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汉山城

作为韩国电影的爱好者，我一直对其电影中深重的文化、历史内涵着迷，前几年《辩护人》、《鸣梁海战》，到最近的《铁雨》、《暗杀》，都把朝鲜半岛过去几百年的荣辱兴衰翻了个遍。 （当然现实题材的也很多佳作，譬如《黄海》）

最近刚刚看完的《南汉山城》，则是把这股历史片的潮流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它反映得是1636年，皇太极称帝后不久率领清朝军队攻打朝鲜的事件。这是清政权第二次攻打朝鲜，因爆发于丙子年，故而又被称为“丙子胡乱”。

2011年有一部电影《最终兵器：弓》也反映了这段历史，注重于两军战士之间的对战（朴海日参演了这两部电影）。《南汉山城》则着墨于庙堂之中，主战派和主和派之间的争议。敌军大敌押境，朝鲜皇帝（仁祖）从京城汉阳带大臣们逃到南汉山城，四面楚歌，援兵遥不可及，城内官兵则饥寒交迫。城内以金相宪为代表的主战派坚持皇帝应该坚持战斗到底，拼死抗争；以崔明吉为首的主和派则认为应该忍辱负重，苟活保命。电影故事和历史一样，最终以仁祖对皇太极三拜九叩，臣服清廷，切断与明朝联系而告终，史称“丁丑下城”。历史之诡异就在于，几百年后，被中原文化视为蛮夷的欧美日登场，再次以压倒性的战斗力进攻满清。

朝鲜仁祖向皇太极行三跪九叩之礼

这部电影的难得之处，在于走出了大的历史观，从近乎完全局外人的角度，看当时朝鲜朝廷的决策。皇帝最后不得不说出“我只是想活下去！”这样的肺腑之言。对满清皇太极一侧的描写也相当客观，远远超出中国抗日剧中的水平。“知耻近乎勇”，没有把对错推给外人，而是检讨自身的民族性，从这样的角度去批判自己，不容易。

片中一个值得一提的细节，前去谈判的朝鲜大臣对着清军中的朝鲜翻译，质问他为什么帮外族，朝鲜翻译冷漠对答：

我的父母是奴隶，所以我一出生就是个奴隶。在朝鲜，奴隶不是人，再也别说我是朝鲜人！

这是一种深层次的反省，片中很多的隐喻，此为一斑。

就着这部电影，对“丙子胡乱”的历史作了一番探究，发现了很多很有意思的史实。应该说，全篇电影是非常重视于历史的，但是中间部分略为冗长（韩国电影通病，感觉是为了凑时间），下面是几个历史上的细节：

1. “仁祖在清军攻至汉阳时，与清军大将马福塔谈判。对方要求仁祖派一名王弟、一名大臣为人质前来。仁祖逃至南汉山城之后，派遣绫峰守李偁号称王弟，以判书沈諿加大臣衔出使清军求和。皇太极斥责朝鲜在丁卯年派出假王子为人质，又诘问沈諿，李偁是否是假王弟，沈諿不能答。投靠清人的朴兰英坚称李偁是真王弟，皇太极大怒杀之，驱逐朝鲜使者，并坚持要求朝鲜送王世子李溰为人质。” 注：这种狸猫换太子的伎俩，一而再再二三地玩，这是把皇太极当傻子啊！

御驾亲征的皇太极

2. “丁丑下城”之后，双方签订的合约如下：

• 朝鲜成为清朝的藩属国。
• 朝鲜断绝与原宗主国明朝的关系。
• 朝鲜仁祖以其长子李溰、次子李淏赴奉天作人质。
• 朝鲜应向清朝朝贡。每年黄金百两、白银千两、水牛角二百对、貂皮百张、鹿皮百张、茶叶千包、水獭皮四百张、青黍皮三百张、胡椒十斗、腰刀二十六口、顺刀二十口、苏木二百斤、大纸千卷、小纸千五百卷、五爪龙席四领、花席四十领、白苎布二百疋、绵绸二千疋、细麻布四百疋、细布万疋、布四千疋、米万包。
• 清朝攻打明朝所属的岛屿皮岛时，朝鲜应该出兵、出军舰五十艘协助。
• 清朝禁止朝鲜大量修建城堡等防御工事。

