球场风波

1957年的奶头乐，剧情平庸（居然是唐振常先生编剧），唯靓景靓衫非常时髦。

室内是棚搭，室外不知道在哪里，大概是武康路一带？男主角工作的单位，是个带罗马柱的大洋房，在院子打篮球，举目四望，都是各色小洋房，宛如在欧洲。

前二十分钟没看到，女主角第一次出场，和男主角打电话，短烫发，有点赫本式，穿无袖大花连衣裙，上身紧扎，领子有特色，是佟大为式竖起的polo领子。第二次出场，穿大圆领波点连衣裙，外搭短袖小坎肩。第三次，换娃娃领衬衫配深色半身裙。第四次，娃娃领七分袖真丝衬衫，外罩青果领西装马甲，下配深色一步裙。最后一套衫，是娃娃领连衣裙，胸前一排大扣子。大概很借鉴了香港电影。两个男主角，下班也扎领带，穿西装。女主角的弟弟，中学生，穿短袖针织衫，配浅色西装中裤，下面是长筒袜和球鞋，活脱脱洋场小开。

最厉害是女主角一位劲翻白眼的闺蜜，看篮球比赛时，穿半包袖大摆连衣裙，胸前挖大梯形领，绣花，可惜比较节约，穿了一双平底凉鞋，换高跟鞋，就能走红毯，参加鸡尾酒会，或者去希区柯克电影里演蛇蝎美人。

1957年海燕厂拍的体育题材电影《球场风波》，比较特别的是，里面启用了两位圈外人士担任女主和女配，电影里面还能看到难得一见的的上海五十年代街景和老建筑的原生态风貌。

[龚式和，饰演女主林瑞娟]

龚式和，只演过一部电影，就是《球场风波》。电影中她换了十几套戏服，要是有彩色版，应该更漂亮。龚式和不是专业演员，但演的挺自然，她当时的供职单位是：上海环境监测中心，是一名专业的研究员。

可惜网上没有找到龚式和的近况，只查到她和同事在80年代发表的几篇有关上海环境监测的论文：

(1)《初夏一次典型大气污染过程的局地气象和大气环流形势的分析》 摘要：根据上海市气象局观象台的高空和地面气象常规观测资料和上海市环境监测中心对SO_2,CO和NO_x的自动监测资料，对1984年5月上半月的一次典型大气污染过程作了分析...... 徐家骝，周斌斌，王传玖，龚式和 - 《上海环境科学》 - 1986年

(2)《上海市冬季几种典型天气下SO_2、CO污染与气象要素关系的分析》 摘要：上海地处我国东南沿海，近几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废烟废气严重污染了城市大气。就年平均而言，冬季的污染比夏季严重，这是因为在夏季，城市下垫面受太阳强烈辐射...... 徐家骝，周斌斌，王传玖，龚式和 - 《上海环境科学》 - 1987年

(3)《上海地区酸雨观测实验》 摘要：1986年6—7月在上海地区进行了酸雨综合观测试验。本文从所得资料分析讨论了有关SO_2浓度、云水pH值与化学组分的垂直分布。地面雨水pH位和化学组分及气溶胶粒子...... 邵德民，龚式和 - 《气象》 - 1989年

[张爱宝，饰演林瑞娟同事]

张爱宝在电影中戏份不多，一开始和林瑞娟一起参加了游泳比赛，她是32号，林瑞娟是33号。后来又和林瑞娟一起在观众席观看“疗械”和“人行”的篮球比赛。

张爱宝也不是专业演员，只拍过这一部电影，前几年上海还有记者特地去采访了张爱宝一家，老人当时80岁了，身体还不错。

“张爱宝今年80岁，她们一家四口，充满着幸福美满的家庭。丈夫是知识分子，今年98岁高龄，她俩结婚已有62年，走过六十载春秋。人们常说的“钻石婚”，这是用于对长久婚姻的一种描述，坚韧、稳固、永恒！

张爱宝1957年曾经参加上影厂《球场风波》剧组角色的拍摄工作，她的工作单位是长宁区妇幼保健院的检验科负责人，在院里是一名工会积极分子，一名文艺骨干。在业余时间，担任过市工人文化宫越剧一队的队长，也经常下基层演出。在1955年她参加了上海市游泳比赛，获得女子自由泳“第三名”。1965年张爱宝还积极响应号召，参加了“横渡长江”这一活动。

