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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男人是爸爸，他从来都没有掩盖过他的复杂：博学而有魅力、自私而粗暴……他不是那个我伤心的时候说可以靠靠肩膀的人；他是那个我还听不懂的时候，就告诉我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女人一定要懂得妥协……从心理学上，我想分析自己，分析他是否投下了巨大阴影？这个想法很要命，因此我从不美化男人和男权下的一切，这个更该死，我心底里越来越像个暴徒了。因为已经很坚强了，再也不想象了……从没有住过城堡，从不信有王子，从来都不是公主，说来可笑，我没有成为摇滚青年简直是个奇迹。我这样的故事其实很多。
爸爸在我的童年其实没有做错任何事，他只是过于诚实，而诚实是最粗暴的品质——我借口他偷走了梦想而恼羞成怒，这显然是我自己的肤浅，和无法治愈的脆弱。
今天看了《野蛮人入侵》居然将我触动得如此坦白，写的评论也不成样子。

米兰昆德拉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写道：对希特勒的仇恨终于淡薄消解，这暴露了一个世界道德上深刻的堕落。我想，他所意指的绝不仅仅是纳粹，甚至主要不是纳粹，而是制造了无数流放、杀害和对主权国家的粗暴践踏的前苏联。与此对应的是我的导师王先生的一句话：纳粹作为对英美原则的最后一次浪漫主义的抵抗，其最终失败之后，资本主义自由市场从此实现了全球的统治。我不是说因为王先生没有父兄在纳粹铁蹄之下丧生，因此他才能有足够置身事外的心态来这般谈论过去的历史，这样的谈论似乎对纳粹不无赞美，不，不是这样。其实王先生同米兰昆德拉所要表达的，无论是对纳粹的控诉还是看似赞美的感叹，其实是几近相同的意思。那就是：一方面我们不得不面对历史车轮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滚滚推进，一方面我们诚然不会怀疑——有一种价值或者理想在文明演进的同时无可挽回地逝去了。
而这种与文明演进相对抗的理想或者说价值尺度，通常就被称为野蛮。

也许911事件表明，英美原则尚未完全实现它的统治，但是，正如《野蛮人入侵》中莱米教授所说的，不用说二次世界大战，就算是相比起发生同样发生在美洲的种族灭绝来说，911事件也实在算不得什么，尽管是一样鲜活的生命，可是这个可怜的伤亡数字只会比对希特勒的仇恨消逝得更快。可是正是在这样一个前提之下，导演Denys Arcand却作出了一次不能忽视的努力，一次力图想要挽留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缅怀什么的努力。

商业成功的儿子塞巴斯蒂安无疑是文明世界的代言人，他的月薪要超过其父的年薪，并且比他有钱更重要的是，他深谙钱的法则，他能够用他的钱去换得他所要的那些东西。在《野蛮人入侵》一剧的前半部里，我们清楚地看到他如何按照他的原则（钱的原则）成功地实现了其他人做不到的事情：为他的父亲争取了高级的病房、解除痛苦的海洛因、高科技的医疗手段，也为自己找回了笔记本电脑，等等，甚至，他用钱收买父亲的学生的人情，以使得父亲获得慰藉。看上去真的如同我的一位朋友看完所感叹的：有钱就是好！的确，即便是面对欧洲傲慢的法兰西人塞巴斯蒂安的原则还是毫无例外地奏效，如此说来，他毫无疑问是成功的。
