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依达，你往何处去？

世界各地都有冤屈，某些尘封在黑暗中，剩下的被历史铭记…… 我尊重影片的意义，但就共情来说，有点平平无奇。首先冲突不够，一大堆难民聚在一起，应该发掘几个痛苦的事件，来加深印象，结果只有最后的射杀反映了战争的残酷。 塞军在里面的恶迹没有过多展现，甚至还有派送面包、大巴车接送等救济行为，这样对比之下，虽衬托出人性的矛盾，沉重感却低了很多。 女主作为一个外交翻译，地位十分底下，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在保护父子这个问题上，负责维和的部队也不愿牵涉进来，由此能感受到她内心的无助：无法阻止死亡，只能亲眼目送。 孩子在舞台上的表演回归到和平的主旋律：沉痛缅怀，活着的都不要怨恨，反思战争带来的伤害，努力为下一代创造美好的未来。

《阿依达的救援行动》（Quo vadis, Aida?，2020）在今年奥斯卡奖代表波士尼亚与赫赛哥维纳（以下简称波赫）提名最佳国际影片，这是继《三不管地带》（No man's land，2001）之后，波赫电影再次获得奥斯卡奖提名。也是相隔近20年，台湾再次有机会透过大银幕聚焦九〇年代的巴尔干情势，以及当时的战乱对后世的影响。

这两部作品若非获得奥斯卡奖提名（《三不管地带》当年成功获奖），几乎不可能在台湾获得上映的机会。以《阿依达的救援行动》为例，观者在欣赏过程中，很容易被塞族共和国、塞尔维亚人、联合国、波士尼亚人、穆斯林等标籤给混淆，若未对该地区盘根错节的历史有基本理解，可能会需要花费多一点时间才能入戏。

诚然，若非执著于对情势细节的认知，导演洁丝米拉．兹巴尼奇仍确保观众能够理解《阿依达的救援行动》的基本架构。简而言之，故事发生在1995年7月11日，塞族共和国大军压境隶属于波赫的雪布尼查（Srebrenica，又称斯雷布雷尼察），在穆拉迪奇（Ratko Mladić）将军的领导之下，驻守在雪布尼查的联合国维和部队进退维谷。

穆拉迪奇声称只要当地居民不反抗，自己将会平和收复雪布尼查，并且将居民安置在其它地区。不过问题在于，塞族可能在安置过程中屠杀所有青年男性，不仅是复仇，也是为绝后患；但也有另一派选择相信在联合国的介入之下，穆拉迪奇不至于大开杀戒。

故事主人翁阿依达是联合国的翻译人员，她与丈夫、两个儿子都是雪布尼查居民。电影一开始，便是成千上万的雪布尼查难民包围联合国维和部队所处的安全区，阿依达必须穿梭在难民之中，翻译联合国部队所下达的指令。与此同时，她的首要之务则是试图将其家人放入可以随联合国撤离的安全名单之中。

南斯拉夫分裂的前因后果

目前我们所知的北马其顿（前称马其顿）、塞尔维亚、波士尼亚与赫塞哥维纳、克罗埃西亚、斯洛维尼亚、蒙特内哥罗（常有人误用对岸译名“黑山”）与科索沃，在上个世纪长达近50年时间，都是隶属于共产国家“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而这个国家之所以得以维持长时间的稳定于平和，是基于其领袖狄托（Josip Broz Tito）一人的政策定调，又称狄托主义（Titoism）。

有别于当时其它共产阵营对苏联的绝对服从，在狄托领导之下的南斯拉夫共产党不仅拒绝加入共产军事同盟华沙公约组织，也致力于在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中找到中间地带。佔尽地缘优势的南斯拉夫因此游走在苏联与美国两大强权之间，从双方手中都能获得支援与保护。

