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湖会议

除了短评外，再记几个细节。

1.让犹太人在登车之前签字交出个人财产，是为了“让犹太人登车时心里还怀有一种秩序感”。

2.同作为一个法律人，最让我印象深的是Stuckart。他的思维模式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法律人。海因里希反感那些“无事生非、满腹疑云的律师”，而Stuckart就是海因里希眼里的这部分人。“我只是在论证，剥夺他们的公民权利，也必须按秩序进行”。Stuckart强调纳粹法律的重要性，强调要给人民一个稳定的预期，这些都是法之所以成为法的基本因素，但是，纳粹法律是法律吗？恶法是不是法？这个法理问题至今仍然争论不休，而恶法的典型例子就是纳粹法律。从这个角度来看，程序法……似乎仅仅是锦上添花的作用，根本的正义仍然需要实体法来维护。（似乎如此，很粗浅的想法，有待进一步思考）。

不知道自己记得清不清楚，只记得纳粹有一位法学家，在专业上有很深造诣，但因为为纳粹政府做事，所以在法学界并不承认这个人的名声和地位。好像是Stuckart？还是另外一个人？一下子想不起来了。

包括Stuckart反复讨论混血犹太人的问题，真的是非常非常典型的法律人思维，他自己说的“有勇有谋”，想的很多很深。但是，作为法律人的他，有术无道！有术无道！

现存于世或想象中的任何一种组织形态，都不可避免这样一种状况：极少数人举行会议并决策，绝大多数人的境遇乃至命运因此被决定。

这部电影里我们看到了各种各样的纳粹，有些人关注自己的权力、有些人关注自己的工作进展、有些人关注自己所谓的理想……在这样那样的目的之中，他们根本没有一点点在乎数百万人将因为他们的决议而丧命，即便其中的人道主义者也仅仅只是关注刽子手的精神状况。

海德里希离开前对艾希曼说：（会议记录）注意言辞表达，一切用官方用语表述，我们可不想吓到别人。所谓官方用语，指的是将杀戮描述成最终解决方案。并且在会议前，已经安排好，有些东西要记录，有些东西不要记录。他们很清楚自己在做的事情是错的，是邪恶的。但是他们用所谓的理想主义将罪恶扭曲成事业，又用特殊的语言将这些行为矫饰成无所谓正确与否的行政行为。

会议这件事情，其所承载的意义远远超过当下的语境。

百度实施竞价排名前当然是经过会议讨论的，然后有人因此被出价更高的所谓医院诱骗，丢掉了性命；滴滴在针对被投诉已经有犯罪经历司机的聘用方式决定前，当然是开会决议过的，然后有人因此被侵犯杀害。更不要说事关各类政策的、那些会对更多人产生更深刻影响的会议。或许有不计其数的人或许会因此失业、或挨饿、或失去家园、或不得不犯罪来谋求生路。

现如今我们这样平民的命运终究要由极少数人参与的会议定夺。我们唯一能够祈祷的是那些参会者在进行决议时，不要只是想着自己的权力、或自己接下来工作是否辛苦、更不要放任自己狭隘的认知或傲慢的自以为是去胡言乱语，因为几万、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乃至更多人的命运会因此被定义。

电影结尾处的字幕给了我十足的震撼——六百万犹太人在纳粹政权的统治下惨遭谋杀——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就描述了数百万生命的消逝，就像那场万湖会议的形式和最终导致的结局一样。