崔哥注：可见当时胡椒真得很值钱！

3. 电影最后，有一个纪念碑的影像，它就是朝鲜归附清朝之后，在三田渡地区建立的“大清皇帝功德碑”（俗称三田渡碑）。2008年迁移到松坡区蚕室洞乐天世界大楼的后面。此碑列为大韩民国指定史迹之一，编号为第101号，全称为“三田渡清太宗功德碑”。现代韩国人将此碑当作“耻辱碑”看待。

“耻辱碑”

今天，南汉山城已经成为联合国认定的世界文化遗产， 点击这里可以访问南汉山城旅游网页。最后，欢迎大家关注我的公众号“崔哥看世界”。

两个忠臣，生死之辩。一帮文臣，因势利导。一个主君，有对有错。人根本无法在历史的洪流面前，做出超越性的选择，只能按照自己心中道路坚持下去，而我们后人却总是以一种超脱视角去评判，根本不懂当时人的选择，他们可能只是想活，当然也不排除某些人知道应该怎样活，没想到韩国主旋律电影已经可以做到如此地步了！克制强烈的民族主义，正视历史。而这对比之前的那部《鸣梁海战》，算是有了不小的进步。而这样的主旋律怎不叫人拍手称快。

被困的四十七天：电影《南汉山城》背后的历史真实 原文我发在澎湃私家历史，链接http://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836264 2017年的韩国电影界似乎格外关注16—17世纪的明清交替期。上半年上映的《代立军》，讲述的是壬辰战争（1592-1598）期间朝鲜征兵的故事；下半年上映的《南汉山城》，讲述的则是1636年丙子之役时朝鲜国王仁祖及众臣被清军围困在南汉山城四十七天的故事。 电影《南汉山城》以作家金薰同名历史小说为底本，主要围绕吏曹判书崔鸣吉（1586-1647）﹑礼曹判书金尚宪（1570-1652）﹑领议政兼都体察使金鎏（1571-1648）在对清主和还是斥和的态度差异与斗争展开故事。小说原著在韩国可以说是家喻户晓，总发行量超过100万册。此书亦是韩国前总统金大中的爱书之一，金大中曾在与金薰的会面中给予主和派代表崔鸣吉极高的肯定评价。不夸张地说，韩国普通民众对丙子之役的认知，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小说《南汉山城》。 笔者以为电影《南汉山城》最值得称赞的地方有两处，其一是电影中出现的清人全程说满语，尽管满语台词存在瑕疵，但皇太极的满语说得还算是清楚。其二是电影在展现朝鲜群臣们的政治斗争时，并不是将焦点放在主和派（以崔鸣吉为代表）与斥和派（以金尚宪为代表）的路线冲突上，而是仔细描绘了金鎏等一众只考虑个人利益的——姑且可以命名为骑墙投机派——大臣们在国难当头时的丑态。虽然在历史书中一般会把山城围困时的朝鲜朝廷的政治斗争描述为主和派与斥和派的矛盾，考虑到人性，事实上一部分朝鲜官僚只是嘴上“斥和”，所以，电影中这样的描述可以说大致是符合史实的。 然而小说和电影毕竟是对历史事件的再次创作，不少地方还是与历史记载存在出入。当时，与仁祖一同被围困在南汉山城的随行人员中有不少留下了日记，且《清实录》﹑《朝鲜王朝实录》中亦对此战争有比较详细的记录，那么就让我们看看史料中是如何记载这个故事的。 明清易代之际，朝鲜作何选择 1623年，朝鲜宗室绫阳君李倧发动政变，即所谓的“仁祖反正”。在明与后金之间玩平衡战略，尽量两不得罪，奉行“两端外交”的光海君（1608-1623年在位）被废，李倧即位，是为仁祖。1627年朝鲜在丁卯之役中战败，与后金结为兄弟关系。在1636年丙子之役爆发之前，随着明与后金的对立日益尖锐化，在后金愈发强势的军事压力下，作为明朝属国的朝鲜在明与后金之间的立场缓冲余地也愈来愈小，换句话说，朝鲜只能在明与后金之间二选其一。 1636年四月，皇太极称帝改元，为了夸示自己是统合满﹑蒙﹑汉的“帝国之君”，皇太极迫切需要得到明朝最忠顺的属国——朝鲜的承认。同时，为了在进攻明朝时免除朝鲜这个“后顾之忧”，皇太极也需要在对明发动大规模征战之前使朝鲜彻底臣服。然而，在四月皇太极称帝朝贺之时，朝鲜的春信使罗德宪与回答使李廓拒绝向皇太极叩头行礼，惹怒了皇太极。