可是，我们不要忘记了，纵然他所有的行为都是按照金钱法则运作的，他所有行为的目的却正是金钱法则的反面——人与人之间的温情。诚然身患绝症的莱米教授是顽固不化的，他在奉行他的做人原则的时候十分地迂腐，可是他的儿子却丝毫不顽固，对父亲尽孝和对世俗世界行贿二者并行不悖，这一点表明塞巴斯蒂安并不曾背弃父亲的原则，只是，按照通常的话说，他比较识时务，或者刻薄一点地说：比较现实主义一些。
但是，塞巴斯蒂安并非自己很明了这一点，他也许本来是在理智上拒绝承认这一点的。他觉得他有自己的原则，而对此他的父亲是一无所知的。在片中他无时无刻不在打手机，虽然不是一种炫耀，但却毫无疑义地伸张着自己的原则：效率是资本的内在要求，一个电话，那就是上百万的生意。在救护车里，时日无多的父亲就这样望着儿子，儿子也望了望父亲，神情微妙，但是他不曾停止打手机，为什么要停止呢？在影片的开头，儿子看不到其中的理由。由此可见当笔记本电脑丢失后儿子同父亲的争吵也就可想而知了——儿子本来是用这种高科技手段来让父亲见到他远方的女儿，这在儿子看来诚然是一种照顾，而父亲却对笔记本电脑的被窃毫不挂怀。这令我想起王先生的另一句话，他说当有人看到他打手机，就取笑说你享用着现代文明的成果，却还要一个劲地批判现代文明。剧中亦然，父亲的几乎一切待遇，全都是儿子的金钱堆砌出来的，可是父亲却要蔑视给他带来福利的金钱。这难道不可笑么？
这的确不可笑。有一次我去朋友家作客，由于相距甚远，而由于时间过晚而错过了末班公车，我若是坚持要回家就必须付出我所承受不起高昂的出租车费。于是朋友开玩笑说：知道钱的好处了吧？若是你足够有钱，你可以在任何时间来去自由，这表明为了你的朋友（朋友是你的原则）钱也是好东西，你就不要批判了吧。这样玩笑般的责难只有貌似无可辩驳的道理，其实是不经一驳的。我这样回答他：你说我为什么要叫出租车回家呢？为了速度，只能是为了速度，而速度意味着效率（因为我们明天都必须更有效率的工作）。由此可见，这乃是资本原则所规定的。为了见朋友我非要追求速度吗？这只要让我们看看古人是怎么做的就知道了。在那些流传千古的诗句中我们不难发现，李白或是别的谁，若是要探望他的朋友，他从三个月前就开始上路，一路跋山涉水（顺便留下了无数诗篇），一路抒发着想念的心情、等待的焦灼以及即将见到的期盼等等，然后三个月后，他到了，可是朋友在吗？对不起，古代通讯不便，朋友碰巧还外出了！于是诗人在别人门后留字一首（那时候管这叫风雅，没有七不规范束缚，也不需要交罚款），名曰寻人不遇，满怀惆怅地又花三个月回老家去了……还有一位老兄更绝，他就在快到的时候忽然掉头走了，说是乘兴而来，兴尽而返。这要是搁在现在，绝非是境界高，而是脑压高的结果吧？
米兰昆德拉在《慢》中发问道：为什么高速公路上到处是如猎鹰窥探猎物一般等待超车机会的车辆呢？他们急急忙忙地到底要干什么？那些史诗中游手好闲的好汉们都到哪里去了？而伯爵夫人为了一夜风流需要设计那么多繁复的调情过程，可是现代人却只知道迫不及待地叫喊：来吧！来上我吧！直奔主题吧！……
所以就让我们承认吧，迫使我遵从资本原则的通常是资本原则本身，只有在医疗和教育等这些关系到终极关怀的事业上，尚且还存留着一点点的人味。
