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怒汉1957

看到很多评论，必须补充一句，我本人是不赞成过分强调这些技巧的，而且也不擅长，不过，为什么我们不能折中一点，学习一些人际技巧呢？起码可以润滑同事、家人、朋友关系，武器在有的人手里是凶器，在有的人手里是圣器，一念成佛，一念成魔。2010年3月

——《十二怒汉》观后感
苏格拉底以死证明，“多数人民主”也可能是“多数人专制”，尤其面对一个似乎证据确凿的杀人案和十二个例行公事的陪审员时，就如同企业里准备不足、例行公事的决策会议，很容易变成领导或是“权威”的一言堂。
除非碰到一个清醒执着的反对者，而且，还要有理有据有技巧，才能战胜十一对一的强大群体压力，《十二怒汉》就为我们展示了这样一个人和质疑与引导技巧。

太极之刚柔并济：
说服十一个陪审员，8号（在一群没有姓名的男人中间，只能如此称呼）运用了不同的策略，你柔我刚，你刚我柔，借力打力。对沉默寡言认真思考的或是表面逻辑清楚，实际并没有认真思考的，充分抓住思考成熟的逻辑论述，一句不让，直接说服，或是利用机会凸显自己的逻辑正确，争取信任，比如，面对12号，一直追问到他说出“没有人可以确认那一点（指证人不会犯错），我们又不是在做科学论证”；对被情绪控制的，制造沉默，避其锋芒，利用群体压力，凸现其无理性，比如很多时候对3号和10号的态度；对其相互之间意见的不一致，充分放大和利用，引起内部争议，静观其变而得到更多有利于自己的论据和支持者，分化论敌，比如当出身于贫民窟的5号与其他人关于出身问题发生争执时，还有很多情况下，都是任凭大家互相讨论，而没有急于发表自己的看法，虽然有时候他其实已经有成熟的意见（这点堪为部分企业一把手的楷模）。
当然，有的情况下也要以刚对刚，但要击其关节，令其避无可避、转无可转。手中有驳倒对方逻辑基础或者基础证据的杀手锏时，有目的的把对手逼到最后一步，再准确出击，从根本上击倒对手的逻辑信心，面对3号提出的凶器证据，8号就拿出了最有信心和最出其不意的论据，一把和凶器完全相同的摺刀，而且是把大家的指证从泛泛的“出身”、“前科”逼到凶器上才拿出来。

兵法之知己知彼：
十一个反对者，组成一个反对群体，实际上分成两部分，核心反对人员和助力人员，而体现在个体身上，群体的作用则体现为两种——社会助长作用和社会抑制作用，前者指在群体活动中，个体的活动效率因为群体中其他成员的影响而出现提高的现象，后者相反，个体活动的效率因为群体中其他成员的影响而受到减弱。说通俗一点，就是有的人见到人多就激动，有的人见到人多就发蔫。分化、瓦解、说服这个群体，要利用争论充分暴露和了解反对群体的组成结构和成员性格，针对性的组合语言、情绪和逻辑。
在面对助力人员时，社会助长型性格的，可以激发其英雄式的责任感，比如当6号很认真的询问9号老人意见时，就促发其充分发表了独特的意见；社会抑制型性格的，可以减轻其身上的责任压力，给以重视，通过赞扬和提供容易发挥专长的表现机会来提高自信和参与热情，比如对戴眼镜的2号和出身在贫民窟的5号，在讨论电车通过时间时，8号专门询问他们的意见，给注意语法的11号创造投无罪票和充分得到重视并发表意见的机会。还有一种群体懒惰者，只想随大流的人，对他们则要给予并利用压力，两种压力——负责和思考的压力，急于结束的压力，在讨论刀子刺入部位的时候，8号就专门向12号和7号提问，直接导致7号轻易的改投“无罪”票。
对核心反对人员，社会助长型性格的，可以离开、搁置他，降低激情和动力，避免可能造成的盲目偏执，比如，在讨论孩子为什么回去取刀时，10号非常激动的四处指责，8号并没有与其争论，而是提出再投票一次的建议，缓解其偏执的情绪；社会抑制型性格的，可以通过关注、理解以及主动的了解来拉近心理距离或是进行说服，这使得很多认真思考、意见坚定的反方在同意“无罪”之后成为“无罪”方很重要的力量，提出很多新的质疑。

同时善用群体压力，当自己处于弱势时，回避群体压力，比如第二次采用秘密书面投票，就避免赞同者因为迫于群体压力而不敢赞成无罪，而且借机凭借“善解人意”赢得了更多支持。
当己方占据优势时，可以充分发挥群体压力的作用：强调优势地位事实，并且可以利用沉默强化压力，寂静（寂寞）状态下，往往情感压力更大。在最后只有三票有罪时，面对情绪激动10号，大家都置之不理，反而使得这个社会助长型性格的老人变得懦弱无力。

