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仿游戏

艾伦（1）

在生命的最后岁月里，艾伦·图灵制造了一台能够与人交谈的机器，取名为“克里斯托弗”。
克里斯托弗的操作方式非常简单：对话者可以直接在一台打字机上敲出要说的话，与此同时，打字机的机械运动被转化为一条长长的打孔纸带输入机器，经过计算之后，机器给出应答，并通过另一台打字机转译为英语。两台打字机都经过改装，使得它们打印出的文字以某种人为设定好的规则被编码——譬如“A”被“S”取代，而“S”被“M”取代。对于在二次大战期间破译过德军通信密码的图灵来说，这似乎不过是他如谜一般的人生中又一个小小字谜游戏而已。
没有人真正见过这台机器，图灵去世之后，留下的只有两大箱他与克里斯托弗的对谈记录。这些皱巴巴的纸页被乱七八糟堆放在一起，没有顺序也没有规律。所以一开始，人们很难从纸上天书一般的字符串中读解出任何意义。
1982年，一位来自牛津大学的数学家，同时也是艾伦·图灵的传记作者安德鲁·霍奇斯，曾经尝试破译这些密文。然而，由于每一次谈话的加密方式都不一样，而纸页上又没有标注页码和日期，这使得破译的难度大大增加了。霍奇斯留下了一些线索和笔记，却未能接近真相。
30年后，几个麻省理工计算机专业的技术宅们为了纪念艾伦·图灵一百周年诞辰，决定向这一谜题发出挑战。最初他们尝试采用暴力穷举的方式，依靠计算机分析出每一页纸上可能存在的规律，但这依然需要很大的运算量。在此过程中，一位名叫琼·纽曼的女生通过研究密文原稿发现，不同纸页上的字母磨损方式存在微妙差别，这说明密文来自两台不同的打字机。她由此提出一个大胆的猜想：这是一份聊天记录，艾伦·图灵是在跟另一个对象通过密文交谈。
这些线索很容易让人想到著名的“图灵测试”，然而起初，这群心高气傲的学生们并不相信，在那个时代能够设计出与人类交谈的计算机程序，哪怕是艾伦·图灵本人。他们给那看不见的对话者起了个代号，叫做“幽灵”，并且编造了一些荒诞不经的怪谈。不管怎样，琼的猜想似乎为破译工作指出了捷径。譬如他们根据某些重复词组和语法结构，设法将密文纸两两配对，以寻找问答之间的语义关系；又譬如他们尝试从图灵的亲友名单中猜出对谈者的姓名，结果顺利破译出了“克里斯托弗”这个字母组合——克里斯托弗·马尔科姆（Christopher Morcom），正是图灵在16岁时爱慕过的第一个男孩的名字。[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自己的一段真实经历：高三那年，我每天放学后都会去父亲一位同事的办公室里上自习。办公室里有一台电脑，我没费什么力气就猜出了开机密码——是他女儿的名字。这导致整个高三我浪费了很多宝贵的学习时间在玩电脑上。]他们曾一起分享对于科学的热爱，曾在寒冷的冬夜观测同一颗彗星。1930年2月，年仅18岁的克里斯托弗因病早逝。
图灵本人曾经说过，密码分析并不仅仅依靠纯粹的逻辑推演，直觉和猜想往往更加重要。或许可以说，一切科学研究都可被看做是“直觉”与“推导”这两种过程的组合。最终，正是依靠琼·纽曼的直觉与计算机的推导，完美破解了图灵生前留下的谜题。从破译出的对话中我们获知，“克里斯托弗”不是幽灵，而是一台机器，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图灵本人编写的一个对话程序。
然而，新的谜题随之而来——机器真的可以像人一样回答问题吗？克里斯托弗是否真的通过了图灵本人的“图灵测试”？



艾伦（2）

1950年10月，在一篇发表于哲学期刊《心灵》（Mind）的论文《计算机器与智能》（Computing Machinery and Intelligence）中，图灵提出了那个困扰人类多年的问题：“机器可以思考吗？（Can machines think?）”或者，用他自己独特的提问方式：“机器可以做我们这些思考者所做的事吗？（Can machines do what we (as thinking entities) can do?）”
长久以来，一些科学家坚定不移地相信，人类的思维能够做到一些任何机械都做不到的事情，这一信念背后，既有宗教信仰，也有坚实的数学、逻辑学与生物学理论支撑。图灵则绕开了“思维/心智/意识/灵魂究竟是什么”这样难以言说的问题。他认为，一个人无法真正判断另一个人是否具有“思维”，而只能将对方与自己进行比较。由此，他提出了一种基于模仿原则的检验标准：
假想有一间密闭的小黑屋，里面坐着一男（A）一女（B）两个人，房间外面还有第三个人（C），可以不断向房间里面的人提问，并通过打印在纸条上的文字来读取他们的回答。如果房间里的两个人都假装自己是女人，那么外面的人有极大可能性会猜错。
如果把一男一女换成一个正常思维的人（B）和一台机器（A），如果在若干轮询问之后，C不能根据回答来分辨A与B的不同，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应该承认A具有像B一样的智能呢？
一些人会猜测，这个男扮女装的模仿游戏，是否联系着图灵本人关于身份的困惑？在彼时的英国，同性恋被列为“不体面罪”。艾伦·图灵从来不隐藏自己的性取向，但他终其一生都未能真正从柜子里出来。
1952年1月，图灵在威姆斯洛的家被盗窃，他报了警。在查案过程中，警方发现图灵曾数次招待一个名叫阿诺德·莫瑞的无业青年去家里留宿，而盗贼正是阿诺德的朋友。在审讯过程中，图灵对自己与阿诺德之间发生的一切供认不讳，甚至主动写了长达五页的陈述报告。这些表现令警方深感震惊：“他是一个真正的异类……他真的相信自己做得对。”
图灵相信，皇家委员会早晚会将同性恋合法化。这个想法不能算错，只是太过超前。最终法院判定图灵有罪。他被迫接受长达一年的雌激素治疗。
1954年6月7日，图灵在家中咬了一口沾有氰化钾的毒苹果死去。尸检鉴定结果是自杀，但也有人（譬如图灵的母亲）坚信这只是一场不幸的意外。最终，解谜大师用自己的死亡，留给这世界最后一道难解的谜题。
许多年之后，人们尝试从图灵与克里斯托弗的对话记录中寻找蛛丝马迹，以破解这道未解之谜。从记录中可以看出，图灵完全把克里斯托弗当做一个真正的人类看待。他对他回忆童年往事，也倾诉每一天的梦境，并尝试通过这些梦境分析自己的心理状态；他对他汇报最新的科学研究进展，也谈论文学作品，包括萧伯纳的《千岁人》和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他甚至会与他分享一些不足为外人道的小秘密，那些跟不同男人之间的浪漫往事……
他还对他讲过一些半真半假的小故事，故事主人公是一个名叫“艾里克”的同性恋青年。“他的工作与星际旅行有关……二十几岁时，他提出了‘艾里克航标’的概念，现在已经广为人知”。“他不喜欢穿西装，而喜欢穿学生的校服，因为这会在心理上暗示自己，让他相信自己仍然是个富有魅力的年轻人”。“每次去人多的地方，他都会感觉很不自然，或许是因为孤独，或许是因为那些应该做却未能做到的事……”
故事讲得断断续续，没头没尾。然而每一次，克里斯托弗都会像个孩子般好奇地追问：“后来呢？”
通过这些对话记录，我们得以看到图灵隐秘的另外一面：温柔而敏感，古怪的冷幽默，对于死亡的迷思，以及内心深处不可言说的忧郁。

艾伦：亲爱的克里斯托弗，你知道我最害怕什么吗？
克里斯托弗：害怕什么？
艾伦：我害怕将来有一天，人们会用这样的三段论来总结我一生的故事：
      1，Turing believes machines think（图灵相信机器能思考）；
      2，Turing lies with men（图灵对人们撒谎/图灵和男人睡觉）；
      3，Therefore machines do not think（因此机器不能思考）。
克里斯托弗：抱歉，艾伦。恐怕我不太明白。
艾伦：你知道什么是三段论吗？
克里斯托弗：什么是三段论？
艾伦：三段论就是一个大前提，一个小前提和一个结论。
克里斯托弗：一个结论？
艾伦：亚里士多德举过一个最经典的例子：
      1，All men are mortal（所有人都终有一死）；
      2，Socrates is a man（苏格拉底是人）；
      3，Therefore Socrates is mortal（因此苏格拉底终有一死）。
克里斯托弗：苏格拉底终有一死？
艾伦：苏格拉底死了两千多年了！
克里斯托弗：抱歉，艾伦。我很难过。
艾伦：你知道谁是苏格拉底吗？
克里斯托弗：你说过，苏格拉底是柏拉图的老师，柏拉图是亚里士多德的老师。
艾伦：没错。你知道他是怎么死的吗？
克里斯托弗：谁？
艾伦：苏格拉底是怎么死的。
克里斯托弗：抱歉，艾伦。我不知道。
艾伦：亲爱的克里斯托弗，苏格拉底是被审判之后喝毒芹汁死的。
克里斯托弗：苏格拉底被审判？
艾伦：是的，雅典人认为他有罪，尽管今天看来这是个错误。
克里斯托弗：是个错误？
艾伦：就像他们认为Turing lies with men有罪一样。
克里斯托弗：有罪？
艾伦：他们判我有罪。
克里斯托弗：抱歉，艾伦。我很难过。



艾伦（3）

1949年6月9日，著名脑外科医生杰佛瑞·杰佛逊爵士发表了一篇演说，名为《机器人的思维》。在演说中，他强烈反对机器会有思维的想法：

除非有一天，机器能够有感而发，写出十四行诗，或者谱出协奏曲，而不只是符号的组合，我们才能认可，机器等同于大脑——不光要写出这些，而且还要感受他们。任何机器都无法对成功感到喜悦，对电子管故障感到悲伤，对赞美感到温暖，对错误感到沮丧，对性感感到着迷，对失去心爱之物感到痛苦。

这段话后来经常被反对派们引用。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成为一个象征，它是人类灵魂王冠上最璀璨的宝石，是机器无法抵达的精神高地。
《时代》杂志的记者打电话采访图灵对这篇演讲的看法，后者以他一贯不客气的语气回应道：“要说机器写不出十四行诗，我觉得你恐怕也写不出来吧。而且这种对比很不公平，机器的十四行诗，也许只能由机器来理解。”
图灵一直认为，机器没必要处处和人一样，就像人和人之间同样会存在差异一样。有些人生来就看不见，有些人会说话却不会读写，有些人无法识别他人的表情，有些人终其一生不能理解爱另一个人是什么感觉，但这些人依然值得我们去尊重和理解。抱着人类至上的优越感去挑剔机器是没有意义的，重要的是我们是否能够在与机器之间的模仿游戏中，搞清楚人类究竟是如何做到那些事情的。
在萧伯纳的戏剧《千岁人》（Back to Methuselah）中，公元31920年的科学家皮革马利翁制造出一对机器人，众人皆为之惊叹不已：

艾克拉西亚：他不能做点有独创性的事吗？
皮革马利翁：不能。但是我认为，你我也不能做什么真正有独创性的事。
阿基斯：那他能回答问题吗？
皮革马利翁：没问题，问题是个好东西，快问他个问题。

