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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3.18深圳对谈
时间：2017年3月18日下午
地点：深圳市深港影视创意园
主题：首届深港双城影像周——《八月》主创见面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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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好的，我们现在开始，非常高兴大家今天能来参加我们的《八月》主创见面会。《八月》这部片子也是获得金马最佳影的一部作品。好的，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八月》这部电影。
（影片播放环节）
好的，谢谢，刚才我们看到短片《昙花》，我们《八月》的电影也是源自于此，接下来有请我们的有请《八月》电影的主创：张大磊、张晨、基叔。好的，下面有请我们的主创团队介绍一下吧，首先先导演开始。
张大磊：大家好，欢迎大家能来，谢谢。
张晨：大家好，我是张晨，谢谢大家捧场，谢谢。
基叔：各位朋友好，我是毒蛇电影影片部的基叔，希望大家喜欢，谢谢！
主持人：刚才我们看了短片《昙花》，导演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有这个短篇吗？
张大磊：这个短片是在2015年拍的，这部短片是在6月份完成。我从2008恩年开始想做《八月》，后面经历了7年的时间，但是从6月到8月，我才有机会完成。昙花这个片子对我来说很重要的，一个是我到那里没有办法选择了，我一定要做点什么，电影做不了，我就不知道怎么弄呢？所以就做了《昙花》这部短片。我是用它来找到投资，因为光凭嘴和剧本，看来是有点难，因为已经有七年的等待时间了。《昙花》也帮我认准了一些事情。
主持人：其实大家也知道这个电影可以从很小的角度去成长，可以从个陈所见所闻来看。大家在看的过程中，大家会想起1994年你们在做什么，那个时候每个人在做什么。有些人可能还没有出生，也有一些人经历了非常多时代的变革，生活的变化。所以大家可以在《八月》这部影片中看到这个影子。
张大磊：对，其实也不一定是经历过那个时代。因为这个《八月》大家都没有看过，它不一定要把年代感、怀旧等东西放得很大，它其实就是一个背景，因为这家人就生活在那个时代。
主持人：对，没有刻意强调时代的痕迹。基叔看了有什么感受？
基叔：大家不要觉得这是它的年纪，可能有很多年轻的观众觉得那个东西离我们很远，但实际上我觉得这样的问题根本不存在，我看这部电影很有感到，实际上我不是北方人，我是南方人。而且这个电影是大院的孩子，我是农村的孩子，我看了还是很喜欢。这里面有很多东西大家看了他的故事，他的经历的时候，能够揭发你在那个年代时候的同感，我觉得那是评价电影好坏的标准。他其实并不是给我一个处在这个年纪的小孩，那时候我钢开始懂一些事情，但也只是懂而已，虽然有些东西明白，但是你自己的力量根本左右不了。随着每个人年龄增长，每个人的自主性就会增加。当你明白的那种感受，到你现在这个年龄就不一定。你看了这个电影，还是会产生那个年龄的兴趣和想法，所以我觉得这才是这部电影最重要的一点，比较打动我的一点。
主持人：晨哥参演了电影的拍摄，你也参演了父亲的角色，你最早是做摇滚乐队，后来影响了张大磊，是吗？
张晨：对，其实都是喜欢玩音乐。
主持人：你之前也有参演过张大磊的戏吗？
张晨：之前在一部微电影里面有微热。
主持人：张大磊，你能说一为什么用张晨吗？
张大磊：我觉得非职业的人员，从从业能力角度来看，可能是不专业的，失败的，但是从生活来讲，比较真实。而且我当时拍摄这个片子也比较冒险，并不是说一切都准备好才开始启动，我其实已经到了想说的，想表达的，我可能很难再继续进行生活，我一定要创作。就是《八月》像一个病，我得把它治了，我觉得只有朋友才能帮到我这一点，能够帮我把它治好。
主持人：其实这个电影除了在金马奖展过，也展现了导演对选人的眼光。小演员也是熟人家的孩子？
张大磊：小演员是我初中同学同事家的小孩，在见他之前，我们已经见了几百个孩子了，我们上课间操一样去观察，我觉得孩子没必要去观察，我觉得恰恰能够安安静静坐在一个地方，干自己的事是很难的。所以三百个孩子基本上没有找到合适的，当我都快绝望的，可能要为此改一些剧本里面内容的，我朋友就介绍了这个，而且第一眼就看上了。
主持人：会不会有找自己影子的感觉？
张大磊：会有一些。
主持人：他就是在天真、世故当中很自然地转换。
张大磊：我当时看了照片很兴奋，我说找了一个小孩特像。我说这个小孩不是特别电子，也不是特别数码。
主持人：张晨，当时相当于是帮朋友的忙，当时在这里面有什么收获吗？
张晨：因为大家都很高兴拍这部电影，大家其实很享受。我们大部分时间是很享受的，包括表演的障碍都比较难受，比如说拍好多条等，当时也没有影响到对拍片的热情。
张大磊：其实演员这几个朋友，这个电影现在到底怎么样，我们都很很热心，聊的都是这个事情。
主持人：这个电影在金马奖上，经过评委激烈争议之下，两次还是把票投给了《八月》，去到金马奖又是另外一个旅途和收获。这次张大磊去到金马奖，你自己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
张大磊：在我去之前，就对金马奖有所了解。因为金马是我童年时代很深的符号。因为那时候我们院是在影片旁，当时每次都可以看到金马奖，我那时候更关注成龙、洪金宝等武打明星。到后来真正接触到电影，开始喜欢上电影，我就更觉得金马奖对话语电影来说是至高无上的荣誉。我们去之前没有想过得奖，而且得了两个奖。最后去拿奖之前，都感觉没有把这个事情放得很重，所以有点不敢去和这些前辈们去交流。其实中间有很多次机会都坐在一起，但是我到那个时候心理素质特差，不太敢跟别人说话，越尊重的人越怕。
所以有了这个结果之后，我也挺意外。后来这个事过了之后，我觉得就是比较真诚，只要做这个事情没有其他的目的，通过1、2年的坚持，觉得是冲动。但是如果过了5、6年还要做这个事情，那就相当于一定要达到一个好的结果。我觉得并不是欲望高于一切，可能更确定了我们下一步还要继续拍电影，给了我们坚持下去的理由和信心。
主持人：基叔，你能说一下吗？按理来说，这跟《八月》这个时代有很大差距的，为什么会把奖给这部电影呢？
基叔：据我所了解，金马奖有三轮评选。这里面有电影专业人士，有评委、专家，还会筛选出来一些比较高的，最后大家看到的一篇就是这样一些让所有终选的评委，大家就像开辩论会一样，每个人先提最佳影片的提名，因为每个评委会主席会制定它的规则。每个评委1、2、3、4、5，虽然我是主席，但是我跟他们一样，所有的评委之间大家都有自己的喜好，决断等。可能在现场会碰到激烈的争论，当然倒不至于会打起来，但是我参与过类似的评奖，那个争论真的是非常激烈的，评委会主席的作用，在你们抉择不下的时候，我出来给一个决策方案，这是一个场会的流程。
大家明显看到那一届新人作品比较多，其实大家的作品都比较多，包括曾国强的，那一届竞争也是非常激烈的。但是最后所有的评委并不是说和谁好就给谁，大家最后还是看作品本身的质量。我觉得这些学者对电影的看法不会这些其他方面的因素影响，所以大家选出来的作品一定是大家一致公认的，同样作品当中，比较受大家认可的作品。
主持人：这部电影，刚才在私底下聊的时候也谈到，很多人对文艺片有一种错觉，就是制造比较粗糙，但是《八月》是非常清晰的，质量水平是很高的。
基叔：是的，工业水准很高。很多粗糙的影像，剧情不用心经营，表演上好像也是随便拿几个飞机演员。但是《八月》这部电影是相反的，影像是非常精致的，跟大家看高水准的商业片没有任何差别。剧情是讲一个常居的小孩的普通生活，但是它在表达人物情感的时候，他选取的视角，包括他去展现这些人在生活当中真实发生的事情的时候，他都用非常唯美的方式来做。而且觉得这个东西很轻，不会觉得这是时代的缩影，好像这个小孩产生很激烈的碰撞的东西，没有的，就是让你觉得就像看杨德昌的《意义》。你可以从电影中看到这个小孩懵懵懂懂，但是整个故事可以给你形成心理上的印象是远高于这个时代和人物的。我觉得这个电影反而会有亲切感。
主持人：刚才说到镜头的运用，很多人都会想到大导演的拍摄手法，他们的拍摄都很安静、轻盈。在这个电影当中，有很多90年代的音乐，那个时代怀旧的歌曲，我们接下来也可以聊聊，那个时代对我们不经意产生的影响和记忆，大家都生活在不同的地方，北方、南方、长久流域。张大磊导演为什么会选这些音乐呢？
张大磊：影片时代是94年左右，我记得那个时候正好属于中国新音乐新生，那是音乐人员都是南方的，他们在那个时候创作了大量特别优秀的作品。而且中央电视台有一个《时空精曲》，那时候叫音乐电视，所以当时就非常流行。我们就当时每个时代都要看，当时每天中午都要放一首歌。
主持人：对，当时最早很多歌手来到深圳，在酒吧唱了很多歌，包括《夜色南山》、《中风》，所以流行音乐从这儿开始，影响了全国年轻人开始接受这种好听的音乐。基叔，你在上海怎么样的呢？
基叔：我不在上海，我在杭州农村。其实那时候流行歌曲覆盖是全方位的，当时我们是用录音机来听歌，那时候国庆节和春节，你会到镇上赶集，他们会卖新的一些东西，放来放去都有《潇洒走一回》、《爱情》，有时候这家买了这盘磁带，那家买了那盘磁带。可能一盘磁带中有12首是一样的，还有8首是不一样的，所以就交换着放。那时候还有广播电视台点歌，小孩就拿空磁带录下来了，然后回去听。我觉得那时候有很多都有这种经历。
主持人：所以小时候音乐对自己的成长还是很大。在8月，我们也听到那个时候熟悉的歌。
张大磊：那时候听音乐是有群体性的，有交流的，因为需要互相转，还需要凑到一起，大家学一个歌。
基叔：那时候在班上，男生和女孩子之间，或者说讨女孩子喜欢会有一个竞争。那时候一首新歌出来，谁先学得快。谁先学会把新歌唱好的话，可能女孩子会多看你几眼。
主持人：好的，那我知道为什么张大磊导演要组乐队了。你们还有哪些歌呢？
基叔：《谢谢你的爱》、《花好月圆》、《包青天》、《样样红、《春水流》、《爬山》。
主持人：晨哥呢？
张晨：我现在越来越怀疑我不入流了，这些歌曲我基本上都知道，但是我不是很喜欢。
主持人：那时候有留意打口碟吗？
张晨：最早是打口磁带。其实那时候中国的摇滚乐也才刚刚开始，黑豹乐队都在那个时候出来。
主持人：好的，并不是张大磊特别怀旧，只是那个时候有这种背影。我们看到《昙花》里面的特别的摆设，有开水瓶等。但是你在拍的时候，很难找到那些东西吧？
张晨：那些东西只是非常衬托时代，确实是很深经历，而且有些东西，我自己家里面也有，一切都是很天然地准备好了。
主持人：在影像风格上面，用了黑白的影像风格，为什么用这种呢？
张晨：其实从2008年想要创作这个剧本的时候就有。其实黑白可能更会有对于我来说像梦一样的质感，黑白不会有色彩的干扰或帮助，只是纯粹地光和影，这个与梦境非常吻合的，而且恰恰削弱了它的真实性和普遍性。我们拍的素材的彩色，但是彩色就会太写实了，很容易让人能够很好地联想到具体的某一年，或者某一个场合。《八月》这个影片对我来说，回忆起来像梦一样。就是有一种忽远忽近的感觉，越想想清楚，越模糊。这个电影特别简单，所以观看的观众也没有必要抱太多的目的看，放轻松，用最简单的目的去感受。也许会一个简单的梦，它的答案可能会自然出现。
主持人：因为我们之前在电影节上，我跟基叔也一起观看了《塔罗》（音），这也是一部质量非常高的影片。基叔，你怎么看呢？
基叔：这两部影片，我都非常喜欢。我跟VC有一个感觉非常像，《卡罗》和张大磊的《八月》都是黑白影像，他们呈现出来的技术规格都是差不多，但是《塔罗》是非常精致，但是万马导演的人物更多是塑造成一个抽象的，可能是一个民族，一个时代，或者是某种时代背景下的缩影，所以你看下去会觉得像一手包装非常精致的哲学专著。
而《八月》是非常柔美的，有一种忽远忽近的，你可能抓不到中心思想，但是你顺着读下去，给人感觉就是很美好。他要反映的是一个具体的人，围绕这个具体的人的各种环境，包括有些人来的，有些人走了。而且这两个东西都可以让你从不同角度获得不同的体验。
主持人：在这电影当中，孩子和父亲在电影当中有所呈现。张大磊的父亲是位剪辑师，而且对电影的喜爱，多多少少受到父亲的影响。你可以谈一下你父亲吗？
张大磊：如果杨德昌导演电影的主角是依依的话，那么八月的主角是父亲。八月的父亲就代表和我。这一块只不过是通过他，带领我，或者带领观众看到更多领域的生活，所以父亲在硬件当中的地位是最重的，变化也是最大的，要坚守的也是最大的，有矛盾也是最大的，是通过他来说出来的。但是生活当中，我父亲也是这样的，而且我童年生活在电视台长大的，确实父亲对我的影响很大，不光是电影。其实电影真正受影响是上大学的时候，之前我并没有很明确的意识，说喜欢这个电影。因为看得太多，我们家每天都会看录像带等，还有很多叔叔在一起看。所以上小学就知道《大红灯笼高高挂》，还有其他有名的影片。我那时候是没有意识这是一部好的电影，可能在那个时候埋下了对电影最基础的印象，包括音乐也是一样。但是真正和父亲的交流，并不是特别多，因为他的职业决定了他的工作方式经常在外地。而且童年有很多孤独感的，但是这个孤独感并不是让人痛苦的，他就是让生活变得很空，很大，时间归变得很满。让你的视角变成非常细腻，让自己有时间，能够站在一个角度去观看。因为没有什么可参与的。
主持人：在这个电影出来以后，父亲去看了吗？
张大磊：我父亲是一个职业的电影工作者，所以我们需要彼此尊重。他有他的想法，我有我的，所以不免有矛盾和冲突。这部电影从最开始也是最大的资助者，大部分费用是父亲的，还有朋友和自己积累起来拍的。
主持人：所以戏里戏外的父亲，我倒是非常值得大家反复回味的。
张大磊：我的父亲不会把态度做得那么明确，但是他会坚守，可能更面对现实一些。剧中的父亲可能是我理想化的，我希望生活当中这样的人会多一些，不光是父亲。
主持人：晨哥，你是怎么呈现这个角色呢？
张晨：其实我完全没有用自己的理解去解读，因为我特别尊重一些东西，虽然我有自己的理解，但是我更贴近背后的意义。