然而，南斯拉夫本身最严峻的问题，却是其民族、文化上的多元，“一个国家、二种文字、三种语言、四种宗教、五个民族、六个共和国、七个邻国、八个政治实体”的字诀油然而生。狄托在世期间，凭藉著威权管控与政治手腕，巧妙地成为了南斯拉夫的共主，国内并未发生过于严重的族群衝突。

然而，塞尔维亚人占了南斯拉夫全国人口的近40%，在国内的话语权理应最大，所谓的“大塞尔维亚主义”也成为国内塞尔维亚人的信念。身为克罗埃西亚人的狄托为了控制国内的族群平衡，开始整肃持有极端民族主义思想的塞族人，主张“友爱团结”，并且创立了“南斯拉夫人”的概念，要求民族之间互相尊重，推动平等相待。

狄托认为为了让南斯拉夫维持体制，只能弱化中央控制，将权力下放给地方政府（加盟共和国），但他同时也铁腕镇压任何主张分离主义的势力。此举的确暂时奏效，但一旦各个加盟共和国获得了更高的自治权，自然只会更有机会凝固本身民族的向心力。

也因此在狄托于1980年过世之后，失去共主的南斯拉夫政治体制显得脆弱不堪。已经弱化的中央政府没有能力主导宏观的经济计画，国内各个加盟共和国与民族开始出现分离呼声，尤其以主张“大塞尔维亚主义”的塞尔维亚总统米洛塞维奇（Slobodan Milošević）最为激进，他认为人口佔最多的塞尔维亚人理应独揽大权，唯有削弱其他共和国所能获得的分配才能达成效果。

经多年协调未果，在1991年6月25日，斯洛维尼亚与克罗埃西亚同时宣布独立。但斯洛维尼亚基本上是单一民族国家，战争只打了十天，塞尔维亚方面很快承认了她的独立身分。但克罗埃西亚与塞尔维亚的疆域相邻，克罗埃西亚境内也有塞族群体，塞尔维亚亦有不少克族群体，一方主张“大克罗埃西亚主义”，一方主张“大塞尔维亚主义”，从争抢领土，演变成了种族淨化。

波士尼亚战争始末

眼见斯洛维尼亚与克罗埃西亚接连独立，以波士尼亚克人（又称穆斯林人，原先仅佔全南斯拉夫6%）为主的波赫担心自此之后被塞族人削权，也打算走向独立。1992年2月，波赫宣布独立，但境内也佔有三成人口的塞族人坚决反对，遂成立塞族共和国（Republika Srpska，塞族共和国并非塞尔维亚共和国）与之抵抗，波士尼亚战争随之爆发。有别于塞族拥有的雄厚资源，缺乏专业军队训练的波士尼亚克人惨遭重击，眼见波赫阵营毫无还手馀地，遭到塞族人惨烈屠杀，北约与联合国方才介入其中。

在《阿依达的救援行动》背景中的雪布尼查，原先是联合国保护的安全区域，但塞族人不予以理会，在塞族总统卡拉季奇（Radovan Karadžić）的指示之下，塞族军队进入此地，以适服兵役年纪的男性为屠杀目标，最终杀害了超过八千人，并且动用推土机将尸体集中于一地乱葬。这成了纳粹大屠杀之后，发生在欧洲最残暴的屠杀行动。

在这场屠杀发生的同一年，北约加强了对塞族的攻势，致使双方终于在年底重回谈判桌，于10月宣布停战，结束了为时三年的波士尼亚战争。在12月签订的《岱顿协定》中，决议是让国内的波士尼亚克人与克罗埃西亚人共组“波士尼亚与赫塞哥维纳联邦”，而塞族人则得以维持“塞族共和国”，不过并非独立国家，而是隶属于联邦底下的政治实体，得以坐拥自己的政府、议会、军队（2005年与波赫联邦合併）和警察部队。