电影《十二怒汉》和《万湖会议》，三一律（空间统一，时间统一，事件统一）的古典故事结构，一个让人愤怒，一个让人不寒而栗。

1957年，年轻导演西德尼·吕美特受到当时的舞台和电影红星亨利方达邀请，导演了12个陪审员讨论少年弑父案件的电影。

这部除了头尾之外，所有场景集中在会议室里的《十二怒汉》，获得同年柏林电影节最佳电影奖。之后，这部影片被改编成舞台剧，还陆续被美国和俄罗斯等国翻拍。

1942年的1月20日，德国的国安局局长海德里希召集了14个部门的高级官员，在柏林近郊万湖这个地方，开会讨论《解决犹太人问题的最终方案》。

「万湖会议」只花了85分鐘，就决定好抓捕，运输，执行的基本原则。1984年德国先拍了同名电影，片场就是85分钟，除了头尾，所有场景都在会议室里。

2001年，肯尼思·布拉纳饰演海德里希的英国电影版本叫《阴谋》。今年年初，德国拍摄了这个历史事件的第三个电影版本。

有抖包袱也有托，精采无比

《十二怒汉》的故事发生在夏天，最后决定少年无罪。《万湖会议》的季节发生在冬季，最本来就被认定天生有罪的人，全部都得被最后处理。

陪审员为什么会变成「怒汉」呢？我們邊看也邊發現，我们的愤怒也在加温。因为，少年被定罪的基础根本就建立在偏见之上。

《万湖会议》为什么可以这么高效？因为所有人都知道，元首已经射出的箭必须正中红心，大家只是各自使力让标靶摆对位置。

12个陪审员，每个人都被设定特质，并做出相对应的动作跟神情。有人整理出来：

1号懦弱伪善，2号难以捉摸，3号私情浓烈，4号谨言慎行，5号内敛同情，6号落落大方，7号混头混脑，8号正义绅士，9号外柔内刚，10号狂躁激动，11号振振有词，12号左摇右摆。

首映50年后发行的《超出合理怀疑：十二怒汉的制作》纪录片，让我们发现全片竟然只用了不到35万美金预算，在19天内拍完。

《十二怒汉》里的长长台词，有抖包袱也有托，彼此攻防，精采无比。

到了真实历史事件的《万湖会议》，会议室里的14个人也你来我往，不同的是，我们看完之后不是愤怒而是不寒而栗。

戏剧张力跟演员魅力，俱全

外交部希望命令不能挑战法律，内政部提醒通婚者及其下一代的区分要明确，波兰等地来的军官则觉得文职人员只是在发表没有建设性的看法。

负责执行的艾希曼（就是《平庸之恶》的那位），是会议的资料提供与汇整者。后来发生的事情，大家都知道。相关的讨论跟影片，不胜枚举。

最新版的《万湖会议》跟另外两部一样的地方是，我们看到做出结论的海德里希，如何彬彬有礼，如何不威而怒。其他人各有盘算，却都高效。

在这两个「三一律」（空间统一，时间统一，事件统一）故事里，十二个人决定了一个人的自由，十四个人决定了六百万人的命运。

不管导演用的是特写，近景或中景的交替拍摄，都让演员跟故事一气呵成的完成精采的演出。

所谓的戏剧张力跟演员魅力，俱全。所谓的细思极恐跟后怕，都在。

从电影里来看，犹太问题是元首的心头肉，但是处理起来又问题重重，所以只能由最坚定、最狂热、最简单化的人，也就是党卫队来实施。万湖会议本质上是党卫队根据已经蹚出来的道路、试验出来的方法，事前制定好了周密的计划，用元首“最终解决犹太问题”的意志，在会上压服柏林的那帮前魏玛政府的柏林老爷们，让他们服从指挥，消除顾虑，接受“全欧的一盘大棋”。政府老爷们心领神会，也就提一提“要不要保留犹太人里的军工技术工人”、“会不会搞出之前清除残疾人行动惹出来的乱子”、“会不会影响执行人员的士气和精神健康”、“半犹太人、老年犹太人怎么处理”之类细枝末节的问题。

整部片子都在开会，但在对话、神情的刻画上十分入骨。党卫军方面，会议主持人上将海德里希时时面带笑容，面对质疑也胸有成竹，志在必得；种族和安置办公室的奥托·霍夫曼中将总是满怀憧憬地大谈种族净化；盖世太保总负责人海因里希·穆勒少将阴沉着脸，说话简短扼要，时时用审视的目光看人；不喜欢开会的波兰克拉科夫安全局指挥官舍恩加特，怼柏林老爷说“我看谁的鼻子不顺眼，谁就是犹太人”，在讨论技术问题的时候也会不耐烦地说“我早就跟不上了”；还有那个“平庸的恶”艾希曼中校，从电影中可以看出，此人工作态度确实一丝不苟，从会议的筹备、资料的准备到会上的答疑都有条不紊，会上无论被问到什么数据都能立刻给出，面对各种疑问他也早有方案，而且都十分巧妙、熨帖，多次获得与会者称赞。

东部方面，有波兰总督府国务秘书约瑟夫·布勒，整个会议都在抱怨他的波兰辖区成了“帝国的垃圾堆”，抱怨帝国不优先为他们解决波兰境内的200万犹太人，最后在获得“优先解决波兰犹太人”的承诺后满意而归。