主持人：好的，刚才讨论了这么多，接下来我们想让观众和媒体朋友们赞誉进来。大家对这个电影，以及对那个年代，以及对孩子成长，以及父亲的形象，大家有没有什么想和主创交流的，大家可以提问，举手示意我一下。有没有哪个想提问的？
提问1：想问一下，我们知道《八月》是金马奖最佳剧情片，有没有想过这部电影会获奖吗？获奖之后，有什么样的感受？
张大磊：心里挺踏实的，就是做《八月》，为什么我父亲后来都在帮助我呢？因为这个想得时间太长了，我总觉得《八月》可以是一部美好的电影，但是在判断之前，谁都不知道。我当时就想如果这是一部好电影，那就再拍一部。如果还欠火候，那就再积累一下。所以可能会让觉得再拍一下。
主持人：想问一下晨哥，当时接到这个戏的时候，心情是怎么样的？一路下来有什么样的感受？
张晨：因为我其实一直支持身边的好朋友拍电影，他是一个特别执著的拍电影的人。我也特别希望以一些方式合作，当然我们在交流的时候，我特别高兴。这期间经历了四年时间才开始做这个电影。因为过程当中也有等待，也有酝酿的过程，我觉得这是非常不错的。
提问1：在片场跟导演合作的时候，有没有看到导演发火？
张晨：他整个四十天拍摄里面，压力最大，精神和身体最痛苦的就是他，因为这部片子独特之处是用嘴去拍的，他当时有鼻炎，鼻子都是堵住了。
主持人：对，鼻子堵住了，大脑也有缺氧的情况，会影响思考，但是有让他特别觉得难受，完成不了，手表达不准确的时候，他会用自己的方式去缓和。其实大家马上就可以看到电影，电影里面就会呈现出他的一些表达。
提问1：现在好莱坞大制作的电影铺天盖地来，而一些走心的电影越来越少，你们怎么看待这个现象？
张大磊：我觉得走心不走心是自己的事，有些观众觉得走心，相对于他走心。我没有办法用一个人的评价来判断一个电影。我相信每一部电影都是大家付出生命和心情去制作的，任何一种电影都有存在的道理，我们可以不看，但是它可以有。就像很多人觉得《八月》这部电影没有必要存在一样的，就是我们把前面的事做了，它的存在就正常。
主持人：好的，请大家扫一下这个码，这是我们发起的《八月》众筹。这一块只要引起共鸣，甚至带来你感觉，我觉得就成功了。可能看完之后，你会被这个电影所影响，你会觉得生活会更好一些，生活更加轻盈一些。
张大磊：我确实听朋友说过，也听前辈说过，《八月》第一次看的时候，有些朋友可能会因为一些小点而醒，有些不是。但是他们可能看第二遍就喜欢了。其中电影的创作人需要耐心，欣赏的观众可能也需要耐心。
主持人：需要有更深的参与感。
提问2：导言，你好，我想看一下，关于《八月》这个电影的名字，为什么不是七月或九月。
第二个是有些导演回望过去，你选择回望这个时代，发生的时代。接下来的片子还会继续回望吗？
张大磊：这个片中就是八月发生的事情，八月过完，假期结束。因为上学的时候都是在学校里面，而且1994年是变革刚开始，国家刚开始提出要国企改成私有制。所以在8月里面，并不是钢琴、纺织姑娘。下岗已经快结束了，生活被影响的，已经有影响。但是《八月》不是，《八月》是提出要做改制，所以每个人还是处于迷茫期，面对新生活不知道该怎么办，更多是想象之中。所以这正好发生在八月。而且这个片子最早叫《昙花》，刚才咱们看到的短片是叫《昙花》，所以我在漫长3个月产生片子之前都叫《昙花》，昙花是一种符号性的，意味着某种东西绽放，快速消失、凋零。但是我整个拍完之后，我发现我的目的又太多了，我想要说的，分析的东西又太多的，它恰恰不是我最初简单的情感表达和对自己的梳理，我又在解释很多的东西，所以我用3个月的时间把所有想解释的解释完，留下我不需要解释和不想解释的，这就是一个最真实的呈现。所以整个《八月》恰恰是在八月，是在秋天到来之前最后灿烂的季节。我不一定说后面就很差，因为后面就是另外一番天地。
主持人：那接下来还有要拍摄吗？
张大磊：《八月》会有延续的，我希望这个家庭和命运更远一些，比如说在2000年之后，又发生了什么，小磊有参与了什么？他那时候有独立的思考和意识，那时候那又该如何面对？
提问3：我想请问一下导演对于电影票房有什么期待？期待观众有什么样的反应？
张大磊：我希望不赔钱。因为这种电影谈论票房是很奢侈的事情，因为在工业制作之下的商业片，谈论票房都很奢侈，在现在看来。所以我就想对得起投资的人。我希望每个观众看完都会有自己的理解和反应。而且八月是最简单的电影，大家用最简单的心态去感受就好。
提问4：我想问一下，知道这个电影在拍摄的时候遇到资金等问题，导演是否有过想放弃的瞬间，但是后来是怎么解决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这部电影获奖以后，有些喜欢看电影的网友也有不同的声音。我看有些朋友说勾起他们的情怀，也有说情节有一点点散乱。我想问一下，导演有没有留意影迷的评价，对于你来说，给你印象最深的，无论好的，或者坏的，观点是怎么样的呢？谢谢。
张大磊：我没有想过放弃，但是我着急过。当这个事已经准备了四年左右的时候，我觉得特别想要拍掉，不是说想要把它作为一个作品呈现，我觉得很多作者都会遇到这些问题，所以就会有很多改动，但是这个电影可能就影响是这个样子，每次我改成另外一种方式和剧本的时候，我都在想干点别的，我去拍拍婚庆，我给结婚的人拍拍婚事。就因为这个事，我认识了片子里面的主演员，她是我的客户。而且从这里面积累了相当多非专业演员合作的经验，我还是没有放弃，哪怕放弃了一些作品，我也不愿意改变。
至于说观众的态度和反响，我是很关注的，我特别在意别人的看法，但是我尽量不让别人的观点来影响我自己。因为我不太聪明，我不会从别人经验当中找到自己需要的，你刚才说到哪些评论对于我来说是最有价值的，印象最深的，但是我不会被一些评论所影响、高兴或遗憾。但是看过之后，我不会说从里面找到我需要的。我好像自己现在的判断都来自于自己。但是确实是很多人很在意的一个事情。
提问4恩：你是这样一个注重自我的人，你拍了这部片，无论是出来的效果，还是在拍摄期间，有没有针对自己，发现自己有哪些不足，以后在后面有所改进呢？
张大磊：有，这部片子最大的遗憾，我们经常聊，不仅仅是拍摄周期比较短，或者说有一些成份很难还原，或者缺少全景式的展现，但这都不是最重要的，最大的遗憾是对自己的判断。当时叫《昙花》的时候，还有很多杂念，到了《八月》，其实杂念会越来越少。这可能是我下面拍戏需要注意的，但这会随着经验有所提高，我觉得心理素质更重要。
主持人：好的，还有没有？这部电影的名字叫《八月》，八月是一个时间符号。在电影当中，你特别提到要献给逝去的1994年，这是想要特别表现的主题。刚才有聊到对时代的观感，我觉得他所问的和你回答的，可能相对比较具化的。我想说一下那个时代意味着什么？你说到《八月》这部电影像你已经得了病，你必须要治愈。你为什么想要追忆那个时代去治愈自己的病痛呢？
还有我们知道电影的画面对时间线的反映是非常深刻的，那么对你来说，逝去的时间意味着什么？你去拍摄这样一部电影，追忆他，你觉得能够留住什么，或者你能记忆什么吗？你觉得电影对于人自身的认识，包括我们在时间面前无力，他意味着什么？
张大磊：我觉得我可以说一下这部电影一个原型。其实我没有特别强烈的想要表达什么东西，为什么会给我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呢？在完成的时候，其实是会看1994年时候的我，因为那时候我12岁，从8、9岁到12岁左右，带给我的东西都是美好的东西，但是那个时候恰恰都是94年完成。从94年之后，我的家庭也带来变化。我之前那个生活是到94年截止。所以更多是对于我自己的生活，但是我相信我的决定。我的父辈，因为孩子是完全接受的，是在享受的，它没有社会心，他是处于自然的状态。这也是为什么那个12岁对我来说是那么美好。
我最早了解创作是在1998年夏天。因为当我大学毕业之后，我想进到电影圈子里面，但是我突然发现，我真的要面对职业，面对一个成人世界的时候，有很多都不是我想做就可以做到的，我突然发现我们每个人都在忙着学习很多的本事和本领去生存，但是我好像不具备这个条件，所以很痛苦。但是在那个时候，我能够很清楚意识到，我在很多人眼里，大家觉得我去到俄罗斯上学，为什么回来没有什么作为。我当时内心非常明白，我是有我的主见的，我是有野心的，但是在当时的那种情况之下，我也没有办法继续做，所以当时也是八月，夏末的时候，我回到了我的老家，就是短片中的姥姥家，还是那样一个院子，恰恰在那个时候，我突然觉得一切近了，生活变得很美好。我们可以听到从远处传来的声音，不是很嘈杂，很小，很清晰的声音。我可以在这里坐一下午，去感受时间的变化，从早上到夜晚，天色不同，时间不同，声音不同，包括每个人状态的不同。我们要忙着学本领，没有条件和时间。所以对强的态度意味着是这个样子。所以在周末想到了很多，突然一下的感受和1994年感受是不谋而合的，我看到了曾经生活的样子，我觉得很珍贵，很美好，我就在那里说给家人听，我让家人知道在想什么，我是会被一些东西打动的，而且我想用一种方式打动别人。最起码我想让家人知道我不是失败者，因为这个我想到了《昙花》，想到了《八月》，我要完成的话，我要把我的感受更具像一些，我就开始有进行这一块的积累，开始搜寻，开始查找，能够构成我这些印象的细节，恰恰就是1993年、1994年。所以电影会给我们带来，或者时间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我觉得时间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些东西。他可能是一个完全理想化的东西。
其实我觉得今天来的很多人都是喜欢看电影的人，电影对你们来说意味着什么。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答案，就像导演造了一个时光机，可以回到自己小时候，拥有最美好记忆的时候，对于观众来说，可能是安慰，是力量，会有不同的想法。
张大磊：所以《八月》不完全觉得它很美，有时候会从中看到一些别的东西，我们只不过没有把大时代的背景放到里面说，生活是在那个基础之上。我觉得《八月》是创作的电影，它像是收集起来的。
提问5：张大磊，你好，《八月》这个电影我看了，我觉得有点平淡，像刚才那位观众说的，有点散乱。当时放完之后，有您跟观众的交流，您当时讲到片场里面很有意思的事情，你说可能比有意思多。我很想问这些你为什么不拍呢？为什么选择特别平淡的事情呢？是你觉得目前放到电影里面的东西，对你来说更有意义吗？还有你以前组过乐队，叫什么名字？是知名乐队吗？
张大磊：做摇滚乐，你必须得是那个人，后来我发现我不是那个人，所以就没有做了。
主持人：刚才第一个问题，为什么不把小时候有意思的事情放进去？
张大磊：我觉得一个电影需要更多是一部简单的电影，我不能什么都要，我不能既要那些所谓像梦一样，纯感觉上的东西，也不能让它有更多情节元素，因为这是相配的，某种程度是相配的。或者我没有办法把它处理得特别好，所以我把它弄得更干净一些。其实它可能有这些经历，或者会像你说的，但是可能会破坏一些我想要的。因为我的电影在那样一个时代背景下，可能也是我的童年给我更深的印象，他会很安静，很平静，每个人的心态很平静，在1994年之前。或者说浮躁，或者说大家更纯净，但是在那个之前一切都是自然呈现的，并不是我们需要很多新的一些东西。所以我希望这部电影气氛是安静的。
主持人：对，从内到一表达呈现都是自然成型的，很流畅的气质。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我知道还有很多人想讨论。我知道看完影片，很多人想更讨论到影片当中来。希望这部电影在上影第一天就可以，让这部电影有更多的空间，让大家看到。最后我希望在场的每位嘉宾用一句话总结和推荐一下。
基叔：其实前面一个观众问的问题，包括场下观众的问题，我都很有感觉，为什么不选一些在我们看到很有意思的东西，为什么看得那么平淡，是否会关心票房，这些问题会反复被问到。我也经常被问起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会打一个比方。比如说粤菜好吃吗？好吃。但是你不能说川菜就是垃圾。可能吃惯川菜的人，就觉得川菜无非是撒一把辣椒。但是有一些吃粤菜的人就觉得好清淡，都是一个味道。我觉得你可以试试看。你如果自然而然吃多了，你就会适应那种口味。电影作为一种文化，它毕竟是精神层面的消费品。作为精神层面的消费品，当然是越多越好。为什么要做精神消费的时候，要求每个人都一样。同样大家都接受了这个观念，川菜馆在广东不会一开出来就不行，它也需要有一个过程。只不过刚出来的时候，对你们家的川菜馆有点抗拒，有两家了，我可能会看一下。所以我觉得作为现在这个时代来说，中国电影院在多，消费水平在提升。但是这一块空间会获得更大的平坦。现在看起来，至少我们能够在院线看到《八月》这样的电影，可能在90年代，真的是比较难以想象的事情。所以每个东西都在变好，主要看大家以什么样的心态来面对。他的电影有自己的决走。他当然知道那个好，因为他前面也说了，他想把故事改成内心的东西，他毕竟学了那么多年，我想他心里对一些东西还是有数的，但是最终还是把最擅长的东西呈现出来，那一定是好的。因为金马奖等东西，连王家卫、许鞍华都说好，他们跟张大磊又不认识，都说好，肯定是有好的东西。
主持人：好的，我们要在这个过程中理解为什么会选择这个结果。当如果理解这个的话，可能会有更好的一些东西，拥有更多的收获。
张晨：我觉得电影在我看来，每个人都有对他独立审视的权利，我个人不太擅长，也不太愿意用更多语言表达和评价电影，我个人觉得看电影用感受音乐或者其他任何东西做艺术作品，我觉得更多是直觉，就是一种感觉和感受。我希望大家去看，他可能会带给别人不同的感觉，大家去感觉就行了，像张大磊说的，不要去带这一些给大的问题，因为这个电影很简单。
张大磊：因为这个电影也是创作的时候，大家都明白的，就是《八月》是一部特别简单的电影，大家一定要放松，不要带这任何负担和目的去看，也不一定要解读什么，它自有它的目的。
主持人：我记得有一个导演说过：最简单的，就是最难的。最简单的，可能就是最难做到的。我们大家可以很轻松地去感受。