一个国家、两个政治实体、三个民族，看似有序，其实本质却无比畸形。

《阿依达的救援行动》可能撕裂国家抑或团结国家？

雪布尼查大屠杀始终是波士尼亚克人的阴影，虽然塞族领导人穆拉迪奇事后遭到咎责，在2017年被国际刑事法庭判处终身监禁，但他在塞尔维亚人（包括塞尔维亚人与波赫境内的塞族人）眼裡，却拥有犹如民族英雄的地位。在片中，也描写了穆拉迪奇的嚣张气焰，以及麾下士兵的种种暴行。

然而，这样的电影虽然得以代表波赫角逐奥斯卡奖，所讲述的议题却未必是全民共识。如前文提到，波赫分为两个政治实体，其中塞族共和国自然不愿面对雪布尼查大屠杀的历史，甚至否定了这段历史的存在。本片问世之后，至今无法在塞族共和国境内上映，因为没有戏院经营者敢冒风险上映如此一部负面化呈现塞族士兵与穆拉迪奇的电影。

除了对塞族人的负面描写之外，联合国作为仲裁者、斡旋者的角色却在片中显得公信无存。联合国创立有其理想性，但前提是会员国理应有相同普世价值的认知，但显然无论是民主国家和极权国家都有相同发言权，在不同价值的拉扯之间，自然消耗了组织的行动力与威信。无能的联合国指挥官在塞族的要胁之下，竟轻易开放基地供持枪士兵进入搜查，且无还手与制衡馀地。

口口声声不断言明坚守国际规范，但面对压根儿不遵守国际规范的枪杆子，却又轻易妥协、让步，看清联合国脆弱本质的塞族人（塞族共和国也非联合国会员国），当然不会甘愿受其约束。这使得《阿依达的救援行动》所描写的不仅是一方施暴、一方受害，其实也描绘了一个失序的国际组织从中扮演的角色。

事实上，即便波赫国民对雪布尼查大屠杀的始末、具体情形都不甚了解——因其是一个具有高度争议性的历史事件，有如二二八事件之于台湾的意义——透过这部作品，可以感受到波赫人对转型正义的推动进程，但本片在这个时机点诞生，却也让塞族人气得跳脚。

《阿依达的救援行动》呈现了塞族将领与士兵的残暴，无一正面角色，或许贴合历史现实，如此非黑即白的角色形塑也的确能帮助不熟悉背景的外国观众理解，但作为一部单纯倾向某一立场的电影，显然不见容于塞族的极右翼势力。在2018年，塞族共和国议会废除了针对雪布尼查大屠杀在2004年完成的调查报告，要求纳入在屠杀之中受害的塞族人，显然是粉饰暴行之举。

虽然导演洁丝米拉．兹巴尼奇曾在受访时反覆提及自己对和平的嚮往，并且强调电影拍摄过程之中完全保密，避免任何政治势力介入拍摄，无论是收割者或抵制者皆然。但本片对历史的揭露，却未必会使得波赫走向和平与理解，反而可能使得塞族共和国更增加出走意愿，进而导致波赫走向解体。

而塞族共和国究竟会走向独立或与塞尔维亚统一，一直以来都是各方讨论热点，从一部《阿依达的救援行动》的立场呈现与后续迴响之中，也可看清一个国家内的两大民族有如同床异梦，史观南辕北辙。

小结

在剧末，阿依达发现自宅已被塞族人夺去，临走前愤然要女主人不该继续住在此处，如此表现怨怼是人之常情，但这场戏却也暗喻了今日波士尼亚克人对塞族人的敌意。这显然不是一个促进族群和解的收场方式，反而可能加深了两大族群之间的隔阂。导演兹巴尼奇显然不愿拍摄一个服务国家神话的电影，不愿惺惺作态地加入塞族的正面角色，或在片尾表明双方族群已冰释误解。

这样的结局反映了波赫的名存实亡，波士尼亚克人根本从来不愿意宽恕塞族人犯下的过错，而塞族则根本当这些事从未发生。回顾南斯拉夫解体的前因后果，以及目前塞族对战争罪行的掩盖、对大塞尔维亚主义毫不掩饰的嚮往，《阿依达的救援行动》所呈现的战争与人道危机，难保未来不会再次发生。