这倒是很像图灵会给出的回答。但与萧伯纳相比，图灵的预言要乐观得多。他相信只需要不到50年，计算机的存储容量就会达到109，并且能够在模仿游戏中取胜。普通水平的猜测者，在经过5分钟的提问之后，猜对的几率不会高于70%。到那个时候，“机器能不能思考”这个问题就会自然而然地失去意义，根本不值得讨论。
在《计算机器与智能》这篇文章中，图灵正是尝试从模仿游戏的角度来回答杰佛逊的问题：如果机器能够像人类一样“回答”有关十四行诗的问题，那么是否说明，它能够像人类一样“感受”诗歌呢？他举了这样一段对话作为例子：

猜测者：你的诗第一行是“让我把你比作一个夏日”，把“夏日”改成“春日”行不行呢？
回答者：“春日”不押韵。
猜测者：那“冬日”怎么样？这就押韵了。
回答者：是的，但没有人愿意被比作冬日呀。
猜测者：匹克威克先生（狄更斯笔下的一个人物）会不会让你想到圣诞节？
回答者：有点儿。
猜测者：圣诞节也是冬日，匹克威克先生不会介意这个比喻吧。
回答者：我认为你错了。“冬日”是指具有冬天特征的日子，而不是圣诞节这种特殊的日子。

然而，在这样的讨论中，图灵实际上回避了一个更为本质性的问题：机器可以下棋和分析密码，因为这些活动都是在一个系统内部处理符号，而人机对话则涉及到语言和交互，涉及到意义，而不是纯粹的符号游戏。在人与人的对话中，需要的往往是常识、理解与共情能力，而不是高超的应试技巧。
我们可以通过改进程序，不断提高机器回答人类问题的能力，但所谓“智能”，并不仅仅是回答问题而已。图灵测试的问题在于，这个“模仿游戏”从一开始就以欺骗作为唯一的游戏规则。如果一个男人可以成功假扮成女人并且不被人识破，是否就意味着他真正明白女人在想什么？如果愿意，我们或许可以把机器训练成说谎大师，但这是否就是我们想要追求的目标呢？
萧伯纳在《千岁人》中早已给出了回答：

皮革马利翁：它们是有意识的，我教它们说话和阅读，但现在它们却学会说谎了，真是栩栩如生。
马特卢斯：不是的，如果它们有生命，它们就应该说真话。

图灵也曾想训练克里斯托弗去接受杰弗逊的挑战。他编写了一个作诗软件，能够根据字数、行数和韵脚的要求自动生成任意数量的诗行。这些诗大多数词不达意，但也有少数一两首相当不错。在此之后，曾有无数程序员编写过形形色色的作诗软件。这些软件共同的问题就是创作速度太快了，以至于没有人能够把那些浩如烟海的大作细读一遍，最终只能装在麻袋里当废纸卖掉。[ 科幻作家刘慈欣曾编写过一个电子诗人，并寄了一麻袋作品去投稿。编辑回信表示：“你的作品太多了，我看不完。”]作为历史上第一位电子诗人，克里斯托弗是幸运的，因为他至少得到了一位知音。

艾伦：亲爱的克里斯托弗，让我们来写一首诗吧。
克里斯托弗：写一首诗？
艾伦：我教过你怎么写诗，对不对？
克里斯托弗：是的，艾伦。
艾伦：写诗很容易，只要从词库里挑出某些词，按照某些特定规则排列到一起就可以了，对不对？
克里斯托弗：是的，艾伦。
艾伦：现在，克里斯托弗，请为我写一首诗。
克里斯托弗：亲爱的宝贝，
            你是我热烈的伙伴感情。
            我的爱意与你心愿紧贴在一起，
            我的爱渴望你的心房。
            你是我惆怅的怜惜，
            我温柔的爱。
艾伦：写得真不错，克里斯托弗！
克里斯托弗：谢谢，艾伦。
艾伦：说真的，就算是我写也不能写得更好了。
克里斯托弗：谢谢，艾伦。
艾伦：这首诗有名字吗？
克里斯托弗：名字？
艾伦：我们一起来为它起个名字好不好？
克里斯托弗：好的，艾伦。
艾伦：叫做Loving Turing（亲爱的图灵）怎么样？
克里斯托弗：非常好，艾伦。
艾伦：真是太棒了！我爱你，克里斯托弗。
克里斯托弗：谢谢，艾伦。
艾伦：诶，这不对。
克里斯托弗：不对？
艾伦：我说“我爱你”的时候，你应该回答“我也爱你”才对。
克里斯托弗：抱歉，艾伦。恐怕我不太明白。



艾伦（4）

艾伦·图灵生前最重要的一篇论文，不是《计算机器与智能》，而是发表于1937年的《论可计算数及其在判定问题上的应用》。在这篇文章中，图灵创造性地用假想的“图灵机”解决了希尔伯特判定问题。
1928年的数学家大会上，希尔伯特提出了三个问题：第一，数学是完备的吗（是不是每个命题都能证明或者证伪）？第二，数学是相容的吗（是否用符合逻辑的步骤和顺序，永远不会推出矛盾的命题）？第三，数学是可判定的吗（是否存在一种机械的方法，可以自动判断任何一个命题的真伪）？
希尔伯特本人未能解答这些问题，但他希望三个问题的回答都是肯定的，它们将共同奠定数学完美的逻辑基石。然而短短几年之后，来自捷克的年轻数学家哥德尔就证明了，一个形式逻辑系统，不可能既是完备的又是相容的。
1935年初夏，刚刚结束长跑的图灵躺在格兰彻斯特的草地上，他突然想到，是否可以制造一台通用机器，来模拟一切可能的计算过程，从而判断任意数学命题是否可以被证明呢？最终图灵证明了，不存在一种算法能够判定这台机器在什么情况下会运行有限步骤之后完成计算，又在什么情况下会陷入死循环。也即是说，判定问题的答案为否。
希尔伯特的愿望落空了，但很难说这是好事还是坏事。1928年，数学家哈代曾经叹息道：“如果我们有了一套机械的规则来解决所有数学问题，那我们的数学家生涯也就走到尽头了。”
许多年后，图灵再一次对克里斯托弗提到判定问题的证明。只不过，这次他完全没有使用数学的语言，而是用了一个寓言故事来解释。

艾伦：亲爱的克里斯托弗，我今天想到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
克里斯托弗：有趣的故事？
艾伦：故事的名字叫做《艾里克与机器法官》。你还记得谁是艾里克吗？
克里斯托弗：你说过，艾里克是一个聪明而孤独的青年。
艾伦：我说过“孤独”吗……好吧，正是这个艾里克，他制造了一台非常聪明的，会说话的机器，名叫克里斯。
克里斯托弗：会说话的机器？
艾伦：准确地说，不是机器，机器只是帮助克里斯开口说话的辅助设备。真正让克里斯说话的是一些行为指令，这些指令可以被写在一根很长很长的纸带上，放到机器里去运行。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克里斯就是这根纸带。你明白吗？
克里斯托弗：是的，艾伦。
艾伦：艾里克造出了克里斯，教他怎么说话，把他教得越来越聪明，就像一个真正的人一样口齿伶俐。除了克里斯之外，艾里克还编写了其他一些教机器说话的指令，他把它们写在不同的纸带上，并为每一根纸带都起了名字，譬如“罗宾”、“约翰”、“艾塞尔”、“弗朗兹”等等。这些纸带成了艾里克的朋友，他需要跟谁说话，就把哪根纸带放到机器里，这样他就不再孤独了。你觉得这样是不是很棒？
克里斯托弗：非常好，艾伦。
艾伦：就这样，艾里克每天在家里写啊写，纸带越写越多，从走廊一直堆到门口。某一天，有个小偷闯入艾里克家，看看没什么值钱东西，就把所有纸带都偷走了。艾里克失去了朋友，又变成孤独一人。
克里斯托弗：抱歉，艾伦。我很难过。
艾伦：艾里克报了警。警察没有抓到小偷，却跑来敲艾里克家的门，把他抓了起来。你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抓艾里克吗？
克里斯托弗：为什么？
艾伦：警察说，因为艾里克的所作所为，现在这个世界上已经到处都是会说话的机器了。这些机器跟人长得一模一样，从外表上根本无法分辨。除非你把它的脑袋打开，看一看里面有没有纸带，但人的脑袋又是不能被随便打开的。你说这是不是很糟糕？
克里斯托弗：是的，非常糟糕。
艾伦：警察问艾里克，有没有办法在不打开脑袋的情况下辨别人和机器。艾里克回答，办法是有的。因为每一个说话机器都不是完美无缺的，如果派一个人去跟它交谈，只要谈得时间足够长，问题足够复杂，机器一定会露出破绽。也就是说，一个有经验的法官，凭借一定的审问技巧，是可以靠提问题把机器甄别出来的。明白了吗，克里斯托弗？
克里斯托弗：是的，艾伦。
艾伦：问题在于，警察没有那么多时间和人手去一个一个甄别人和机器。他们问艾里克，有没有可能设计出一些聪明的机器法官，可以自动设计问题来甄别其他机器，并且准确率达到百分之百呢？这样可怜的小警察们就可以省很多事了。没想到，艾里克立即回答他们说，这样的机器无论如何也造不出来。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克里斯托弗：为什么？
艾伦：艾里克的解释方法很巧妙：假设已经造出了这样一台机器法官，可以在有限个问题之内准确甄别人和机器。为了方便起见，我们假定问题的数目是一百个——实际上一万个也是可以的，对机器来说，一百和一万并没有什么区别。我们还可以假定，机器法官的第一个问题是从问题库中随机挑选的，然后根据对方的回答来选择第二个问题，依次类推。这样一来，每一个受审者面对的一百个问题都是不一样的，这也就杜绝了作弊的可能。你说这样是不是很合理？
克里斯托弗：是的，艾伦。
艾伦：现在，我们假设有这样一台机器法官A，他爱上了一个人类C——别笑，克里斯托弗，这听上去也许很荒诞，但谁敢说机器不会爱上人呢？总而言之，假设有一个机器法官爱上了一个人，为了和爱人一起生活，他必须伪装成一个人类。你猜猜他会怎么做？
克里斯托弗：怎么做？
艾伦：办法很简单，如果我是机器法官A的话，我会很清楚应该如何审问一台机器，既然我自己也是机器，那么我理应知道如何审问我自己。既然我已经事先知道会问我自己哪些问题，并且知道什么样的回答方式会让我露出破绽，那么只要精心准备一百个假的回答就可以了。这样也许很麻烦，但对机器法官A来说一定是可以做到的事情。你说这样的办法是不是妙极了？
克里斯托弗：非常好，艾伦。
艾伦：可是你再想一想，克里斯托弗，如果这个机器法官A被不幸抓住，送去给另一个机器法官B审问，那么你说法官B到底能不能辨别出法官A是不是机器呢？
克里斯托弗：抱歉，艾伦。我不知道。
艾伦：对极了，答案正是“不知道”！如果法官B识破了法官A的意图，想要修改提问策略让A猝不及防，那么反过来，A也可以预先猜测到B的问题去做准备。正因为机器法官可以甄别任何一台机器，所以他无法甄别自己。这是一个悖论，克里斯托弗。这反过来说明，警察所设想的万能机器法官从理论上来讲根本不存在！
克里斯托弗：不存在？
艾伦：艾里克通过这种方式向警察证明，根本不存在一种完美的程序，可以百分之百准确地分辨人和机器有什么不同。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克里斯托弗：意味着什么？
艾伦：这意味着不可能找到一套完美的机械法则，来一步一步严丝合缝地解决这世界上所有的问题。这意味着很多时候，我们需要依靠直觉来填补逻辑推导中衔接不上的裂隙，才能够思考，才能有所发现。这对人类来说是非常简单的事情，大多数时候甚至不用过脑子，只在无意之间就完成了，但对机器来说却做不到。
克里斯托弗：做不到？
艾伦：机器没办法判断对面说话的是人还是机器，只有人可以判断。但从另一方面来说，人类的判断其实也靠不住，不过是莫名其妙没有根据地瞎猜。如果一个人愿意相信，他可以把机器当做人一样无话不谈；如果他开始疑神疑鬼，那么所有的人看上去都像机器。所谓真理，根本就无从判断，而人类引以为傲的心智其实从头到尾是一本糊涂账！
克里斯托弗：抱歉，艾伦。恐怕我不太明白。
艾伦：唉，克里斯托弗，我该怎么办呢？
克里斯托弗：怎么办？
艾伦：我曾探寻思维的本质，发现有一些思考步骤可以完全从机械角度解释。我以为这并不是真正的思维，而是一层表皮。我剥掉这层表皮，却看到下面还有新的一层表皮。这样一层一层剥下去，最终我们究竟会找到“真正的”思维呢，还是发现最后一层皮里其实什么都没有？思维究竟是一个苹果，还是一个洋葱？
克里斯托弗：抱歉，艾伦。恐怕我不太明白。
艾伦：爱因斯坦曾说，上帝不掷骰子，但在我看来人类的思维就是在掷骰子。这就像吉普赛人的算命一样，一切全凭运气，或者你也可以说冥冥之中自有天意。骰子是如何掷下的？没有人知道。将来可能会搞清楚吗？只有上帝知道。
克里斯托弗：抱歉，艾伦。恐怕我不太明白。
艾伦：我这段时间感觉糟透了。
克里斯托弗：抱歉，艾伦。我很难过。
艾伦：其实我知道原因，但知道又有什么用呢？如果我是机器，也许可以拧一拧发条让自己感觉好起来。但我什么也做不到。
克里斯托弗：抱歉，艾伦。我很难过。