张大磊：今天是一个见面会，我觉得今天这个氛围特别舒服，我们就静静坐在这里，互相面对，聊聊自己的事，聊聊想说的，静静地听听，我觉得这种感觉很好。他可以是一个仪式，或者是一种观看。大家在影院睡一下都很轻松，最起码可以让大家休息一下。
主持人：的确今天没有放映，感谢大家抽出宝贵的时间过来听讲，谢谢大家！
专访：与他人对谈部分
问：摇滚乐队在当地有名么？
以前我们都是喜欢摇滚乐的，而且晨哥要是在我们那个地方，可能早就火了，但是都是喜欢摇滚乐，摇滚乐确定给我们带很多，也改变了很多，所以晨哥是那种我在台下看他演出的人。
问：《八月》是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故事，那么当时导演为什么要选这样一个年代？
答：我并没有有意要选90年代还是80年代，我选择的是我的童年，或则是我记忆当中很美好的一段，但那一段恰恰就是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
问：晨哥对这个年代有没有特别深刻的印象过回忆？
答：其实每个人在这个年龄段的人，都会有一段关于这个年代的回忆，我的那个年代正好是听到很多摇滚的音乐，和很多我喜欢的音乐。
问：为什么选择一个非职业的演员？
答：我们对所有的演员都是非专业的，也是因为大家适合这个电影，因为这个电影很自然，并不是像是设计或则创作出来的，跟像是一种真实的呈现，所以它并没有任何超越生活的内容，那是生活当中的人是最合适的，当然孩子也是一样，而且孔维一他自然流露出来的是影片最需要的，而不是刻意表现出来的，而且事实证明效果非常好。
问：晨哥，你和孔维一磨合的时间长吗？
答：我觉得这两年的时间，我们两真的很像，我很喜欢，像我理解的儿子，因为我有女儿，没有儿子，我有一个儿子的话，可能就是这样，然后没有很刻意的去和他去培养感情，完成电影，反而很自然，我觉得孔维一稍微有点怕我，但是其实我很喜欢他，就有点像我对儿子那种方式。
问：晨哥在演的父亲，和你想象父亲有什么重合的地方？
答：当然是有，因为父亲是我创作原型，就是父子间的关系，他又是?也是我的朋友，而且他有个自由的态度，他也尊重我们选择，但是有些性格上和一些具体的行为上，可能不太一样。
问：怎样去挑选场景？
答：本没有因为这部影片，刻意去找场景找道具，因为我本身是看到一些?很喜欢，晨哥也一样，有时间就喜欢到老的住宅区去待一下午，而且和在住在那里的老年人交流，坐一下午，所以都是我们积累的，不用刻意去做。
问：看过成片《八月》里有什么地方你觉得遗憾的？
答：就是有些戏可以做的更好，就是在拍摄当中，有些场景就不是很清楚自己要什么，耽误很多时间，然后也投入了很多精力，如果能判断准确的话，我就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更多有价值的东西上面。
问：知道电影在金马奖提名的时候，有什么感想？
答：其实提名的时候是非常兴奋，激动，吃饭时候和家人妻子一边吃一边看的时候，我都要激动的从桌子上跳起来了，但是真到现场的时候，我当时是控制住的，谈不上什么知觉。
问：现在有了金马奖的光环后，对你以后作品会不会有些压力？
答：没有，因为谈不上什么压力，因为压力来自于目的，如果有一个很清晰的目的，知道自己想要什么，那个时候就会有压力，我们不一样，我们追求自然，但哪一步做哪一步。
问：你希望观众想在《八月》里面感受什么？
答：还是觉得大家都可以用自己的眼光去看，然后就看就好，没有希望观众会获取什么，就看就好。简单的电影，观众看的也能简单，可能相反会收获很多。
问：对自己在里面的表现你觉得想法？
答：作为观众去看的话，我还是喜欢电影的整体，我没去关注电影里面的某一个人，我觉得大家是诸多因素，或则场景人物，大家一块去完成的作品，我真没刻意去审视我在作品的表演。
问：你（导演）怎么样看待问文艺片是怎么样的一个市场？
答：越来越好，因为《八月》就是一个好的体现，因为中国真的不缺少好的文艺片，而且也不缺少文艺作者，大家都在努力的创造着一个?市场，先让市场繁荣起来，所以文艺片在当时可能是独立小众电影，现在有更多的机会，都会有更大的空间去允许我们。
问：延续《八月》的故事
答：我觉得还是这个家庭的故事，就到了2000年，他可能他的身份离社会更近了一些，他可能会有新的问题，新的世界，有了他新的对抗，然后他身边的人又面临着新千年的到来。
问：张晨演戏的感受？
答：我没有刻意去演生活的一面，电影里呈现的，有我喜欢那个时代的动力，当时拍的时候，更多的是导演对人物的把握，他给我很多，让我更能去还原。自然呈现。
问：第一次当导演，第一次拍戏，你们在现场会不会冲突？
答：有过一两次，就当时我有某几条，觉得自己完成不了，我就会怀疑导演强调的，最后是导演是很沉住的，然后他得这种克制和耐心，让大家都去做这个事，心里情绪的焦急肯定是会有的，最终还是完成作品。
问：有些被剪掉有趣的事情，分享？
答：就是打架，玩道具枪，还有小雷偷看女生等，这些都会有，可能是不太符合电影的气质，毕竟电影创作是一个整体。
问：怎么说服他们来演？
答：因为大家开拍的时候，大家都想帮助我，没有太大的阻碍。
问：接下来的电影有没有找知名的演员，或想合作的演员？
答：目前还没有，没这个打算，以后会不会有，我现在不知道，而且在演员的方面，还是适合不适合，然后功夫也是我儿时的印象，可能会拍功夫。
问：张老师你会继续出演导演拍的电影吗？
答：我很喜欢他的作品，如果导演的作品有需要我的话，我还是会的。
问：下一部的续集是原班人马吗？
答：跟大家商议，我希望是能延续。
问：你的父亲是《八月》的赞助人之一，得了金马奖以后他有赞扬你吗？
答：他不会过分的去赞扬孩子，就是他很尊重我，就是很客观的看待，他肯定会有高兴，因为我是他儿子。
问：相比影帝影后，最佳导演，最佳影片是不太关注的，你会不会有失落？
答：没有觉得失落，我们已经很幸福了，能去台湾参加这个，我觉得都是前辈，能和前辈坐在一起，而且能和他们一起交流，能听他们说话，这个我觉得已经是幸事了。
问：文艺片会被指是亏钱的电影，那你是怎么在得奖，亏钱，和创作下一部电影之间做一个权衡呢？
答：文艺片我现在觉得它不一定会亏钱，可能前些年电影不会很成熟，但是它本来大的电影市场在它的成熟期，也就需要更多人投入精力去完善那个东西，但是近几年来看的话，大的市场会有很多的同行，前辈已经把它培养的很好，所以这也同时给作者电影培养了一个好的平台，就不一定会亏钱。
问：下一部电影如果资金问题，…?
答：可能传统意义上的商业电影，它有一部分的作用是用来娱乐和消费的，另一部分就是赚钱，就是评判他们的标准就是票房，但是像《八月》这样的电影，它不一定要用票房来看，就是它哦哦目的不在这，它都另外的作用和价值，所以说也会有投资人他们会看中它的价值，所以这个就是一样的人做一样的事，它自会有它的作用和价值。
问：你们两个都有组过乐队，分享一个心中金曲，为什么会是它。
张晨：如果说是一首歌的话，那就太难了，好音乐太多了，在我们那个阶段可能就有很多是会记在心上的，我现场这个阶段比较喜欢的是爵士乐，推荐一首真的比较难的。
张大磊：音乐的话，你可以让我不从事音乐，但是你不能让我不听音乐，很难说去挑出一首歌，因为它是我们生活的一个阶段，真的很难。（此处张大磊推荐了，但是我辨别不出来了。）
专访：与赵杭杭和我的对谈部分
问：为什么那么迫切？毕竟4年都等过来了，也不差再多一年。
答：我是一个很敏感的人，而且从小我就是这个样子，就是对有些事情或则某一个瞬间或则某一个空间的感觉就会特别敏感，就是我深深地会被那个影响到，我就突然停下来，然后待好久，什么事都不做，就那个会特别打动我。我其实是会比较感受生活，去感受的人，所以这个电影里面，有很多是能让我感动，至今都忘不了的片段。甚至是说我总形容它像个梦，似梦非梦，我很确定他是我经历过，而且热爱的，但是我又总判断不出来，它到底是不是真的发生过，所以它就是有这种魔力，有这种魅力，一直能牵引着我，一直到我的完成。所以如果不完成我就没法去做下一件事儿。就像谈恋爱一样，我一直爱着一姑娘，我怎么能爱别人呢，可能聪明的人会做到都兼顾，但是我不聪明。
问：“像90年代一样看电影”，你能解释一下是怎么的情境呢？
张大磊：“像90年代一样看电影”是团队大家一起找到的一条关键语，所以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理解，我的理解是说，在90年代里，每个电影制片厂之间都是有配合的，它不像现在，有竞争有市场，所以那时候可能它的产量会很小，所以我们能看到的也不多，但恰恰因为那样，我们会反复去看每一部电影，真正的去欣赏。包括创作者也会认真对待每一部戏，他不会像现在看电影有时候是为了看一下某个明星而已。所以我希望这句话，也表达我们现在去看电影的一个态度。我在电影厂，我们每天晚上都去看，电影院，有标准的放映厅，对外的，但是我们自己看不花钱，我们就是没事干才进去看的，但也不腻，跟着一起演，有时看的没意思就到台上打滚。
张勇：我有一个自己的想法。想到90年代，就是我妈会说，买2张电影票，没有其他想法，就是太高兴了，赶快吃饭，吃完饭去看电影了！（就是一件满奢侈的一件事情），因为就是去看电影，进去有一股的厕所味，但一点都不影响看电影，看电影就是一个时代。（大概半年一次？频率大概多少）对于普通的，一年大概可以看3、4部。
问：评价一下孔维一的表现？
答：我觉得他表现的特别好，特别的自然，而且真实，他就是孔维一自己，我选的时候标准也是这个必须是小雷自己，孔维一他就是这样。（他得了奖后是什么反应呢？）今年12岁，刚过12岁生日，演那个时候才10岁。（得奖后校园生活变化？）其实会对他的生活有打扰，我们的本意是特别好的事，对于他的一生来说是太美秒的事了，但是我们个人是特别不希望会打扰他的成长，但是现在看来还不错（毕竟演的不是偶像剧哈。那家里爸爸妈妈以后有没有决定让他将来去当演员？）他们挺理智的。（他有报酬吗？）都有报酬。（得奖他也有拿到经济上的奖励吗？）那我不知道的，因为是个人奖，那是他的荣誉，当时拍的时候是没有给大家发酬金的，因为我没钱。张勇：导演等有能力的时候，就立刻给大家补了一些片酬，拿到片酬。
问：张晨当时是怎么想的，零片酬就来了呢？
答：当时没有想那么多，也没有想的那么高尚，就两部分，一部分就是我和导演的情感，因为他之前拍的一些低成本的小作品的时候，就很喜欢，就是会经常关注他在干什么。短片拍摄的时候我们就有合作。当他给我看了一个长篇剧本，邀约我做里面的一个主演的时候，我欣然接受。
问：现在成片出来，你看过了吗？
张晨：我已经看过了5遍了。不过最新上映的版本我还没看过。
张大磊：最新的是重新修整过的，变化不大，是它的气韵更通了，因为这个电影它不是剧情，不是一部情景剧，讲一个故事，这里是要求有感觉又情绪，它要求会更多，它有对气韵的要求，就像写毛笔字，它有气韵，有断点，如果气韵不通，就会难受，这一版气韵更通了，是请台湾的廖青松老师来做指导剪的，跟金马奖送去评奖的那一版都不一样，我也很期待。
问：你自己觉得这部片子怎么样？
答：我每一遍看都感觉不一样，从第一次从大屏幕上看，那时候就感觉不一样，视觉上，亲情类上，后来每一次看的时候，都有感觉到有一些潜在的信息，然后你会觉得越来越喜欢，我现在还特别期待这个新剪的，特别期待，所以可能它里头还会我之前5遍里没感觉到的东西，而且我以前看的时候，没有现在能静下来，这个片子就是能让我们吸收。（对自己的表演是什么感觉呢？）我真的是没法评价，如果导演认为那个作品呈现出来相对准确，就可以。就我个人来说，大家都特别注意那个父亲独自打拳的戏，那场戏我自己演完再看觉得特别尴尬，但是很多人喜欢。里面预告片的有个戏我特别喜欢，就是“别低下你高贵的头颅”一处，拍的时候就特别喜欢，然后还有那个，有一场朋友来一起吃火锅的那场，一个长镜头，然后短镜头停电那场，那两场戏是我自己特别喜欢的，开始爱上导演，有无限表演舞台剧的魅力。
问：张晨可以对影片剧情的剪裁和人物性格都有观点和提出意见，那么对于《八月》，晨哥的意见对这部片子是有多大的成份在里边？
张晨答：我觉得到今天为止和大家的交流，我更多的是一种学习的状态，对于职业电影人来说，大家都是一种包容，包括对于各种采访，我就是一个外行，但是事实上我从这一阶段，通过《八月》的机会，还有现在回答大家的很多问题，学习了很多电影方面的内容和知识。当时拍《八月》时候，我自己好像有很多想法，当时有很多镜头觉得为啥要这样拍呀，这样拍可能会更好些，自己会更舒服些。（那现在看来你那想法对吗？）我觉得可能现在这样更好，对于整个电影来说，因为如果真的里面参加我那个想法的东西，可能对电影的整体呈现就会有影响，如果用一条我的想法去演的话，我觉得会对作品有影响。（可能不久就想自己去拍电影了）这野心都给你看出来了。（真的有这种想法？）嗨要真的拍电影，我差的太远了。现在我自己学画画，对画面，光，构图有自己的理解，至多是这样。说到电影语言的话，我完全不懂，那如果要尝试拍个短片，那我可能要很长时间的学习。
问：《八月》的后续影片，近期会完成吗？会不会用原班人马？
答：原来计划是今年年底会拍这个，但是现在看来可能要往后放，因为有些工作我还没准备好。（是什么没准备好？）我自己没准备好，因为我刚刚说的，《八月》给我的大遗憾，是有些我还没准备好，不是特别能认清，所以浪费了大量的精力和时间，所以我希望后面的这一部，有些事情我能够再确认一下。而且出演的话，父母还是他们父母，但是孩子的话，我要拍16岁小孩了，他开始喜欢摇滚乐，开始有自己的世界，有自己独立的意识，孔维一可能近几年的还达不到，我不知道能不能等到他，能不能有耐心等到他。（你真的在等孔维一长大？）也许拍了《八月》后，我就不拍了，就干点别的事，就换一个人，但是孔维一依然会在片子里出现，他可能会是孔维一的一个小弟弟，或则是一个邻居里的一个孩子，这样我会觉得特别奇妙，就是他又出现，但他不是他。
问：接下来投资是不是就容易些？
答：相对可能好一些，也在谈，而且也是我们现在《八月》的出品方也比较信任我，我也希望能够用更好的作品来对人家负责。
问：那片名你有想法吗？
答：现在暂定是《fuzz》，就是吉他效果器的一种音色，最简单最原始的一个效果器，fuzz。（为什么叫这名字？）跟影片有关系。不一定最终叫这个。
问：那如果《八月》不拍，你有别的计划吗？