虽然后来皇太极赦免了他们，让二人带着清朝国书返回朝鲜，但朝鲜无法接受清朝国书中“大清皇帝”等表述，之后朝鲜一再拒绝清使。在清人看来，朝鲜的这些行为违背了丁卯之役后两国订立的盟约，为其进攻朝鲜提供了口实。 1636年十二月初一，皇太极命“睿亲王多尔衮、贝勒豪格分统左翼满洲、蒙古兵，从宽甸入长山口，遣户部承政马福塔等率兵三百人潜往围朝鲜王京”，丙子之役随即爆发。清军在朝鲜境内势如破竹，十四日已过开城。此日傍晚，仁祖从南大门仓皇出逃，半夜抵达南汉山城，而崔鸣吉则被派往清军阵营探听清人动向。《南汉山城》电影中第一幕就是崔鸣吉在大雪纷飞中单骑前往清营，而清军则将纷飞的箭头射在其马前雪地上，给其一个下马威的场景。而实际上崔鸣吉并非独自前往清营，而是与同知李景稷带着牛与酒一同前往。而后崔鸣吉从清营带回了清人的讲和条件，即“以王弟及大臣为质”。而朝鲜派出绫封守假冒王弟而被清人发觉，则清人曰：“出送世子，然后方可议和”。 来自历史的讲述：被困南汉山城 历史的转折便发生在接下来的一个多月的南汉山城中。实际上，明朝与朝鲜的关系，不仅是君臣关系，更是父子关系，加上壬辰战争期间明朝对朝鲜的援助，即所谓的“再造之恩”让朝鲜极难断绝与明的关系而奉清为正朔。且仁祖推翻光海君政权的一大名分就是光海君背弃明朝而与后金私相往来。面对清人的大军围城，仁祖哭泣道：“三百年血诚事大，受恩深重，而一朝将为臣妾于讐虏，岂不痛哉?”然而面对清人强大的军事压力，之前主战的金鎏也改变了立场，强调“事已急矣，不可不请和。”改变立场的不止金鎏一人，前大司谏尹煌（1571-1639）的事迹也明显地展现出朝鲜朝廷中某种政治气流的变化。随侍仁祖避住南汉山城的司饔院奉事南礏（1592-1671）在日记里写道：“前大谏尹煌，病不出门，每日夕呼其子文举曰：今日和事何如？对曰：彼不肯许云。曰：人将尽死矣。煌本丁卯斥和之人，而所为如此，人莫不笑之。”丁卯之役时奋力弹劾崔鸣吉等主和派官员的尹煌，现在只顾着打听议和怎么还不完成，不得不让人怀疑他当年高举崇明义理弹劾主和派时，是真的斥和还是嘴上斥和。 电影《南汉山城》中没有提及尹煌，而把嘲讽的炮火对准了金鎏。而考察金鎏一家在南汉被围时的行为，倒也不能说后世的编剧冤枉他。电影中着重描绘了金鎏亲自指挥的北门战斗，这段场面的演绎，可以说是基本符合史实。在金鎏的瞎指挥下，朝鲜军队“不得放炮发矢，瞬息之间，皆为所躏，死者几二百人，而胡兵死者只二人矣”。南礏分析战斗失败的原因是：“大抵我国将帅，昧于阵法，性且畏怯，皆留在城内，独令军士出战，故行伍杂乱，不成阵形。”而金鎏恰是这样的朝鲜将领中的典型人物。金鎏命令裨将柳瑚斩杀后退的兵士，而他本人却一直待在城楼上，坚决不肯下城。 另外，电影只讲述了丙子之役时南汉山城里的情景，却略过了江华岛的情况。实际上，清军能逼迫仁祖最终投降的一大条件是他们很快占领了江华岛，俘虏了在此避难的仁祖后宫及世子嫔﹑大君﹑宗室百官等众人。而当时被临时安排负责防御的江华检察使，恰是金鎏之子金庆徵。金庆徵到江华岛后，“谓敌兵无飞渡之势,日以沉醉为事”，甚至还编了歌谣自夸：“父为体察使，儿为检察使。为国办事者，非我谁家欤？”而金庆徵为国办事的情况如何呢？“检察使金庆徵，聚江头船只，先济其家属及所切亲友，而不令普济他人。”甚至世子嫔一行也被金庆徵扔在江边，世子嫔甚至疾呼：“金庆徵，金庆徵！汝忍为此耶？”而金庆徵之子金震标则将家族中的女性逼死。“金鎏一家，皆在江都，庆徵走避之后，庆徵子震标谓其祖母夫人及其母夫人曰：贼已迫城，不死将有辱。两夫人及其妻及其门族妇人同在者，皆自缢而死，震标独不死。”看来，金震标所看重的气节只是把女眷们逼死，自己苟活。 在电影中，崔鸣吉与金尚宪在对清路线上虽有矛盾，但在很多事情上，尤其是与金鎏之流的斗争上仍有不少默契的关系。但实际上，这可能只是编剧一厢情愿的想象。考虑到当时主和与斥和严重对立的政治环境，崔﹑金二人之间很可能并没有多少可以缓和立场的余地。金尚宪是朝鲜朝廷中有名的对清斥和派，强调崇明义理，其对明朝可以说是心悦诚服。他曾于1626年作为朝天使出使明朝，在登州时听到明朝军队中击柝的声音而作诗云：“击柝复击柝,夜长不得息。何人寒无衣,何卒饥不食。