈蒂坦陈自己虽然试图将电影和剧场分开来，但是确也从之前的剧场经验中受益良多。
　　然而，除了服务于戏剧冲突与现实性的功能性作用以外，空间的封闭在本片中仍包含着另一个效果，即内外部的分离。影片的起始段落令人称道地借一场激烈的争执交代了“别离”的起因，却也因此巧妙地避开了对外在环境的表现，同时尽管从对话中可以得知冲突的焦点在于西敏的离开，但又无从得知她究竟是要去哪里。法官的一句问话“难道你的女儿生活在这个国家就没有机会吗”得到的回答是“作为母亲，我宁愿女儿不在这种环境中成长”，而“这种环境”是什么却无法从西敏的回答甚至于整部影片中找到明晰的答案。在此，“外部世界”诱惑着西敏，并间接导致了两个家庭的冲突与分裂，但就其自身而言又十分面目不清。
　　可以说，《别离》意图呈现的伊朗现实，是一个“外部世界消失”的现实，然而伊朗所面对的国际困境却令这一选择显得颇为刻意。事实上，自1979年伊斯兰革命之后，“孤立”便始终是描述伊朗国际局势的常见词汇。一方面，在意识形态上，尽管同属伊斯兰教，以什叶派为主体的伊朗很难在以逊尼派为主的伊斯兰世界寻找到盟友——在逊尼派穆斯林眼里，什叶派俨然与异教徒无异，而这种对立近年来在西方势力干涉下被不断放大，也已不再仅仅是“教派之争”能够一言蔽之的了。带来了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与接受了伊斯兰教却没有改变民族特性的波斯人之间的对立，也是使伊朗深陷“孤立”的原因之一。片中的一个细节颇可玩味：特梅在回答父亲纳德的口头听写时，按照老师所教答出了一个阿拉伯语词汇，纳德立刻纠正为波斯语，并且告诫特梅“错的就是错的，不管是谁说的”，对于女儿抱怨“老师会扣分的”也坚决回答“就让她扣”。纳德的固执无疑激活了一个事实，即中东地区所有阿拉伯国家尽管方言千差万别，甚至很难互相理解，但其书写文字是统一的阿拉伯语；与此相对，伊朗的波斯语虽然是以阿拉伯语字母拼写，且词汇很大一部分来自于阿拉伯语，却仍是一个完全不同的语种。另一方面，地理位置的敏感性和巨大的石油储量使伊朗在近代以来成为西方国家的争夺对象，外交政策摇摆不定。冷战时期巴列维王朝强烈的亲美政策也很快被意在抵抗西方文化的伊斯兰革命所逆转。自1979年至今，伊朗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始终未能得到缓解，也与阿拉伯世界扞格抵牾，处在一种双重孤立的状态，而近几年的“核问题”更使这一问题白热化——或许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别离》中不断出现的禁闭空间，以及“外部世界”的模糊不清恰恰可被看做是伊朗现实处境的隐喻。
　　
　　黑色罩袍：最标志性、最凝练
　　动人的影像之一
　　此外，可能没有人不注意到瑞茨的穿着——那反复出现的、穿梭在人群和车流中的一袭黑色罩袍，无疑是本片中最具标志性、最凝练动人的影像之一。然而稍加留意便可看出，尽管都头戴头巾，瑞茨和西敏的戴法却是截然不同的：在任何公共场所，瑞茨都是以黑色头巾辅以黑色罩袍为主要穿着，头巾将头发与颈部完全遮住，罩袍则或者用牙齿咬住或者用一只手揽在胸前（只有第一天在纳德家做保姆时因为需要活动而稍微有异）。相较之下，西敏的头巾显然更为艳丽、多彩一些。此外最值得注意的是，她并没有完全按照教规规定那样遮挡头部和颈部，而是将头巾松松地搭在头上，额发有时甚至脖颈被露出大半部分——这一细节显然是两人身份的直接指涉。事实上，伊斯兰世界女性的头巾有着非常具体而复杂的历史，不同时期与地域的头巾穿戴方式也大有不同。以伊朗为例，佩戴头巾是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之后才成为一项法律规定、一项必须履行的义务。但是在实施当中，尤其是近几年里，完全符合要求进行穿戴的往往是如瑞茨般的下层阶级的女性，而一些相对西化的、受过较高程度教育的中产阶级女性更倾向于以一种如西敏那般模棱两可的方式佩戴。这一有意为之的细节有时甚至承载着结构性的作用，如瑞茨央求西敏以及瑞茨家中的谈判这两个关键性段落之间的衔接，便是靠剪辑西敏和瑞茨佩戴头巾的镜头而完成的。
