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松罗 如果这是一部真人电影，那么剧情大约是这样的——

从小镇走出来的白人少女朱迪从小立志成为一名警察，她通过努力考上了警校，并被分配到了纽约这个号称种族熔炉的国际大城市。因为是女性，工作第一天朱迪就被踢到了交通部门，每天唯一的工作就是开罚单。为了证明自己，她向黑人警察局长立下军令状，要找到下落不明的黑人花匠。寻人的路上，朱迪与街头小混混黑人少年尼克联手，相继找到失踪的十多名黑人，却发现他们完全丧失理智，变得暴力而疯狂。于是舆论一再发难，认为黑人的骨子里就是血腥而好战的，理应回到非洲大草原去。甚至在朱迪接受采访时流露出对黑人DNA的质疑也让她和尼克之间出现了信任的裂痕。而后，朱迪发现这桩案件背后隐藏着一个政治倾轧且意欲破坏种族和谐的巨大阴谋，而令人疯狂的源头就是罂粟。最后，坏人伏法，朱迪和尼克和好，纽约又成为一个种族和谐的天堂……

在特朗普骂出一片天的今日，在华裔和非裔就梁彼得案不断聚集各执一词的今日，在种族问题再三挑动美国神经的今日，假若《疯狂动物城》是一部真人电影，最后结局是正义战胜邪恶，各色人种欢欢喜喜的挨在一起跳舞，而没有将现实情状剖开了碾碎了批判个够，大概不但会被视为和稀泥，更会被扔西红柿吧，其结果没人会满意，两头不讨好。但是以一个动画片的形式上映，就安全的多，观众也宽容的多。果然一个理想乌托邦的故事只能装在卡通电影的外壳里，卡通电影讽刺映射现实可以加分，而现实电影以理想结局多半只会减分，这就是迪士尼的聪明之处。毕竟有几部动画电影能做到在满足低龄幼儿感官视效的同时，又处处复制着成人世界的规则及思考？

比如电影伊始，兔子父母一再向朱迪灌输着稳定就是一切的价值观，放弃看似不切实际的梦想屈从现实的安稳。毕竟梦想，是以先行失去为代价的。要跳出优美的芭蕾舞，就必须以双足的伤痕累累为代价；雨燕是天空飞翔最快的鸟类，但却以腿脚弱小退化为代价。而这种代价，先行支付，无法偿还。所有孩子都有梦想，在成长的道路上，一部分放弃了，一部分却还在坚持。朱迪是后者，她像一个勇敢的理想主义者，失去父母的庇荫，失去安稳的田园生活，她的梦想是让世界变得更美好，哪怕这通往梦想的道路孤独、委屈、充满苦难。她千辛万苦的闯过去了，却发现那些付出在大型动物眼里不值一提。多么的眼熟。多少个朱迪，多少个我们，曾被梦想撞到头破血流，却仍在苦苦的坚持。哪怕他日希望达成的喜悦不过是所有艰难付出叠加后的小小奖励品，仍然不想放弃。

狐狸尼克，迪士尼在设计这个形象时，看来高度还原了1973年的动画电影《罗宾汉》里的红色狐狸罗宾汉，一样的聪明狡诈，一般的心存善良。站在食物链上层的食肉动物偏偏小时候成为了被恶整，被实施校园暴力的对象。欺负尼克的理由很简单，没有食草动物会相信一个食肉动物的善意，DNA就是他的原罪。然而小动物们口中对暴力的防范难道不是另外一种根深蒂固的歧视？毕竟两种动物的和乐相处，是以剥夺食肉动物的天性为前提，主动权从来不在食草动物的手上。所以，食草动物们的歧视，恰恰源于弱者对强者先天的恐惧。

据说羚羊在看到狮子或猎豹时，会以后足为支撑，一蹦一跳起来，发出挑衅。此类行为曾让动物学家们百思不得其解，究竟为什么要做出容易被捕食者发现并狙击的行为呢？其中一种说法是，它们其实是在告诉捕食者，我比其他同伴更加强壮健康，所以，你去抓比我弱小的吧。我攻击了你，证明了我的强壮，你要吃，就去吃别的动物吧。攻击尼克的小动物们，大概也是一样的心理吧。

车辆交通管理局的树懒们，不难看出是映射现实中办事效率底下的公务员们，谁要是像兔子般着急的上蹿下跳，对不起，对方可能会找出一百种理由让你重头再来。去年冬天我对普吉岛的海关印象深刻，从下飞机到入境，排队等待了七个小时，这还不是最高纪录。据说无论多少游客等候，都不会影响办事员的心情和速度，真是深得太极拳的精髓。树懒起码还能卖个萌。

最后的最后，这居然是一场跨越种族的爱情？大概是我的反射弧度和树懒一样长，我竟一直以为风风火火的主角之间只是一场高度纯洁的革命友谊，没想到影片最后狐狸突如其来的一句，你知道你爱我的，瞬间把革命友谊升华了好几下（该论调来自官方一篇访谈，解释他俩是超越朋友的友情的love）。其实我以为是朋友的，萌了一脸血。因为这是个动物城，一个理想的乌托邦之国，一切都可以存在，存在即合理，这大概也是为了还原影片的初衷，只要你能奋斗，只要你够宽容，你就能得到幸福。 果然还是一个乌托邦的世界。