妇幼保健院退休后她仍然没有放弃学习，对于新事物积极去探索去尝试，现在还经常电脑上网，邮件收发。还参加老年大学的钢琴班学习，并利用最新的通讯方式登陆微信平台，在朋友圈里互相学习，沟通交流。”

[毕克，饰演疗械局职员大李]

《球场风波》里面还有位特别演员，那就是著名配音大师毕克，他是1952年进的上海电影译制厂，配音之外很少演电影。除了这部《球场风波》，还在1961年海燕厂拍的《51号兵站》中扮演王情报员。

[高邮公寓]

电影《球场风波》辨认出几个上海老建筑。比如这处场景中，远处的高楼就是“高邮公寓”，和现在相比，马路右边的电线杆位置还在，不过马路左边的老洋房已经拆除变成新造的大楼了。

高邮公寓位于高邮路复兴西路口，是解放前建造的法式高档公寓，层高5层，一梯一户的大平层设计，底楼是车库和设备间，整栋公寓只有4户人家。当年武康路这片区域是法租界规划成西区的高尚纯住宅区，都是独栋别墅、高级公寓和大面积花园绿化，没有配置商铺，买东西都需要去市区，所以这片社区极其安静。解放后，有很多文化名人居住在那边，巴金、张乐平、赵丹和白杨等。现在武康路周边开发餐饮咖啡小资文艺店铺后，已经变成网红和游客的打卡圣地了。

曾经居住在高邮路5弄25号的著名作家郑振铎，在文章中写到：“这个地方是上海最清静的住宅区。四周围都是蔬圃，时时可见农人们翻土、下肥、播种；种的是麦子、珍珠米、麻、棉、菠菜、卷心菜以至花生等等。有许多树林，垂柳尤多，春天的时候，柳絮在满天飞舞，在地上打滚，越滚越大。一下雨，处处都是蛙鸣。早上一起身，窗外的鸟声仿佛在喧闹。推开了窗，满眼的绿色……”（《蛰居散记》）

[普希金纪念碑]

电影《球场风波》另一处场景可以看到1957年时候的普希金纪念碑，和现在相比，马路左边的电线杆位置还在，不过纪念碑后面的漂亮大别墅被拆除了，新造了商务楼宇和餐饮酒吧。

普希金纪念碑位于汾阳路、岳阳路和桃江路交汇的三角花园，曾经在1966年被毁了，现在的普希金纪念碑是1987年原址重建的，可以看到纪念碑底座和1957年电影里面的有些区别。

网上曾经有人回忆此地小时候的场景：“普希金纪念碑这一片区域原先极其清静，因为小学读书时每天上下学都要经过普希金纪念碑的，一路上行人极少，就汾阳路来说，纪念碑到复兴中路这一段大多是住家，只有五官科医院画院香料所等几家单位，所以安静得很。现今这里一早就热闹了，每天大清早就车水马龙，原本那份静谧恐难以再觅了。”

[中苏友好大厦]

电影《球场风波》里男主的单位是“上海医疗器械供销局”，也是一栋花园洋房独栋别墅，没有找到现在的位置在哪里，不过从他们办公室后面可以看到当年新造不久的中苏友好大厦尖顶，应该取景地距离大厦不远。

中苏友好大厦建成于1955年，苏联著名建筑师安德烈耶夫设计，主楼顶部鎏金塔尖高达110.4米，总高度超过了当时上海最高建筑物──国际饭店，一直保持到80年代才被打破高度记录。现在中苏友好大厦已经变成上海展览中心了。

[其它老建筑]

电影《球场风波》还有几处老建筑，没有找到它们现在的位置在哪里，比如参加游泳比赛的“长江游泳池”，篮球比赛的“人民银行体育协会”，还有林瑞娟一家住的小洋房。

搜到朱羽老师的书《社会主义与“自然”：1959-1960年代中国美学争论与文艺实践研究》，在第四章“社会主义喜剧与内在自然的改造”中有对这部电影的案例研究。这一章节内容及其庞杂，先提出西方关于“笑”的三个主要理论，其中包括以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优越论”，即认为人是在与比自己差的人事物比较时，因优越感而笑。苏联美学也在实际中依赖于“优越论”，只不过是将比较的客体具体为陈旧腐朽的东西时，使人感到自己相比于旧世界的优越性。“尽管讽刺和幽默所反对的反动力量和旧东西目前还占统治地位，还在压迫新的进步的东西，但是他们是历史上注定要灭亡的——这是对待某些社会现象所采取的充满着深刻幽默的讽刺态度的基础。”因此讽刺在苏联美学中是“喜”的重要表现手段，不仅出现在电影中，也出现于漫画等其他媒介中。