情感之三十六计：
远交近攻
尊重人的感情和情绪，利用一切细节感染他人，关心、安抚是最佳的突破心理隔膜的机会，对不同的人和不同的观点，寻求一部分共性的内容或看待角度，缩小差距，建立信任，寻求支持者，既是对争论对手的分化瓦解，也是对本方人员的支持鼓励。重视1号作为主持人尽职尽责的特点，充分尊重他的组织权，并且在关窗户的时候认真听这个橄榄球教练讲故事；重视2号希望做一点事情的想法，当2号善解人意的为9号老人解围，询问谁要喉糖时，8号立即表示了支持，并且模拟开门场景时请他记录时间；重视7号对球赛时间的要求，并没有说他的要求无理；对很多人的部分质疑，都及时的给予支持。很多这种细节上的行为，反而更突出其他受情绪控制或者简单认为有罪的陪审员的无理。

暗渡陈仓
敌对方试图拉近距离的时候，可以接受其建立关系的努力，这种影响其实是双向的，在其主观接近的同时，不知不觉也会收到己方的影响，可以避免克服敌意单向接近，最终哪一方能影响和改变另外一方，取决于信念、理念、逻辑和策略。比如在卫生间里对6号和7号的态度。

欲擒故纵
说话要抓住要点和关键环境，不必争的不用争，听或者让其情绪激动，多说多暴露可能更有利于寻找问题点。
 “我们可以花一小时来讨论，球赛八点才开始”；“他过了悲惨的十八年，我觉得我们应该给他一个机会”；“我想要提出一些问题，或许他们毫无意义”……在面对大家反对的弱势情况下，8号说话不多，而且总是保持一种收敛的情绪，没有走动，没有慷慨激昂，而且对一些容易激动的人，更多是引导和避让，并不针锋相对。
前期对3号的态度则通常是针锋相对，激怒他，制造他与其他陪审员的矛盾，积累其情绪冲动和其他陪审员对他的斥力与群体压力，而且，3号在激动情绪下说出的话和做的事，事实上也多次为他提供了证据，拿错了折刀（不是案件的凶器，而是8号买到的一模一样的刀），“他（作证人的老人）怎么能肯定他看到的都是真的”，“我要杀了他”……

反客为主：
当最后只剩下3号坚持有罪的时候，8号开始反过来挨个的询问反对方，并且最后站立着凝视和质疑3号，给予其最大的群体压力和情感压力，“我们想听听你的说法”。而3号作为面临情感压力者，往往会用行动掩饰自己的脆弱和痛苦，可能会暴露出真正的痛苦或意见来源，以及背后的一切真相。正是这种反客为主的压力，大家的凝视和无语，促使3号暴露了情感原因的偏执，当情绪宣泄一空后，只能承认“无罪”。

看完全片，探讨微观组织行为学和沟通技巧的同时，不妨也宏观上反思一下我们的企业，是不是在减少仓促决策的同时，能够培养几个这种了解企业战略、积极思考、坚持质疑的不同声音，而不是象征性的请示各位领导，最后无所适从。记得，不要让我们的员工在会议室里沉默的仰视领导，离去时低头默默无语，走进企业时仰视领军者个人魅力，离开时看轻企业的整体决策能力，就象整个影片为我们展示的，开篇时仰视着法院庄严肃穆的大门，结尾只有从内部俯视的台阶和匆匆离去、稀疏的人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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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看了一部影片，就让你对美国的民主自由五体投地；
如果看了一部影片，就让你因咱残根缺腿的法制而自惭形秽；

如果这是一部其他影片，还算你possibly看进去了……

但这是《12 Angry Men》，男主人公最多的一句台词是啥？I don't know.Possibly.

如果看完了连怀疑都不会还叫看进去啦？

倪梁康今年六月在我们华东师大做了一次讲演，用黑泽明导演的《罗生门》和悉尼·卢曼特导演的《十二怒汉》两个电影作引子谈政治哲学中的政治－哲学关系。(1) 讲演不长，但内容丰富。下面我尝试对讲演中的真理本性问题做一点儿诠释。我引用海德格尔来诠释梁康，不是意在调侃，只是尝试在适当的上下文中理解前贤的见解。下面的诠释若有过度诠释之处，望梁康及读者指正。

一般的真理问题而外，倪文中还有多种重要的提示。此文题为“政治哲学中的政治－哲学关系”，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提示，在我看，是坚持人性中有对真理的渴求，因而不可能单用契约论来理解社会关系。可惜，学力不逮，无法就这多种提示多谈了。