阿依达是一名受雇于联合国的翻译，她所处的斯雷布雷尼察是安全区，受联合国保护。1995年7月，塞军占领了当地，而民众则聚集在联合国的堡垒里外。阿依达在谈判中深知塞军的残暴，她想尽办法让儿子和丈夫进入堡垒。但在联合国军官对塞军的错误信任和无能为力，所有的民众都被以男女的方式分开。阿依达想要把亲人混入工作人员，也想要他们藏在堡垒中，但终究还是失败了。男人们遭到了屠杀，这就是历史上的波黑大屠杀。

这种战争电影的选题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一种，从一个边缘人物切入这场战争。我看到了阿依达的努力，一边要完成自己的工作去尽职的翻译联合国军官所说的话，一方面又要试图去争辩想要挽救更多的人；但我也看到了阿依达的自私，在她知道的信息比其他人多的时候，她毅然决然的选择一次又一次利用职务之便去保护自己的家人，她无暇顾及规则和任何的他人，她奔跑的身影里全是焦急。可惜主角没有金手指，现实也没有特例和网开一面。

故事的结尾处理的特别猛，最后20分钟简直是电影最高光的一组镜头。男人们的处决，冬天回家的阿依达，挖掘现场和让人痛哭的尸骨门，回到学校面对下面的家长们的熟悉的脸庞逐渐失去笑容，台上什么都不知道的孩子们…缓慢安静但非常有力量。阿依达痛哭崩溃的身影是众多失去丈夫的妻子和失去孩子的母亲的缩影，而付出惨重代价的妇女们甚至在漫长的岁月里都找不到亲人，在未来也不知道要花多少时间去治愈和缓解。

波黑的这次战争是欧洲近代史上一次巨大的伤痛。无论是联合国军队的无能还是塞军的残暴虚伪，都在两个民族心中埋下了更多仇恨的种子。战争片的意义更多在和平，当我们直面这样的故事，我们就该意识到每个人都会是这位母亲，也都不该挑起战争。

艾达去认丈夫与儿子的尸体时，我才第一次眼睛湿润了。当时我想，或许是这部片子的每一分钟都过于沉重，才没有一个集中的“泪点”。但当我看到孩子们汇演的台下，曾经痛苦迷茫的脸如今已经苍老，露出欢欣的表情，我也在感恩和平的心情中愈加难以自抑。屏幕暗去后的“献给斯雷布雷尼察的女性和他们的父兄子孙”彻底引爆了我的情绪，一直哭到影厅里灯亮起。哭得很压抑，或许一如片中所有斯雷布雷尼察人。

看的过程中想到了很多，政治博弈、军事力量的绝对话语权、宣传、民族、宗教、仇恨、幸运与不幸…发生在远山与春树、嬉笑的孩童近旁的屠杀。又想到现在，枪火仍灼灼不绝，苦难也从未远去。无力的依旧无力，叫嚣的仍在叫嚣。无辜的隐忍，与胜利者罔顾道德的粗鄙自得，仍然出现在人们的脸上。

更新：

看别人的影评才知道，汇演台下居然也坐着曾经的塞军，我好麻木。也有人和我一样麻木吧。

于是想起一些细节：

若无其事和Aida打招呼的塞军是她曾经的学生，在她的丈夫儿子被赶上车时死死地抱住她不让她过去，或许是仅存的良知吗？曾经的邻居强硬地分开一对夫妇，这个场景给我强烈的既视感，是纳粹？是斯大林时期的苏联？是东德？wg？当然也或是哪起我匆匆瞥过一眼却忘了名字的悲剧，或者是一些琐碎的悲剧的集合。如此看来，记忆与记录是太有意义的事情。