朱迪作为兔子，从小便被所有人告知：别做梦啦！

狐狸嘲笑她的梦想，父母试图打消她的梦想，于是一切希望就寄托在了那个号称“一切皆有可能”的Zootopia。

可是事实呢？当警察局长只愿意把贴罚单的任务交给朱迪时，当她撕开缩水的胡萝卜快餐盒时，自由女神像在纽约港渐行渐远。美国梦的破碎，这是寓言第一层。

当朱迪克服了来自外界的歧视，终于成功破案亲身证明了种族偏见的狭隘性后，却在记者招待会的讲台上将罪因归就于不同种族的先天DNA。

一时人心惶惶。作为物种偏见的受害者，最强烈主张物种平等的朱迪，此时却亲手用同样的偏见重演了童年歧视。

只不过，这次她成为了施害者。也就是说，即使在歧视受害者内心深处，或许也深藏着对其他物种的偏见。所谓的歧视，是否本身便是根深蒂固在每个人意识形态中的一种认知方式？也就是说，人类用Stereotype的类型思维认知，是无法避免的么？这是寓言第二层。

整部电影最大胆的一笔则是绵羊副市长的阴谋。个人认为是这一笔让一部简单的“政治正确”动画片跃升为一部有反省了权力与话语权的批判。

绵羊，食草动物，一直站在权力架构的弱势方。当一直处在弱势方的绵羊拥有了话语权后，却一门心思要通过把对方踩在脚下爬上顶端。

她要的不是“公平”或“平等”，而是重新洗牌后让自己站在权力顶端罢了。歧视受害者在既得利益后，是否会形成新的话语关系，对抗新的弱势群体？我们渴望的到底是“平权”和“权利”，还是“权力”？这是寓言第三层。

于是，任何弱势群体面对的只有两条路：争取自己的权利，争取普适的自由平等。

在今年的奥斯卡颁奖礼上，黑人主持人Chris Rock一边抗议着黑人演员的弱势，一边把种族偏见的stereotype套在亚裔身上。

They sent us the most dedicated, accurate and hard-working representatives.

If anybody is upset about that joke, just tweet about it on your phone that was also made by these kids.

他们把最认真、精细和刻苦的代表送了过来。

如果你对我的笑话感到不满，尽管发到网上好啦~反正手机也是这些孩子们制造的。

这里涉及到两个问题。

（1） 黑人作为以往的弱势群体，在几十年的平权运动中终于为自己争取到了一些地位，如今却有一部分黑人在各种民权运动中挤压别的少数族裔—成为了自己曾经最憎恶的压制者。奥斯卡颁奖礼上这位拿亚裔讲笑话的主持人就是典型的“我已经拥有话语权了现在让我来欺负你吧”。

这对应于绵羊市长的举动，一方面是长期处于弱势的群体崛起后的报复与矫枉过正，更多的是深埋在人性内部的对“权力”的渴望而不止是对“权利”的需求，哪怕是以新的噩梦为代价。

（2）很多美国人一想到黑人就是“犯罪率高、四肢发达头脑简单”，而一想到亚裔则是“数理化书呆子、吃狗肉”。很多人认为前者属于无法容忍的“歧视”，后者则是“偏见”罢了。但歧视和偏见如何划分呢？

当大家认为兔子“没能力当好警察”，狐狸就是“狡猾”时，哪些算歧视哪些算偏见？而当朱迪说食肉者的DNA中有“野蛮“倾向时，歧视和偏见的界限越发模糊了。

从DNA差异的“事实性描述”到性格、能力、品性差异的“道德判断性描述”，其实只有一线之隔。

这里还有另外一种极端。《南方公园》第二十一季中，二爹为了维护自己的人设（其实就是追求所谓政治正确），获得周遭亲朋好友的同情，大肆鼓吹indigenous，事实上他却是哥伦布的拥趸，但为了所谓的PC，二爹测DNA的时候与印第安大叔疯狂舌吻两次（唾沫取样），后来实验室的人想要肛门取样的时候差点发生了不可描述之事…最后DNA检测出二爹其实身上有超过常人的尼安德特人的血统，二爹开始歇斯底里的叫嚷：都是你们现代人谋杀了我的祖先，我是最大的受害者！其实二爹的惊人之举不就是因为DNA的差异的事实背后，隐含着典型的受害者心态所带来道德优越感。二战后的犹太人与德国人之间不就是这种心态的典型么？从生理上的差异到道德性判断，其中蕴含着几多自然，几多人为偏见……