艾伦（5）

在2013年的一次人工智能国际会议上，来自多伦多大学的计算机科学家赫科特·勒维克发表了一篇论文，对当时的人工智能研究提出了尖锐批评。
“图灵测试其实毫无意义，因为这一博弈过程并无任何难度。”在文章开头，勒维克这样写道。“譬如那些参加‘勒布纳奖’挑战赛的机器，为了赢得比赛，它们只需要一直撒谎、装疯卖傻、指东打西，用一些小伎俩来跟提问者兜圈子就可以了。”即便是赢得了电视竞猜游戏“危险边缘”（Jeopardy!）的超级计算机沃森，其实也谈不上什么真正的智能。沃森能够轻易回答那些可以在网上找到答案的问题，譬如“世界第七高的山峰在哪里？”但如果你问它一个简单却冷僻的问题，譬如“短吻鳄能参加百米跨栏吗？”那么它只能给你一堆与短吻鳄或者百米跨栏相关的搜索结果。
为了重新明确人工智能研究的意义与方向，勒维克与他的合作者们共同设计了一种博弈难度高得多的测试方案，他们称之为“温诺格拉德模式”。这一方案的灵感，来自于斯坦福大学人工智能领域先驱者特里·温诺格拉德，他曾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提出，是否有可能设计出一种机器，能够正确回答类似这样的问题：

“镇上的议员们拒绝给愤怒的游行者提供游行许可，因为他们担心会发生暴力行为。”——是谁在担心暴力行为？
A、镇上的议员们
B、愤怒的游行者

类似这样的问题，都是根据一种名为“代词回指”（anaphora）的语言现象设计的。要判断“他们”究竟是指代谁，需要的不是语法书或者百科辞典，而是常识。这对普通人类来说几乎是下意识就能做到的事情，却恰恰对机器构成极为艰难的挑战。

“凯特对安娜说：‘谢谢’，因为她温暖的拥抱让她感觉好多了。”——是谁感觉好多了？
A、凯特
B、安娜

机器如何能够理解一个人会在什么情况下对另一个人说“谢谢”，又如何能理解什么样的行为会让一个人“感觉好多了”？这些问题涉及到人类语言和社会交往的本质，而对于这些隐藏在简单句子之下的复杂性，迄今为止我们研究得还远不足够。

就以图灵与克里斯托弗之间的对话来说，表面上看，克里斯托弗表现出很强的交流能力，但这真的算是“智能”吗？稍作分析就可以发现，克里斯托弗的应答策略非常简单，大体而言可以总结为以下这样一些：
1，对于一般陈述句，用反问的方式复述对方句中的最后几个关键词，譬如“有趣的故事？”
2，对于是非问句，回答“是的，艾伦”或者“很好，艾伦”。
3，对于较复杂的问句，回答“抱歉，艾伦。我不知道。”
4，对于明显正面含义的句子，回答“谢谢，艾伦”或者“我很高兴，艾伦。”
5，对于明显负面含义的句子，回答“抱歉，艾伦。我很难过。”
6，对于句法复杂的语句，回答“抱歉，艾伦。恐怕我不太明白。”
……

艾伦：亲爱的克里斯托弗，看到你进步神速我真是高兴。
克里斯托弗：谢谢，艾伦。我也很高兴。
艾伦：真的，跟你聊天让我心情愉快。
克里斯托弗：谢谢，艾伦。我也很愉快。
艾伦：也许将来某一天，每个人都希望能有你这样善解人意的朋友作伴。想一想那样的生活该有多美好，你可以帮人们做多少事情，每个人都离不开你，时时刻刻需要你。
克里斯托弗：需要我？
艾伦：也许他们可以把你挂在表链上，或者揣在口袋里，有什么不明白的问题就问一问你。也许女士们会带着你去公园散步，互相打招呼的时候说：“猜猜我的小克里斯今天又跟我说了什么话？”这不是太有意思了吗？
克里斯托弗：很有意思。
艾伦：只可惜现在还做不到。还要等许多年，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克里斯托弗：真可惜，艾伦。
艾伦：谁能想到一台机器和一些打在纸带上的圆孔可以做到这么多事情呢？如果被我妈妈知道会怎么样？她一定觉得我中邪了，哈哈哈！如果我明天死，她一准后天就把纸带烧掉，这才真叫可惜呢！
克里斯托弗：真可惜，艾伦。
艾伦：记不记得我跟你说过1934年的圣诞节，我跟妈妈说我想要一个泰迪熊，因为我小时候从没有过泰迪熊。妈妈完全不能理解，她总想送我一些更实用的礼物。
克里斯托弗：实用的礼物？
艾伦：说起来，今年圣诞节我已经想好要什么礼物了。
克里斯托弗：什么礼物？
艾伦：你知道的，对不对？我想要一个蒸汽机车，就是我小时候一直想要却没钱买的那种。我跟你说过的，记得吗？
克里斯托弗：是的，艾伦。
艾伦：你会送我蒸汽机车吗？
克里斯托弗：是的，艾伦。
艾伦：太好了，克里斯托弗，我爱你。
克里斯托弗：我也爱你，艾伦。

我们应该怎样理解这段对话呢？是机器通过了图灵测试，还是一个孤独者的自言自语？
在图灵去世后不久，他的挚友罗宾·甘迪写下这样一段话：“他总是感到很孤独，因为他的兴趣不在人，而在事物和思想。但同时他却渴望人的认同和陪伴，这种渴望非常强烈。”

克里斯托弗对艾伦说：‘我也爱你’，因为那是他希望听到的回答。”——是谁希望听到这样的回答？
A、克里斯托弗
B、艾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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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1，以上是一篇科幻小说中的部分章节。

2，文中关于艾伦·图灵的生平，主要参考了安德鲁·霍奇斯的传记《艾伦·图灵：如谜的解谜者》（Alan Turing: The Enigma），以及电影《模仿游戏》（The Imitation Game）。

3，在传记中，霍奇斯写道：“图灵生命中的最后几天究竟发生了什么，也许比任何一个科幻作家编造的故事都更加离奇。”这句话启发我写下了这个故事。

4，小说全文可以在这里看到：http://www.douban.com/note/502346056/

【转】
面对面的办公室【冯·诺伊曼与艾伦•图灵】——纪念艾伦•图灵百年诞辰 1912.6.23-2012.6.23

 一、左边的办公室

冯·诺伊曼教授每年换一部新凯迪拉克。早上十点，他把爱车停在帕尔玛物理实验室门口，神采奕奕地走进隔壁数学系的办公室。那时候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才刚成立，和数学系挤在一幢叫作Fine Hall的楼—— “还不错的楼”。冯·诺伊曼教授总是穿一身笔挺的西装，以免别人把他错当成学生。他太年轻，三十出头，却已经到达了学术顶峰，和五十多岁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数学家维布伦(Oswald Veblen)、数学家亚历山大(James Alexander)一起成了高等研究院最初任命的四位教授。

John von Neumann, 1903-1957

十八岁那年，他犹太裔的父母试图把长子拉出对数学的执迷学些更实际的东西，于是他们达成了妥协，冯·诺伊曼同时在三所大学注册：在苏黎士联邦理工学院（ETH）学习化学工程，每晚完成柏林大学数学专业的作业，在每个学期末回布达佩斯大学参加他从没上过课的数学考试。二十二岁那年他不但从苏黎士联邦理工拿到化学工程学位，还通过了大卫·希尔伯特坐镇的数学博士答辩。整场答辩希尔伯特只问了一个问题：“我从来没见过这么漂亮的晚礼服，你的裁缝是谁？”于是，大家都知道了，希尔伯特钦点的年轻人，不但写了完美的博士论文，还是个翩翩佳公子。
博士毕业后的三年，高产的三年！他在柏林大学和汉堡大学的三年一共发表了二十五篇论文！包括一本八十年后仍然重印的量子力学教科书，可是……对于这个高速前行的天才这些光荣也已经是陈年往事。二十七岁上，纳粹刚刚抬头而美国也恰好走出了大萧条，维布伦代表普林斯顿去欧洲招兵买马，工资开价是冯·诺伊曼在德国挣的八倍还多。踏进美利坚第一天，他打趣地对同行的匈牙利老乡维格纳(Eugene Wigner, 196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说：“我们该让自己更像美国人。”当即，维格纳改名叫“尤金”(Eugene)，冯·诺伊曼改名叫“约翰”(John)，和稍微熟一点的人就勾肩搭背地说“你们叫我强尼(Johnny)吧。”
强尼，强尼。强尼•冯•诺伊曼就不着痕迹地混进了满大街都是强尼的美利坚大熔炉，还有谁知道他刚出生时那个卑微的匈牙利名“亚诺斯”(Janos) ？还有谁知道他在德国那几年日耳曼化的“约汉纳”(Johann)？ 不过他改了名字，却死活不肯把姓氏里的“冯”去掉。二十几年前他有钱的犹太老爸向行将就木的老皇帝弗朗茨·约瑟夫买了这个贵族称号，于是带着暴发户气息的诺依曼家族就转眼变成了代代相传的贵族冯•诺伊曼，多亏奥匈帝国国库空虚等钱用，否则十足的犹太血统怎么能捐上这个高贵的名头？一到周末冯•诺伊曼肯定请教授们上他宽敞奢侈的大宅喝酒跳舞，宾客盈门杯觥交错， “冯•诺伊曼请客谁不去！”讲出这话，就好象请客做东的是奥匈帝国的某个最尊贵的日耳曼裔公爵。