　　标志阶级分立的二元结构并非只存在于这一处。如果将一头一尾两个在法院离婚的段落去掉，便会发现故事事实上是以纳德家的分离为始，以瑞茨家的变动为终的，两个家庭的场景显然将下层阶级家庭与西化的中产阶级家庭的对比以最为直观的方式呈现出来：镜头跟随着西敏在纳德家内部穿行，在交代几个人物之间的张力关系的同时，也看似不经意地扫过家中的陈设，钢琴、电脑、曲谱、客厅大量的绘画与贝多芬胸像、干净整洁的厨具等，无一不暗示着纳德与西敏这对夫妇的社会身份。而结尾段落哈德特与瑞茨家一幕中，画面中所充斥的则是低矮的沙发、剥落的墙皮、简陋的茶具以及肮脏的厨房。
“抗暴”情节：藏有一个陈旧的
　　阶级故事
　　此外，这种结构也同样延伸到了伦理层面。颇可玩味的是，《古兰经》在影片中共出现了两次，每一次都对应着一次道德考验，敬畏与否似乎成为了两个阶级面对宗教的分野，相对于把尊严和信仰看得比丢失一个孩子更为重要的瑞茨，纳德更多地将敬畏感视作可以利用的手段而非束缚——无论是在面对法官的质疑还是女儿的哀求时，他一次次地发誓却又一次次地说谎。而因无法保护自身权益而被激怒的哈德特在影片中向法官喊道：“我在修鞋铺干了十年，被他们解雇，说随便我去告。我打了一年的官司，最后不了了之，他们让我回去待着。但这次我不会就这样算了。我就是不像他那么能说会道。”值得注意的是，一个夹在这两段法庭对峙中间的细节此时看起来别有意味：法庭外等候的小女孩索玛耶静静地盯着背诵课文的特梅的嘴唇，机械地重复着她的话：“在萨珊王朝，人们被分为两个阶级，上层阶级和普通百姓。”在一旁的外婆马上更正道：“平民阶级。”虽然“普通百姓”和“平民阶级”在波斯语中的差别难以考证，但至少可以说，这个细节暗指着两个家庭之间的冲突所激活的恰是阶级之间的分歧与矛盾。
　　“阶级”这个听起来抽象而冰冷的概念在当今伊朗社会中却是极为具象化和现实的。自平民出身的马哈茂德·艾哈迈德-内贾德2005年当选伊朗总统之后，曾被悬置的阶级问题便逐渐显影。一方面，内贾德所大力推行的倾向于平民阶层的政策使其获得了不少民众，特别是中低收入民众的支持，而另一方面，为了与西方对抗而采取的封闭、高压的文化政策亦引起了大量中产阶级和受过高等教育人群的不满、逃离与对抗。2009年所谓的“绿色革命”便是其直接结果：内贾德以62.63%的票数连任的结果，引发了反对派总统候选人侯赛因·穆萨维的不满，后者以选举存在严重舞弊问题为由要求重新选举。大批民众以“民主”与“自由”为口号走上街头游行，并且都佩戴绿色头巾、丝带等表示对穆萨维的支持（穆萨维用绿色作为竞选颜色）。这场运动从德黑兰开始，波及到全国各地，并受到了海外伊朗侨民的声援，声势极为浩大，甚至被国外媒体以颜色革命来命名。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场反政府群众运动虽然以“人民”为名，但其参与者实际上是以善用网络媒体的中产阶级为主的——这多少暗示着在影片“抗暴”的故事情节背后，恐怕仍然藏有一个陈旧的阶级故事。
　　
　　个人选择不再是走出牢笼的希望
　　两个家庭/阶级之间的沟壑最终在两个女孩之间阴郁的对视中失去了所有修复的希望。如果说，瑞茨家的悲剧仍旧是那个被压迫阶级的老故事，那么故事的新题似乎指向了伊朗中产阶级的内部分化与逃离的不可避免——影片起始处半真半假的离婚诉讼最终演化为难以挽回的无奈结局。纳德与西敏的分歧无非去留问题，即究竟是要留下来照顾患了老年痴呆症的父亲，还是应该为了让女儿得到西式的教育而抛下父亲。这里，父亲与女儿的象征作用不言而喻：许多评论甚至导演本人都指出，老迈的父亲便是过去伊朗的隐喻，而女儿则象征着未来。有趣的是，在第一场离婚诉讼中，西敏反驳纳德“照顾父亲”的理由时，说道父亲已患老年痴呆症，根本不认得儿子，然而随后在纳德家的场景中，我们又看到纳德父亲有预感般地握住西敏的手不放，并且不断呼唤着“西敏”——显然他虽已神智不清，却仍然是认识西敏的，而恰是在西敏离开之后，老人才开始小便失禁，话也越来越少直至几近失语。另一方面，坚持着“只要我认得父亲就行了”而留下的纳德，也不得不选择对外部的双重拒绝（西方/阿拉伯），同时在与瑞茨一家的对峙中曾经拥有的女儿的信任也一点点地消失了。被法官视角与开放结局推上前台的，无非是伊朗中产阶级的现实困境：面对西方力量以及内部阶级矛盾的双重撕扯，个人选择已不再是走出牢笼的希望。