答：现在有两个，一个是现在这个《fuzz》，还有另外一个。单另外这个跟自己的生活和经历没什么直接关系，主要是讲人。讲我们都喜欢的，比较珍惜的那一类人的，他们的命运，他们的处境和境遇。
问：演员方面？因为这一次用的都是非专业演员？
答：下一次也是。（不打算用一个知名度比较高的演员？）下一部不是。（以后会吗）到时候再说吧。（如果是要用现在有名气的演员，你现在有喜欢的吗？）看演什么戏，我们觉得一切以合适为主。还是要看拍什么，你要说单说喜欢哪部片子的哪个角色，我喜欢《钢的琴》里面的王千源，喜欢《白日焰火》里的廖凡，喜欢《本命年》里姜文，但那喜欢的是《本命年》和《白日焰火》，在片子里面。
问：在俄罗斯里学的是什么专业？
答：导演。（学的专业和从小的经历是有关吗？）没有关系，真没关系。（你在俄罗斯的这段生活，你会写到影片里去吗？）可能不会，但是可能会把那个时候的感觉和态度放在某一部影片当中，但是不会把那一段完全是自我的经历再拍出来。
问：你形容事情非常精准，一聊天就能发现文字功底很好，比如找孔维一的标准一言以蔽之“他没那么‘电子’”，会在平常写什么东西？
答：很少写，现在很多表达方式变了，我会拍日记，不过最近没坚持，但是有段时间在坚持，影像的，就是每天拍一个3分钟的影片，表达一下自己的小想法，或则现在画画，现在经常拿小本，反正就是有表达方式。（什么地方能看到？）画画只能我有，海报有几幅是我画的，手绘海报，竖版小孩回眸的，还有在屋里小孩挥剑的。
问：张晨老师以前也画吗，有什么可以能看到？
答：我们俩互相影响。（掏出手机，给记者看，很厉害并且有情趣的画）这两天偷偷画的还没给你（指张大磊）看。我喜欢画的是一种状态，用毛笔画的。（这是从北方过来的雪吗？）就是下完雪的房子。
问：3分钟日记你是会怎么拍呢？
答：我会拿小摄像机，就是生活中的素材，我始终相信电影是收集起来的。比如我在街上，我看到一个感兴趣的点，我一人就会站在那里，就会一直坐着，拍下来，晚上就把它剪成有主题的，比如没事干的时候，在冬天我会在繁华的地方，在冬天的人会变得紧张，然后就会拍紧张的人，然后变成一个主题《目击者》，总觉得有什么事情会发生，但最后也没有发生。再早点什么QQ空间，微博会写，但是后来很久没有大段的时间，就没写了。
问：你是通过什么渠道去看别人对你的看法？
答：豆瓣是最多的，（能交流豆瓣账号么）我豆瓣上不说话，只偷懒不说话。
问：你的故事更多是描绘感受，收集状态，重现过去，是对创造和编故事不热衷，或者说不擅长？
答：并不是重现，包括《八月》也不是，是描绘一种感受。包括我们接下来要做的另一个，不是《fuzz》，那个也完全是创作出来的，那个不是来自于真实生活的原型，所以我们还是想感受当下的真实自我的感受。
比如说我们关注的人，就是关注那种很理想化，不会很多手段，不会很准确地表达，但内心很善良甚至很执拗的人——是我们渴望我们成为的那种人。在很多人眼中是他们可能失败者，因为他们并不急功近利，不会有了什么马上表现给别人看，指是默默的做一些自己坚持的东西。就这一类人我们比较关注，所以可能会创作出关于他们故事。
问：身边现实中有这样例子的人吗？
答：做电影的人，我不太了解，其实电影圈我了解的不多，做音乐的最起码我知道赵老大，他是一个特别有代表性的，赵已然、窦唯、张楚、朴树、万青是这样。就这样的人，现今不太容易获得大家支持的人。
问：如果这一次《八月》没有得那么高的奖项，或则票房又不好的话，你还有没有信心去做电影？
答：我们一直很有信心。获金马奖可以说完全让我们踏实了，但是抛去金马奖之外，其实《八月》是在业内包括国外，都是比较成功的。金马奖之外，带给我们的喜悦和信心还有很多，就是大家用不同的方式渠道给《八月》一些力量，虽然不一定完全受认可，但种种反馈还是给了周围的人很多力量，幸福感接踵而至。
问：在朋友之中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成长过程中是一个什么样的男生？
答：我小学的头3年是不被人喜欢的，老师也不喜欢，头3年简直就是一个哪吒，老师三番五次把我妈叫去说你这孩子赶紧回家，不能再上学了，再培养几年再上学。并不是捣蛋，而是就没有概念，就还是想做什么做什么，上课如果不想上我就出去了，是个很本真的孩子。3年以后就突然明白了，好像该学习了，于是有一段学习非常好，做了一段时间学习特好的孩子。到了六年级又不行了，不好好学习了，之后中学基本上也是时好时坏。但是我和晨哥，我们都不是那种特别能惹事的孩子，即便惹事，也是自己跟自己惹，闷着惹。
然后高中的时候，就另一番景象了，那个时候认识了摇滚乐，就变得有了自己的主观意识。我要做自己，有很强的判断，就跟身边的大多朋友可能主观不一样，但是我们没做出格的事情，都是正确的事情，就是选择“自己”的生活，而不是所谓“应该”有的生活，不是去过必须要有的生活。（爸妈干预吗）也干预，但是，也尊重我，也是因为没办法。晨哥父母可能不一样，但是最终他们还是相信自己的孩子，相信自己的孩子做的不是坏事，没害别人也没害自己。
所以到现在，我和晨哥也不是特别擅长和别人交往，也没有一定要认识什么人，就属于都挺笨的，真诚的人。但是你要说一些方法，真不会。
问：做人和作品的一个核心的信念和逻辑，是什么？
答：我们的核心是，做经过自己判断的，而且自己一定要做的事——就是这个核心是简单的，核心不复杂，做的事也不复杂。
问：演员现在找着了？
答：找着了。（又是你们的朋友吗）算是朋友，也是前辈，也是我们喜欢的人，而且我相信他们一定会呈现不一样的，一定是自己的态度。（而且以男明星为主，没有捧着女明星）这会这个就挺好的，就客户大家觉得就挺好的。
问：感觉两位是那种特别温柔，而且很擅长体验和感受，而且到了这个年龄还在一直吸收着新东西的人，现在做这个访谈会会不会很辛苦？
答：觉得没有觉得那个啥，我们都经历无数次访谈了。其实大家问题关注的点都差不多，但是我们丝毫没有觉得重复枯燥。因为我们每一次面对回答的时候，又一次再想一遍，比较真诚的。（导演结婚了吗）结了，下个月有孩子。我想要个女儿。晨哥是个女儿，羡慕死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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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八月》：重访中国电影史的转折时刻
发表于《当代电影》2017年第4期“新作评议”栏目。转载请联系《当代电影》微信公众号。
张大磊导演的处女作《八月》于2016年7月在第10届西宁First青年影展首映之时，就已经收获不少好评，成为部分颇有影响力的影评人的年度十佳选择；但《八月》真正成为话题之作还是在2016年11月的第53届台湾电影金马奖上，在获得六项提名、收获费比西影评人奖和亚洲电影观察团奖之外，爆冷摘得最佳影片和最佳新演员两项大奖，成为年度华语影坛的最大黑马。对于采取评审团制的电影节和“金马奖”而言，获奖与否自然与电影节的宗旨和评审们的艺术趣味密切相关，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不过就艺术水准而论，《八月》确有其独到之处。更重要或者更珍贵的是，与导演人生经验密切相关的《八月》，不期然地，也或是必然地带出了有关中国电影转型期的重要话题。或许正因如此，才使得某种颇为私密性或在地性的经验，得以为不同情感结构的观者所分享。本文尝试在视听分析的基础上，讨论这部影片的艺术手法及其背后丰富的社会历史文本。
借来的语言：视点、声音与自传
《八月》原名《昙花》，这部完全由非职业演员出演的黑白影片，主要讲述了1994年夏天小学毕业的少年张小雷在懵懂间目击到自己生活环境发生的变化。影片并没有特别集中和明确的叙事动作，大致说来有如下几个复沓出现的事件：张小雷百无聊赖地等待小升初成绩，父母托关系把小雷送进三中；制片厂体制改革，父亲一番犹豫之后外出跟组挣钱；患病的太姥姥日渐衰弱并最终去世；家中的昙花在母亲的精心照料下绽放。主角的名字在“姓名学”的意义上指明了影片的自传文体，影片的剧作逻辑也可谓是“生活流”，这一方面对应着导演张大磊的精神偶像——特吕弗的处女作《四百下》；一方面也正如许多影评人（尤其是台湾影评人）指出的那样，呼应着包括侯孝贤的《风柜来的人》《冬冬的假期》《童年往事》以及杨德昌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在内的“台湾新电影”。或许容易辨认的是《八月》采用的视听语言体系——全片多采用浅焦镜头，以固定和摇镜拍摄为主，剪辑上通常采用视点后置的方法（同时，叙事上也经常采用因果倒置的结构），同时会使用较为主观的、与画面形成平行关系的古典音乐作为配乐。
这种视听结构可以直接在侯孝贤的《风柜来的人》与《冬冬的假期》中找到源头。侯孝贤自称是在《从文自传》中获得的启发，回想起了“凤山的芒果树”上的视点；同时，又因大量使用“非演员”（非职业演员），从而逐渐形成了全景长镜头的调度方式和美学观念；对古典音乐的使用则得益于杨德昌在剪辑上给他的建议。《八月》的基本视听结构是张小雷出现在一个看似主观镜头的摇镜头的后半部分，或者在主观镜头和全景镜头之间插入一个张小雷的中近景镜头，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谓是张小雷“走进了自己的视点”。而更重要的是，在多数时候，张小雷只是观看而非参与其中。在声音的处理上，导演则有意地通过几处声音前置的剪辑和主观配乐的使用，尤其混音时对白与环境声/ 有声源音乐在音量比例的控制（某种程度上可被视为技术瑕疵，但确实体现了非常规的声音设计理念），再度强化着影片有关成长记忆的心理结构。
事实上，这种视听结构与影片的自传式主题是高度一致的。走进自己视点的张小雷，同时承担着“看”与“被看”的双重身份，也正是导演处理“记忆”这个主题的技巧。可以与之参照的是宋方的《记忆望着我》中的“后脑勺调度”，（1）《记忆望着我》因导演亲自出演而同时具有“私电影”和纪录片的双重特征；而在《八月》中，张小雷实际上携带着双重的目光：一方面，作为导演张大磊的化身——再度呼应着特吕弗影片中的安托万——在“重演”（Restage）他的童年记忆，并作为“观看者”懵懂地参与其中；另一方面，张小雷作为“被观看”的客体，又因此召唤出了对他而言属于未来的视点，而影片的意义、历史观乃至意识形态表述都恰巧来自于此。
必须指出的是，与特吕弗或者侯孝贤和杨德昌相比，张大磊的视听语言更多地来自观影经验而非生活经验，并且他学习电影的时候已经先在地接受了作者论的方法（2）——当然，于张大磊而言，作为内蒙古电影制片厂的子弟，他的生活经验与观影经验在某种程度上是高度重合的。而这种双重目光的视觉结构并非一以贯之的原因，恰是导演在处理个人记忆时容易因个人情感而“赤膊上阵”地主观介入，虽然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影片的不完整，但同时又在情感的表达上形成了情绪的出口，进而产生有效的冲击力。
记忆的时态：日常生活、父子关系与价值判断
一旦将“双重目光”作为本片的基本线索，很容易发现影片的另一个有趣的叙事结构特征：叙事主体是分裂的，同时叙事的时态在某种意义上指向某种特定结果的（社会现实的）、分析式的叙述，它不完全是“过去时”。一定程度上而言，这种叙事时态可以称为“将来过去时”，它是依靠“电影的事实”形成的泛文本（电影之外的种种信息）才得以成立的。
毋庸置疑，《八月》的真正主角是父亲。（3）实际上，并不参与叙事的张小雷，更合适的说法是线索人物。分裂之处恰好同时在于叙事主体并不拥有视点，而视点的拥有者，尚未或者说无法成为主体。就故事而言，张小雷事实上并没有做出任何称得上是叙事动作的行动，核心事件“要上三中”，与其说是他的个人选择（校服这个理由虽然可笑，但确实十分妥帖），不如说是父母的选择。在First 电影节的初审评委王昕看来，找关系、请客送礼的父亲恰好与《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中的父亲形成了精确的互文关系，这种“望子成龙”和“教育改变命运”的逻辑恰是转型期社会的主流价值。（4）在影片层面上，导演张大磊恰好处于与影片中的父亲相似的年纪，事实上，他也是起用同龄好友饰演父亲这一角色，并将“父亲的选择”作为隐藏在生活流之下的真正叙事动作。
这种创作方法的有趣之处在于意义的建构过程。与常见的、从儿童视角叙述的历史题材影片不同，《八月》采用儿童视角并非为了借有限性来逃避历史的某些无法言说的创伤，或者赦免叙述角度的偏颇与局限，而是一种有意的转移和提炼。正是这种儿童视角所带来的、对看似平庸琐碎的日常生活的描述，完成了影片最重要的、也是最具原创性的价值判断：将内蒙古电影制片厂还原为国有大中型企业，将“电影艺术家们”还原为工人阶级和街坊邻里。影片最精彩的时刻莫过于第38分钟处：百无聊赖的张小雷来到父亲工作的“厂子”，经过平淡无奇的楼道，走进毫无特色的办公室，看到正在工作的父亲——他是一名电影剪辑师。在这个时刻，观众才忽然意识到，家属院里的那些人事实上都是“电影工作者”。对生于此、长于此的张小雷而言，这些理所当然的、再日常不过的东西，却因导演之前有意的回避，（5）在这一刻形成了震惊体验。
确切地说，导演在处理影片时的心态是“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只有处在回望的位置，获得双重视点的时候，才会真正理解到父亲的用心；而只有在拥有了这一双重视点之后，父亲行为的意义及其叙事动作，才可能被导演用作视点人物的张小雷有意地隐藏起来；至于意义的建构，事实上是导演有意转移给观者、需要依靠观者的知识与生活经验完成：这才是《八月》中日常生活的用法高明之所在。父亲的叙事动作可以归纳为：因为电影厂转型股份制而下岗的剪辑师父亲，放下面子，外出做跟组场工，挣钱养家，原因是为了儿子一时兴起的能上重点初中的心愿——此谓“父亲之爱”，（6）但更重要的是，“凭本事吃饭”式的对自我价值的追求，以及对以资本为主导的新主流逻辑的归顺或臣服。