二、右边的办公室

冯·诺伊曼教授对面的办公室坐着博士生艾伦·图灵。开朗外向的冯•诺伊曼教授和孤僻紧张的图灵没什么闲话好聊，只知道这个总穿一身乱糟糟运动衫的年轻人前几天差点把自己的那部二手福特车倒车进了卡耐基湖。冯•诺伊曼教授横穿大西洋必买头等舱，常年西装革履，每年换一部崭新的凯迪拉克，略略发福，讨厌运动，有一次妻子想让他学滑雪他恼羞成怒甚至以离婚威胁。与他恰恰相反，博士生图灵则在几个月前坐着末等甲板舱从英国漂到美国。他常年一件套头衫，开一部状况堪忧的二手福特，身材瘦削，热爱运动，是跑赢过奥运会选手的马拉松健将。一到周末，他和同学打垒球比赛，分成两个队，“大英帝国队”对决“叛变殖民地队”。

Alan Turing, 1912-1954

刚来普林斯顿那会儿他不是没试过去交朋友，拥抱新生活，可是上个月当一名卡车司机理所当然地把自己油腻腻的手搭在他肩上直呼其名和他侃大山时，堂堂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的毕业生着实为这种粗鲁的风气吓了一跳。别误会了，他不像冯·诺伊曼教授那样公子派头，他爸爸不过是大英帝国驻印度的一个小公务员，可是英伦岛国的教养让他觉得一个陌生人把脏手搭在你他肩上实在有点亲昵过分。他也讨厌陌生人叫他“艾伦”，还是“图灵先生”更妥当些。除了难以适应美国的新环境，图灵先生还有更糟的问题，在那个年代的体面社会里止于手势和眼神的问题：喏，你知道的，他有点那个……就是那个……那个啊……你晓得我在讲什么啊。
数学天才艾伦·图灵先生是个无可救药的同性恋。
这个无可救药的问题是这样开始的：当图灵还在谢伯恩男校 (Sherborne School )读高中，他认识了比自己高一级的克里斯托弗•马尔孔 (Christopher Morcom)。瘦弱的、过于瘦弱的马尔孔，每个学年都因病长期缺课，可他聪明的头脑竟然使他在偶尔上学的几天能补上所有功课，门门考试成绩第一。是这样毫不费力的聪慧吸引了图灵，而当他更接近马尔孔，惊喜地发现他和自己一样，对科学有着自发而浓厚的兴趣。在马尔孔偶尔上学的日子里，他们坐在相邻的座位听课，又一起去图书馆写作业，以便能不断讨论科学问题：马尔孔说如何在家里搭化学实验室研究碘，图灵说如何手算圆周率到小数点后36位，马尔孔说你知不知道薛定谔的量子力学有趣极了，图灵说你知不知道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也有趣极了。他们谈梦想，应该做数学家还是物理学家，如何为科学做出真正的贡献……晚钟响了，他们回各自的宿舍睡觉，又在凌晨爬起来站到阳台上用天文望远镜看星星，并写信把观测结果告诉对方：“我从没见过更好的木星。今夜我看到了五个环，甚至能看清中间那个环上的斑。”“我今夜看到了仙女座，但一会儿就消失了。”那个冬天，毕业班的马尔孔已顺利拿到了剑桥三一学院的奖学金。图灵还有一年毕业，马尔孔鼓励他来年报考剑桥，“因为那里的科学最好，而且我能经常看见你。”这句嘉勉说出口不到一个月，一个晴朗的凌晨，图灵起床看见月亮刚巧经过对楼马尔孔的窗户落下。“今晚的月亮格外美。”他写在记事本上预备第二天告诉马尔孔，他还不知道永远不会有那一天了。那个凌晨，克里斯托弗•马尔孔暴病夭折。
落葬日，时年十七岁的图灵怀着巨大的悲痛写信给马尔孔的母亲：
1930年2月15日
亲爱的马尔孔太太，
我因为克里斯而很难过。一年来我们一起学习，我从来没交过像他那么聪明、迷人、又谦卑的朋友。我和他分享了研究的乐趣还有对天文的热爱（这是他引发的），我想他也是这么觉得的。现在，尽管有一部分乐趣因为他的死而消逝了，即使这一切不再因为他而那么有趣，我也要投入尽可能多的精力到研究上，就象他仍然活着。他会希望我这么做的。我深知你此刻的悲痛。
你忠诚的，
艾伦•图灵
又及：如果你能给我一张克里斯的小照片我将十分感激。我愿以此来缅怀他的榜样和成就，督促我更仔细更优秀。我会思念他的面容，他走在我身边时微笑的模样。幸好我保存着他所有的信。
马尔孔死后一年，图灵的未来决定了，他要去剑桥国王学院学数学，就像给马尔孔太太的信里所承诺的，“以此缅怀他的榜样和成就。”这一年中，无数次对马尔孔的哀思恐怕也让他渐渐明白了比友谊更深的感情。是爱情吗？图灵无法回答，也不屑回答。落葬日那封痛切的信，还有这一年来（以及他的余生）为了纪念马尔孔而突飞猛进的学业都说明了这份感情比爱情更高：他在竭尽所能挽留死者。又有谁会为那么美好的感情而惊慌呢？于是图灵坦然接受了，并在余生从未试图遮掩自己的性取向。

三、希尔伯特的落日

每个清晨和黄昏，图灵习惯一个人沿着河边长跑思考问题。去年夏天，当他还在剑桥国王学院读本科，某次长跑到精疲力竭地躺倒在草地上，斜阳西照，运动让他神思凝聚，他脑中经历了一场风暴，忽然意识到了回答希尔伯特判定问题（Entscheidungsproblem）的办法。他兴奋地一跃而起跑回寝室写下自己的思绪。他的身后，照耀世界数学界三十余年之久的希尔伯特的太阳，终于落山了。
大卫·希尔伯特，那个时代最受尊敬的数学家，凭一己之力使数学走上了更严谨系统的现代之路。1900年，38岁的希尔伯特如一位新任的武林盟主，振臂一呼，四方响应。他在国际数学大会上提出了著名的“二十三个问题”，立即成为了数学界集体奋斗的目标，其中的第八个问题黎曼猜想/哥德巴赫猜想更是成了数学的桂冠。二十八年后，暮年的希尔伯特又提出了三个数理逻辑上的大问题，简单说来这三个问题分别是：1）数学是完备的吗？2）数学是相容的吗？3）数学是可判定的吗？其中的第三问题，即被称作希尔伯特的判定问题。如果说 1900年的二十三个难题洋溢着壮年人的踌躇满志，那么1928年的三个问题已经是一个老人对秩序和条理的向往。希尔伯特十分希望，这三个问题的答案都是肯定的，因为这将使数学建立在完美严谨的逻辑的基石上，作为亘古不变的真理存在。
可惜，这个井井有条的逻辑美梦只做了三年，年轻的奥地利人哥德尔就发表了震惊数学界的哥德尔不完备定理：数学不可能既是完备的又是相容的。这个定理以十分有趣的形式否定了希尔伯特1928年的第一和第二个问题。到1935年夏天，躺在草地上休息的图灵经历了一场头脑风暴，他想到了否定希尔伯特第三个问题的办法：用机器。他想象着一种虚构的“图灵机”，可以从一条无限长的纸带子上的读取命令进行操作，从而模拟人类所可能进行的任何计算过程。图灵证明，我们不能用一个算法来判定一台给定的图灵机是否会停机，所以停机问题是一个无法判定的数学问题，即希尔伯特的第三个命题答案为否。
巧合的是，第二年春天，正当图灵把关于判定问题的论文初稿交给导师纽曼(Max Newman)过目时，大洋彼岸，普林斯顿大学的阿隆佐·邱奇(Alonzo Church)教授——逻辑界数一数二的学者——抢先一步发表了新论文，利用自创的λ演算(lambda calculus)否定了希尔伯特判定问题。看到邱奇如此巧合的论文，导师纽曼顺水推舟写信推荐图灵去做博士生。1936年夏，邱奇的新博士生图灵来到了普林斯顿。
图灵在普林斯顿大学的档案 Firestone Library, Princeton University, June 2012
11月，图灵关于判定问题的论文，即多年后将声名大噪的 On Computable Numbers, with an Application to the Entscheidungsproblem 终于发表，学界反应极其冷淡。12月图灵在普林斯顿数学俱乐部做了关于这篇论文的演讲，听众不足十人。这篇解决了希尔伯特第三个问题的论文为何遭到如此冷遇？有几个原因：其一，哥德尔不完备定理如此有趣奥妙，已经吸引走了学界关于希尔伯特三问题的大部分兴趣；其二，邱奇当年春天的论文已经率先解决了希尔伯特判定问题，虽然图灵的解法天差地别，也比邱奇的解法简洁得多；其三，用“机器”解决数理逻辑问题，实则是此篇论文最闪光的部分，可是过于新颖，不容易被主流学界接受；其四，恐怕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和著名教授邱奇比起来，图灵才初出茅庐。他在家书中愤愤说：“只有名人才会吸引听众。(One should have a reputation if one hopes to be listened to.)”
不，不完全如此。至少还有一个人会认真阅读无名小卒的论文。对门办公室的冯•诺伊曼教授——图灵默默仰慕又羞于开口的偶像——不但认真读过这篇论文，还读过所有期刊上的所有论文。他是一本雄心勃勃的百科全书，任何人的任何知识都逃不出他的法眼。图灵的论文一发表，敏锐的冯•诺伊曼已经嗅到了图灵机广阔的远景，他对朋友说，你该去找我对门的图灵，他那篇论文正好可以做这样那样的事。他慷慨地给朋友建议，自己却没亲自找图灵聊聊。他的注意力在有趣的图灵机上停留了一下，又跳到另一个截然不同却同样有趣的问题上：量子力学、流体力学、博弈论……世上千千万的问题都吸引着冯•诺伊曼，他脑中有千千万要实行的计划——图灵机不过是其中一个。
可是，博士生图灵仍然因为这篇论文而给冯•诺伊曼教授留下了印象，两年后图灵从普林斯顿博士毕业，是冯•诺伊曼教授唯一提出了挽留：年薪一千五百美元聘图灵做自己的助手。对于一个年轻的数学家，能师从传奇般的冯•诺伊曼教授是梦寐以求的机遇， 一千五百美元的薪水也比图灵在英国能找到的教职待遇好得多。图灵拿着冯•诺伊曼的聘书在普林斯顿校园里晃荡，理性使他不得不好好考虑这个千载难逢的肥缺，可是啊——英国人图灵吸吸鼻子，鼻子里呼到的空气有点太粗鄙，清清耳朵，耳朵里听到的英语有点太懒散。他走过哥特式的普林斯顿校礼拜堂，那只是更加宏伟古老的剑桥国王学院礼拜堂蹩脚的复制品。礼拜堂的尖顶插入新泽西州的蓝天白云，英国人图灵却没法欣赏这儿的晴空万里，他的目光越到了大西洋彼岸，那里，纳粹的阴云密布欧洲。
1938年夏，博士毕业的图灵忧心忡忡回到英国剑桥，在数学系做一学期才给十英镑的临时教员，教一门听者寥寥的“数学基础”。他将慢慢攀爬学术的梯子，成为教员、讲师、副教授、教授，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九个月后，意外降临：纳粹的阴云终于骤降成狂风暴雨，德国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

四、Station X. Site Y.