真理之为前提

十二怒汉走进审议室的时候，每个人都自以为他握有真理。通过争论，有些人认识到，他刚才错了，他刚才并不握有真理。我们会说，有些人错了，有些人刚才是对的，一些人的意见战胜了另一些人。这说法当然不错，但容易把我们误引向一种错误的真理论。我愿说：在诚恳的交流中，参与者都向真理敞开，真理临现。人所能做的，不是掌握真理，而是敞开心扉，让真理来掌握自己。只要我们是在诚恳地交流，即使一开始每一个人都是错的，真理也可能来临。真理赢得我们所有的人，而不是一些人战胜了另一些人。看一眼科学发展史，有谁一开始是对的？哥白尼体系战胜了托勒密体系，这个说法并不妥贴，在后世哥白尼主义者那里，哥白尼体系中的论断被抛弃的远多于被接受的。

真理之能赢得我们，是因为真理出现的时候，我们承认它。这是人之为人的本质。倪梁康说：“在相互说理中包含着对需要得到的论证的‘理’的前设”。若用海德格尔的话说就是：我们以真理的存在为前提，(2) 以真理的存在为前提，并不是说我一开始就认识了真理，而是说，尽管我自以为我是对的，但我承认我可能是错的或需要修正的。其实，“我是对的”这一提法已经包含了对真理的从属，已经以真理为标准，当我错时我准备认错。在这句话里，“对”是核心，“我”是从属的。除非你把那当作一个分析命题来说：我永远是对的，我无须敕令。

人之本性在于以真理为前提，真理是我们的本性、自然、天性。自以为是和相信自己的本性是两个层面上的事情。现代人提倡个体，仿佛与真理隔离的自我是一切的前提。然而，人之为人在于，人能区分小我和道理，区分所谓小我和大我。

我只是声称，人能区分什么是我的诉求，什么是道理，而不是声称人人随时准备顺从道理。也许在绝大多数时候人们更愿意顺从小我；我愿说，即使他顺从小我，不顺从真理，他也知道他现在不顺从真理，他仍然知道小我和大我的区分。

人们真会虚席以俟真理吗？在真理和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难道人们不是更经常选择了利益吗？也许利益斗争占去了实际生存的大一半。我只想说，利益斗争不是生存的全部。人们争夺利益，并不奇怪，让人惊奇的是：人们有时竟会为真理放弃利益。

真理需要成见

为什么我们不说大某而说大“我”？真理，或普遍真理，不是某种与我无关的漂浮在那里什么地方的东西。普遍真理是我的规定性。海德格尔把人叫作 Dasein，想要提示个人和Sein〔普遍存在〕有内在的联系。必须有凡人的参与，真理才能临现。从我的看法和体验开始，才有超越我的看法和体验的真理来临。

真理需要小我，需要我们这些抱有成见的凡人。真理需要人。还用海德格尔的话说，“惟当此在存在，才有真理”(3)。 以真理的存在为前提，并非一开始不抱成见。倪梁康说：“每个人都有偏见，或多或少而已，这是在探索真相的过程中无法避免的。”这么说虽不错，但口气不太适当，我是想说，只对那些抱有先见或成见的人，真理才会彰显。人们把此在解释学中的Vorhabe理解为消极的东西，理解为人人都难免有偏见，这就错失了要点：成见对真理具有积极的构成作用。真理是一种克服，是对我们的成见的克服。海德格尔说，真理须争而后得。不是像宝藏那样藏在金银岛，我们互相争斗以夺取它，最后占有它；而是，真理和我自己的成见做斗争，真理在克服我们的成见之际展现自身。没有我们的看法，真理就无从显现。我在这个意义上理解维特根斯坦的话：“人们一定是从错误开始，然后由此转向真理。……要让某人相信真理，仅仅说出真理是不够的，人们还必须找到从错误到真理的道路。” (4)

真理和谬误同根而生，两者都植根于关切。我们具有诚实的看法，已经是对真理的吁请；我若对所涉之事无所谓，真理就无从展现。奥古斯丁说，爱而后有真知，这竟被启蒙学者视作蒙昧。在你漠不关心的事情上，你连犯错误的机会都没有。若真有人对万事都无所谓，对什么都不持成见，他就与真理绝缘了。人家告诉我，火星上没有水，那英是中国最好的歌手，于是我相信，火星上没有水，那英是中国最好的歌手；人家明天告诉我，火星上有水，王菲是中国最好的歌手，于是我相信，火星上有水，王菲是中国最好的歌手。我一开始没错，现在也没对，在这些事情上，我或对或错都无所谓。无所谓的事情无所谓对错。在这些事情上，我和真理无缘，因为我一开始就和错误无缘。实际上，说我相信火星上有水或相信没有水，原有用语不当之嫌：在这些事情上，我谈不上相信不相信，我没有信念，没有什么要坚持的东西，也没有什么要克服的东西。我只是在两种听说之间摆来摆去而已。(5) 可惜人们已经习惯在无根的浮面上谈论belief和truth。
这要求我们重新理解宽容。人们现在往往这样理解宽容：不坚持自己的主张，甚至不形成自己的主张，或有个主张却不提出来，对什么都模棱两可，声称哪种看法都同样有道理。然而，宽容却是这样一种态度：把自己的见解放到更宽的天地之中，聆听他人，准备修正自己。由于关切而具有主张，就自己的全部理性所及坚持自己的主张，这不是不宽容，这恰是宽容的主要条件。惟确有主张的人才能宽容。