由此，影片的叙事时态才显得饶有趣味。影片的自传文体事实上带有某种自指性，并成为了影片叙事中潜在的、未曾说出却已然存在的结果：影片中/当年的那个小男孩，后来/如今成了导演，并拍了一部电影，借自己的童年记忆来讲述父辈的奋斗与牺牲。在电影的逻辑里，这毋庸置疑地意味着成功（尽管这仍是一部捉襟见肘的小成本独立制片电影）。而事实上，张大磊的父亲张建华也在新的体制中获得了成功：1994年，他凭借《东归英雄传》获得“金鸡奖”提名，1996年，凭借《悲情布鲁克》获得“金鸡奖”最佳剪辑奖；并为支持儿子的电影处女作，提供了前期拍摄的资金。（7）这正为影片中的父子关系添上了另一重颇富传奇意味的色彩。
乡愁的指向：电影制片厂、国企与转折时刻
与《八月》形成互文关系的最佳文本是德格娜导演的《告别》。在上文提到的那场戏里，闯入父亲工作空间的张小雷拎起一段胶片，好奇地问父亲，“里面的人是谁”，父亲说，那是“老云叔叔”。这位老云叔叔正是德格娜导演的父亲，英年早逝的著名导演塞夫。在《告别》中，亲自饰演女儿一角的德格娜同样用日常生活来转移观众的注意力；影片的前一个小时充斥着女儿的感情危机以及在父亲进出医院过程中父母女儿彼此之间无止尽的争吵；而直到父亲回到内蒙，处理下岗职工问题，在几乎弃置的放映间里观看自己作品的时候，观者才意识到影片的主角、故事中的父亲正是时任内蒙厂厂长的塞夫。《告别》中重病的塞夫恰好成了靠房地产和文化旅游为生的、垂死挣扎的内蒙古电影制片厂的隐喻（影片原名《末日》）。两部影片对读，恰好描绘了自经济体制改革以来，作为国有大中型企业的电影制片厂的艰难轨迹。
必须再次重复的事实是，第四代、第五代导演的辉煌艺术成就，以及第六代导演们的早期作品，都是在国有制片厂体系之下完成的。这一体系的要素包括：按照计划生产电影，成片通过审查后，国家统购统销；导演在选题通过后，只要在预算内完成影片并通过审查，无需为票房等事情担心。这种体制事实上形成了“国家投资拍摄艺术电影”的实际效果。而电影制片厂作为国有大中型企业，又实实在在地在经济体制改革中遇到了“阵痛”。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可以与《八月》产生实际联系的是《铁西区》《钢的琴》《纺织姑娘》《二十四城记》《少年巴比伦》等一系列有关国企的电影文本。而更重要的是，标志着中国电影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348号文件”（《关于进一步深化行业机制改革的通知》）正是在1994年8月1日颁布的，该通知明确了中国将每年引进十部“分账影片”的计划。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八月》的片名变得极为意味深长，这部影片不仅因此形成了对中国电影史上关键转折点的目击，并因而形成了某种自指性的表述。
改革的话语来自电视机里的领导讲话、姥爷对舅舅的训话、制片厂里的高音喇叭。于张小雷而言，这些在他生活环境中意义并不明确的背景音，终于在此前免费的职工电影院开始收费放映“改革年代，激烈论争，电影市场，风险上映”的《亡命天涯》的时候，（8）他大致才感到了变化。《亡命天涯》对中国电影史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向好莱坞打开了内地市场的大门，更在于由此开启的中国电影的重大变局。而《八月》对这一“重大历史时刻”的捕捉极为准确：张小雷正好在1994年那个夏天小学毕业，这个夏天的“焦虑的等待”“身心的成长”与“人生的变化”，乃至各种“暴雨欲来/ 瓢泼大雨”的天气，都与中国电影的关键时刻形成饶有趣味的互文关系。影片中将《爷儿俩开歌厅》《遭遇激情》与《亡命天涯》在相同的影院空间并置，并且（不无刻意地）让父亲在家观看《出租车司机》的录像带，这正是王昕所谓的“在那个时刻，旧的社会结构逐渐崩溃，但旧日的温存祥和还在延续，新鲜的事物在不断涌入，而新的社会问题还未造成无法承受的苦难”。（9）重要的是，人们都目击到了生活的变化，预感或者期待着更大的变化到来；但事实上，这些人都如张小雷一般，对其一无所知，或者说并不能对细节赋予意义。排除了历史目的论的表述，这正是上文提到的日常生活所产生的真正意义。
从这个意义上讲，因为拍摄条件局限，影片不得已而为之的长焦镜头和极为局促的场景，（10）反而有意识地参与了历史叙述的建构，既符合张小雷的儿童视角，同时也在提示着个体记忆或日常生活与历史大背景的关系。所不同的是，或许正是出于个人经验，这部影片最终呈现的是一个颇为平和的叙事（可以对比《告别》中对父母或者说领导/成功者/既得利益者及其生活方式的种种讽刺和尖锐的冲突，以及《钢的琴》中底层的自嘲与挣扎），有意或无意地，12岁的张小雷还未成长到足以开始对抗父辈的年纪；而双重视点实际上带来的是一种对父辈的“未经/无需对抗的和解或认同”。因而，影片中的怀旧并不指向“生老病死有依靠”的社会主义制片厂体制（同时需要注意的是，对这种体制并未加诸任何正面的或者负面的评判，因为它几乎不在影片的叙事之内，至少不是重点），而是清晰地指向转型时期父亲/父辈们的尊严、勇气、团结、承担甚至牺牲，是面对时代变局被激发出的主动与被动交织的、为改变自身处境而做的努力（同时又极为有意识地避开了“分享艰难”或者“重头再来”的话语体系），或许这才是工人阶级的日常生活的本义所在。
结语：偶然性、普遍性与电影语言
《八月》最具征侯性的事件，非获得“金马奖”最佳影片大奖莫属。打动“金马奖”评审们的，或许是对“普通电影工作者”日常生活的细致再现，或许是这些人面对社会变局或曰困境时的真实应对，或许是影片对少年心性的准确描摹……但有台湾影评人清晰地辨认出“台湾新电影的影子”；（11）来自匈牙利的费比西影评人泰蕾兹·温采（Teréz Vincze）则看出了“早期侯孝贤和捷克新浪潮”的影响；（12）也有台湾学者认为，《八月》与台湾新电影非常不同，并不着急去完全表达或者是很强烈地渲染什么。（13）不过，联系常被提及的另一部于“金马奖”扬名立万的《路边野餐》，可以清晰地看到新一代导演们对电影语言的敏感。这种“借来的语言”是否在某种意义上超越形式而成了影片的真正内容，这恐怕是一个难于回答的问题。而内地、香港、台湾到底如何共享《八月》和《路边野餐》的情感结构，或者说，被分享的究竟是电影视听语言本身带来的（指向“台湾新电影”）怀旧可能，还是电影中自指性的、有关时间与怀旧的叙事，甚至是影片与主流商业影片所不同的态度？
在这个意义上，再回看相对而言更为成功的《八月》，恐怕正如本届“金马奖”评审团主席许鞍华所言：“电影讲的人情世故是非常地方性的故事，但里面的情感却可以传递”，以及“金马奖”执行委员会主席闻天祥的观点：“有点像契诃夫的戏剧一样，能这么幽微地、生活化地去讲一代人怎么被改变了。”（14）这个故事与电影和电影人有关或许是偶然，甚至国企转型（或如费比西颁奖词所言“后社会主义时期的转变”）都可以说是偶然，但它所揭示的有关人们如何共同应对与生命经验直接相关的时代变化，却具有着普遍性，这或许才是《八月》真正的动人之处。
注释： （1） 胤祥，Memories Look At Me，//movie.douban.com/review/5972796/。
（2）陆支羽《独家专访张大磊：如何拍出年度黑马》，//movie.douban.com/review/8197268/。
（3）（5） 石头姐《专访张大磊：〈八月〉并不像“台湾新电影”，没有特别急于表达与证明》，//cinephilia.net/?p=43533。
（4）王昕，私人采访，2017 年2 月27 日。
（6）雀雀《〈八月〉：父亲之爱最是难拍，而张大磊拍出来了》http://cheercut.com/the_summer_is_gone/。
（7）刘平安、许嘉《这届金马奖的最大冷门啊，老爸觉得不靠谱，儿子硬是扛了下来》，《南方都市报》，http://epaper.oeeee.com/epaper/C/html/2016-11/30/content_99591.htm。
（8）虽然按照史实，《亡命天涯》首先由中影公司于1994年10月在北京发行，暂时下档后又在11月于北上广等六大城市正式公映。呼和浩特能够看到这部影片的时间应当在当年11月之后。可以理解为导演进行的艺术加工，或者也可以从记忆的不确定性入手进行解读。
（9）王昕《〈八月〉：不展现历史悲情，只讲普通人悲欢》，《新京报》，http://www.bjnews.com.cn/opinion/2016/11/28/425088.html。
（10）同（2）。
（11）Alfredo Liao《〈八月〉与它的对手们——记金马奈派克奖亚洲观察团》， http://blog-on-cinema.blogspot.jp/2016/12/golden-horse-netpac-award.html。
（12）Teréz Vincze. In the Mood for Late Summer，http://www.fipresci.org/festival-reports/2016/taipei/in-the-mood-for-late-summer。
（13）（14）同（3）。
3 ) 《八月》：1990年代的文化记忆
本文发表于《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17年第3期“热点评论”栏目。亦见于公号“映画台湾”2017年6月3日同名推送。有删改。
文丨黄豆豆 / 瓜子酱
德国学者阿斯曼曾经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文化记忆论，他的著作《文化记忆》从文化传承的角度解释文明发展规律。
在涉及到文化记忆的媒体时，他归总有文字类和仪式类两部分，前者包括书面文本和书籍，后者包括语言和口承文学在内。
如果我们把人类社会的发展粗略地划分为古代社会、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三个阶段的话，文化记忆的具体形式及其在文化机制中所发生的作用，都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有所改变。[1]
在国内，查建英的《八十年代访谈录》是较为著名的文化记忆作品，她用文字和书籍作为媒介，选择了11位在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中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包括阿城、北岛、陈丹青、陈平原、刘索拉、崔健、甘阳、李陀、田壮壮等）进行访谈。
在该书的序言中，她写道：
我一直认为20世纪80年代是当代中国历史上一个短暂、脆弱却颇具特质、令人心动的浪漫年代……进入90年代后，一些在80年代开始的东西又被搁置了。庆幸的是，90年代的中国在其他方面有很多发展。经济、资讯、新一代人的成长心态……都在发生着重大的变化。[2]
正是由于时代的快速转型和变化，再加上新旧媒介的更迭，以及一直以来、从未停止的不同共同体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人类的记忆也正面临着一系列疑问：我们需要记忆什么？我们该如何来记忆？在记忆之中我们又应该怎样处理我们与他人的关系？更年轻的张大磊，则用影像作为媒介，记录了他成长经历的、如查建英所言的“发生着重大变化”的90年代。《八月》既是他个人自传式的记忆，也是他父辈的集体记忆，更是以群体身份认同为核心的文化记忆。
一、晓雷的八月：自传、目光与感知的伦理
《八月》讲述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北方小城（呼和浩特），结束了小升初考试的晓雷迎来无所事事的漫长暑假，并目睹了国企改制背景下的一系列家庭变故。在被宣布获金马奖最佳剧情片时，官方给出的介绍是：
《八月》是一部气质突出的电影。全片以黑白影像呈现，透过一个小男孩的视角旁观大人的世界。然而它不只是一个男孩的成长，更是对人情世故、体制变革，以及时代记忆的回眸与反思。
男孩晓雷无疑是这部电影的线索与中轴。一方面他的名字对应着《八月》导演张大磊，给电影增加了浓厚的自传色彩和作者感。小升初的升学压力、萌发的性意识、一直挂在脖子上的双节棍，以及最后与昙花的合影等，或多或少带着张大磊的童年投射，但也不必完全求真。而影片的名字“八月”也意指对孩童来说具有特殊意义的暑假，强调的是晓雷的感知。另一方面，晓雷是电影中所有非线性叙事的旁观者。外婆卧病在床日渐衰弱；晓雷等待升学，父母托关系把他送进三中；制片厂改革后，父亲一番挣扎最终外出跟组挣钱；家中的昙花在一个夏夜悄然绽放……在这一连串事件中，晓雷并没有参与全部，但一直作为一个隐形的视点存在。有时候，电影坦白地展示出晓雷的目光，如落魄的父亲在深夜朝空气打拳那场戏，观众是跟随晓雷的眼神目睹的。跟随着晓雷的目光，观众还目睹母亲生闷气到不想做饭，大家长一本正经地训话，崇拜敬慕的哥哥被抓，以及电影剪辑室里被废弃的胶片……这分明提示我们，晓雷是这个八月的旁观者、经历者和感受者，电影在通过其视线凸显他的感知。而当导演张大磊躲在摄影机后拍摄这场戏时，整个空间中就出现了两台摄影机，或两个记录者：晓雷和张大磊。晓雷是借助回忆和想象而被还原的当事者，张大磊则是来自未来的再审视。这样的双重叙事使得电影的自传色彩显得更为迷人，即观众被告知：他们不仅在观看90年代，还在观看张大磊回忆与思索90年代这一过程。
这样的视角处理就使得《八月》所表现的1990年代场景一直在接受晓雷/张大磊的注视，造成不在场的“在场”。于是，《八月》的孩子视角既不像《城南旧事》（1983）及小英子，以全程的参与来获得关注、推动情节发展；也不像《一一》（2000）及张洋洋，因有限的儿童视角而未被置于更重要的位置（洋洋更像是一个意蕴深长的象征）。
晓雷所感知的是全景的氛围，它不仅仅是家族的嬗变，更是时代的大场景与小细节。张大磊曾回忆2008年8月的一次回乡：
吃过午饭，我坐在那个躺椅上，突然感觉周围的一切变得安静，好多细微的声音从四面八方传来，它不像是当下那么嘈杂的声音，它很细微，但是它让周遭的环境显得很静，时间变得特别慢。[3]