首发原创中文字幕：http://bit.ly/um0imL

总有人说大师级的电影和小成本电影就是不一样，非要拿这部电影和那些动辄投资上亿，充斥着娴熟手法的电影做横向比较。殊不知，当泰伦斯·马力克走近了科学Dis了covery，伍迪·艾伦掉起了书袋意淫了巴黎，这样一部安静讲故事的电影的出现是多么得难能可贵。三十万美元的预算，估计还不够《丁丁》一秒钟花掉的开销。

但是大师的电影依旧在大师的粉丝群中屹立不倒，穷苦的伊朗人民依旧在《可兰经》的庇护下作息辛劳，这并不矛盾，也互不干扰。就像你可能习惯了富二代千金一掷的锦衣玉食，我也总能在一菜一汤的日子里寻觅温馨。生活就是这样，朴素自有力量。

于是乎朴素的阿斯哈·法哈蒂冷静地将镜头对准了这么看似稀松平常却又波涛暗涌的两个伊朗家庭，轻松松让他们擦枪走火，自然发生这一场场故事。到头来，还能让观众胸闷心酸，感同身受，估计电影要的，也就这么点意思。

算算场景，无非纳德家、西敏娘家、瑞兹家、医院和法庭，以及几个车上的镜头。算算道具服装，不过几辆车和一本《可兰经》。电影大部分拍摄均为手持摄像，全片没有配乐仅在片尾字幕升起时才响起音乐。更有意思的是，扮演纳德和西敏女儿11岁的特玫，竟是导演自己的女儿，好家伙，这下连演员的钱也省了。

然而就是这么一部朴素的电影，夺得2011年柏林电影节金熊奖和其他多个奖项，该片将代表伊朗选送2012年第八十四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角逐。

朴素的电影，却依旧充斥着凌厉的剪辑、智慧的对白、坚实有力的戏剧冲突。导演平视的视角，没有给任何一个角色完全的褒贬，正如电影中每个人都说着谎，而每个人都本性善良。伊朗的社会等级，仅仅通过这两个家庭的一次交锋，便在大银幕上露出冰山一角，供由有心的观众管中窥豹。电影中特玫外婆和特玫对于伊朗（波斯）萨珊时期的历史知识有这样一句回溯：“在萨珊王朝时期，人们分为两个阶层......上层特权阶层和普通阶层。”特玫外婆紧接了句：“普通人”。通过特玫背诵历史知识，我们看到从波斯王朝的萨珊时期到现在的伊朗，这种等级阶层依旧存在，寥寥数语，对伊朗现状讽刺却十分深刻。导演从未让角色对着社会制度对着管理阶级恸哭控诉，只是专心着眼于两个家庭在社会现实和宗教约束中应有的表现，可谓点石成金、匠心独运。

电影情节的导火索虽然是“分离”，而实际上串起电影的脉络却是“亲情”。纳德与西敏明明相爱，却为了幸福各自远扬，对于女儿共同的爱让他们备受煎熬，一石激起千层浪，连带着另一个家庭的卷入竟引发了一场悲剧。导演并未故意夸大角色的伤痛，并未用一种极端的方式来煽动观众的眼泪，于是当无辜的人们为了自己的幸福而不得不说谎、不得不争斗时，观众感知的痛却更加真实。冷漠的电影处理却蕴含深深的人文关怀，当最后片尾音乐响起，字幕升起，结局依旧遥未可知之时，我们却明白了电影的意义：这，就是他们的生活。

至少，他们有信仰。

PS：电影中的小Loli实在演太好了，萌翻了！最后那个怨念的眼神中枪了，太有杀伤力了！


补记：从我看初这部电影的时候，豆瓣上只有几百人想看，数十个人看过，到后来心情激动之下第一个翻译制作了中文字幕，电影也被越来越多的人重视，到现在电影最终斩获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电影也排入IMDB第69名；看着这部电影慢慢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肯定以及喜爱，是一个非常感动的过程，这让我相信，朴素的电影也一样有春天。感动我们的，不需要多么煽情的摄影配乐或者千金一掷的特效，或许仅仅需要，那么一个平凡却有力量的故事。