岂是亲与爱,亦非相知识。自然同袍义,使我心肝恻。”诗中可见其将明朝兵卒视为同胞一家的心情。而崔鸣吉认为，恰是金尚宪等罔顾朝鲜与清的现实军事实力差距的斥和派的一昧斥和，才给国家招来了战争。加之当时正值隆冬，南汉山城中已是外无援兵﹑内无存粮。在这样的不利情况下，请和才是最现实的选择。 电影中只描绘了金尚宪在仁祖面前高声反对崔鸣吉主和的立场的场面，实际上，金尚宪曾撕裂崔鸣吉撰写的对清请和文书，两人的路线矛盾以这样激烈的方式爆发出来。1637年正月十八日，朝鲜已决定向清求和，金尚宪在备边司见到崔鸣吉撰写的国书，“裂破之，痛哭曰：公等何为此等事耶？”崔鸣吉回答道：“岂以台鉴为不可也？盖出于不得已也”。金尚宪答：“我有一死而已，台鉴何不缚我出给耶？”当时清人向朝鲜索要斥和派大臣，金尚宪讥讽崔鸣吉何不干脆将他送给清人以邀功求赏。崔鸣吉听了金尚宪的话，嘲笑道：“台鉴裂之，吾辈拾之。”便将撕裂的国书再次拾起，重新补缀好。 仁祖无奈接受出城投降﹑奉清为正朔﹑并将明朝所赐的印信等缴给清朝等，在达成十余项和议条件后，仁祖身着蓝衣（蓝衣即表示臣子之身份，即臣服清朝之意），尽去仪仗，率世子与百官在三田渡向皇太极行三跪九叩头礼。至此，朝鲜结束了与明朝二百多年的朝贡关系，清朝成了朝鲜新的宗主国。这一幕在电影中有非常生动的演绎，可说是高潮部分了。之后的电影画面中，金尚宪听闻朝鲜与清达成和议，仁祖出城投降，他便在自家院落向北磕头，随后引刀自尽。然而，这一幕并不符合事实。引刀自尽的并非是金尚宪，而是吏曹参判郑蕴（1569-1641）——金尚宪试图上吊自杀，而后被守卫救下，得以不死。郑蕴则是“乃以佩刀，自刺其腹，血流满衣衾，而不至于死”。 其实，斥和派大臣并不止金尚宪一人，最出名的当属“斥和三学士”，即平壤庶尹洪翼汉（1624年曾出使明朝）﹑校理尹集与吴达济。他们三人在丙子之役中因斥和而被缚送沈阳，后在沈阳被处斩。金尚宪在丙子之役后仍然坚持“崇明反清”，后来在清人的征明作战中，他坚决反对清人要朝鲜派兵共同攻击明朝的要求。因此，金尚宪亦被缚送沈阳，清入关后他跟随被清释放的昭显世子返回朝鲜。 在丙子之役的和议过程中，朝鲜出身的清译郑命寿发挥了沟通作用，但郑命寿显然是站在清人这边，这一点在电影中亦有展现。如金鎏跟随崔鸣吉去清人阵营探察情况，迎接他们的正是郑命寿。金鎏对郑命寿很不满：“你是朝鲜人，为什么要帮清人？”郑回答：“我父母是奴婢，所以我也是奴婢。在朝鲜这个国家里，奴婢根本不是人！以后不要认为我是朝鲜人！”金鎏听后默然无语。这一段虽然在史料中无考，但考虑到朝鲜森严的身份制度及郑命寿一贯借清人势力来压迫朝鲜的各种事例，电影中的场景可以说是基于史实的大胆虚构。实际上，在丙子之役前主动投向清朝的朝鲜人绝不止郑命寿一人，如金尚宪在出使明朝时向明朝礼部提交的呈文中就提到投向清朝的韩氏一族：“惟天启四年，小邦逆臣韩明琏之子韩润，及其从弟韩泽等亡入奴中，常欲勾引奴兵来犯小邦。”反而是这些投向清人的朝鲜人欺压朝鲜欺压得更厉害。又如郑命寿在丙子之役后仍然负责清廷对朝事务的处理，他以与明朝船只偷偷往来的罪名，将与其有私怨的义州府尹黄一皓向清廷告发，最终清廷将黄一皓处斩。关于金鎏与郑命寿的接触，也有史料记载金鎏在和议完成后，拜托清将龙骨大（清朝史料里作英俄尔岱）与郑命寿帮其找回宠妾所生的女儿，为此愿意付出千金的代价。史料评论道，后来朝鲜被掳人赎回价格变得非常昂贵，亦有金鎏的责任。 电影结束后出现的是“大清皇帝功德碑（又名三田渡碑）”的照片，这块碑至今仍存。丙子之役后，朝鲜在清朝的强烈要求下建造了此碑，其碑文中以感恩清朝保存朝鲜宗社的立场记载了整场战争与和议的始末。虽然整部电影未提到明朝，但实际上明朝是知晓丙子之役的爆发，崇祯帝亦指示水师援助朝鲜，但军队尚未到达，仁祖已经出城投降。当时朝鲜人并不知道崇祯帝打算援助朝鲜，直到朝鲜英祖时期，通过燕行使从北京购入的《明史》，朝鲜君臣才知道了所谓的“东援之恩”。英祖感慨道：“试思崇祯时景像，清兵满辽阳，流贼遍中原。然犹欲涉海出师，远救属国，中夜念此。不觉泪下。”然而这一切已是丙子之役百余年后的1749年的事情。