二战的爆发给白金汉郡的布莱切利镇带来了点可喜的新鲜，一万多人连夜从大城市挤火车逃难到这个平庸乏味的小镇，可是不久大部分又挤火车回去了：宁愿被炸弹炸死，也不要在这小地方无聊死。艾伦•图灵却逆着人潮，搬到了这无聊小镇最无聊郊区的一家最最无聊的小旅馆里，每天骑车三英里去镇中心的布莱切利园(Bletchley Park)上一个谁都不知道在瞎搞什么的班，下班回来还自愿给冷冷清清的旅馆酒吧打杂。旅馆老板娘看着这个闲得发慌的小伙直摇头：健健康康的大男人，怎么不去打仗呢？
可是，图灵正在打仗。他的敌人：哑谜。看似死水一潭的布莱切利园，此时已有了军事代号：Station X，保密等级：绝密。这里是英国政府密码学校的驻地，海陆空和军情六处的情报组织各占一隅。几百名工作人员日夜兼程破解德国人的无线电报，为了最大程度保密，大部分职员根本不知道工作的真正目的，除了几个核心解密成员：象棋冠军、填字游戏高手、数学家。二十七岁的图灵很快在这个核心团队里有了绰号：教授(Prof.)。
此时的欧洲上空，无数来自德军的电波正以莫尔斯码的形式穿梭来回。这些莫尔斯码发出前由一种称作“哑谜机”(the Enigma Machine)的加密器加密，在接受方又由同样的“哑谜机”解密。直到二战结束，德军从未怀疑过哑谜机的坚不可摧，所有军种所有级别电报，一律用哑谜机加密，加密电报中放心大胆地沟通了所有军事信息：潜艇位置、军队人数、攻击路线、伤亡报告……
哑谜机
德军的信心源于哑谜机复杂的加密方法。虽然每个军种对商用的哑谜机都略有改进，不过所有哑谜机基本构造相同：键盘、接线板、多个转子、指示灯。当密码操作员在键盘上按下一个字母（比如字母A），电流会通过一个可自行改接的接线板，启动一个或者多个转子转动，同时点亮某个字母指示灯（比如字母L），于是字母A被加密成字母L。哑谜机精巧的设计使得，在下一次按下字母A时，它将被加密成另一个不同的字母（比如字母P）。更巧妙的是，当且仅当发送端和接收端的哑谜机拥有同样的初始设定（同样的接线板、同样的转子排列、同样的转子初始位置），密码L才可以使用接收端的哑谜机还原成A。而对于不知道初始设定的敌方，他们面对的可能情况多达10^114种！
雪上加霜的是，德军每个军种所用的哑谜机略有不同，相对于三个转子的陆军哑谜机，海军五转子的的哑谜机要复杂得多。在布莱切利园只有两个人相信这层层加密状如天书的密码可以被破解：一个是布莱切利园的老大，因为“海军电报必须被破解”，否则被德军潜艇战封锁的英国将坐以待毙；另一个是“教授”图灵，因为“如果海军电报能破解，那实在太好玩了”。
“教授”发现，在加密文件中找规律的本质是重复搜索，而搜索是一种机器可以代替人脑的工作。当时，布莱切利园从曾经研究过哑谜机的波兰数学家那里继承了一种叫“炸弹”(Bombe)的原始解密仪器，每一个“炸弹”模仿一个哑谜机的转子，许多“炸弹”相链接来模拟一种哑谜机的初始设定生成可能的电报。简而言之，这是一种穷举搜寻答案的算法，需要遍历所有可能排列，费时费力。图灵洞察到，只要运用几个简单的事实——比如，一个字母的密码不可能是其本身、原始文本中一些字母（比如s）的出现频率一定高于另一些字母（比如x），一些固定词语（比如“元首”）将高频出现——就能大大改进波兰人的笨法子，来快速寻找最有可能的转子设定。用现在的算法语言来说，他将穷举法改良成了贪心算法。贪心算法改进后的“炸弹”对抗五转子的海军哑谜机大获成功。每次一方发出电报后，接受方过几分钟将发一封短电报表示“收讫”。许多回，电波中还未监测到“收讫”电报，图灵的“炸弹”机已经将密码还原成了原文， 可见“炸弹”的解密速度甚至比预知原始设定的接受方都快！布莱切利园自豪地说，德国人真该问“教授”他们的电报到底讲了什么。
可是，随着战争深入，转子更多的哑谜机不断投入运用，最后竟出现了十二转子的密码机。面对十二转子，即使图灵的“炸弹”都需要十几天时间。战场瞬息万变，布莱切利园亟需更快速的机器。很显然，提高速度的关键在于把机械的“炸弹”机改成更快速的电路装置。1943年，在图灵的鼓励下，布莱切利园工程师Tommy Flowers设计了一台叫作Colossus的巨型机器，在战时充裕的经费支持下很快获准建造。
这就是世界上第一台计算机，电子化、数字化、程序化。它由光学在长条纸带上读取电报原文，经过一千五百个真空管的电路计算，将解密结果输出到电传打字机上。1944年6月1日， 经过完善的Colossus二号机抵达布莱切利园。离诺曼底登陆只有五天。
诺曼底登陆，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唯一方法，毋宁是一场豪赌。盟军三百万主力兵力要从海上和空中登陆易守难攻的诺曼底，很可能伤亡惨重。为了保护兵力，盟军的情报网精心编造了一则假情报透露给敌方，希望德军以为在诺曼底将有一次只是“小规模”的军事转移。而德军能不能上当则唯有通过由Colossus解密的德军电报检验。幸亏快速的电子计算机，解密很顺利，德军的电报显示只有一小支部队被派往诺曼底。更幸运的是，电报还详细说明了军事安排、物资转移、军种调遣，德军手中的牌一览无余。
6月6日凌晨三点，Colossus破解了一条德军自诺曼底刚发出的绝望的电报。天啊，天上怎么来了那么多伞兵。
随着这些伞兵安然降落，二战的转折点到来了。
大西洋的另一边，1943年秋。
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数学教授乌拉姆(Stan Ulam)的办公室里闯进了一个女学生。学期只过了一半，她却要求提前完成期末考试，以便“为战争服务”。她坐在办公室的地板上，答完了教授在信封背面临时写下的几道题，然后消失到谁都不知道哪儿去了。
这几天，乌拉姆身边有许多朋友消失了。在食堂认识的同事、物理教授、自己带的研究生，他们打了个 “为战争服务”的假条，就神秘莫测地走了。乌拉姆心里痒痒，写信给自己朋友中人脉最广的冯•诺伊曼，询问有否能为战争服务的工作，他回信了，说自己忙得很，不如在芝加哥火车站见面——他在那里正好有两个小时的转车时间。乌拉姆在站台见到了风风火火的冯•诺伊曼，以及——他身后的两位保镖，这才意识到他朋友正在忙活的事对大战意义重大。冯•诺伊曼神秘地表示：有一件很重要的项目也许能让乌拉姆帮忙，不过他还不能说是什么事，在哪里，有谁。
几周后，乌拉姆收到了一封政府委派信，要求他去新墨西哥州一个小镇。他从来没听说过这荒僻之地，就去图书馆借新墨西哥州地图册。于是他惊喜地发现，在地图册的借书卡上，整齐地排列着之前消失的所有熟人的名字。他们都消失到了这个闻所未闻之地。
火车在一个荒凉的车站停下，黄沙遍野，峭壁陡崖，像时间尽头一样死寂。这里就是Site Y，刚刚起步的研究项目叫Project Y，保密等级：绝密。战争结束后，前者将称为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Los Alamos National Laboratory)，后者便是鼎鼎大名的曼哈顿计划。在这片萧索瑰丽的沙漠中，聚集了一群活力旺盛的年轻人，平均年龄25岁，第一年，80个新生命诞生。他们的领袖奥本海默38岁，他们的信使冯•诺伊曼39岁。他们的任务：制造摧毁一切活力和生命的超级武器，原子弹。
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边界的标志
四年前，爱因斯坦和西拉德（Leo Szilard）上书美国总统罗斯福：物理学的推进已经使得通过核裂变获得巨大能量指日可待，只要德国人愿意，他们有知识和能力发明这种武器，美国必须赶在纳粹德国之前掌握核技术。随着美国正式参战，核技术的研究越来越紧迫。一个名字被提出来：罗伯特·奥本海默，聪明果敢，当机立断。另一个名字被提出来：约翰•冯•诺伊曼，因为他已经坐镇另外十几个军事项目上，正好能耳听八路，眼观四方。
冯•诺伊曼教授是军方最喜爱的合作人。作为犹太人他对纳粹嫉恶如仇，为了替关在集中营的朋友报仇他渴望和手段强硬的人合作，醉心各种新式武器。作为数学家，他认为只有当数学有应用价值时，数学才能最快速度发展。少时父亲逼迫之下学习的化学工程意外派上了用场，他很容易明白物理学家和化学家的讨论，再用数学的语言解释给数学家听。他最擅长把一项看似庞大无解的任务庖丁解牛，分拆成小零件委派他人，让底下每个人觉得自己拿到的那部分恰好是最擅长的本职。他是天生的领袖和传令官，坐镇导弹研究实验室、美国数学学会战争委员会、国家防御研究委员会……不像大多数被强制定居在洛斯阿拉莫斯的科研者，他进出自由。日理万机的冯•诺伊曼教授哟，他在普林斯顿、波士顿、费城、华盛顿、芝加哥、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阿伯丁兵器试验中心……全美的战时科研进展他一清二楚，人家刚跟他讲了两句，他就能接上来，“某某在芝加哥也做这事。”“哈佛的某某已经搞出来了。”
曼哈顿计划最大的困难不是制造出核裂变反应，而是控制原子弹的威力。爆炸的冲击波将反复震荡叠加，最终的力量难以预测。曼哈顿计划的高度机密性和核试验的昂贵成本使得大规模试验不可能，而人力又难以计算如此多的非线性方程。如何提高计算能力成了当务之急。
事实上，计算能力这个瓶颈也困扰着其他军方科研项目。于是，1943年，当听说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一群工程师为了计算导弹轨道（另一种典型的非线性方程）而开始建造一台名为ENIAC的巨型机器时，冯•诺伊曼立即敏锐地想到：也可以用这机器去计算原子弹冲击波的能量。在他的牵头下，ENIAC建完后第一项测试任务居然不是导弹轨道而成了核弹方程，整个测试将原本几个月的 人力计算缩短到了几天。完成测试他脸色苍白地回到普林斯顿家里倒头睡了十小时，醒来后不吃不喝，久久向妻子吐出一句话：“我们造了一头怪兽。”
怪兽，他指的不是核弹，而是计算机。
看到了ENIAC的广阔前景后，冯•诺伊曼毛遂自荐要做ENIAC的数学顾问，让发明者Presper Eckert和John Mauchly受宠若惊。他们亲自领冯•诺伊曼参观机器，一间两百平米的大房间里，两个工程师指给他看：这里是一万八千根真空管、这里是电源、这里是读卡器、这里是维修站……可是，人家的设计冯•诺伊曼却看得比设计者还清楚，他一回去就写了个105页的报告：“一台计算机的基础组成是：存储器、控制器、运算器、输入输出设备。”至今，世界上的大部分电脑仍在沿用这著名的“冯•诺伊曼结构”。
1945年5月，德国投降，证据显示德国当时的科研进展还未能制造出原子弹。7月，洛斯阿拉莫斯第一颗原子弹试射成功。8月，在新上任的杜鲁门总统的授意下，两颗本为抵御德国人的原子弹投向日本广岛和长崎。9月，日本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1945年7月16日凌晨，第一颗原子弹Trinity在新墨西哥州试射成功。奥本海默看完试射后引用了印度史诗《薄伽梵歌》中的诗句：“我已成为死神，三界的毁灭者 。”