回到影片来。不久，当儿子尚未开始赞同父亲，父亲首先开始注视儿子了。这不奇怪，父亲始终关注儿子，他同儿子的对抗源自这种关注本身，而非其它。因而当父亲感受到儿子的孝心，他不难抬头看见儿子的优越，这同许多的父亲并无不同。同样是在救护车上，有一次莱米教授在塞巴斯蒂安挂了手机之后不无疑惑地问：你到底在做些什么？儿子用通俗易懂的方式回答了父亲的问题，于是父亲接着问：那么你很在行罗？儿子挺起胸膛回答说：足够在行。父亲闻言哈哈大笑了。这段简单的父子对话，若是你不留心细想，也许真的会仅仅以为是父亲向儿子妥协了，可是事实上，正好相反，那是儿子开始认同父亲的开端。因为正是在父亲包含宽慰、自豪和谅解等等复杂心绪的大笑声中，儿子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快乐，儿子迟疑的笑容诠释了他内心悄然的顿悟：原来父亲的肯定是如此的重要，自己多年来的奋斗累积的金钱并没能带来这样的满足（资本只会要求自身无限地增值而已），而父亲的和解却让做儿子的自己竟然莫名地快乐了——他在此前诚然不完全明了自己的尽孝行为不仅仅是利他的（因而是违背资本的利己原则的），而且是成全自己的（真正的人的行为）。
于是，后来接近片尾的那个小插曲就明白无误了。坐在篝火面前的塞巴斯蒂安刚刚接起手机，旁边的女孩娜塔莎却一把抢过来扔进了火堆里。塞巴斯蒂安先是一怔，然后望着娜塔莎淘气而快乐的脸庞，他也笑了。他没有像丢失笔记本电脑时那样咆哮说：“那里面有我几十宗大生意！”相反，他只是笑着问娜塔莎：“你觉得这样很好玩么？”两个年轻人在篝火面前像孩子一样嬉闹，却令坐在荧屏前的我怦然心动。
如果是我，我会趁此一把揽过女孩的肩头，可是我们的主人公到底也没有。

作为莱米教授好朋友的女儿，娜塔莎是剧中的另一个重点，虽然篇幅不如主角那么大，但是在逻辑上同等重要。因为她和塞巴斯蒂安代表了年轻人对待原则交替的两种最典型的态度：塞巴斯蒂安是力图遵循新原则的一类，当然他是这一类中颇为成功的（绝不是作为人的成功，而是作为人格化资本的成功），很多人也想依附资本原则，但是不那么成功而已；而娜塔莎则是代表了消极逃避的一类人，他们没有足够的力量去对抗新原则，但是也无法融入其中，因此他们采取的方式往往就是边缘化。边缘化是对原则自身纯粹的否定，而并不建立任何新的原则，他们的灵魂早已游离出世界之外，而他们的肉身却不得不受着新原则的制约（这是谁都无法逃脱的，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是最正确的），他们用可能的一切方式破坏规则，吸毒、滥交，这些方式毫无疑问都是自杀性的，丝毫也不成全他们自己（他们都是潜在的或者庸俗的911事件制造者），对那些不谙规则的人来说他们也许比较清醒，但是事实上他们迟早完全麻木，因为他们在抹杀自己的生命。这是两种典型，而我们更多的人则是这两种典型之间的摇摆者，当我们加薪或者升职的时候我们感到自己在享受规则，当我们受挫我们便难免自暴自弃，当然，最后，在发完牢骚之后，我们全都按照马克思的铁则回到各自的位置上去了。
现在我们知道什么是小资了。小资就是身处资本原则之中，依靠资本原则建立自身，然而又因为占有的资本份额（社会权力）较少而常常受挫，自身的个性无法得到实现，从而产生一种摇摆不定的状态。他们的个性同原则融合最好的时候是第三等级上升的阶段，那时候世界的舞台是同样属于他们的，而当二战结束，资本一统天下，他们的好日子便过去了。因此小资的基本情调就是怀旧和感伤。在字典里我们可以看到，从唯美主义到浪漫主义，所有小资艺术样式后面都标有“颓废主义”的解释，这与我们所理解的多少有些偏差，浪漫主义不是同理想连在一起的么？唯美主义追求纯粹的美也是颓废么？答案是：是的，都是颓废的。不仅因为面对全球化的新原则，那一切都是反动的，而且更重要的是：说它们颓废不是为了肯定当下的原则，而只是说，它们埋头沉浸于过去的脱离现实生活的想象和情绪之中，是并非积极的，在当代，唯有马克思是最积极的，因而按照萨特的话来说，是“不可超越的”。