当年选择投日的汪精卫临别时对蒋介石说：兄为其易,弟任其难。《南汉山城》正是演绎了这难处何在。在中华文化圈中，杀身成仁以取义，还是忍辱偷生待将来，经常是摆在乱世士子面前的重要选择。但这种选择并不存在优劣好坏的绝对标准。因此，我们既称赞韩信忍受胯下之辱的坚忍，勾践卧薪藏胆的等待，同样更传颂史可法的宁死不屈，关天培的杀身成仁。以至于影片中，当主张投降的崔鸣吉向朝鲜国王进谏要善待主张决一死战的金尚宪，因为他是国王身边唯一的忠臣。而此时国王却对他说，你也是朕的忠臣。的确，面对千夫所指，背负千古骂名，还能一如既往地坚持主和，这绝不是为了自己活命的私心杂念。相反他承受的痛苦，有时甚至比一死了之还要巨大，还要难以忍受。从这点来说，真正的主和派与真正的主战派，在历史上都是少数，这都需要强大的内心去贯彻自己的主张，比之大多数的墙头草，他们同样值得尊重。影片的亮点，就在于恰到好处地展现了主战派与主和派各自的苦心孤诣。导演没有将双方描述成黑与白、天与地的绝对对立，没有叙述成脸谱化的正反两派。相反，殊途同归的两个人其实与众多为了一己官位的既得利益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面对敌军箭矢，毫无退缩之意的主和派崔鸣吉一出场便震慑住所有观众，身上的浩然之亲让我以为他才是视死如归的勇士。而占尽道德制高点的金尚宪第一桥段就是杀了一名手无寸铁，助他过河的老船夫，善与恶顿时错位。而影片对生与死的诠释更是叫绝。崔鸣吉的生不是为了自己的生，金尚宪的死也不是为了自己的死，生肩负着复兴的希望，死贯彻着成仁的道义，二人各自走在自己的路上，完成着各自的使命。这种对生死善恶的深刻诠释是我国类似题材的影视中，难以出现的桥段。可贵之处正在于此。