政府方面，有内政部国务秘书威廉·施图克特，此人是唯一在会上轻微地抗议、嘲弄、干扰了一下会议的人，从“依法治国”的角度维护了他参与编写的帝国犹太法律，但也大概也不过是为了端一端架子。有意思的一幕出现在他围绕“半犹太人”的问题跟众人辩论了一番后，被问及他自己有什么建设性意见，他先是提出什么都不做，引来全场安静，接下来他又提出“强制绝育半犹太人”的折中方案，这倒是获得了众人的附议，海德里希眼看方案要越讨论越复杂，就立刻休会，把他拉出来私下交换了一下意见，顺便还互相问候了一下妻儿，用“我们应该做邻居”套了套磁，拉近了距离，也就放弃了对抗的态度。毕竟“贯彻元首意志，匹夫有责”嘛。

会议开到最后，15个人中最年长的、参加过一战的总理府国务秘书克里钦格终于在犹豫中提出了他对于“根本问题”——也就是道德问题的疑虑，立刻被舍恩加特反驳说“我没有必要听这些”，“我们履行自己的职责，不会因为尽职而被泼脏水”，还有人轻蔑地说：“我们居然还在讨论残酷不残酷的问题。我们是在进行自卫，如果我们不自卫，犹太人就会消灭我们。”克里钦格只能赶紧解释说他关心的只是自己人，担心最终解决方案会给执行者带来精神上的伤害而已。于是，艾希曼向众人详细介绍了“更高效、对参与者的精神伤害更小的办法”——毒气室。克里钦格也不再抱有异议，只表示“我还是希望犹太人凭空消失”，他的真实想法如何，不得而知。

至此，在高效的70分钟内，所有的疑问都被回答，所有的难题都被解决，接下来，随着帝国机器的开动，杀戮的大幕拉开，数百万犹太人即将迎来他们的命运。

德国二战电影《万湖会议》根据真实历史改编，是根据一次会议纪要编写的剧本，反映的是1942年的2月20日，德国纳粹的高级长官们在柏林郊外的一幢私人别墅召开会议，讨论如何将欧洲大陆上的犹太人大规模清除掉。万湖会议是制定一个残酷的灭绝人性的计划，导致1945年二战结束时，有超过600万人因这场会议的决议丧生。但参加会议的所有人员，探讨的都是一些技术问题，而没有对问题的性质提出过质疑，这就是一个历史的悲剧。历史是每个人创造的，每个人都是历史的参与者，所以每个人都应当对以往历史的错和对负责。看这部电影要有耐心，因为所有场景就只有一间会议室，所有情节都是靠靠台词对话推进，很容易枯燥乏味，但是看进去了或者了解官场会议机制就会不寒而栗，通过所谓合乎程序的系统机制管理运作讨论种族灭绝和大屠杀，推行反人类的灭绝政策，这就是官僚行政系统的例行会议和其背后的体制可怕之处。很多违反人性的所谓政策也是不是就是这样冠冕堂皇出台的，而出台的政策是否有利于社会和草民就不是会议参与者和政策制定者说考虑的，虽然他们嘴上都是说为大局为大家。

最近上映的《万湖会议》是一部电视电影，它原本是德国电视台反思万湖会议80周年的制作，但也阴差阳错与几年来的“例外状态”及其“纸面对策”形成了现实交错。

万湖位于柏林的最南端，风光秀丽却也臭名昭著，这里的一场会议确立了历史上最邪恶的犹太人大屠杀计划。这种决策的逻辑，按照意大利哲学家埃斯波西托的说法是一种“生物统治”（biocracy）：国家元首要扮演医生的角色，负责祛除寄生虫，保证国家的卫生与健康。

万湖会议由党卫军的二把手莱茵哈德·海德里希操办，与会人员包括总理府、内务部、外交部和战区事务部代表共15人。这次会议的纪录《万湖会议纪要》是一份共计15页的油印密件，后来成为纽伦堡军事法庭的重要指控材料。

纽伦堡审判传达出一个匪夷所思的讯息：即便600万人犹太人被屠杀是一个严肃可靠的事实，大多数的德国人对此事仍不知情，或者无动于衷。这不仅仅是纳粹种族净化论的洗脑后果，更离不开纳粹在执行上的迅速和高效。