不预知真理的内容

人以真理的存在为前提，并不是说，真理已经现成摆在那里，像放在保险柜里的项链那样只等我们打开锁把它取出来。(6) 关键始终是：真理存在的方式。海德格尔坚持把真理首要地理解为aletheia，理解为一个始终和展示过程联系在一起的展示者。真理虽然是前提，但真理的内容却不是预知的。陪审员们拿出自己的看法以前，我们不知道真理会怎样显现，不知道真理要取何种形态。当然，我们要的是事实、真相，但真相有一千幅面孔，从一件事情上可以截取无数的事实。(7)

但若我们不预知真理的内容，又怎么分辩我的doxa和超越于看法之上的episteme呢？按照恩披里柯的说法：如果我们一开始只识得看法，那么，即使真理来临，我们又怎么认得它？的确，真理作为一种现成的东西，与看法没有什么不同，我们无法通过外貌把它与doxa区分开来。就此而言，doxa是我所具有的全部。Episteme不是作为一个孤立的东西有别于doxa，就像出了跑道，冠军和亚军看上去没有什么不同。真理与doxa的区别须在探索活动中寻找 ――“神并没有从一起头就把一切秘密指点给凡人，而是人们探索着逐渐找到更好的东西的”(8)； 一如善良并不写在脸上，我们须从行动中寻找。就此而言，我们最好不把真理视作简单的名词，而把它视作成就动词〔achievement term〕。它是我们现在的最高成就，然而却不是一旦发现了就永恒不变的东西。

“真理”这个词聚讼纷纭。海德格尔表示，若把aletheia译作揭示、去蔽、无蔽一类，既更合乎这个希腊词的字义，又有助于更正当地理解“真理问题” (9)。 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坚持用“真理”这个词呢？我承认，由于人们对真理概念的普遍误解，采用真理这个词会让这里的有些阐述变得较难接受。的确，在别的场合，我们不一定非要用真理这样的大词，但在这里情况不同，因为我们面对的恰恰是聚集在“真理问题”名下的成见，如果我们单单选用了去蔽而不用“真理”，就仿佛除了去蔽意义的真理，“真理”还可以去指与我们的探索过程无关的、永久不变的东西。没有这样的东西，所谓自然科学真理也并不是这样的东西。(10)

终极真理

如果真理竟只是我们凡胎肉眼所见的最好的东西，如果真理竟只是眼下不可归谬的东西，如果真理竟是明天就可能改变的东西，那么，真理只是相对的，我们还该叫它真理吗？我们不是在贬抑“真理”这个崇高的名号吗？

至少海德格尔不这么看。在上文所引的“惟当此在存在才有真理”之后，海德格尔说：“这种‘限制’并不意味着减少‘真理’的真在”，而“永恒真理”这样的提法，只是一种空幻的主张，应视作“哲学中尚未肃清的基督教神学残余。” 真理是可变的(11)，今天是真理的，明天可能不是真理。也许反过来说更好：今天是真理的，即使明天可能被否定，今天仍然是真理。这听起来似乎难解，就是说，在这里，对真理的初级反省形成了顽固的成见。

没有绝对真理， (12)你今天就你心智所及赞成火化，赞成妇女可以自决堕胎。我们不会因此责怪孔孟时代的人反对火化，我们也不能保证，三百年后，我们仍然赞成这些。任何思考都不可能提供终极结论，论证可能由于新的知识而不再有效，或由于信念的改变而不再充分。

三百年后，我们可能拥有新的知识，抱持不同的态度，但我们今天应当据此反对女性有堕胎的自决权吗？真理是在特定的条件下显现的。就现在给定的条件来说，它是真的。你要证明它不是真的，现在就要提出相反论据，而不是声称总可能有这样的论据。你当然可以反对妇女堕胎自决，但你不能这样论证：即使我不知道错在哪里，但它总有可能是错的。