对中国来说，虽然沿袭苏联美学、用讽刺以否定旧世界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对于刚刚获得了崇高地位的工农兵群体，“如何在趣味、情感和审美上确立自身的普遍性，赢得文化真正的领导权”。这一巩固身份的时期也是喜剧的沉寂期。如果要以工农兵为主体拍摄喜剧电影，那就等于一些看似无关痛痒的、只为塑造氛围或给人物增加色彩的噱头、调侃都极有可能被上升到对这一群体身份的挑衅。直到五十年代中后期，尤其是双百方针施行后，文艺创作的环境才得以稍稍松绑，对创作的评判也稍稍得以与政治立场松绑。

这部电影据说上映时场场爆满，但双百方针太过短暂，随后的反右中，又引起了争论。1958年4月18日康生在与周恩来一起的制片厂厂长座谈会上严厉的批评了包括此片在内的多部57、58年拍摄的影片，康生指责宣传罗隆基思想”，并说：“《球场风波》所描写的风波是打球胜利后解决的，依我看是人大代表视察才解决了风波，如果是这样的话，共产党到哪里去了？既然矛盾要人大代表来解决，那么机关中的共产党、共青团哪里去了？”

这样的批评在现在看来简直都有点搞笑。一个普通的情节设定都能演绎至此。

四人帮之一姚文元也写了批评文章，影响较大。他的批评还主要集中于小资风格、人物人设等，主要还是针对电影的“低级趣味”。比如片中女主角完全是上海大小姐的样貌、住花园洋房、男二偷拿女主照片人品太差等。

朱羽老师认为当时的批评基本还是关于趣味，并未完全上纲上线到反右的程度。又看到编剧唐振常的回忆录，反右期间批评的范围似乎很广，连剧本的责任编辑李天济都牵扯其中。在张硕果的《十七年上海电影文化研究》中，也记录了1958年4月18日起的对这些电影猛烈且广泛的批评活动。

“1958年12月2日，陈荒煤还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坚决拔掉银幕上的白旗——1957年电影艺术片中错误思想倾向的批判》一文。文章把1957年电影艺术片中的错误倾向分为三类。

首先，滥用讽刺，借口“反映真实”“干预生活”，直接攻击党和新社会，反对党的领导。“........

其次，抹杀党的领导，违反党的政策，取消或歪曲党员及领导人物的形象，歪曲党的生活和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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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宣扬资产阶级的观点和思想情感，宣扬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除陈荒煤外，1958年内，郑君里、赵明、姚文元、鲁思、顾仲彝、黄钢、瞿白音、郑暮楠、邢祖文、耿西、千家驹和方行等也纷纷在报纸杂志上撰文，批评了1957年全国特别是上影所摄制的影片。对此，上海方面的党政领导虽然有意见，袁文殊也写了文章与陈荒煤讨论，陈荒煤和《人民日报》编辑部也承认他的意见基本正确，并做了一定程度的自我批评，但是发行部门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还是停映了部分受批评影片：《幸福》、《雾海夜航》、《洞箫横吹》、《情长谊深》和《球场风波》5部影片就被停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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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惯上，我们把1958～1960年都看作“大跃进”时代，然而，电影界真正意义上的“大跃进”到1959年就已经结束了。1959年1月，文化部电影局对1958年工作进行了总结，指出“大跃进”中存在缺乏科学精神、发展比例失调、影片粗制滥造、管理制度混乱等问题。2月，中宣部召开宣传工作会议，批评“大跃进”中文艺工作存在过热和浮夸等偏向。文化部党组在检查中指出，电影方面存在影片宣传浮夸风，电影事业发展头脑发热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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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从时间上看，从58年4月到59年1月，确实时间仅短短半年多，具体当时引起的是多大范围的讨论如今也难以把握。这几天看王小鲁的《电影意志》，他说电影完成制作开始流通后，就好像具有了自己的意志，再也不由创作者的意志来决定了，而是在世间往返播映、四处游历，于不同的时空中，激发完全不同的情感和行动。这基本适用于所有创作。作为创作者来说，作品的释义可能远远超过自己的控制，这不得不说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在平稳的年代也许只表现为影评人和普通观众的各种联想和强行阐释，到了zz斗争的年代可就是腥风血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