入圍威尼斯國際電影節金獅獎、奧斯卡最佳國際影片最後五強，《突襲安全區》以1992至1995年間波斯尼亞戰爭為題材，寫實地呈現1995年安全區中一段刻骨銘心的難民悲劇，敘事節奏明快，劇情簡而有力。

戰爭期間，聯合國宣布斯雷布雷尼察城是禁止交戰的安全區域，難民紛紛湧進基地，亦有大批難民無法進入基地而鼓譟，然而塞爾維亞共和國軍卻對聯合國的命令置之不理，當地的聯合國維和部隊亦與難民一同陷入孤立無援，擔任翻譯員的艾達既打算將丈夫和兒子帶進基地，另一方面卻身不由己，翻譯各種對同胞不利的訊息，陷於職責與道義的兩難。

相信大部分觀眾對於這場戰爭顯得陌生，電影以簡單幾筆呈現安全區內眾生相，迅速入題讓觀眾代入背景，面對龐大的議題，導演的處理顯得冷靜克制，沒有過多的戲劇化場面，相反電影更像一套紀錄片拍攝女主角周旋不同持份者，勾勒女主角既保有私心希望長官批准家人進入基地的焦躁情緒，又被迫翻譯不利信息的無力感。

電影並非以難民為主軸展開故事，透過女主角飾演的翻譯員單一角度出發，反映聯合國、維和部隊的拉扯，觀眾得以從中立角度切入了解歷史的多面性。女主角起初公器私用要求長官讓自己家人進入安全區，老實講角色並不討好，但後來劇情發展下聯合國在事件當中的無能為力逐漸被放大，她的家人若在基地外必然會遭受生命威脅，即使她遭詬病亦要多返周旋於長官中談判，感受到她作為母親堅強不屈的一面，亦凸顯出在戰爭下，即使擔任聯合國職員亦無法絕對保全家人性命，「人人生而平等」在這時候就顯得相當諷刺。

比較特別的是，電影以戰爭為題材，卻缺乏任何槍林彈雨的鏡頭，所有塞爾維亞共和國軍的槍殺場面置於鏡頭之後，死亡或許突如其來，身處於所謂安全區的難民亦必須惶恐渡日。亦因如此，片尾筆鋒一轉，沉重、無力感才能如排山倒海般襲來，導演依然選擇克制地呈現這場人道災難，空鏡頭讓我們反思這場距離我們只有二十多年的人道災難，或許就在異地再度上演著，我們可以做甚麼來避免？

電影以靜制動，接近零配樂，毫無冷場，全文戲亦能讓觀眾緊張得喘不過氣，是近期不可忽視的一套佳作。

#2021年上海国际电影节# 6月20日 上海市沪北电影院

四星半。

这部电影的背景是1995年的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斯雷布雷尼察位于波黑东部，是穆斯林聚居的一块“飞地”，当地原有居民3万多人。1993年6月，波黑战争期间，联合国安理会宣布将波黑首都萨拉热窝以及斯雷布雷尼察等地划为“安全区”，并规定这些“安全区”为“非军事区”，不应受到任何一方的武装攻击和发生任何敌对行动。然而，这些规定并未得到有关各方的遵守。

1995年7月11日，波黑塞族武装攻占斯雷布雷尼察，并宣布建立地方政权。联合国安理会随后通过决议，希望塞军撤出该地区，无条件释放被扣押的维和人员，并在那里重建联合国安全区，但遭到塞族方面坚决拒绝。14日，塞尔维亚方开始屠杀斯雷布雷尼察的男子，共屠杀八千余人，并掩埋了尸体。

波黑战争结束后，波黑穆斯林失踪人口委员会在斯雷布雷尼察发现许多埋尸坑，并掘出数千具尸体。长期以来，波黑政府一直否认发生在斯雷布雷尼察的大屠杀事件，直到2004年6月承认。2020年是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25周年，《艾达，怎么了》这部电影就是为了纪念死难者而拍摄的。