翻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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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小鞋子”，“一次别离”是我看过的唯二的伊朗电影。两部片都有“于无声处听惊雷”之感，让伊朗电影在我心目中的好评率百分百。

       如果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伊朗这个国家就像片中男主的父亲，瘫痪在床行动困难。男主因为要照顾父亲无法离开伊朗，随妻子移民，只好离婚，剩下女儿何去何从的问题。伊朗这个国家也面临着同样的何去何从的问题，它在西方国家的心目中也许如老人般，垂垂老矣，问题很多。但作为亲人来说，对祖国和家人爱纯属天然，无法割舍。

       从人性的角度来看，全片的焦点围绕着女仆与雇主之间的谎言与纠纷。在利益面前，最后女仆还是无法昧着良心在古兰经发誓，信仰的力量终结了这场看似闹剧的纷争。

       最后，导演的落脚点还是在孩子身上。作为伊朗中产阶级的男主，他的女儿也在这场纷争中卷入谎言，像是被滴入污渍的清水，让人颇觉无可奈何。最后，孩子是跟着父亲留在伊朗，还是随母亲移民，导演选择了一个开放性的结局。也许无论是走是留，留给这个家庭的，仍是两处无法消除的闲愁。

       这是一个看似质朴的电影，投资很少，但导演熟练的镜头语言和克制的叙事实为难得，演员的出演也集体高水准。这样一部超越文化背景，带着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光环的优秀电影在中国上映的成绩仍是令人不胜唏嘘。在浮夸的当下，中国电影烂片频出，雷区多多，仍不能阻止其高票房的现状，又怎不是一种扰人的闲愁？

   《纳德与西敏：一次别离》无疑是今年最为出色的影片之一，质朴的影像之下覆盖的是深刻广大的主题，阿哈斯法哈蒂用伊朗社会肌理中一个小口子，为我们打开了一个真实而又略带无奈的伊朗社会。
 
    伊朗这个国度的文化在极多地方是背西方普世认同之道而驰的，东西两种文化之间存在太多的偏见和太多的不理解，而在西方文化席卷全球之时，来至伊朗的声音却寥寥无几，幸运的是，电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途径去了解一个文化或一个社会，《纳德和西敏：一次别离》作为一部电影的作用不仅仅在于其艺术性上，同时也在于其在文化沟通上的贡献。这部只有区区三十万美元成本的电影给我们带来的东西比那些纸醉金迷的大片带来的东西多的又岂止是百倍。
 
    这部朴素的电影里所呈现伊朗社会比西方媒体描绘的伊朗社会更加的真实和贴近生活，没有满目的暴力和混乱，也没有各种加之以邪恶的字眼，我们所看到的是真实朴素的伊朗，简单但是又充满各种似曾相识的矛盾。整部影片以家庭矛盾展开，看似平凡琐碎实则深刻多样，这个小小的矛盾所延伸出的内容是庞大的，由此家庭矛盾引申出了宗教与人的矛盾，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矛盾，信仰的矛盾，现实的矛盾等等诸多问题，而这些所构建的，正是一个完整的伊朗社会。
 