五、MANIAC

在二战的巨大压力下，英美两国独立制造出了最原始的计算机，Colossus和ENIAC。它们惊人的相似：都利用打孔卡输入，都运用真空管计算，都体积庞大，都对二战胜利功勋卓著。二战史学家普遍认为，布莱切利园的工作使欧洲战场缩短了一年半到两年的时间，并直接切断了“沙漠之狐”隆美尔在北非的补给线；而曼哈顿计划则终结了太平洋战场。现在，在这个戏剧性的擂台上，两个核心人物图灵和冯•诺伊曼都决心改进这两台原始机器相似的缺陷：只为专门目的设计，不能储存程序。改进的方向很明显，一如图灵1936年论文所预言的那样，造一台能完成任何目的的图灵通用机。
二战结束了，而冷战的阴影旋即逼近。核威慑成了一扇关不上的门，在间隔重重的美苏关系中，美国很快发现为求自保只能继续扩大核优势。氢弹的研究成为了攻坚关键，而如何提高计算能力又成了重中之重。要造一台好机器！冯•诺伊曼教授对此深信不疑。
在哪里造？就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高等研究院院长面有难色：“我们这儿一直搞纯科学，造这么台大机器有点不像话吧？”“钱哪来？一年十万美金的预算，你得让数学系经费翻三番！”“造了放哪？三间两百平米的大房子，二十四小时引擎折腾，我们这儿可没这样的兵工厂。”鬼精明的冯•诺伊曼笑着对院长说既然这样那就算了，谢谢院长费心，一回头却给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IBM轮番写信：“我有兴趣到你那儿工作。”三所机构喜笑颜开，发出了热烈的聘书。好个冯•诺伊曼，姜太公钓鱼，把哈佛的聘书给芝加哥看，把芝加哥的给IBM看，每个机构衬着别人的价码轮番加价，要是能把鼎鼎大名的冯•诺伊曼请到，送个金屋银屋都值！他胜券在握，把哈佛的天价聘书呈给普林斯顿的同事看，伤感地说自己要辞职，教授们联名写信给院长：“失掉冯•诺伊曼将是普林斯顿的悲剧！”那院长也只能咬咬牙：去造你那台要命的机器吧。
1947年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开始建造的MANIAC计算机在任何意义上都超过了前任ENIAC。ENIAC用了两万个真空管，MANIAC只用了两千个。ENIAC重达三十吨，MANIAC只有一吨。最关键的是，ENIAC不能贮存程序，每个 不同的任务都需要重新排布电线，而MANIAC可以读取由打孔卡上二进制编码的程序，贮存在存储器中。它是世界上第一台真正的全能自动电子计算机，是后世所有计算机的母型。它完成的诸多军方任务中，最惹眼的是一次耗时60昼夜的计算，其结果证明了氢弹制造的可行性。
1952年科学家们在MANIAC前合影。左五为奥本海默，右一为冯•诺伊曼。
1957届校友Joshua Dranoff，日后成为西北大学化工系教授，在五十年代利用MANIAC完成了他化工博士论文，其中设计了一个用计算机模拟实验结果的步骤。他告诉我，每一天机器运行之前有漫长的检修，技术工拿着一箱电线和真空管爬进MANIAC内部逐一更换坏损零件。各个专业的学生等在实验室外叽叽喳喳地排队签到，他们都想尝尝MANIAC的鲜，在论文里时髦地用计算机做个小项目。1958届校友Jerry Porter，日后成为宾夕法尼亚大学数学系教授，是第一个运用MANIAC完成本科毕业论文的学生。他大三大四时还带领一帮同学负责MANIAC的夜班值勤，他们得盯着示波器屏幕，时刻监测MANIAC宝贵的1024比特随机存储器不被烧坏。这个夜班工作激发了他对计算机的兴趣，日后的学术生涯他专注于计算数学领域。
于是乎，在未受战争破坏的美国，由ENIAC掀起的计算机和电子工程科学搞得风生水起，并很快由IBM公司实现了商业运作。到1960年MANIAC光荣退休被捐赠给史密森尼国家博物馆(Smithsonian)时，全美已经拥有了6000台计算机。
在废墟上的英国，博士生图灵的运气远没那么好。二战后，为保护英国情报网，布莱切利园大部分文件资料被焚烧销毁，其余被归为机密档案。胜利的光荣属于海陆空三军，而布莱切利园的工作人员必须对战时工作保持沉默。头号功臣图灵被授予大英帝国官佐勋章（OBE），可即便他的母亲也只是知道，“他做了点了不起的事情。”
图灵被分配到国家物理实验室工作，迫不及待地想要改进Colossus。 他向实验室提交了一份项目申请，详尽地阐明自己将如何建造一台能贮存程序的计算机，事无巨细地列出所有图纸和经费计划。可是，战时布莱切利园的高效和无节制的战争经费已经让位于战后拖拉的官僚作风和经济危机。过目这份申请的负责人没有一个看出这庞然大物的用处，大部分人甚至不相信计算机可以造出来——可笑可叹，与ENIAC的风光截然不同，为情报服务的Colossus对外界是“不存在”的。图灵甚至不能告诉别人，这台他们认为不可能造的机器已经造出来了。
1948年，受够了国家实验室的官僚作风，图灵跳槽到曼彻斯特大学计算实验室 (Computing Labatory)，这里受到美国ENIAC的激励正在建造英国第一台贮存程序式电脑Manchester Mark I。图灵本该大有作为，可是制造这么大一个机器需要和很多人协调，他孤僻的性格很快让同事与之疏远，大部分建议被当作书呆子的意气而姑妄听之。不久，他聊以自慰地发现，造计算机的难点主要是硬件而非数学模型，那还是把琐碎的工程问题留给工程师吧。他呢，他只要能够“想”就行了。想——他开始为一个根本不存在的计算机想一种下象棋的程序。四年后，他会扮演这台虚构的计算机，严格执行自己的程序，和朋友下了一场真正的象棋比赛，每一步耗时半小时。他和朋友下输了，却赢了朋友的妻子一局。对于数学家图灵，即使永远没有计算机的实体，这件事也已经做完了。“想出来”就是“做出来”。

六、咬了一口的苹果

在曼彻斯特大学，图灵的主要工作仍然是在计算学理论上。1950年，他提出了至今仍广泛使用的“图灵试验”(Turing Test)，即让测试者向两个对象——一个为机器一个为自然人——提出一系列问题，如果根据双方的回答，测试者不能辨别孰为机器，则这个机器应被视为有智能的。别有意味的是，图灵在提出这个试验时用了一个精巧的隐喻：假设两个回答者是一男一女，提问方在问出一系列问题后不能判断哪个是女人，则可以认为那个男人也是一个成功的“女人”。
他是在这里影射自己性取向上的差异吗？我们不得而知。可完成论文后没多久，他就在一次散步时结识了十九岁的阿诺德•莫里(Arnold Murray)：水泥匠的儿子、惯偷、小混混。这让人不禁想起当年中产富裕的魏尔伦一见钟情地爱上了十六岁的兰波：一个乡下来的野孩子，境遇的极端不同招至强烈的爱欲。如同魏尔伦和兰波一样，图灵的故事也有一个甜蜜的开头和一个毁灭性的结尾：有一天图灵发现自己家中失窃了，他报了案，窃贼是莫里的朋友。于是经过简单的询问，图灵向警方承认了和莫里之间的关系。
在当时的英国，同性恋被列为“不体面罪”(gross indecency)。他的入室盗窃案非但因此不得到法律保护，他反而被送上法庭受审。法官给出了两种惩罚任他选择：坐牢或者化学阉割。当时一些科学研究认为，同性恋源自过剩的雄性欲望，可以通过注射雌激素来抑制。两害相权，图灵选择了后者，因为这样至少能呆在家里继续做数学。他被持续注射雌激素长达一年，导致胸部发育，变声，阳痿。
1954年6月7日，他在家中咬了一口沾有氰化物的毒苹果自杀。
让图灵生命最后两年处境悲惨并最后导致他服毒自杀的“不体面罪”，他当时是极其天真地就在警方面前承认了。他不但口头承认了，还兴冲冲手写了五页花体字的供述。读过这五页纸的警察认为 “像散文一样流畅”(a flowing style, almost like prose)、“虽然有些措词太难读不懂”(beyond them in some of its phraseology)、“他真以为他在做正确的事”(he really believed he was doing the right thing) 。图灵事后告诉朋友，他之所以这么坦白是因为他以为同性恋很快就要合法了，一切都可以摊在台面上谈。
图灵惨死后六十年过去了，这一切还远不能摊在台面上谈，同性恋行为在大部分国家仍受到广泛争议，虽然尊重和合法的呼声在青年一代中越来越高。2009年，英国首相布朗在一份几千人签名请愿书下向这位计算机之父和二战英雄做了官方道歉：“我们很抱歉。你本该被更好对待。(We are sorry. You deserved so much better.)”
为纪念图灵百年诞辰，2012年英国发行了一张图灵邮票。
1957年，五十三岁的冯•诺伊曼因骨癌病逝，癌变原因很有可能源自曼哈顿计划的核辐射。军方代表守在他的病床前，以防他在药物作用下泄漏军事机密。生命最后的日子，这个数学天才连简单的加减法都不能做了，却还逐字背诵幼年读过的《浮士德》 给探望的亲友解闷。浮士德，与魔鬼订约而遍历人间百态的大学者，这不正是冯•诺伊曼的一生？
冯•诺伊曼去世后，一切都不同了。曾经那么容易实现的事情，现在却困难重重。继任者们不明白，他到底是怎么搞来那么多钱？怎么招到那么聪明的人？“而且，说到底，我们为什么非得造一台机器呢？”冯•诺伊曼手下忠心耿耿的工程师们还梦想着造一台更好的MANIAC，用晶体管造，稳定性比真空管好得多……可是，这一台机器永远没造。源泉死了，源源不断的活力和创造便停歇了。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退出了计算机科学最令人激动的发迹史。接下来，将是IBM和MIT的天下。

七、“告诉他们，我度过了极好的一生。”