我当然不是说，我说不过你就必须服你。我感到你是错的，但我说不清楚你错在哪里。不信从某个听起来头头是道的道理，不一定就是不讲道理(13)。 我向道理敞开，只不过我没有在你的说辞中体认出道理。我们甚至可以说，讲道理包含着一种危险，即今人所谓“话语权力”：弱者往往没受过系统教育，讲理的本事不如强者，强者就用讲道理作幌子来欺压弱者。对讲道理取抵制的态度有时不无道理，但我还是愿意补充几点。一，强者用讲道理作幌子来欺压弱者，往往优于不讲道理赤裸裸欺压人。相对而言，讲道理还是多给了弱者一个机会，乃至鲁迅说，只有弱者才要求讲道理。二，在有些看似没道理可讲的地方，其实是我们把道理限制得太窄了。我们要训练讲道理的能力。三，我们要训练对道理的敏感，学会识别什么是真讲道理，什么是宣称、欺骗、话语霸权。

我感到你是错的，但我说不清楚你错在哪里，这时候，我不服的是某个具体的结论。我们须得仔细，这不同于一般地声称：错误总是可能的，我不知道它错在哪里，但在上帝眼中，它一定是错的。这种态度不涉及具体的争点，它涉及的是真理理论。你暗中转移了争点。我们原本是在讨论这个结论是否真实可靠，现在你离开了 “这是不是真的”这个提问，不动声色地转向了关于真理是什么的定义。你已经把“不可改变”作为真理的定义。所以你说，这不是真理，因为它可能出错，可能改变。我现在要表明的正是这种真理理论不足持信。在求真的路上，我们问：它在哪里错了？就我们所掌握的一切材料、就我们所具有的一切思想能力和形式要求来说，它哪里错了？这里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吧。

诚然，无论我多么有把握，我终究是个凡人，我总可能是弄错了。知其不知，知之至也，这是求真者的永恒有效的警告。但这不是说，从无确定之事(14)， 这不是说，我不可以有把握，或我必须作出没有把握的高姿态。事不关己，我们可以永远不拿出一个确定的看法，始终停留在海德格尔所说的 Zweideutigkeit之中。我在这里不是在谈论事不关己侃山闲聊的看法，我是在谈论“看待”意义上的看法，谈论我们在待人接物之际所体现出来的看法。确定的看法是一个决断，甚至会是冒险。我们时时警惕我必然正确我永远正确这种理性的骄狂，然而，拿出确定的看法并仍然敞开心扉，这并不是理性的骄狂。
“我们不知道，上帝知道”，据说这是用对上帝的虔诚来反对理性的骄狂。我从不相信只要提到上帝就是谦卑。信从真理才是谦卑，信从上帝作为真理临现于这个世界才是谦卑。上帝知道那一定是错的，我通过对上帝的信仰知道那一定是错的，现在出场的不是上帝，是你和我，而我由于是上帝的信徒占据了优势，不管我在上帝面前多么谦卑，我在你面前却是上帝的代言人。

谦卑的信仰，多少骄狂假汝之名而行！

对话

倪梁康说：“通过对话和论争，更确切地说，通过相互说理，各种意见最终可以指向对真理的认知。”真理若不是无关我们凡人的绝对自在者而是对成见的克服，那么，真理就只能在交流和争论中显现(15)。 真理是一场对话。“柏拉图使辩论〔辩证法、对话〕这一术语获得了一种更深刻的含义――亦即探索和发现真理的方法。” (16)夏特莱则称对话为“新生哲学的标准形式”，从柏拉图以来广为人知的辩证法，就是对话的艺术。(17)

今人说到对话，经常是指谈判、协商。真理在对话中临现，但对话不都是协商。真理不是协商的结果，不是对话者相互妥协达到的一种协议。我是这样理解倪梁康这段话的：“各种杂多的观点可以经过充分的讨论和论证达到共识，这种共识不仅具有主体间的有效性，而且可以切中主体以外的对象，即客观的真相。” (18)

谈判牵涉到利益对道理的构成作用，这里不谈，我们这里说到对话，说的是诚恳的对话。对话、交流的语义中包含诚恳，我有时说诚恳的对话，只是把隐含在对话概念中的一个内容明说了而已(19)。 如果十二怒汉里有一个心怀鬼胎，决意要给那个男孩定罪，别人无论怎样有道理他也不听，那么他根本没有参与对话，对话只是一种伎俩。

在诚恳的对话中，对话者向真理敞开，虚席以俟真理临现，谁更有理，对话者就顺从谁。就此而言，对话者是平等的。平等不是说，任何人可以就任何话题对话。对特定话题的知识准备等等(20) 且不说，你要就某件事情对话，首先你要有关切，海德格尔在Gerede题下入木三分地描述了没有关切的浮泛议论。

虚席以俟真理不是说：真理必定显现。诚而已矣，真理的临现是一种命运。“至于存在者是否现象以及如何现象，上帝与诸神、历史与自然是否进入以及如何进入存在的疏朗中……这些都不是人决定得了的。” (21)诚如倪梁康所说，在罗生门中，人们虽然没有找到真相，但还是承认有一个真相。但这个真相永远失去了。