还是回到影片中来吧。娜塔莎几乎是一个人类的废品，当她带着神经质的眼神出场的时候，我活脱脱看到了一个垮掉一代的翻本。他们是时代的痛觉神经，我说过，无一例外有着神经质的眼神。可是几乎是同时我察觉到她的美丽，第一个眼神就令我爱上了她，我相信她已经知道了她所面对的塞巴斯蒂安是怎样一个人，作为同时代人，他们之间的相互了解也许不会需要那么多周折。塞巴斯蒂安说我委托你买海洛因给我的父亲，我自己不懂这个，你来。娜塔莎说：可是你不能信任我，因为不能信任一个吸毒的人。塞巴斯蒂安当时其实没有很明白（在规则之外的事情他总显得没有那么警醒，他的嗅觉全都放到股票行情之类的事情上面去了，难怪他父亲说他其实什么也不懂）。其实娜塔莎洞悉了塞巴斯蒂安，因为她不遵循资本原则，当一个人跳出功利法则，看事情总是会更明白一些；但是同时她也清楚自己，她的肉身受到生理制约（毒品的制约和衣食住行、简言之日用商品的制约），她常常不能按照她所洞悉的心灵法则办事。于是，她对老莱米说：我不能按照契约办事。老莱米为了一种潜意识里的救赎而对娜塔莎说：你要照顾我到最后，言下之意我没有放弃你就不能放弃。可是娜塔莎说我不能，我做不到，她心里清楚她的世界就是否定一切规则，无论是金钱的，还是人情的。
当然，最后她同母亲的和解（那一个悲伤的拥抱）还是表明，老莱米多少是成功的，但是这样的成功很有限，因为导演没有安排她和塞巴斯蒂安实现他们的爱情（最后的Kiss证明了他们毫无疑问的爱情）。原因早就已经宣布过了，娜塔莎在吸毒过量的晕眩状态中对塞巴斯蒂安说：你是个完美的男人，可是我从一开始就不好了。塞巴斯蒂安诚然不是完美的，因为他所熟悉的原则不能实现他同娜塔沙的爱情，或者说罪责不在他，也不在导演，而在于这个时代本身不会成就那样的爱情。导演最后的安排是巧妙的，他安排娜塔莎给老莱米注射药物结束了老人痛苦残留的生命，而老人则以另一种方式安排了她的结局：老人通过儿子将他当年同情人风流快活的公寓交给了娜塔莎，娜塔莎可以在这个四壁砌满书本的房间里度过此后的人生，也算是某种程度上少许脱离了物质的束缚吧。可是，老人纵然能通过儿子将公寓留给娜塔莎，但是他却不能通过公寓将儿子也留给她，要知道老莱米说过，那满满一房间的书，塞巴斯蒂安一本也没有读过。因此，在那个挣扎一般的吻之中，娜塔莎挣扎一般地推开了塞巴斯蒂安，将他推回到他那早就不相信爱情了的未婚妻身边，推回到这个金钱法则统治的世界，甚至躲在窗子背后没有接受塞巴斯蒂安那多少有些怅然若失的回眸——那个回眸一直伴随他上了飞机飞向他原来的世界，哦，让我们咏叹吧！那个多么小资的回眸呵。
可是，这是爱他的最好的方式么？究竟是将他留在一无所有的自己身边，还是将他推回到他能拥有许多却唯独不能拥有她的爱的资本法则的世界呢？这个问题导演是回答了，虽然也许这不是这个剧情本身唯一允许的回答，不是一个个案的最好回答，但是却是这个时代最真实的回答，也是最普遍的回答。