这部电影的主人公艾达是联合国的一名翻译，她的丈夫是高中校长，还有两个二十岁左右的儿子。影片开始时，他们生活的斯雷布雷尼察遭到轰炸，平民前往联合国驻地寻求庇护。艾达利用职务之便，将家人接进了联合国基地。但是随着局势的发展，联合国也不再有能力保护平民，塞族军队强行进入基地，宣称要把平民接去安全的地方。这期间，艾达一边做着翻译工作，一边不断想办法，希望能为家人寻求一条生路。然而直到最后，联合国也被迫撤离，她的丈夫和儿子最终还是被塞族军队带走，惨遭杀害。

很偶然地买了电影票，看电影之前也没有做功课，没想到是一个如此沉重的主题。从电影开场心就一直揪着，一直到结尾发现一切都无法挽回的时候，有一种深深的无力感。电影的节奏感很好，紧张的氛围贯穿始终，有几个片段让人印象深刻：

一是平民在基地度过的第一个夜晚，大家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主角一家围坐在一起，企盼战争结束后的生活。这是一家人最后一次围坐在一起聊天。二是艾达的家人被带走，和其他年老和年少的男子一起被带进一间空房间，房门关上，枪杆从两侧的窗里伸进来，然后镜头切到窗外的景色，一片枪声。三是战争结束后，艾达去认领家人的尸骨，当她终于看到熟悉的衣物的时候，她身体一震，却不敢上前。再后来她颤抖着蹲在尸骨旁，握着干枯的手骨，说：“我的宝贝…”。

在家人被带走之前，艾达的形象一直是果断而强悍的。在她为家人四处奔走的时候，我一直以为他们会有机会幸免于难。但事实证明，在战争面前，普通人的任何挣扎都是徒劳的；一切有关战争的、对于当权者的天真幻想，都会被毁灭，被碾碎。女性导演亚斯米拉·日巴尼奇将这段并不久远的苦难记忆刻画在大荧幕上，用一个家庭的故事折射出一个民族的悲剧。人们应当永远反思战争，死难者值得被更多人知晓和铭记。

这种题材的电影越来越少了，讲述的是1995年7月的时候，东欧波黑塞尔维亚军队攻占了波黑的斯雷布雷尼察的安全区，约有7000名穆斯林信徒遇害。斯雷布雷尼察惨案被认为是二战后在欧洲土地上发生的最严重的一起暴行。

看到别的国家敢拍，其实华人在90年代也是屡遭磨难。有外国人拍了印尼屠华的电影，被两个国家封禁了。一个是印尼，这很好理解；另一个是某国，理由是该电影破坏了印尼和某国的友好关系。好家伙，我当时就笑出声音来了。

唉，不知道有生之年，有没有中国人敢拍印尼屠华的电影。

One of the best questions raised when or after watching the movie is: why were those UN blue helmets looked so powerless?

Audiences must know that the blue helmets are not United Nations Forces, but Peacekeepers. There were only two experiences when UN formed forces to fight wars, Korea 1950 and Kuwait 1991. It means that UN is fighting against an enemy as a declared party of the conflict.

But UN peacekeeping mission is different. In such a mission, UN peacekeepers are not a party of the conflict, but a barrier segregating between the parties in conflict or between military power and endangered civilians. One of the top priorities and core rule of engagement is that the UN peacekeepers shall not become a party of the conflict fighting against a particular enemy. The peacekeepers face no enemy until a particular individual firing at them and technically the group which the individual belongs to is still not the enemy even by then.

The UN peacekeepers are under command of the United Nations who always being stuck in complicated procedure of authorization. That’s why the real problem solvers are superpowers, regional organizations and even former colonists. In the new century, the UN tried to change itself a little by authorizing two military interventions, Lybia and Coast Ivory, but the process of reform was cut and stopped by Syria. Where will the UN especially its declared function of protecting civilians go in future? Maybe we need more time and efforts than a good movi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