韩国平均每天上映两三部外国电影（2015年上映311部美国电影、363部日本电影），市场竞争无比惨烈，为求得生存，韩国电影每每煽情过度、用力过猛，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素媛》、《熔炉》亦莫不如此，社会意义、票房价值之外，艺术品质乏善可陈。

题材一旦涉及战争、历史和民族情感，导演的内心更是完全失去了平静，象李沧东那样每部作品都经得起咀嚼的非常罕见。

《鸣梁海战》（2014）民族自豪感爆棚，历史真实度贻笑大方；《暗杀》（2015）对刺客澎湃、冷酷的内心世界和理想主义激情毫无感知，沦为韩版抗日神剧。

然而，表现丙子之役的《南韩山城》却令人刮目相看：真的猛士，敢于直面真实的人性，敢于正视耻辱的历史；韩国新兴电影人越来越自信、强大，一如前辈的《误发弹》（1961）、《薄荷糖》（2000），一手抓票房，一手抓艺术，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包括日本、朝鲜在内的儒家文化圈，视汉家政权为华夏正统，余皆蛮夷。1592年万历援朝战争（壬辰倭乱），明朝将士浴血奋战痛击倭寇，对朝鲜恩同再造；1636年皇太极举行称帝大典，朝鲜使臣宁死不跪，朝野上下对清朝国书“大清皇帝”的表述嗤之以鼻。

为解除进攻明朝的后顾之忧，皇太极以“朝鲜败盟逆命”为由入侵朝鲜；南汉山城翘首以盼的援军畏敌如虎，不惜暗杀朝廷密使；满清铁骑势如破竹，北门之战打出150比1的战损比，以两人阵亡的代价歼灭300朝军。

历史就是已经发生的一切，现在和未来都是历史的延续和投射，怎样解析历史和其中的人性，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一个人或群体的格局。

影片不愿贬低、丑化任何人，对主战派鄙视蛮夷、奉明朝为正朔的豪情，对主和派保全苍生社稷的忍辱负重，表现得都很到位。因担心带路的老人为清军效命，主战派手起刀落，但对老人遗留的孙女又充满内疚和怜悯。