这是张大磊下决心拍《八月》的重要起源，而他确实把这样的听觉环境恰如其分地还原了：电视新闻播报声、邻人在胡同巷弄中的聊天嬉闹声、救护车经过的鸣声、“磨剪子，戗菜刀”的叫卖声……这种听觉的真实，再现了晓雷静谧、无聊而又琐屑的小升初暑假，甚至给人一种置身南方的错觉（导演本身没有赋予电影在时间和地域上的确定性）。加之摄影师吕松野在黑白影像中拍摄出惊人的层次感，更显小城的静与慢。对于近年来《冬》（2015）、《塔洛》（2015）等电影对黑白影像的使用，王红卫以双关的“黑白的故意”概括，既含导演刻意为之之意，也取“故去”、“故往”、“故国”、“故事”等过往之意。[4]
其中后者是与张大磊向90年代行注目礼相吻合的。而在《八月》中，黑白影像更凸显出梦一般的质地，夹杂着晓雷年少的幻想，代表着导演不刻意求真实、模糊含混的美学取向。这是张大磊对待回忆的态度，落脚于晓雷无聊、孤独的八月幻梦里。幻梦甚至有层次，电影中一场戏拍晓雷的梦（目睹杀羊、被倾慕的女孩亲吻等），其空旷辽远的质感大大有别于黑白色的市井。梦醒，晓雷望向楼对面的邻家女孩。可见这到底是强调晓雷自身意识的90年代。
因此，《八月》获得了在童年题材电影中一个独特的位置。孩童作为一种心智尚未完全成熟的身份，常被电影设置成关键、隐秘情节的目睹者，如《城南旧事》、《冬冬的假期》（1984）等，都是孩童的“知晓”推动着故事的发展，孩童自身的感知力反倒是其次了。
《童年往事》（1985）、《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1991）等，则又设置了太过激烈的环境裂变，孩童的感知被无限放大了。
在《八月》中，在孩子升学、父亲谋生等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平凡命题里，张大磊用一种举重若轻的自传式回忆书写带来一种全新的感知的伦理。他以回望的姿态强调孩童的感知，这既是一种来自未来的自省，又带着含糊的疏离；晓雷既因其永在的目光成为时代气氛的引领者，又恰当地因孩童身份而撤退，使得电影制片厂等实在的背景在寻常巷陌中隐去。因为晓雷仍是一个导演所熟悉的成长于1990年代初的“80后”，有其自身投射而又非彻底的记忆搬运。这依旧不同于《一一》中带着杨德昌丰富意图与隐喻的男孩洋洋，他的旁观反倒有了来自成人世界的预知感而成为一种神话。
二、父亲的八月：理想、现实与重拾的尊严
尽管晓雷是《八月》的线索与中轴，但片中的父亲无疑才是电影真正的主角。片尾的字幕“谨以此片献给我们的父辈”明确点出，致敬父辈才是《八月》的真正主题。电影中晓雷的父亲是一名电影剪辑师，在下岗潮刚来临时坚信自己可以凭本事吃饭，始终不愿意“低下高贵的头颅”去社交、求人，甚至也坚信孩子不一定要上重点中学才有希望。他沉浸在自己的理想世界里：锯掉墩布的棍子给小雷做双截棍、在影院里看《遭遇激情》（1990）泪流满面、跟岳父讨论国家政策时信心满满……
这是父辈的理想主义。凭借着片中的电影元素，《八月》获得了与电影史直接沟通对话的可能，父亲的理想主义更是因其电影剪辑师的身份而染上些许迷影色彩。片中在电影院前后共出现了《爷儿俩开歌厅》（1992）、《遭遇激情》、《亡命天涯》（The Fugitive，1993）三部电影。其中《爷儿俩开歌厅》是1992年陈佩斯自导自演的“二子”系列电影的一部，而陈佩斯正是中国最早吃螃蟹的“电影个体户”，砸碎了旧电影厂的体制，这与《八月》的内蒙电影制片厂改制巧妙地联系在一起。
《亡命天涯》则是中国大陆第一部海外分账大片，《八月》里展示的当时15元的高票价意味着父子俩再也蹭不到电影了。[5]
这种和电影史的互文，更与父亲的形象相映照，带来一种象征的意味：计划经济结束，国产片独占影院的时代已经过去，而像父亲一样的国营厂工人能否从破碎陈腐的旧体制中走出来，我们在片中还无法得知。片中有一个画面是父亲带着晓雷一起端详电影胶片，这一幕使人联想起电影《天堂天影院》（Nuovo Cinema Paradiso，1988）中代际之间迷影精神的传承。
“以戏写戏”本应该使电影和人物染上神圣的迷影光环，但导演的处理却十分克制隐忍，在对电影元素的偶然提及以外，总以平凡生活的细节刻画处理制片厂人群。如导演细密地还原记忆中的物体系：鸡啄米闹钟、摇头电风扇、长毛狗玩具、双卡录音机……又设置了90年代普通城镇小区的平凡人物：晓雷对面楼房的“梦中情人”、电影院的售票大妈、父亲的死对头韩胖子、游泳馆的登记员、中学的招生老师……在这样低到尘埃里的时代气氛下，我们似乎都忘了这是一场关于制片厂改制的大潮，而小男孩的父亲还怀有一身电影剪辑的本事。这样的处理同样给父亲的理想主义蒙上一层阴影。
作为一个颇具理想情怀的“艺术工作者”，父亲对待晓雷的教育也是如此。他帮晓雷制作双节棍，对晓雷是否一定要上重点中学不做过多的要求。这不禁令人想起《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中的父亲形象，同样时运不济，却又基于一种充满人格魅力的评价方式对孩子的教育报以宽容。而这样的一种宽容，若放在父子俩各自人生“一退一进”的形势中，就显得更为难得。再若与时代大潮相结合，则突显出个人命运在现实中的无力感。时势的变化、家庭的责任，以及个人的能力最终还是让他坐上了去外地剧组当场工的大巴。而为了让小雷上重点中学，他跟着去请客应酬，交昂贵的赞助费；电影末尾，穿着军大衣的父亲在草原的风中跑动，顾不上跟家人好好说上一段话，手持摄影的镜头因为摇晃而抖动，正像向生活妥协后辛劳奔波的父亲。正如李健翻唱的《父亲写的散文诗》：
可我的父亲在风中，像一张旧报纸。
值得一提的是，当电影元素终于在这一刻赤裸裸地被表现出来时，这一段在大草原上拍摄的画面令人惊颤地与《樱桃的滋味》（Taste of Cherry，1997）形成互文。
阿巴斯的戏中拍戏是对电影真实性的挑战，他以一种消解幻象的方式制造间离以提示观众的思考；而张大磊在这一片段中终于回归到观众所熟识的彩色，同样是否定了前一串黑白故事的真实性，提醒我们黑白色的回忆只是梦境，或带着导演本人对90年代似是而非的想象（尽管他对气氛的重现足够真实而引人动容），而父亲为家庭做出牺牲、奔波劳苦才是唯一的真实。据导演自述，这一段后期补拍的戏，是为了让电影不仅仅展现“父亲的妥协”和“美好的逝去”，而还有“父亲到底在做什么”的内容。[3]这是父辈的现实，也是子辈对父辈的致敬。
于是，电影的目的显然不是在国企改制背景下去刻画人们的惶然与痛苦，或以成功学的视角对他们加以成败或对错的判断。现实中导演张大磊的父亲成为了一位知名的电影剪辑师，并站在金马奖的舞台上作为制片人之一与张大磊一同领奖，即证明了这部自传式电影意不在此。与之相反，《八月》是在还原与重拾时代重压下父辈们作为人的尊严。父亲唯一一次责骂晓雷，是认为晓雷觉得“三中校服好看”太没出息，可见其在妥协后依旧保有自尊。在厂子转型时期，晓雷的爸爸邀请同样失意的一群哥们一起喝酒，几个大老爷们喝到兴起突然齐声唱歌，迸发出所有的尊严与苦恼，颇令人动容。看完《出租车司机》（Taxi Driver，1976）后，父亲对着空气拳打脚踢，这一幕道尽一个男人的愤怒与无奈。
在这几处喷薄出恣肆情绪的段落里，电影少见地放下了它矜持的恬淡，以一种外扩的诗意的形式为父亲吟诵，告诉观众这是父亲无奈牺牲而又不失尊严的八月。
三、90年代的八月：代际、秩序与共时的脉搏
20世纪90年代开始登上银幕和舞台是近几年出现的文化现象。近两年的《黑处有什么》（2015）、《少年巴比伦》（2015）均将镜头对准90年代的大工厂，而2017年年初上映的《乘风破浪》（2017）则以穿越的方式轻巧地寻回90年代。
更早还有《钢的琴》（2010）、《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2013）等电影刻画90年代的痛点。旧宿舍、老国营厂、老社区……
当这一系列记忆中似乎熟识而又着实古旧的符号登陆大银幕，我们就被告知：90年代（而不是80年代或21世纪初）已经开始频频成为被追忆的对象。
在这之前，20世纪80年代才是那个被中国电影史频繁提及的时代，是一段从“文革”的阴影走出而迎来新生的历史，它浪漫而富有激情。从封闭走向开放后，那个时代盛行的文化热所承载的是人们对于民族、文化等宏大叙事的信仰和渴望。与之相应地，《本命年》（1990）、《长大成人》(1997)、《那山那人那狗》(1999)、《青红》（2005）、《颐和园》（2006）、《爱情的牙齿》(2006)等一批电影均将个人的命运与心迹和时代大潮结合起来，急切地反思着80年代的历史进程。
而当21世纪临近，90年代则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时代氛围。前半期的短短几年拥有其复杂性、独特性和阵痛感，市场经济经过一番政治震荡而最终确立，普通民众经历了国企改制而挣扎犹疑地在旧工厂和新的商业大潮中游走。后半期，人们的思考方式发生收缩式的转换而朝向了个体的实利，尤其是在90年代末滚滚而来的商业大潮中，以冯小刚《甲方乙方》等系列电影为代表的贺岁档电影开始出现，世纪末的都市图景开始以一种狂欢化和奇观式的方式被呈现，这一段历史似乎并没有被严肃、诚恳地言说。
可以说，在被剥离了浪漫与宏大的情况下，90年代一直没有以追忆的方式在大银幕上被凭吊和表达。直到现在，当中国电影市场已经井喷成年度票房457.12亿元、年度观影人次超13亿的量级时（2016年数据）[6]，这一段岁月才终于站在被回望的位置上重新现世，其背后的根源是文化权力的更迭。
毫无疑问，每个人有其所属的时代。如果按照苏珊·桑塔格早在1996年所说的，电影已经因为电影迷恋（Cinephile）的结束而死亡，那么我们其实根本无法从根源上领略法国新浪潮的魅力，我们与那个时代注定失之交臂。而随着谢飞导演拥有了一个豆瓣账号，老一辈的话事人也不得不适应这个信息爆炸的网络时代。当在90年代还是稚童的“80后”逐渐走上社会的各行各业，成为各行业的中流砥柱的时候，他们中就必然出现掌握媒介话筒的文化塑形者。华语电影也是如此，“80后”逐渐成为大银幕的话事人，也成为电影院观众的主要组成部分。而在信息爆炸、社会压力巨大的今天，足够触动他们的恰恰是记忆中的90年代初。对成长于内蒙古制片厂家属院里的张大磊来说，小学毕业那一年，父辈们“空闲时间忽然多了”，“常结伴去外地找活干”，[7]这就是他执导之初急于表达的个体经验，而他拍摄的《八月》就这样精准地击中了90年代国企改制的时代节点。韩毓海曾借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施特劳斯的《忧郁的热带》来阐释一种“文化相对主义”：所有的文化秩序都是特定的和相对的，新旧文化秩序之间的常面临阵痛的转轨。[8]
张大磊与其《八月》呈现了一个反例，他以回忆的方式去再现90年代并致敬父辈，实际上是以一种柔和的姿态帮助旧文化秩序进行转轨。金马奖以鼓励新人的姿态将最佳剧情片颁给《八月》，其实是一种对这种柔和姿态的回报；在《八月》公映前，陈道明以一句“像90年代一样看电影”力挺该片，同样应证了这一点。
归根结底，这仍是因为《八月》对时代气氛的精准描摹。戏外，电影因为其在First影展、金马奖舞台的存在感而使“时代脉搏与个人命运共振”类似的主题在公映前就先入为主、深入人心。但其实，在国企改制的背景下，电影并没有以一种哀悼的姿态去展现时代带给父辈们的痛苦，90年代的下岗潮也还远远没有席卷到那个制片厂的家属院。电影只以一种恬淡忧伤的调子，由男孩晓雷引领我们去重温90年代的琐屑真实，制片厂的相关元素其实是淡化的。父亲或低头求人，或失意喝酒，或外出干活，都是普通人的离合悲欢，都至少代表生活还没被逼上绝境，毕竟不是所有人都会像韩胖子那样朝着新时代迎头而上，也不是所有人都会在时代重压下穷困潦倒。这样一种忧郁而不失希望的对待时代的态度是击中当下“80后”人群的关键。同为刻画劳动人民，《八月》不像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那样以开放式结尾去提示观众对人物命运的思考，它只关注共时层面下的气氛与情状，也因此而容易陷入流于时代标本的困境。
在电影末段父亲已然缺席的日子里，院中的昙花在一个八月的夜晚悄然开放，晓雷在盛开的昙花前俯下身来，微笑着与它合影，将电影重新投回到生活中去。这个看似象征意味太过明显的设置，其实本是导演张大磊真实的个体经验。电影的本名原来也叫《昙花》，但后来主创出于“不想让它有太明确的形式感”的原因，而将影片更名为《八月》。[9]但不管怎样，这样一个隐喻式的结尾给了我们巨大的阐释空间。这既是一个时代底下的普通的喜悦，却也是一个时代的注解。张大磊曾这样向家人解释自己决定拍电影时的感悟：
那年夏天的昙花忽然开了，虽然开很短，但它还会再开的！
90年代的逝去和它在当下的重现就是如此。尽管秩序的演变已然发生，但之所以我们能够在二十年后的现在再度把握其共时的脉搏，只是因为我们在时间长河中恰好仍处于与90年代合影的阶段。
阿斯曼夫妇认为，“文化记忆”既区别于历史书写又不同于我们通常所理解的“传统”。记忆之所以不同于历史，是因为它是以群体的身份认同为核心的。意即，它从来都是有倾向性的，以自我保存和自我实现为目标；对于个体来说，回忆的过程大多数时是随机/随时发生的，服从个体心理机制的一般规则；但是在集体和制度性的层面上，回忆过程则会受到一个有目的的回忆政策或称遗忘政策的控制。由于不存在文化记忆的自我生产，所以它依赖于媒介和政治。
从生动的个人记忆到人工的文化记忆的过渡却可能产生问题，因为其中包含着回忆的扭曲、缩减和工具化的危险。这样的偏狭和僵化只能通过公共的跟踪批评、反思和讨论才能减少其负面影响[10]。
所以，在这个层面上，张大磊的《八月》从生动的个人记忆已逐渐过渡到集体的文化记忆，尽管在这个过程中会产生浪漫化、缩减或偏差的可能，但它能够引发经历过90年代的观众的集体共鸣，说明它在完成群体的身份认同的目标是成功的。
注释：
[1]王霄冰.文字、仪式与文化记忆[J].江西社会科学,2007(2):239.