《纽伦堡的审判》（1961）

在克劳德·朗兹曼追本溯源的《浩劫》系列当中，所有的证言和证词都指向了纳粹在运输和灭绝过程中的绝对效率。这涉及运输、圈禁、劳作、屠杀以及通向最终的万人坑或焚尸炉的不同环节，然而若没有《万湖会议纪要》所确定的行动方针和蓝图，纳粹大屠杀的数量和规模绝无可能实现。

或者说，正是万湖会议启动了浩劫（shoah），它作为一种大屠杀的“纸面技术”的邪恶，在任何程度上都要高于党卫军将犹太人送入焚尸炉的“具体技术”。会议的绝对邪恶，在于它的政策制导性和宏观普遍性，它以至高权力的面孔确立了反人类行动的合法化，制造了之后持续性的灾难。

透视这种纸面技术的最好方法，就是根据会议纪要来复原其场景，它的第一个电影改编版本出现在1984年，至今已经默默无闻。2001年好莱坞创作的《阴谋》集合了肯尼斯·布拉纳、科林·费斯等老戏骨，想要将其变成一种互飙演技的辩论式戏剧，但也因为视角刻板和立场先行而错失了还原的精髓。

《阴谋》（2001）

德国人显然比这些散漫的英美同行更接近于这样一种与原始场景共通的纪律或效率，因此2022版的《万湖会议》能够明显达成一种更写实的效果，这不仅是因为拒绝了角色整合的思路，给予每个角色足够的刻画空间，也是因为最大限度发扬了德国室内剧的传统——室内剧是和表现主义同时期的电影类型，它忠实于三一律，讲求极简的布景逻辑和表演上的严肃平实。

这种风格上的差异在《阴谋》和《万湖会议》之间足够清晰，好莱坞不厌其烦地通过背景来铺垫会议的细节，并且在事后交代每个与会者的最终结局；德国人则足够郑重地将焦点锁定在会议本身，全片104分钟没有一分钟离开这个场景。除了掐头去尾的会前和会后部分外，会议的内容基本上和历史上的万湖会议等长，以求以严格的字面主义来还原会场的进程以及纪要的内容。

落实到一种空间感，2022版《万湖会议》特别讲究方位，这是一种排座次的逻辑，但也是一种权力的调谐，海德里希与缪勒、霍夫曼几位党卫军召集人独坐一席，左侧是政府部门代表，右侧是东战区事务部代表。这表面上是鸽派和鹰牌的论战，但实际上仍然是一个“统一思想”的规程：计划早已确定，党卫军早已拟定了范本，只等待其通过生效。

然而这不是一个暴力强行通过的问题，而是一个反人类的计划如何通过纳粹德国的理性和法律而获得合法性的问题。就此来说，官员之间各自的立场不同或者利益差异并不是一个道德上的问题，而是一个程序性的问题，这个程序在布勒博士那里是波兰犹太人过溢而需要优先处理的问题，在路德博士那里是密集人口运输的问题，在施图卡特博士那里是如何“优待”混血德国人的问题，在最年长的克里青格那里是处理海量人口的数学问题。

对这些有着博士头衔的官僚精英来说，问题从来都不是关于人的，而仿佛是关于机器生产的，这些程序可以简化为基因筛别、隔离、运输、消灭，随着这些技术难题被对答如流的阿道夫·艾希曼一一化解，他们之间的渐渐隔阂趋近于无。即便克里青格最后佯装痛苦地提及了大屠杀的道德问题，但这个道德问题的根本落脚点竟然是担心屠杀行为可能影响自己人的精神状态。

在艾希曼提及集中营里能够实现一种“舒适的操作流程，技术化、有效率且完全匿名”之后，克里青格终于松了一口气。此人绝非宅心仁厚，因为他愿意看到所有犹太人凭空蒸发，就如他独自一人在会议纪要的地图上思索良久，思索的仍然是难以“处理”的人头数据，这些数据在地图上被标示为一个个棺材。

因此即便集中营里的很多尸体还没生产出来，这些纳粹官僚就已经在纸面上生产尸体了。就德国人的纪律和执行力来说，一旦纸面上落实，真正的尸体生产也就开始了。

“尸体的生产”是上世纪中期马丁·海德格尔对灭绝营的描述，这被视为他多年沉寂后对纳粹问题的含糊暗示。人们很难理解他当年为何要加入纳粹党，除了传统哲学界所认可的那种“向死而生”的存在论与纳粹思想的潜在共鸣之外（对此阿甘本有着深度的解析），另一个原因可能是海德格尔厌恶平庸，而纳粹绝不平庸，他们有着“净化欧洲”的雄心壮志。