就真理之为真相而言，确实如此；但我们凡人，诚而已矣，我们为真理的临现做好了准备，这就是我们的至高真理了。经上说，只要有两个人在场，我就在你们中间了。

〔本文承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社会、政治理论的一般结构》资助，特表感谢。〕

(1) 这篇讲演的稿子后来以为题发表在2004年7月8日南方周末的阅读版上。
(2) “我们必须把真理设为前提”〔wir muessen die Wahrheit voraussetzen〕。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三联书店，1999，262页。
(3)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三联书店，1999，260页。我不妨再多引几句：“真理当然不因此是主观的，因为就揭示活动的最本己的意义而言，它是把道出命题这回事从‘主观’的任意那里取走，而把进行揭示的此在带到存在者本身面前来。”
(4) 维特根斯坦，《评弗雷泽的〈金枝〉》，见涂纪亮主编，《维特根斯坦全集》，第12卷.陈启伟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11页。
(5) 但你只是在对你真或不真呀。――我不是在谈论对我是否为真。我是在谈论真理对我显现、对你显现、对人显现。我的确不在谈论与什么人都不相干的真理。 “数学真理可不依赖于人是否认识到它！――在某种意义上，数学当然是一门学理，——但它也是人的作为。”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陈嘉映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1，355页。
(6) 因此，在描述真理概念的时候，须警惕“发现真理”这一类说法。
(7) 参见拙文事物，事实，论证，收入陈嘉映，《泠风集》，东方出版社，2001。
(8) 克塞诺芬尼残篇，引自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教研室编译，《古希腊罗马哲学》，商务印书馆，1982，46页。
(9) 海德格尔，《真理的本质》，参见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上，上海三联书店，1996，223页。
(10) 倪文是把真理问题和少数/多数问题结合在一起讨论的。他的结论似乎是，在自然科学领域，真理和多数没有关系，但在政治领域，真理最后应能赢得多数。这是个复杂的问题，我不敢问津。但我愿提到两点。一，科学知识好像是建构起来的正面的东西，不是从否定方面得到的看法。我们且不说科学也是在争论中生长的，我们只须注意到，科学知识通过摆脱经验看法才变成某种建构式的东西，而这一过程是否定性的，这一点从科学对常识进行否定的开端处看得最清楚。在眼下的论题里，自然真理和社会真理并无原则之分，关于真相的探索与关于价值的探索一样，都要求我们克服自己的成见，向超出我们自己的真理敞开。我们争论同性恋是否正当，争论我们是否应当引进磁悬浮列车，和争论火星上是否存在水并没有什么两样。二，我不大相信我们应该从少数/多数这个角度来区分科学真理和政治真理，要硬说，毕竟是科学真理最后为大家所接受〔无论懂不懂〕，而政治上却很难出现共同接受的情形。尽管《十二怒汉》的实际结局是十二个陪审员都接受了真理，但这只是说：自由讨论为真理赢得我们大家创造了条件，还不是说：真理必然赢得多数。泛泛而言，我不认为真理和大多数人的赞同直接相干。
  可以顺便提到，倪梁康说，苏格拉底曾讽刺希腊人想通过多数票来决定真理，而黑泽明用他的电影再次传达了这个嘲讽。我觉得《罗生门》涉及的是真相是否可知，和多数少数没什么关系。

(11)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三联书店，1999，260页、261页、264页。
(12) “没有绝对真理”被说成是悖论。我们另找机会讨论悖论问题。
(13) 或曰：讲道理预设了共同的立场，如果根本预设不同，那就无法交锋。我认为事情可说完全相反，讲道理总是在立场有所差异的人之间进行，否则岂不成了preaching to the converted？当然，立场相去越远，道理就越难讲通。
(14) 如维特根斯坦所指出，那只是对确定性做了错误的解释，见维特根斯坦《论确定性》全书。
(15) 不是说，真理不能在默默的交流中临现；只是说，言说规定人之为人，对人来说，其他方式的交流，即使一语不发，也渗透着言说。
(16) F.I.芬利主编，《希腊的遗产》，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213页。该章为《教育与修辞》，H.I.马鲁撰。
(17) 弗朗索瓦·夏特莱，《理性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23-24页。
(18) 我相信梁康指出“不仅具有主体间的有效性”是极其敏锐的。固然，我们可以把主体间性理解为：真理只发生在众人之间〔这是二十世纪语言哲学最深一层的意义〕，但主体间性太容易导向约定论、妥协论，而常见的情况是：人们一旦放弃符合论，似乎就只能落入约定论。不过，基于同样的理由，我对“共识”这个词也有保留。此外，“主体以外的对象”、“客观真相”这些用语似乎更需要商榷。
(19) 这可说是格赖斯所称的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s，参见格赖斯，逻辑与会话，载于马蒂尼奇编，《语言哲学》，牟博等译，商务印书馆，1998。
(20) 这些知识来自前人的经验和探索，如今却不是真理的显现，不是aletheia意义上的真理，而是真理显现的条件。
(21) 海德格尔，《关于人道主义的信》，参见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上，上海三联书店，1996，374页。