[2]查建英.八十年代访谈录[M].三联书店,2006:序言.
[3]蜉蝣.导演张大磊：《八月》对我而言不仅仅是一部电影[EB/OL].//movie.douban.com/review/8431128/,2017-03-22.
[4]朱津京@BC.《不成问题的问题》如何炼成，满满干货奉上[EB/OL].http://mp.weixin.qq.com/s/G528MB9bG2KVPhosB7wIjQ,2017-04-19.
[5]落山风.是的，我一点不伤心地泪奔了好多次[EB/OL].http://mp.weixin.qq.com/s/6vmPt1g7A1BQp0DrJX89TQ,2017-03-25.
[6]参见2016年中国电影票房457.12亿元[EB/OL].http://www.gapp.gov.cn/sapprft/contents/6582/312058.shtml,2017-01-03.
[7]刘珏欣.张大磊：九朵昙花开在安静的1994[EB/OL].http://mp.weixin.qq.com/s/nd4jnmu4EPCdSYi_Nym6Fw,2017-04-01.
[8]韩毓海.1954《红楼梦》讨论再回首[EB/OL].http://www.m4.cn/space/2012-03/1156530.shtml,2017-03-19.
[9]少年王,参无见.《八月》：电影、父亲和我[EB/OL].//mp.weixin.qq.com/s/vTvthA9sGY6Ybrr5EC2Cdw,2017-03-16.
[10]阿莱曼·阿斯曼.记忆中的历史：从个人记忆到公共演示[M].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76.
4 ) “长出来又衰败，花开过，成尘埃”
看完了影片《八月》，我想起《比海更深》海报上的一句话，“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自己理想中的大人。”
这是一个孩子，站在成人世界门前，学会的第一句话。
长大，是要伴随着面对和接受现实的。
就像是片中小雷的梦境，无论是女神姐姐的轻轻一吻，还是偶像三哥从羊肚子里掏出碎石，一切都是要醒的。
只是，时间的早晚。
《八月》是一部“以孩子的眼睛看成人世界”的电影。最终，成人的世界崩塌，孩子长大成人。
而孩子的眼睛，又是一双不被成人世界发现的眼睛，没有人在意，更没有人以为孩子看得懂。
其实，他都看得懂。
也正是在那些无人知晓的角落，孩子获得了一生难忘的经验。没有人故意教他，但每天发生的事，又是最生动的课程。
那是1994年的8月，小雷12岁。这是他小学的最后一个暑假。
在内蒙古电影制片厂大院温热的空气里，小雷的童年记忆是灰色的。于是夏天也被削去了明亮，被捂进了被窝里，越发令人消沉。
那是一个正在褪色的时代，隐隐地，小雷感觉到生活在一点点变化。没有天翻地覆，却于无声处见惊雷。
最明显的，父母变得爱争吵了，而争吵的话题，也不再是柴米油盐，而是一些更宏大的课题。
在一次争吵过后，母亲躲进屋里，父亲对一旁的小雷说，“孩子，记住，人不能低下高贵的头颅。”
屋里的母亲隔墙补枪，“那你就抬着吧。”
小雷笑了。
就在那一年，中国迎来了一场国企改制的浪潮。
一家家国企被私人买断，铁饭碗被打破，工人阶级的优越感荡然无存，而“向钱看”成了潮水的方向。
小雷父亲所在的内蒙古电影制片厂，也面临着解体。
就在解体的前一天，在工厂外燥热的操场上，一场拔河比赛正在进行。
只见工人们分成两拨，从相反的方向拽紧绳子，为那一分一毫的挪动，用尽浑身的力气。
可吊诡的是，时间流逝，绳子却始终僵在半空，丝毫未动。
这不就是那个亢奋的时代，最真实的写照吗。所有人都卯足干劲，一心一意，过着被浪费的时间。
而这时，突然有一个人站了出来，大喊一声：放下吧，都过去了，你们要迎接新的考验。
就像歌中唱的那样，“昨天所有的荣誉，已变成遥远的回忆。勤勤苦苦已度过半生，今夜重又走入风雨。”
国家曾经的承诺破产了，乌托邦式的大院生活终于难堪重负，土崩瓦解，所有曾经被体制豢养的人通通被甩了出去，不得已重新面对一个陌生的商业社会。
这是一种残忍的放逐，不是一句“从头再来”就可以掩盖的。
如果你对这段历史感兴趣，不妨看看黄建新导演的《站直喽，别趴下》。
影片通过发生在一个工厂宿舍楼里的邻里纠纷，刻画了一个工厂领导、一个作家文人和一个下海经商的混混之间的故事，为我们展现了那个时代特别典型的一幕。最终，领导为钱折腰，文人斯文扫地，只有那个会挣钱的混混，成了时代的弄潮儿。
面对这样的大势所趋，一句“站直喽，别趴下”，成了体面人无法兑现的挣扎。
《八月》中小雷的父亲，同样生活在这种挣扎里。
他是一个对电影有追求的人。在所有工人都在拔河的时候，他一个人躲在暗室里，为影片《悲情布鲁克》做着剪辑。
这是一种沉默的“拒绝”。
两岸城市都已背信弃义，我不会上岸，加入他们的万家灯火。
父亲的“拒绝”，源自骨子里的文青气质。而当文青最大的赌注，是相信这世界到最后拼的是“才华”。
儿子小升初考试不利，他拒绝走后门，给儿子涨分。
下岗失业，面对妻子的冷眼，他拒绝向韩胖子低三下四地讨出路。
他最爱说的话是，“不怕，有能力的人总能吃上饭，这是好事。”而每次说完，又会心虚冒汗。
他最爱看的电影是《出租车司机》，而片中罗伯特·德尼罗饰演的特拉维斯，他的孤独和愤世嫉俗，又是父亲内心的写照。
这一切，儿子小雷都看在眼里。
而影片最让我感到惊喜的，是对这对父子关系的呈现。
那之中没有代际的裂痕，父亲也没有因个人遭遇而丧失对儿子的关注，反倒在他们之间，更多的是理解、纵容以及静静流淌的温暖注视。
在片中，小雷有一副双截棍，那是父亲锯掉家里的墩布杆儿，为小雷做的。
小雷整日带着它，想象自己是李小龙，把双截棍挥向所有猖狂的恶势力。
在学校里，他用双截棍打了因家中有权有钱而格外嚣张的同学。
在办公室，他用双截棍打了态度恶劣并拒绝给学生涨分的老师。
在电影院门口，当韩胖子试图向父亲施舍饭碗时，小雷二话不说，挥舞着双截棍，追打韩胖子的儿子。
可让人惊讶的是，那一刻，父亲并未出手阻拦，而只是远远地看着儿子，嘴角还藏着一丝笑意。
在每一次父亲不便出手的时刻，儿子都心领神会地站了出来，完成了父亲无力完成的反抗。
这一份来自儿子的“拒绝”，让父亲感到欣慰。
就像是在田野里，别人摘了西瓜拿到大院里卖，而这对父子却坐在田间，自己吃个痛快。
这是父子俩，在时代的浪潮底下达成的默契。
正如影片开头，父亲站在泳池边教导儿子，“你要夹住双臂，记着，一定要使劲夹住”，这样才不至于被潮水吞没。
可是，和所有“透过小人物反应大时代变迁”的电影一样，人终究是拗不过时代的。
在深夜，小雷推开门，看见父亲正对着空气，挥舞着双拳。
那种心怀愤满，却无处发泄的无力感，正在一点点蚕食这个中年男人。
于是我们看到，父亲原本的“拒绝”，到最后，通通成了妥协。
在饭桌上，为了儿子能顺利考入三中，父亲赔笑陪酒，而当对方说出“您放心，孩子的事包在我身上”的时候，父亲看向小雷，露出了特别让人心疼的笑容。
那笑容里面，有得偿所愿，有如释重负，而我看到的，却是一个放弃坚持的人在尝到甜头后的一种无奈的沦陷。
之后，父亲加入了韩胖子的剧组，成了一名场工。
他要随剧组离开家乡，去远方，为自己的家庭打拼。
和这个短暂的八月一样，离别也显得格外匆忙。仿佛昨天还是炎炎夏日，而今天已是惶惶深秋。
看着父亲远去的汽车，小雷愣在原地，母亲也拽不走。
他意识到，自己的生活已无法回到从前，那个无忧无虑的童年，也随着父亲远去了。
本片的原名是《昙花》，英文名是“The summer is gone”——夏天已逝。
这两个名字，显然比“八月”要更为直接。正如一股浓浓的缅怀情绪，始终飘荡在这部电影的呼吸里。
父辈们，缅怀的是一个逝去的时代。
在父亲离开的前一天晚上，他和几个制片厂的老朋友聚在一起，大家喝着酒，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彼此说着“我们的未来都会很好的”，然后一起陷入沉默。
后来不知是谁唱起了歌，引得大家也跟着唱了起来，蒙语，只听得出那是段哀伤的旋律。
仿佛是他们，为一个时代唱起的挽歌。
小雷缅怀的，是一段无法追回的童年记忆。
这段童年的结尾，永远留在了两张照片里。
第一张，是在自家的门前，母亲养的昙花终于开放。小雷站在昙花旁，合影留念。
他笑得很开心，仿佛自己终于找到了一种方式，留住了一段转瞬即逝的时间。
这让我想起周云蓬在《空水杯》中唱的：“长出来又衰败，花开过，成尘埃。”
第二张，是一张残缺的全家福。
那里面，有年迈的姥姥、姥爷，有买断工龄只换回了一屋毛线的舅舅，有早早干上个体户发家的舅妈，还有小雷的母亲。
不见的，是刚刚过世的太姥姥，她的空床，还在屋里安静地睡着。
另一位不见的，是已经远走的父亲。
3，2，1……就在按下快门的最后一刻，小雷猛地抬起右手，揽着空气，仿佛是搂着父亲的腰。
他用这个动作，给这位无奈缺席的父亲，保留了一个温暖的位置。
这也是《八月》最动人的地方。
面对一个时代伤痕的故事，它却丝毫没有流露出戾气，而是始终以温暖的调子，去抒发悲凉的情感。
它就像是一首散文诗，淡淡的，一点一点铺陈，直到最后，也只是小小的爆发。
可这一切，又恰到好处。
如温柔一刀，令人猝不及防，却只轻轻地刺在心上，留下一道浅浅的疤。
不疼，但是印象深刻。比起痛彻心扉，更让人愿意回味。
5 ) 如果你也有一个不善表达的父亲，如果你也有一段不被看好的童年，请一定看看《八月》。
我是在内蒙古电影制片厂长大的孩子，这部电影对我的意义，可能大过很多人。 电影中的台球桌，标放，露天泳池，就在我家南边，走路不超过五分钟。路边叫卖的西瓜，年年都有，不过我们都拿勺子吃。还有那一大家子人，哦，包括抢钱的大孩子，都离我太近太近，仿佛就是昨天，他们还都在我身边。 我看完电影一路哭回了学校，然后哭唧唧的给我爸打了个电话，给他买了电影票让他晚上去看，他有点被我吓到了，毕竟我长大后就没跟他这么哭过。 我人生中看的第一部电影，是我那不靠谱的爸爸带我去看的《拯救大兵瑞恩》，当时的我只有五岁，开场不到十分钟我就被枪炮声吓得大哭，我爸只能带着我出了电影院。 我爸是一名摄影师，他经历了片中父亲所经历的改革，他像片中的父亲一样一看电视就睡着，一样不愿“低下他高昂的头颅”。厂子改制后，他开过照相馆，卖过挂历，最后还是奔波在剧组。我都不记得有多少次，小时候的我嘱咐第二天要上组离开的爸爸“走之前一定要叫醒我”，但当我早上醒来时，他都已经带着行李出发了。离家短则两三个月，长则半年，还记得有一次他回来留了络腮胡，我被吓的嚎啕大哭，他被爷爷赶去刮了胡子才来见我。 我爸妈在我很小就离婚了，所以家里不像片中有妈妈做饭，我爸在我小时候又不会做饭，我一从奶奶家回去我们俩人就每天下馆子，他骑着自行车带着我，吃遍了家周围所有的小饭馆。我爸也带我在标放门口用那些岌岌可危的球桌打台球，在路边摊吃羊肉串和田螺。 我们电影厂的孩子大多数都有个“坏孩子”的标签，因为我们像电影里的“三儿”，爱和人打架，像“小雷”，每天疯玩不爱学习，听到最多的话就是“不许你和他们玩”“你可别像他一样”。我们院儿的孩子，一半在三中，一半在三十五。我和我的发小们也经常在标放看不买票的电影，在厂院里打闹，爬到院里的大榆树上摘榆钱，在院里打水仗，捉迷藏，数数我们都认识了二十多年了，我们还和彼此在一起，那是我最珍贵的回忆，他们是我最珍贵的朋友。我们之中的很多人现在都在从事电影相关的工作，我的梦想，就是有朝一日，让我们来拍我们自己的故事。 看完《八月》，我觉得我的童年，第一次被认可了，就好像有人告诉十岁时被嫌弃的我：“你这样，也是可以的，最然会走些弯路。”。 我也突然理解了为什么我爸这么多年不向厂子妥协，不愿拿那几万块的买断工资，为什么不愿“低下他那高昂的头颅”。我从前觉得他执拗，不听劝，甚至不可理喻。却从来没试着去理解过他，他绝对不是个完美的爸爸，他倔，脾气差说话直，得罪了不少人。但是他永远支持我任性的决定，给我选择自己路的权利，这是多少孩子不曾拥有的。 那老师，如果你不想低下你高昂的头颅，就永远别低下，无论这决定是对是错，我都陪你面对。