如此大概能够明白阿伦特“平庸之恶”给世人造成了多大的误解，这一指控显然不适合套在阿道夫·艾希曼这种优化大屠杀流程的工程师身上，更不适合套在万湖会议的这些80分钟草菅600人命的纳粹官僚身上。“平庸之恶”只适合万湖会议的那位不参与决策的秘书兼速记员莱格博格·维勒曼，她是端茶倒水的“隐形的第16人”，对草菅人命的讨论全程保持着漠然的无动于衷，并且希望“所有的会都在这里开”。

与这位堪比器械的秘书相比，其他人都是缔造恶的“圆桌骑士”，而清洗犹太人塑造新欧洲就是他们梦寐以求的“圣杯”。他们并非传动链上的一环，而是起草整个反人类计划，以思辨理性将其合法化的罪恶源头。你当然可以说，他们的上面还有一位终极的“元首”，但元首的话不过是圣意的词语，在将之转化为国策的纸面技术维度，他们和元首处在同一个罪恶的阶层。

万湖的方桌犹似是架设在云端，在这种垂直俯瞰之下，犹太人被划定为帝国版图上数百万的垃圾堆，成为阿甘本深度同情的赤裸生命。这种垂直性的会场，原则上是一个可以随意悬置法律的规范机构，让文件、政策成为民众的催命符。而这种俯瞰的视角，则是建立在国家种族主义之上。按照福柯的说法，纳粹正是一种国家种族主义，它决定着谁必须活，而谁又必须死。

这种建立在优生学系统圣的德国极权主义，在后世有着诸多的遗产。在近代各种屠杀、镇压、圈禁的人权或难民危机中，最危险的并非刽子手的火枪和毒气，而是那些云端的操盘手，那些会场上西装革履、手不沾血的高学历高职位官员，那些以章程文件定人生死的纸页。

现实当中，荒诞的文件、规章、制度、条文生产早已屡见不鲜，人们早已见怪不怪，要么于之麻木。或许原因是庙堂很遥远，或许是无力抗拒，或许是已经欣然接受，然而一旦看穿诸多会议本身的荒诞，历史的修辞也就褪去了它自身鼓吹的光环。会议很可能不是民主，而是民主的敌人，是世界上最凶恶之物。

万湖会议的凶险或者会以各种形式重演，它未必会成为一种反思程序，反而可能成为一种重复程序——即便以这部电影本身来说，只需要换一个时代背景也完全可以视作颂扬纳粹的政宣片。而在现实当中，万湖会议是世界各地都一直在发生的事迹（故），都在反复重演。

【虹膜】

《万湖会议》提供了一个不同的视角来看待犹太人大屠杀，它有点类似于电影《十二怒汉》。小时在闲书上看到的谣言一直记得：希特勒之所以对犹太人如此仇视是因为他被一名犹太女性传染了性病，但这种下三路的解释显然是无法成立的。相比之下，电影中提供了更加深入的探讨：财富分配和生存空间的问题。

电影中的对话都力图从人性化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如果想要进行种族灭绝，就需要尽量不将对方看作人类而是异端或者像犹大一样代表着整个种族。信仰上对犹太人的歧视在电影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如果一个社会存在着种族主义倾向，那么发生种族清洗的概率将会很高。美国黑人、欧洲犹太人和中国人。都曾经历过种族灭绝或奴役计划。这些事件总是先将种族划分出来，再用污名化、偏见加以攻击，最终导致了整个人类文明史上的悲剧。

作为人类，我们应该如何避免在屠杀同类时遭受内心的谴责呢？种族主义的答案是用肤色、外貌等因素来划分人类。例如认为长得像犹太人的人不配活着，或者黑人智商低等。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在施暴过程中不会给施暴者造成太大的内心阴影。然而，一旦这些区分种族的言论被官方发表出来，就会带来沉重而不可逆转的后果。

一个典型的会议过程，会前准备、召开会议、会后工作；筹备，酝酿，谈心谈话，开会，小组讨论，行程决议，整理资料，太细了，细的连桌签、纸笔都准备的恰到好处。

不得不说，效率真高，各个部门代表各方利益，而会议的目的又是通过处理犹太人提案，不管是妥协还是威逼利诱，主办方还是下了大力气的。

电影很简单，就是开会，也没啥演技，没特效，没好配乐，布景也是简单，不值得这么高的评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给这么高的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