朝鲜大臣不满清军阵营中的朝鲜人炫耀红夷大炮：“阁下也是朝鲜人，何出此言？”

不料，“朝奸”竟气得嘴唇颤抖，义正辞严地痛揭朝鲜自身的疮疤：

我的父母是奴隶，所以我一出生就是个奴隶。在朝鲜，奴隶不算是人，再也别说我是朝鲜人！

君以国士待我，我当以国士报之！君以路人待我，我以路人报之！君以草芥待我，我当以仇寇报之——

不正是儒家思想的精华吗？用富兰克林的话来说：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我的祖国！

编导能有这样的视野、心胸，令人肃然起敬。

皇太极20岁开始征战四方，37岁提出“以武功戡乱，以文教佐太平”，优待鲍承先、范文程、罗绣锦等汉官儒家，汲取儒家文化的精华，非寻常蛮夷可比。

皇太极致信朝鲜国王，影片的表现简约而不简单：

“你一而再地违抗于我，就连你的愚钝，也是我的无德。我正是困扰于此，才跋山涉水来到你这里……打开城门，小心翼翼地走到我面前，我会倾听你的诉说，你可以毫无顾忌地诉说一切……”

因为我的过失，才让你愚昧到自寻死路——皇太极的检讨居高临下，数百年后也能感觉到朝鲜君臣的惊诧、愤怒和屈辱：清酋如此狂妄无礼。

“小心翼翼地走到我面前”，皇太极正在小心翼翼地实践他对仁义的理解，而朝鲜、明朝也正在和将要经历皇太极们带来的强烈阵痛。

困守南汉山城47天后，朝鲜国王亲至皇太极面前伏地请罪，史称“丁丑下城”：

阿克顿说历史是个邪恶的老师，只对自由人述说真相。唯有自由人才有资格和能力从中汲取历史教训。《南汉山城》再一次显示，艺术是哲学最精准、锋利的剃刀，呈现历史和人性最本质的部分。

云长走麦城仍是英雄，知耻而后勇的民族必将再起：

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海角崖山一线斜，从今依旧属中华！

西风影评

朝鲜称清朝为蛮夷，以儒家圈的清高看不起清朝。本来就打不过，还自己以为很厉害，就是放不下架子。动不动，就说别人丧权辱国，要砍头谢罪。到最后还不是投降了。

历史转了个圈，1840年，清朝也还以为自己是天朝上国，以为自己学到了儒家文化的精髓，觉得西洋都不过是未开化的蛮夷。结果还不是被打得屁滚尿流地求和。不过比朝鲜干脆些。历史让清朝由施害者成为受害者。

弱国无外交。这是不变的真理！但磕头真是需要勇气的。不知道道光皇帝下地府怎么面对自己那威风凛凛的祖先皇太极？

朝廷上有主和派与主战派，加上随风倒的投机派，是很正常的。有时候真的说不清谁对谁错，只能让历史来证明他们的路是否行得通。主和派追求的是，国家和民族活下去的希望。主战派追求的是民族的尊严。很多事情扯到民族大义就很容易给人戴高帽，甚至成为借刀杀人的好借口。

但对普通民众来说，他们不在乎高高在上的大人国王是谁，他们在乎的是自己能吃饱穿暖地活下去。百姓心中有杆秤，丈量着天地的良心，官员的良心，国王的良心。

当几百年后，李鸿章签署《马关条约》时，他为了这个国家背负了整个民族的骂声。不知他是否知道几百年前的朝鲜也有个吏判为了整个国家而自己甘愿成为千古罪人。

李鸿章还得想想甲午海战，自己一味避战是否正确呢？朝堂上一片争吵声，又能指出条明路？不过是历史的车轮在倒车。

战与和，生与死，永远是辨不清的哲学问题。

历史会给一个国家投骰子的机会，开大开小，若干年后，还有再来的机会。（现在韩国还是很发达的）

可是对个人来说，骰子只有一次。所以请珍惜自己的命，珍惜别人的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