来自：http://www.zhongguosixiang.com/archiver/?tid-845.html

我是先看完了俄罗斯人的翻拍，再来看这部半个世纪以前的原著作品。
拍案叫绝。衷心致敬。

这两部片子，其实就其核心价值来说，还真可以说是两部取向迥异的片子，虽然他们顶着相同的名字。

核心问题，就是对待法律的态度和情绪。

以美版来看，所有人都信任法律，法律是他们展开讨论的前提，也是他们互相愤怒的原因。认为“无罪”的人，是因为觉得依照法律，他没有得到充分的被说服，证据不够有效；认为“有罪”的人，也是依照法律，认为目击者的证词的效力。
所以其实英俊的亨利·方达先生（及其后来的帮手们），把陪审员各个击破的过程，其实是一个摆事实讲道理，把看起来无懈可击的证词各个击破的过程。
当最后任何一个证据都被宣告不那么成立的时候，大家也就很自然的走到了“无罪”释放的唯一选项。
与其说大家认为那个孩子无罪，还不如说大家只是依法论证了那个孩子“不够有罪”。
所以因为，陪审团的用语是“not guilty”而非“innocent”?
当然，这只是我一个法学半文盲和英语半吊子的一点猜测。

以俄版来看，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从片末的那句话，便可见一斑。
“法律是永恒 至高无上的 可如果 仁慈高于法律呢”
这一理念，其实贯穿了12个俄罗斯人争执的全部，在这十二个人的桌上，推理和辩论反而退居其次，讲述各自的故事，并依照个人的经验所得到一些非常感性的结论，并以此去鼓动他人，是这边的人的主要做法。
最大的差别，就是在于无罪：有罪已经11:1的时候。在美国版里，最后一个人是因为个人感情固执了一阵，然后还是说出了无罪。
而在俄罗斯版里，则是有一个大逆转的架势。chairman用最高瞻远瞩的眼光，表明，我们虽然都知道那个孩子是无罪的，但是对于现在他的处境，他在明敌在暗，他如果无罪释放，说不定没几个月就被悄悄人间蒸发了，而无期徒刑（此时的俄罗斯已经废除死刑），才是对他最好的保护。起码在监狱里，他还可以好好活着。
这一处的不同，从小处看是电影的不同，从大处看却是社会的不同。

对于美国社会而言，法律，或者更准确的说是宪法，是绝对的。这一想法，是贯穿到了美国人的心中。
而对俄罗斯社会（当然还有与此类似的其他国家）而言，法律是一个大家觉得好的东西，应该遵守的东西，但是并不是那么的原则和前提，所以与法律最常起合理冲突的人情，就时常会成为难解的结。
所以人情为体，法律为用，就成为了时不时的情况。
而且俄罗斯版新加的这一段，更是表达了他们对法律的复杂情绪。

作为一个法学门外汉，我也没有鼓吹法律神圣的觉悟和义务。但是我想说的是，法律，尽管有其弊端，还是一项最不坏的制度了。
因为仁慈的界定实在太难，所以让仁慈凌驾于法律，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

作为电影，还得说两句，之所以更喜欢美国版，不是因为单纯的我更赞赏美国的法治观念，而是单纯的，觉得俄罗斯版的有些设定太过刻意。比如车臣的孩子，比如穿插的战争镜头，比如结尾的衔着断手的狗；有些表演也太过神经质般的用力，比如模拟用刀的那段和让一个人想象自己的妻与子都被杀害的场景。