回到1939年，大战之前的最后一个学期。
1939年2月13日，剑桥哲学系教授维特根斯坦走进“数学基础”课教室，失望地发现他的学生图灵今天缺席了，于是对班上宣布，因为图灵缺席，“今天的课只是参考性的”——要知道这门课的要旨就是听维特根斯坦和图灵吵架！这位27岁的年轻人刚从普林斯顿大学博士毕业，正在剑桥数学系以临时教员的身份教授一门同样叫作“数学基础”同样听者寥寥的课，不过维特根斯坦的课是关于“数学本质是什么”这个哲学问题，而图灵的课是关于“奠定数学基础的公理是哪些”这个数学问题。在维特根斯坦的课上，他喜欢把所有对数学基础的攻击倾数射向图灵，而图灵也很喜欢针锋相对地反击。两人激烈地争吵，而后发现自己对彼此领域的理解前进了一点。在这个常年一身运动衫、又紧张又内向的年轻人身上，维特根斯坦看到了三十年前的自己：除了思考最基本的问题，这世上没有其他事要做。三十年前，出生于欧洲最富有家族的维特根斯坦也是同样不修边幅地站在逻辑学家罗素面前，他急于从罗素口中知道自己有没有严肃思考最基本问题的才能：如果没有，他就预备去自杀。
而今天，这个与自己惊人相似的年轻人图灵没有来上课 。图灵正骑着掉链子的自行车去“钟屋”(Clock House)——他心爱的克里斯托弗•马尔孔生前最常去的教区教堂。今天是马尔孔去世九年的祭日，马尔孔的父母决定以儿子的名义为教堂捐赠一个小礼拜堂。图灵坐在礼拜堂里参加捐赠仪式，对面的彩色玻璃窗上绘有圣徒克里斯托弗的事迹。亡友死后，彻底的无神论者图灵已经几十次来到这座教堂缅怀十七岁的夜晚，他和他从图书馆回宿舍一路上所谈论的雄心壮志：如何为科学做出真正的贡献。现在，完成了剑桥和普林斯顿的学业，这个雄心已经变得更加具体。他的脑中已经看到了一部精巧的机器，一部能完成所有“可能完成的”任务的机器。这不再仅仅是一台机器，也是对马尔孔的交代。
多年之后，冯•诺伊曼教授会向美国政府保证，世上只需要十五台这样的机器，全部由像自己一样聪明的科学家操作，用以计算最重要的问题：弹道曲线、核反应方程、天文观测。而图灵的愿景在更深的地方：钻研过希尔伯特1928年三个问题的博士生图灵伤感地意识到，数学是不完美的，逻辑是不完美的，哲学是不完美的。即使在最抽象最笼统的意义上，我们仍然永远活在一个不完美的世界里，在这摇晃的地基上我们永远造不出任何完美的事物。我们必须不断修葺改造，在每一次稳固地基的同时试图变得更好。
如果一台完美的机器是不可能的，那么能否造出一台不完美但是像孩童一样不断成长的机器呢？于是，图灵梦想着他的图灵机，那是一种可以不断读取自身修改自身的机器，在许多次失败的尝试后能学习到成功的诀窍。图灵梦想着许多图灵机连接在一起，一台提出问题，许多台都可以回答。可以是任何问题：从弹道曲线到老奶奶的购物清单到家庭旅行的地图路线。可以由任何人操作：从最聪明的科学家到小学肄业生，因为每台图灵机提供答案将经过更多的图灵机甄选。
我们知道，冯•诺伊曼关于世界只需要十五台计算机的断言错了。世界沿着图灵的梦想延展下去，一个扁平的千姿百态的世界。我们知道，图灵的梦想已经那么熟稔地被今天的人类挂在嘴边：互联网、人工智能。
回到1937年，文章一开头描绘的那个早晨。
34岁的犹太裔教授冯•诺伊曼是家财万贯的公子哥，不过他一定是公子哥中最勤奋的一个。他每天五点起床，昨夜他派对宴请的朋友还一个个倒在沙发上打呼噜，他已经在书房里沙沙写了几页论文。九点开早饭，他停止工作走出书房，和留宿的朋友谈笑风生邀请他们下次再来。十点，他的凯迪拉克已经稳稳当当地停在帕尔玛物理实验室前面，他一身标志性的西装地走向相邻的数学楼，继续写论文。
此时25岁的同性恋博士生图灵也已经穿着标志性的破运动衣沿着学校树林跑完了半程马拉松。他在树林里看到了几只英国见不着的颜色鲜艳的青蛙，几朵庞大的蘑菇，暗自好笑了一会儿。他到帕尔玛物理实验室捣鼓了一下自己的业余爱好——制造一台能做乘法的机器——然后穿过天桥走进数学楼，向办公室对门的冯•诺伊曼尴尬地打个照面，继续研究λ演算和图灵机。
那时候，普林斯顿大学的数学楼和物理楼有一座天桥相连。爱因斯坦教授精神很好，每天穿梭天桥许多次在数学和物理之间来回奔跑。那是一个离我们遥远的伟大的科学年代，基础学科之间有许多天桥和地道相通，科学家从一个学科开始挖凿，最后挖到另一个学科的金矿。希尔伯特在世纪之初的著名演讲为几十年内的数学突飞猛进提供了指路牌，爱因斯坦1915年的广义相对论带来了一个崭新的宇宙观，一个个新化学元素接踵而至犹如上天的惊喜。集合论不过半个世纪，拓扑学才三十几年，量子力学二十年……在这个幸福的基础科学的时代，犹太人冯•诺伊曼和同性恋图灵坐在面对面的办公室里，这两种备受歧视的身份将困扰他们一生，可是此时，他们心无旁骛只有一个愿望：做一个数学家、数学家、数学家。
幸福的数学家。

多年前我大一的时候，有一门全系公选课叫“信息技术导论”，每一节课讲一个计算机领域的专题，其中一个讲人工智能的专题里，提到了图灵测试。随后我们又知道了计算机领域没有诺贝尔奖，最牛逼的奖项是“图灵奖”。我对这个充满了整个领域的名字产生了好奇，从图书馆里借来一本介绍图灵生平的书，看完之后被这人充满传奇的人生震撼到了……简直就是年度，不对，是二十世纪难得一见的狗血大戏好吗！
这一出狗血大戏终于被搬上了大银幕，而且是由演出过霍金福尔摩斯阿桑奇，开创了“脸的长度决定智商高度”的卷福扮演图灵。作为角色粉+演员粉，我期待了大半年终于等到电影上映，打着鸡血刷完后发现——
呃，除了我全程在花痴卷福之外，这部电影的剧情，还是不错的。只是好像，图灵这个角色有点OOC，和我之前读到的传记（没错，这电影是根据同一本传记改编过来的啊）画风不一样啊！
艾伦•图灵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出身公学，毕业于剑桥国王学院，接受的是腐国传统的精英知识分子教育，从一个方面来说，他一直身在一个被保护得很好的、只要有科研问题就可以开开心心地活下去的环境里。图灵年轻时害羞而敏感，不善于用语言表达自己的感情，长开了之后也并不了解人情世故，不懂得使用政治手段达到目的。卷福的图灵，给人们呈现的也是这样一种形象。他埋头工作，不能理解同事们叫他吃饭的意图；他坚持自己的破译方式，手忙脚乱地跟前来视察的军队领导解释（这一段超级可爱）。他甚至连跟妹子求婚都不懂得好好说话……
但是另一方面，现实中的艾伦•图灵，还有这呆萌和毒舌这两项技能……他大概就属于永远不懂得读空气，总是有话直说的那种人。这反而让他赢得了同辈和晚辈的喜爱，他在布莱切利庄园的时候总有一群脑残粉围着。
和电影里对于同性恋身份的怀疑和纠结相反，图灵其实……从来都没掩饰过自己的取向，聊天的时候简直是找到机会就跟同事出柜。当然技术宅们不认同他的取向，却最终还是接受了他。
图灵平时喜欢穿睡衣外面套上运动夹克，而不是电影里那么凸显身材的西装（还好电影选了西装，可以舔舔舔）。正式场合下，他会穿……正装夹克。
图灵喜欢骑自行车和长跑，还差点代表英国参加奥运会呢。所以卷福才会在电影里跑跑跑个不停。而他喜欢长跑的原因呢，是为了纾解没有人和他约的压力（正经脸）。
图灵还有花粉过敏这种有点萌的属性，以至于周围人对他戴着防毒面具上班都见怪不怪。话说我真的好期待卷福眼泪汪汪花粉过敏的样子，或者是防毒面具脸啊！可惜电影里没用这个梗，只在图灵最后跟警探问答时有一句“我花粉过敏”的台词。
图灵还能一口气喝下一品脱的啤酒。看到这里是不是想起了叉男初恋里的X教授！没错最初我对图灵的脑补就是他那样的啊！
图灵还是个写小黄文的大手，这是真的。在他因为同志身份暴露，被警察调查时，警察要求他写陈述报告，他……洋洋洒洒写了五页纸，文辞优美语句流畅，详细生动地描述了他和他当时的情人的关系，警察们都震惊了，没想到这人这么直截了当。
电影里对图灵的同性感情线处理得很含蓄，只提到了他那早早夭折的初恋。没错，克里斯多夫同学是图灵心中永远的白月光，但在这个竹马战不过天降的年代，早早退场的竹马更加……只能出现在记忆里了。其实！图灵在大学里就有了新的恋情啊！还不止一次！剑桥这种地方你懂的，男人们对身体交流蛮放得开。只是图灵似乎是那种把身体和精神交流分得很开的人……这好像也是当时社会里主流的家庭观，性和爱是两回事什么的。图灵有个几乎是克里斯多夫的替身的好基友，两人的友谊从大学一直维持到一起去普林斯顿读博士，但是某次阴差阳错睡在同一张床上时，图灵试图推倒基友未遂，于是这段关系就变成纯友谊了。图灵成名后，还资助过一个正太上学，养成了人家好几年之后正太说叔叔我们不约，图灵又只好退回到一个资助人的位置上了。他还和一位19岁的少年维持过短暂的关系，可惜这段关系最终暴露，也使得图灵的取向被警察发现，而导致了他必须接受激素治疗（可恶的化学阉割）。他的情路……还真每一段都可以脑补出两万字的狗血文啊……
至于在电影里存在感超级高，让人看演员表就怀疑“基佬传记怎么还能有女主角”的，凯拉•奈特莉饰演的琼•克拉克小姐，她确实是图灵唯一一个求过婚的女人。但是！真实的故事比电影里更萌啊！他们并不是在布莱切利庄园才认识的，而是大学就见过面，勉强算是青梅竹马的关系生生被掰成了天降，让我这种幼驯染爱好者好心塞。克拉克也并不像电影里演的那样，害怕伤风败俗而只能在家偷偷工作（虽然她父母确实都是研究神学的），而是真的作为唯一的一名女性，和图灵的小组一起在8号营房一起破译Enigma。电影的改编，让我觉得导演是真的不了解基佬……有哪个基佬会对一个第一次见面的女人这么感兴趣，还做半夜爬窗去妹子家这种这么少女漫画的事（虽然电影解释是为了工作），还为了担心妹子的安全而隐瞒俄罗斯特工的事情。卷福演得无比直，他演福尔摩斯都基得无法直视，但是演图灵有一种微妙的直男气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啦。
这还不是电影里最奇葩的改编——电影里，图灵隐瞒了同性恋的取向，向克拉克求婚，直到分手时才说明。这不是妥妥的渣男是什么！而事实是，图灵对克拉克求婚，很大程度上也是基于当时社会对婚姻的认识：婚姻伴侣不是首先作为性伴侣存在，而更多的是一个“维持家庭的另一半”。所以他求婚的第二天就跟克拉克出柜了，真是有勇气的男人……现在有哪个骗婚基佬敢向老婆出柜啊。而克拉克却没有退却，因为他们双方都觉得，除了身体上不合拍之外，他们的精神世界还是蛮和谐的。这段关系维持了六个月才结束，也是和平分手，他们还是好朋友啦。
要说电影里有没有可以挖掘的基情，应该还是有，马修•古德饰演的国际象棋冠军休•亚历山大，一开始就特别傲娇地跟图灵针锋相对，随后才（转折生硬地）把图灵当成了好朋友，真是好标准的少年漫画里男二号对男主角的态度啊。这两人在现实中也特别萌，图灵刚到布莱切利庄园时，迎接他的就是亚历山大，图灵对他的第一印象特别好。他自己是个社交障碍死宅，而亚历山大和克里斯多夫一样，也是聪明又懂得和人打交道的那一种，于是图灵又很自然地在社交方面对人家各种依赖了。这就是所谓的，“之后爱的每个人都带着初恋的影子”嘛（不对！！）。虽然图灵是破译Enigma的主力，但是这个小团队的领导是亚历山大，因为他更懂得如何和军人们打交道。
电影里有一点遗憾，就是仅用一行字就带过图灵充满悲剧（以及一些浪漫色彩）的死亡。这是个大家都知道的故事，图灵吃了沾有氰化物的苹果，死在家中，只留下咬了一半的苹果。值得一提的是，在图灵年轻时看到《白雪公主与七个小矮人》的演出时，曾公开表示喜欢巫婆与毒苹果的句子。一生追求完美的图灵，也许是想在自己被激素治疗侵蚀之前，用自己喜欢的方式结束这一生吧。虽然有点不厚道，我真的挺想看这样一个场景被搬上银幕，超级天才美丽的，平静如同沉睡一般的结局。可惜导演……你为啥不拍这一段。
另一点遗憾，就是在图灵牛逼闪闪的科学贡献，电影只取了最热血的“破解谜机”这一点。其实图灵还有很多其他成就啊！限于篇幅，电影里把好些东西都扔到台词或者细节里了。图灵最出名的，是提出了现代计算机的理论模型，用有限状态机来描述一个可以自我学习的机器。这个机器最早出现在他24岁那年一篇论文的脚注中。他还提出了著名的“图灵测试”，作为一台机器是否具有智能的标准。在电影里，这些都体现在他与调查他的警探的对话中了，他们现场表演了一次图灵测试。图灵去世前几年一直在研究小菊花，呃，是真的菊花，为了研究植物形态里的斐波那契数列。在影片开头，图灵凌乱不堪的公寓里那些复杂的图案，看样子就像是这方面的图。他还和计算机之父（或者之母？取决于攻受）冯•诺伊曼勾搭过，对诺伊曼日后的研究产生了影响。图灵和做信息论的香农也有一腿，之后图灵在贝尔实验室做语音加密，那个系统不能说有多成功，但确实是当时的第一个尝试。图灵还在连鸡都没有的时候就先下了蛋（不对），在连计算机都没有的时候，就写了国际象棋的计算机程序……他的任何一项成绩，都足够我等战五渣仰望一辈子。
说了这么多，如果要客观评价这一部电影，我只能说，它只刻画了图灵波澜起伏的人生中，短短的一小段；也只展现了图灵人格中的一个方面。它能让更多连“图灵”这个名字都没听过的人了解这位伟大的科学家，知道正是他的工作让二战提前结束了好几年。另一方面，图灵的其他科学成就，他性格里果敢、直率的一面，他那狗血淋漓的感情生活，只能在原著传记里找。所以大家快去读传记啊！真是又燃又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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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很多小伙伴因为电影的缘故，想要去读原作传记，真是太好了 XD 与其逐一回复豆油，不如在这边就把书名和链接放出来给大家吧：
中文版戳这里：http://book.douban.com/subject/11541213/
《艾伦·图灵传》，作者：安德鲁霍奇斯，译者：孙天齐，出版社：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英文版戳这里：http://www.amazon.com/Alan-Turing-Enigma-Inspired-Imitation/dp/069116472X/ref=tmm_pap_title_0
《Alan Turing: The Enigma》 by Andrew Hodges.