6 ) 小时候不明白的事，看完都想起来了 [猫]
本文部分发表于《上海电视》4月某期，如需转载，请一定联系本人、一定注明、一定附上豆瓣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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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给喜欢艺术片的影迷带来的冲击，没有《路边野餐》那么大，后者以一个超级长镜头模糊了现实与梦幻的界限，探讨人生的种种遗憾和情感，情节设置相当精巧。这两部，我都在影院看了两遍。
但《八月》未必不梦幻，不诗意，不以镜头语言说话，它淡淡地带观众去往另一个方向——恢复我们的某种记忆。上世纪90年代初的记忆，基本被导演张大磊浓缩在短短一个月里。这种处理，很容易产生把时空线索刻意装进一个罐头的效果，参见无数引用非典和张国荣之死的国产青春烂片。这一层，张大磊做得勉强自然。
这也给电影造成弊端，没有这种共同记忆的人，如何明白，国企改制给下岗工人带来的瞬间绝望？个体户在当时是个什么地位？严打是什么？以《亡命天涯》开启的每年十部分账大片如何震动了电影市场？
95后00后怎么看他们出生前的社会状态？
没有背景知识的外国人能否看懂？
过来人，如我，甚至比我离片中经验更近的那些大厂子弟，看完后能得出什么结论和启发？
本片用了11岁小雷的视角，又不只如此，还父亲的视角、上帝视角，最后时近时远、疏离朦胧地讲述了小孩不明白、过来人一看就懂的社会状态，它甚至没有中心情节。说到底，它是需要观众主观参与的电影，用意识去缝补一场场戏之间的联系。
怎么说呢？这就像我们普通人去看《魔兽》，只是看了个故事单薄的奇幻片，游戏玩家去看呢，就是看着他们从小就认识的游戏角色变成真人走来走去，角色讲的笑话，我们都听不太懂，玩家懂，角色的社会背景、江湖地位、情感关系，我们不会注意，玩家却能从一个小细节看出导演用心。《蝙蝠侠大战超人》同理。
《八月》因为生活化，很真实，所以观众可以不费脑筋地看导演铺画册，一页一页，即便不去主观缝补剧情，这个电影时空也是成立的。但是看完之后呢？
既然是画册，《八月》大概还是影像出彩。此片风格略似做起梦来的杨德昌，但没有杨德昌那种犀利冷静的态度，杨的电影基本不会给我们对现实发梦的机会。
我很喜欢《八月》里警察追捕不良青年三哥那场戏。近景里的小雷看着远处虚景里警车边的人渐渐跑近，与他擦身而过，是三哥，小雷也跟着跑起来，先是听到三哥呼叫的声音，接着远远看着他被逮捕的全程，此处的视觉语言正贴合孩子懵懂迷惑的视角。
有人说本片看不出张大磊在莫斯科学过电影。但小雷梦中的水上倒影，河溪边因黑白影像而显得格外明亮灿烂的小树，明明沾染了塔可夫斯基的风格。
梦境多少与现实相连，越到后来越模糊界限，也避免了复制小学生作文式生硬的转场交代。
比如，德彪西的音乐渐强，小雷在被邻居小姐姐亲脸的瞬间醒来，此刻小姐姐正在用小提琴拉曲。
比如，他说想上重点中学三中，是因为校服帅还能配上三哥那样的漂亮皮带，一向宠他的爸爸气得把他丢路边，自己骑车飞奔回家。于是他梦到爸爸带他在草间寻觅，不知道在寻觅什么，最后找到了蛐蛐，爷俩还一起吃西瓜，他讨好地说“爸，我不去三中了。”
这是儿童臆想中的困惑、解答与和解，在梦中完成。
爸爸坐车去远方做场工，切入同伴搞联谊的场景，再切回车上。这个场景里出现了那位每天早晨站在阳台上唱美声还常常即兴喊诗的大叔，因为他后来又出场，在小雷母子看昙花的时候喊诗，所以我们判断那场联谊不是未来场景的插入，它像是在车上的一个梦，这也可能是男人对未知明天的茫然想象。
激起这场车上飘飞的，是《你在他乡还好吗？》。这让我们赫然想起，那几年最流行的，原来都是外出务工人员的心声，“大哥大哥你好吗？”“思乡的人儿，漂流在外头”“你那里下雪了吗？”词曲虽流俗但质朴真挚。
再想想今天外头唱的都是些啥，时代印记，民风人貌，都蕴藏在流行乐里。
父亲大概是全片塑造得最立体最有血肉的角色。
他总嚷着“人不能低下高贵的头”，却不得不随他瞧不起的韩主任，离开熟悉的家园，放下剪辑的本事，去跑拍摄现场。揾食不易。
他看到韩主任也会赔笑，也任凭儿子追打韩主任的儿子。韩主任在楼下地图炮乱骂，他就暴躁紧张。他连见老丈人，都要站起来，像跟领导汇报工作。
他嘴里说国企改制是让人凭真本事吃饭，内心却焦虑不安。只能喝喝酒，一遍遍观看《出租车司机》尤其是那句“Who the fuck are you talking to?”
最激烈，也只是半夜抡空拳中发泄一番。
他惩罚了儿子，晚上又不好意思地过去劝儿子快睡觉，既心疼又愧疚。
他们看绝症梗爱情片《遭遇激情》，儿子看不懂睡着了，他却看得泪流满面。
男人喜欢的浪漫都很残酷，是生离死别。
这种真实，大抵体现了张大磊对身为剪辑师的父亲怀有的深爱与敬意。
讲真，看完这部片，我一直沉浸在写自己童年往事的兴致中。唤醒，也许就是这样一部艺术片的意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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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尾父亲的剧组拍的是《八月》就厉害了。
现实题材容易遇到的局限，就是需要相同的生活环境才能引发的共鸣。真正可以跨越文化障碍的电影，首先是有艺术性，其次是普世的情感，人类共有的悲喜剧。这个有点拍小了，充满琐碎的矛盾与混乱，没有抓住任何清晰的脉络。导演希望保留儿童记忆中的世界，但毕竟这已经经过情感和时间的重构了。
小演员让我想到少年张震，导演学特吕弗的意味很明显。从“路边野餐”到“八月”，我们的青年导演似乎总不懂得怎么把剧本写得高于生活，他们以为只要把生活的枝桠剪下一段就可以直接插进电影的花瓶。——这叫偷懒。
之前看过，标记一下，印象最深的是它的声音做的非常棒，用耳朵听仿佛就能回到那个过去的时代。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声响，当下的孩子以后拍他们的童年，肯定就不是我们那时候的声响了，只需要竖起耳朵，这片子就是满满的怀旧气息，声音这点做的很加分。
想起黑处有什么，但黑处很外行，让人尴尬，而八月非常好。八月有自己的气质，节奏，品位。有一股文艺气息，看得过程非常舒服。那些情节和对话虽然没有做到特别精致和自然，但在同期的比较中已经能完胜了。希望看到更多这种气质的电影。
比较像学生作品。几个比较明显的瑕疵：小孩这个角色如果全部拿掉整部电影也是成立，九十年代初转制改革对工人带来的冲击力是肯定有伤到骨肉的痛感，影片中始终弥漫的却是感伤化的小情小调，这是视野问题也是缺乏社会历史洞察力的表现。一拍艺术片就用黑白片的方法实在也是看疲倦了。2.5
真挚的一场回溯。进入封存着懵懂模糊的夏秋之交，动用比《黑处》更多的时代符号却不显堆砌感，在绵密的日常细节中带出压抑伤感的时代挽歌。气韵依仗台湾新浪潮，但更重要的是导演唤起温暖的记忆与亲情，给这场编织的诗意划上情感的立足点，尤其临行前进屋遮灯光那场戏，感人至深。2016华语年度最佳。
小城是会变的，分账片再也没法免票入场、画海报的被迫转行刻字、剪辑师低下高贵的头颅离家当场记；小城又是不变的，升学仍需金钱和关系、亲人终会放下芥蒂、夏天依旧那么燥热。声声吆喝带回九十年代，大环境下人心惶惶，小雷爸对着空气无物之阵地挥拳，却无处对抗与挣扎。穿上三中校服，八月好似昙花。
写给父辈失意的诗，昙花会开的，我们可能不会了。哭了三次，鸡皮疙瘩一次。
小孩看待体制和家庭变迁，不想搞清楚为什么，也不想批判谁，就是觉得这段日子挺美好，有点忧伤。长镜头配忧伤的旋律很有艺术范儿。P.S.经导演本人确认，片中的“老云”说的就是蒙古族著名导演塞夫。
看到后面才知道故事发生地在内蒙，但是拍的感觉就跟南方一样，90年代的复古感，跟自己经历的一样，“我们还是出去下馆子吧” 简单一句家常话，真是好久违。结局致敬的段落跟去年的《告别》如出一辙，减分。
80后献给自己童年记忆的散文诗，对于自己父母一辈年轻时的回望。它其实并不那么优异，有些过于散淡。对于那个年代社会转型时对人心的触动，很多都没能表达清楚。但很少有人去这样描述那个时代。这算是一次不太一样的回望角度。
用程蝶衣的话说，这个导演是懂戏（电影语言）的。几个镜头值回票价，不堆砌符号，小演员好。
比起侯孝贤可能更像杨德昌加上[压路机和小提琴]的老塔，但就算语言是借来的，记忆和情感却是极为真挚的（不仅是内植，我甚至觉得这部影片会有一种反向的内植哦）。把内蒙厂还原成国企，并选择了那个关键的时刻，这简直是电影史的神来之笔。影片声音设计极为有想法。等上映了一定要去影院再刷一遍。
内蒙古电影制片厂输送FIRST标配。以小孩去写大人的小大人视点，最后变成了突兀存在（一度跳到了「钢的琴」等），泛滥着文青影青的20世纪末感伤，也生吞了小孩子应有的童真稚气。情怀大过天，也不能掩饰影片本身的无力。喜爱看「出租车司机」的孩子他爸分明就是真人版桃姐，这个可以加分
三星半，导演对90年代初那段回忆的重现还是很有味道的，甚至带出了我的各种记忆。国营工厂时代的结束，不但是那个年代的成年人，对那时的孩子其实影响也很大。影片碎片式的记忆了很多童年的往事，情节并没有非常集中，而是很松散的汇编在一起。故意隐去很多关键情节，却没有影响剧情进展，这个不错。
这种全程孩童视角但始终格格不入的设定显然从牯岭街来的，但有视角还得有情感啊，杨德昌那种愤世嫉俗，真是学不来的。其实有不少值得发展的角色和方向但最终还是停留在这无变化的视角，于是只剩下当时的文艺中年和现在的文艺青年的顾影自怜。贩卖情怀的电影真的有点看腻味了...
文艺电影四大俗，彩色结尾黑白片，片名不肯马上出，固定机位长镜头，怀旧金曲串串烧，八月四俗此俱全~
优点是对生活的尊重及捕捉视听形象的执着；缺点是编、导、演掌控的青涩。依我的观点FIRST不应颗粒无收，金马又评价过高。但评奖从来是具体评委们在特点地点、时间的表达，无可厚非。新导演要稳得住，坚持该坚持的，提高该提高处，迅速地投入下一个实践。记住，头三部作品是你一生创作历程的关键。
这几年first里边最喜欢的一部，致敬父辈迷影元素，儿时的记忆正如这样散碎模糊，琐事也像昙花一样开在了心里。国营制片厂改革由主任改叫经理想起了诸多那个时代的变迁，不只是儿童视角，最后我也从他爸爸看到了自己。塔洛摄影的黑白影像，提名的出色声效设计让观影仿佛回到那个夏天。导演映后见面场，祝去金马多拿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