只不过，我们时刻要记得，当我们说这个回答真实而且普遍的时候，丝毫不等于我们就此认同了这个回答，丝毫不等于我们将这个回答视为好的回答。同样，当我们不嫌残酷和非人道地稍稍忘却了集中营和双子大厦的死难者，而对那些被我们的文明世界日益抛在身后的所谓野蛮人的方式给予深刻同情的时候，也丝毫不等于我们愿意像天真无助的小资那样去怀旧和惆怅。我们走在文明的道路上，身处历史极端之一度，纵然没有被给予更多选择，可是自始至终我们也绝不放弃选择的自由，因为那样的自由是真正属人的。

老莱米临终拥抱他的儿子，他问你知道其实我最希望得到的是什么？塞巴斯蒂安一如既往地懵懂，老人告诉他说：我希望有一个像你那样好的孙子（老人最后称呼塞巴斯蒂安为“野蛮人的王子”）。这一次，塞巴斯蒂安立刻就明白了。像你一样好的孙子，是的，那也许意味着一个尚未消逝并且可能永远延续下去的野蛮人的理想。

    很久没有看到这样让人可以着迷的知识分子电影了，故事其实可以用简简单单的一句话概况为：一个经过六十年代洗礼的老教授，在新千年死去，以及由此而引发的朋友和家人的变化的故事。但是，绝妙的编剧把这样一个稀松平常的生死伦理剧题材变成了对一个时代的告别、致敬乃至沉思，变成了一幅全球化时代的全息地图，变成了一部现在和过去的历史――你知道，知识分子死起来和平常人的不同，就是他们死得更麻烦。
    事实上，此片可以称作加拿大导演阿坎德1986年的作品《美国帝国衰亡史》的续集，在那部电影里放浪形骸的蒙特利尔知识分子，在这部电影里已经成为了雷米教授，病得奄奄一息，只剩下思考的力气。而他的儿女们已经成人，和父辈们有着截然不同的选择。雷米的儿子塞巴斯蒂安是典型的成功人士，为了照顾他远道从伦敦回到加拿大，在塞巴斯蒂安不懈的努力下，雷米得以安然离开人世。雷米的朋友们在他的床前来了一个为了告别的聚会，在他们的回忆里，已经如烟的过往悄然浮现眼前。从他们激扬青春的六十年代，到更为纷乱的如今，他们追随着无数的主义，追逐着无数的男人或者女人，伤害自己的妻子和儿女，否定宗教和一切信仰，然后当他们将要死亡的时候，他们依然害怕，和所有将死的人一样。
    在这些过去的愤青们聚会和追忆的时候，世界却毫无踯躅之意的继续纷乱前行，阿坎德以一个人的死亡在回顾历史的同时，也展示当下。我们会看见电视里9.11轰然倒下的世贸大楼，和用“野蛮人入侵”对此加以总结的学者；也会听见加拿大警察在谈笑间讲述蒙特利尔毒品交易地盘的转变；还会看见蒙特利尔医院里令人惊恐的官僚制度和由此而来的恶劣混乱的医疗条件，更会看见曾经的宗教圣物现在成为古董商估价的对象――其结论是几乎一钱不值。其实只是一个人的死亡，但阿坎德几乎让你看见了整个世界，连中国也没有逃离他的目光，从文化大革命到改革开发，都在临终前的清谈里一一呈现。
    但不要被这些惊人的信息量吓倒，阿坎德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让这些元素结合得了无痕迹，并毫无沉重之感。他把这个故事讲得精彩纷呈，既有法兰西式的放荡色情和幽默，也有漠漠温情得几乎要向好莱坞靠拢的亲情友谊，但也许更多的是一种焦虑的思考：人们在金钱面前的无力，在虚妄面前的彷徨。不过阿坎德最后的结论毫无疑问是健康向上的，符合主流价值观，难怪奥斯卡会把外语片奖颁给他。
    这是一部会让你流泪的电影，不过前提是你必须做好准备听到知识分子们总结当代的思想史，已经有没文化的美国人对这部深刻的电影嗤之以鼻：“如果他们都闭嘴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