    影片的切入点极小，而这个平凡小口子却深刻的扎进了伊朗社会的肌理脉络之中，不同的矛盾应运而生，第一个最显著的是两个社会阶层之间的矛盾，两个家庭，两个阶层，纳德家庭所代表的是伊朗的精英阶层，夫妻都有汽车，体面的工作，有出国移民的条件；而瑞茨所代表的是伊朗下层的劳动人民，家庭负债，孕期仍外出工作，他们输得一无所有。两个家庭因为瑞茨的一次意外流产而陷入了对簿公堂的泥沼，大家都有错，大家都在撒谎，强烈的对立与和解的困难以起伏不断的剧情来承载，电影的张力收放自如，也足以牵住观众的眼球，而最重要的两个家庭因此而起的争端非常完整而深刻的揭示了一次分离：伊朗不同社会阶层的分离。而在第一个矛盾的表现中，第二个矛盾也应运而生，这便是宗教与人的矛盾，影片在很多地方涉及到：如瑞茨在照顾纳德父亲时所犹豫的宗教禁忌、在最后双方和解过程瑞茨对宗教教义极端的顾忌等等，一方面人们对于宗教教义强烈顾忌，一方面是现实与教义之间的冲突而造成人们抉择的困难，暗含的强烈矛盾便是宗教与人的矛盾，在伊朗这个政教合一的国度，现代化过程中宗教信仰对于人的束缚与人对束缚的暗涌挣扎都是不可回避的事实，但至少我们在电影里可以看到的是，伊朗仍旧是一个有信仰的国家，在这个国度，宗教既道德，不同文化语境里的人对于这个的理解存在偏差，而我们仅仅需要做的只是一个旁观者。电影之中瑞茨最后的挣扎的对象不仅仅只是信仰，还有现实、家庭与责任，瑞茨的挣扎也算是一次完整深刻的分离，这便是现实与信仰的分离。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纳德因为女儿是否出国的事与妻子争辩最后陷入婚姻破裂的境地，这一切的起因是因为纳德痴呆的父亲在伊朗无人照顾，这也是整个故事的起因，家庭责任与自身的解放与选择格格不入，片中的女性都是伊朗社会中的弱势群体，既要承担起家庭的重担，也要束缚与宗教与道德，不论是西敏还是瑞茨，都背负着重重负担，相对于两人丈夫之间的直接针锋相对，西敏与瑞茨承受的东西要比他们多的多，对于瑞茨而言，是现实、家庭、与信仰的压力，对于西敏而言，是家庭责任与自我选择的压力，她们才是整个事件中的最大受害者，而纳德的女儿，在短暂的时间里面，承受了本不是她这个年龄应该承受的各种压力，而她所收获的，正是残酷的成长，她的选择对她自身而言本身就是一次分离，这个分离其实就是是人成长的两个阶段血淋淋的分离。最后在片尾处两个家庭第二代之间充满复杂情感的对视，也终究注定了这两个社会阶层分离的不可挽回性，阿哈斯对这个镜头的安排颇具深意。本片对于这几个角色的刻画非常的细腻，导演阿哈斯法哈蒂成功的把握住了影片的平衡，像手术刀一样冷静精确的划开伊朗社会的肌理与脉络，不带任何感情色彩。
 
     另外电影对于谎言的处理也非常巧妙，类似于罗生门式的剧情安排巧妙的塑造起整部电影的骨骼，以或明或暗的矛盾填之以血肉，使得整部片子饱满充实，剧力十足。其实两个当事人对部分事实的掩埋本是为维护自身的利益，而正是这些本为维护自身利益的谎言一步一步把事态往严重方向推进，最后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引发各种矛盾的爆发，使整部电影充满张力。此片不仅在文化内核上充满力度，其精致巧妙的故事架构、手持摄影风格与利落巧妙的对白也是整部片子的亮点，从整体上来看，此片几近完美。以区区三十万美元的小成本创造出如此高质量的电影，导演阿哈斯法哈蒂功不可没，一尊最佳外语片的小金人或许是对他最好的奖励吧。
 
     影片末尾，纳德与西敏最终走向别离，他们的分离又岂止是两个人之间的分离呢，里面隐含了伊朗社会太多沉重的东西。影片最后没有给出特梅的选择是明智之举，这种开放式的结尾最为适合这部片子的内核，最后的配乐也是唯一的配乐，音乐响起，纳德与西敏在狭窄拥挤的通道里无言以对。
 
     对于我们来说，这无疑是最好的结局了。
                                                                                           2012.2

《一次别离》是由阿斯哈·法哈蒂执导，蕾拉·哈塔米、佩曼·莫阿迪、萨蕾·巴亚特等人主演的剧情片。于2011年2月15日德国上映。影片讲述了一对准备离婚的夫妻纳德和西敏，面对瘫痪在床的老父亲、流产的女钟点工等诸多问题，他们在道德与法律的纠结中痛苦挣扎的故事。
由于伊朗的社会背景和宗教历史，他们的电影大部分都没有繁复的情节设定，看似简单却有着强烈的人文意味。平淡和纯粹是伊朗电影的主题，《一次别离》就是将这两点发挥到极致的电影。
西敏为了自己的女儿能接受更好的教育想离开伊朗，可纳德还有身患老年痴呆症的父亲需要照顾，两人闹上了法庭。纳德不得不雇佣女工瑞茨照顾父亲，可瑞茨却对父亲疏于照顾，更将他绑在床头，愤怒之下，纳德将瑞茨推出了门外，却意外引起瑞茨流产。因为这次的意外，瑞茨一家和西敏一家纠缠在一起。
通过两个家庭的故事，电影揭示了伊朗的教育、宗教、阶级、性别等等问题，甚至探究到了人性深处。两个家庭之间的问题代表了人与人之间的隔阂，阶级与阶级之间的对立，信仰与现实之间的选择。对人性的剖析，信仰的刻画，让人忍不住叫好。想必这也是它席卷了国际电影市场，并获得了一连串的褒奖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