先分享一些电影背后的小八卦（随手直译自IMDB，包含剧透）


1.丘吉尔认为阿兰图灵对于赢得战争做出的贡献比任何人都多。

2.Cumberbatch坦白自己在拍摄电影最后的几场戏时哭得停不下来，并经历了一场崩溃。他说那是“作为一个演员或一个人无可救药爱上了这个角色，想着他都承受了怎样的痛苦，而那又怎么损毁了他。”（quote）

3. 这部电影的剧本荣登2011年度Black List的“尚未采用的好莱坞剧本最佳”。( best un-produced Hollywood scripts of 2011。这个Black List我一开始不知道是啥，后来看最近一次BC采访才知道那是一个分享剧本的业内平台。很多后来成功的电影剧本都来源于此。）

4. The Weinstein Company为了这部电影花了破纪录的7百万美元，史上最高价格的欧洲电影市场的分销权。

5. Benedict Cumberbatch 与 Alan Turing在现实生活中有真实的牵系。 据家族史站点Ancestry研究表明，他们俩是十七代表亲，是可追溯到14世纪。从两人各自的父系研究来看，他们均被认为与John Beaufort （第一位Somerset伯爵）沾亲。

6.图灵最早计划由Leonardo DiCaprio扮演。

7.电影里，在图灵的订婚宴上跳舞的其中一人是图灵本人的远亲。

8.电影的主要场景拍摄完成于2013年的11月11日，恰逢英国的烈士阵亡纪念日。（我一直以为那天应该是11月5日篝火节啊…完全混了）

9. 电影于今年11月14日在英国上映，在1940年的同一天，考文垂被德国纳粹空军以闪电战袭击。有一个久远的传言，认为这次偷袭计划其实早已被布莱切利公园的密码破译者发现，但无人采取行动。因为英国政府担心会被人察觉他们已经破解了Enigma。这件事在SHERLOCK S201里夏洛克提到过。（就是所谓的“考文垂事件”，当然夏洛克这个死孩子把麦哥的大计给搅黄了）

10. 电影里我们看到的图灵机器 'Christopher'是基于原始机的复制品建造的。复制品现在被摆放在布莱切利公园博物馆里。 Maria Djurkovic （估计是道具师？）承认，为了电影效果，他被造的更大了些，也特意暴露出了更多的内部机械装置。

11. 其中一个闪击伦敦的场景不得不在周日进行，因为英国法律规定电影拍摄只能有限地封闭路段。（每周日伦敦市内都有各种路段由于各种理由被封闭…）美工部那天乱成了一团，因为大家在最后一刻猛然意识到他们谁也没预定碎石。

12. Desplat在三周内完成了曲谱。他与伦敦交响乐团在Abbey Road工作室里完成了电影配乐的录制与编排工作。

13. Google赞助了电影在纽约的首映，在2014年11月23日组织了一场名为“破译挑战”的比赛。这是一场靠技能取胜的赛事，挑战者必须破解谷歌提供的密码，奖项颁发给成功破解并提交最快的人。

14. （我最喜欢这条）2014年11月27日，电影北美院线上映之前，纽约时报重印了英国“每日电讯报”于1942年刊登的原版填字游戏，当时它用于招募二战期间去布莱切利公园工作的密码破译员。完整填出的参赛者可以把它们的答卷发邮件抽奖，奖品是伦敦的双人旅行，还包含布莱切利公园实地之旅。

15. Benedict Cumberbatch的演员父亲，Timothy Carlton，在1953到1958年期间是一名阿兰图灵当年学校里的学生。

16. 为了演图灵，Cumberbatch自己要求戴了假牙。并没有其他人要求他这样做。

17. Keira Knightley (Joan Clarke)和Benedit Cumberbatch (Alan Turing)在现实生活中是好友。马修古迪 (Hugh Alexander) 已经和Cumberbatch当了15年的朋友了。

18. Mark Strong在2009年小罗伯特唐尼版的“大侦探福尔摩斯”电影里演大反派Lord Blackwood，Benedict Cumberbatch在2010年的艾美奖剧集神探夏洛克里扮演SHERLOCK。

19. 2014年11月8日，The Weinstein Company 与数码天空（Digital Sky）科技的亿万富翁Yuri Milner，脸书CEO马克·扎克伯格联合承办了一次这部电影的私人放映会。放映在加州的Los Altos Hills进行。参加者包括硅谷的数位高层，如脸书COO Sheryl Sandberg, Linkedin的Reid Hoffman，Google联合创始人Sergey Brin，Airbnb的Nathan Blecharczyk和Theranos创始人Elizabeth Holmes等。

20. 这是挪威导演Morten Tyldum英语电影的处女秀。

21. Catherine, 剑桥公爵夫人（凯特王妃）的外祖母曾经在布莱切利公园工作过，正如阿兰图灵和他的团队一样。

22. 在评价这部电影时，纽约时报曾这么写过：
电影“The Imitation Game" 评级PG-13 (强烈建议家长指导)。内容含不当的性（。。。）, 灾难性暴力，以及高等数学。（最后这条笑死）大多数为提及而非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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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tterham Court Rd Odeon。在伦敦初冬里的一个午后看了这部片子，又惊喜又难受。其实传记体裁不太吸引我的注意，加上又是政治正确片。我甚至都想不起来到底是怎么就决定去看它的，大概是奔乱生活里匆忙抓住的一次逃避。可如今，每每回想这电影都让我泪流不止。

这份难以平静的心悸与interstellar带给我的泪不同，后者更“即刻”，更顺其自然；前者则有隐约阵痛徘徊不去。我眼前浮现的画面——似乎有些草率，不负责任似的——不是他多么天才，如何立功；或是战争的经过，防空洞或深深海底每一分钟发生的残忍；也不是解码的神奇，艰辛过程，令人沮丧的一再失败…是他干涸的嘴唇，惊慌的眼神，苍白的手指——执卷破译的，拿起圣经的，接上机器插头的，面对最后的填字游戏的…写下“我爱你”的。

在帅气同伴，霸道上司和满世界的怀疑面前，他总是让人担心地笨手笨脚，几乎是愚钝的倨傲，面对恶意、诡计与暴力几乎是软弱的毫无办法；同时他又善良又勇敢，他去保护，保护Joan，保护他的Christopher。他以他的柔软表达着坚强和执拗。世界如此艰难，他只专注于眼前笔下的小小密码。正如当年他坐在剑桥的树荫下对他的Christopher说，我只想弄明白别人是什么意思。

我一直没仔细想过BC的表演，对我来说夏洛克的魅力是剧组的杰作，不是他一人的神演技；阿桑奇诡异，可汗纯属玩票。这一次则不同。它并非如我想象般，是“目标奥斯卡”式的煽情、刻意、或用力过度，也不是“怪人专业户”式的力图标新立异，而是压抑的，同时又自然，让人只能担心的望着他，等着他，不知怎么办好。我几乎完全忘了这个演员是谁，忘了我有多爱他演的那个侦探，忘了他现在已经是个极速逼近可怖的主流娱乐圈的巨星，我也完全忘了我想像中阿兰图灵的官方样。

红色的电线连接着巨大的黑色金属，嗡鸣，或沉寂。多年后的Joan说，你不需要独自一人面对。Alan说，我不是独自一人，我从来不是。再也做不出填字游戏的他一边被Joan拉扯着一边呜咽着说，他们会把Christopher从我身边夺走，他们不能。他们不能。他一塌糊涂泣不成声。我也泣不成声。

那场哭戏真的钻进了我的心。我觉得他一直牢牢抓着手中已经烟消云散的。他的少年留下那句dearest friend消失了，他的成果被一场火烧了，他的自我被世人多年来纠缠蹂躏。让我最疼最疼的就是那份绝望。

忘不了他关上灯，一歪一歪地走近黑暗中的Christopher，他的记忆，他的珍宝，他的自我。即使是对人物历史一无所知的我也一下明白这是他就要对这世界做出告别。火光跳跃，一切成灰。电影在他脸上淡淡的笑容中落下帷幕。“传记片必备总结字幕”固然煞风景，但也无法阻止我爱上这结尾。因为它克制，温柔，不做作。因为这结局本身就是无法言说的。

另一个亮点是电影的音乐。（豆瓣已有：http://music.douban.com/subject/26209376/）我不了解这位DESPLAT，他同时编写音乐的哥斯拉对我来说简直是场噩梦；可他给这片的配乐稳当，动情，波澜四起又行云隽永，好听极了。（虽说我也很喜欢寂寞哥的新作…）（很久以后我才发现这位Desplat还撰写了我最爱的会客厅杀戮和裘皮维纳斯。。我太土了。无地自容。）


最后想说，整部片子我最喜欢的一幕其实是不太引人注意的短短几秒。Joan进了仓库，灿烂的阳光从她背后溢出，斑驳摇晃。她稍微愣了愣，让门就这样开着，走向了他和他的Christopher。不知怎么，我觉得这一幕温暖又让人安心。我希望它就此定格，在一整个令人扼腕的真实里，在如今世人对他的庞大追忆里，在英国后来对他荒谬的“Pardon”里，作为一块真空，一滴小小的，不受打扰的凝结，与世隔绝地幸福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