单从表演来看，如果说12个美国人是十二个angry men，那么12个俄罗斯人就可以被叫做12个crazy men。

    已经八十多岁的悉德尼卢内特（Sidney Lumet，他的中文译名很不统一，花样众多）2007年拍了部《在魔鬼知道你死前》，后辈们较好不断，为这位高龄的牛导欢呼。确实，他老人家至今已经拍了太多值得让人细细品味的好片，如《典当商》、《热天午后》、《大审判》等等，而其中至今最令我拜服的还是《12怒汉》，在我看来，这简直就是一部民主制度的简明教程，在一个屋子里，就12个人就能整一出充满戏剧性的精彩故事，实在强大。
    本片首先当然表现的是美国的陪审团制度，我想有不少人应该和我一样，初听陪审团制度有些不可思议。天啦！判断一个人有罪无罪是多么需要专业知识的事情呀，竟然交给一群彼此多半不相识，凑在一起的“乌合之众”。本片我们看到，一个孩子的生死抉择被交到了12个人手中，而需要注意的是此时审理工作已经完成，他们需要的是根据这个过程做出尽可能正确的判断。其实，所谓陪审团制度不“专业”很大程度是因为我们常常忽视过程，只看结果，只看到最后的决定由非律政人士做出，却忽视了之前的这个过程，警察、律师、法官等都是专业人士，他们会搜集和甄别证据，而这个过程只要保证程序正义性，剩下的陪审团做出的判决往往可能不能保证百分之百都是完全正确，但是往往能尽可能避免最坏的结果。这就如美国总统大选，民众并不都是政治方面的专家，并不都是有敏锐洞察力的能人，但是大选和之后的弹劾等制度保障能尽可能避免糟糕的结果产生，这不完美，但是确是基于现实合理。
    本片还纠正了很多人认为民主就是“少数服从多数”的观念，是的，某种程度上最后的结果往往这样做出，但是却是基于程序的正义和理性做出的。所以，我们看到，起初只有一个人认为被告无罪时，并不是大家就此做出决定，而是倾听这场争论弱势一方的论点。而到了后来形势逆转，只有少数人、甚至一个人认为被告有罪时，大家仍然倾听他们的声音，哪怕有些反驳有些歇斯底里。而这个过程中严守着程序公正，每当有人提出要投票时，主持人都组织着投票，没有因为观点对立双方的悬殊就省去一些“麻烦”的步骤。
    同时，本片也告诉我们民主有时也会有些混乱，但是总体是有序的，有风度的活动。比如片中，我们看到了各色人的举动，他们争论不休，甚至几乎拳脚相向，但是总体上总会有人维持，让整个过程在理性中进行。同时，片中的人物也是背景相差很大，但是他们能够走到一起来讨论一个他们素昧平生的人的生死，这也体现着民主的包容性，让不同背景的人都能参与。片中有人显的正气凛然、有人显的吊儿郎当、有人从贫民区走出、有人对贫民区的人有固执的偏见，但是没关系，民主制度下会因为政治正确性问题影响你的结局，但是不会因此阻碍你的参与。同时，大家都原则上保持着理性和风度，如果真是缺乏理性的固执己见，那么也不会出现最后一个人说服大家的结果，大家大多带着严肃的态度看待这个事件，根据的是法庭上的证据做出抉择，不会意气用事，当发现最初的看法是错误时，也能很有风度的接受，大家都认识到他们之间的争执并不是为了一个“输”与“赢”的问题，而是事关一个人的生命，事关法律的尊严。
    本片还告诉我们民主在严肃中又允许一些儿戏，但是同时又会有纠偏机制。比如，片中那位看起来有些痞，就希望赶快出个结果去看球赛的角色，他开始坚信被告有罪，希望赶快出个有罪判决，好去娱乐。后面见无罪的一方占了上风，又改口认为被告无罪，希望这时赶快出个无罪判决，好摆脱这麻烦事儿。片中又还有个坚持有罪看法到最后的“莽撞人”，出于一些原因态度粗暴，歇斯底里。但是他们的意见没有被剥夺，而是被尊重，同时，更多理性的意见又可以化解一些偏执的负面影响。而民主制度下的政治也是如此，我们曾经惊讶美国人怎么能这么娱乐政治，其相关的笑料有些巧妙、有些恶俗，但是这本身也是一种政治态度，或许不那么务实，有现实意义，但是却以其这种姿态对一些现实意义的政治行为产生着影响，所以当然也要包含进来。
    《12怒汉》并不是一出简单的英雄主义赞歌，更多的是以小见大政治制度缩影，从中我们看到的却是一个群体的英雄形象，他们让一个无辜的生命逃过一劫，或者貌似让一个无辜的生命逃过一劫，谁知道呢，或许如《一级恐惧》一样放过了一个真正的罪犯，但是这种和“宁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五百”的观念相左的导向我认为更加给公民以安全感。
    最后，说说电影本身吧，本片整个故事都在一个房间内展开，但是却有悬念、有冲突、有人物性格的刻画、有剧情转折的亮点，可谓充分表现了电影的戏剧冲突的魅力，在高立足点的背景下还做到了好看，实在令人叫绝。而且本片逻辑上一环扣一环，注意细节，没有一些故弄玄虚的哗众取宠，比起2007年那部我认为被高估的《这个男人来自地球》来，剧情要饱满的多。在去年，本片也被俄罗斯大导米哈尔科夫翻拍了一部基于车臣背景的《12怒汉》，还没看过，不过根据同样普遍的好评来看，值得期待。再次向84岁高龄的悉德尼大导致敬，您老太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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