从“女性有生育能力”到“女性不适合做企业领导”，这其中有多少是自然构成性差异，又有多少是社会长期以来的思维定势灌输给我们的差异？

回到前面说的两条路：追求自己的权利，追求普适的自由平等。

前者诉诸政治，后者却需要整个社会的思想启蒙。

第一条路面临的问题是：如果每个族群/个体都以追求个人权利为最终目标，那么得到权利后的族群是否会成为下一个滥用权力的绵羊？请注意，权利和权力是两个概念。

以黑人运动为例，对于有些黑人，争取种族平等只是初始口号，在他们奋力拼搏尝到甜头后，很快运动的方向不再是种族平等，而是争取黑人和白人的平等，而其他种族该受歧视的依然受歧视。当美国各处插满了Black Lives Matter的旗帜时，All Lives Matter已经被指责为拒绝直面种族歧视的一种政治不正确了。

第二条路则要难走的多。毕竟现在谈启蒙都已经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了！

啧啧啧，什么普世价值，全都是西方中心主义殖民思维的产物。

“人人生来自由”，但骨子里的刻板思维是很多人认识世界的主要框架，这些人无法避免地爱贴标签：女人不理智，南方人精明，90后都爱自拍，艺术家精神不正常，处女座有洁癖…每个人都多多少少有把他人套在刻板原型里的倾向，但越是对人性充分了解，越能用理解去看待人性的不可避免，用开放去看待自由的一切可能。

然而福柯告诉我们，没有权力就没有话语权，没有话语权的人没有真正的精神自由，他们获取的只是被拥有话语权的人定义的知识。因此他们既无权定义自己，也只能活在他人对自己的定义下。因此，权利与权力是无法割裂的。

这个道理在200多年的女权主义历史中已经展现的很清楚了。作为在男权话语主导下“被定义”的女人，既无权反驳社会对自己的刻板印象，也无意识的自我认同于这样的刻板印象。因此『女人要嫁个好男人才是成功的』这句话并非是男人强加在女人身上，而是男人女人共同被教导、共同相信然后共同维护得以延续的。

唯一能打破这个链条的只有权利的保障。有了平等的受教育和工作的权利，才能拥有话语权，才能实现精神和人格独立，拥有应有的权力。

相应的，种族平等的思想解放也离不开权利。黑人争取的工作机会、教育机会，就是为了弥补他们因为阶级差异带来的权力差异。有了饭碗和话语权，才谈得上消除歧视。

所以白人要的是公平，而黑人要的是平等。因为如果根据权力公平分配权利，那么黑人永无出头之日。

但问题是，当黑人争取到了平等时，他们其实要的是更平等。沒有權力就無法爭取平等，擁有權力就無法保證平等，這真是亙古不變的矛盾.

普适的平等所要求的思想境界太高，而人性中对权力本身的渴望远远强于大部分人思想境界所能理解的普适自由。用个简单而不恰当的例子就是，假如每个人都有靠手中权力受贿的机会，难保会有多少人犯罪。

因此第二条路之所以难之又难，除了既得利益者不愿打破阶级壁垒以外，人性本身的弊病也是一大因素。

朱迪和绵羊副市长，都是曾经的弱势族群。当绵羊副市长发现自己败露时，依然对Judy说We are on the same boat希望以此拉拢朱迪。而最后没有朱迪的功劳，绵羊副市长也不会被绳之以法。

在我的理解中，这部电影是在反思后给出了试探性的回答：或许平权运动应当是思想解放与权益平等并驾齐驱的。认识到差异性背后的自由与平等，才能让权力为自由平等服务，而不是用权力制造更多的歧视。

让我们先设想，如果把Zootopia中所有的动物还原成人类拍成一部影片，你还会觉得它仍然当得起现在的评价吗？ 它讲了一个印第安人小女孩奋发图强，从纽约州警校荣誉毕业，然后怀揣着出人头地的梦想登上了前往大纽约的火车走马上任，不料却被安排做了交警（她本来是想成为FBI的！），然后阴差阳错地发现了一起特大人口失踪案的线索，遇上了一个投机倒把过小日子的小意大利区小混混，印第安小女孩认为这是一个机会，她抓住了意大利小混混个体户偷漏税的把柄，以此要挟小混混利用他混迹街头的社会资源帮助她调查。在调查期间穿插了各种关于社会分层、官僚机构、民主政体、黑帮团伙、黑市贸易等方方面面的掠影和笑料，最后他们被牵扯进一桩政治阴谋当中。印第安小女孩被非裔女副总统利用，成为副总统扳倒正统WASP男总统的工具。副总统通过其一手炮制的失踪人口事件声称WASP都具有弱肉强食、战争好斗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基因，以至于他们是社会天然的不安定因素，来鼓动社会排斥作为美国少数精英族群的WASP，陷害总统，以便自己掌权。因为自己也有白人血统，小混混也对号入座，他对印第安女孩在新闻发布会上公开发表的言论极其不满，与印第安女孩决裂。印第安女孩发现并不是自己想要的结果，失落地从警察局辞了职，回到乡下和父母一起卖土特产。故事并没有这么结束，转机不期而至，她阴差阳错地发现那好斗的社会达尔文基因原来是吃了一种叫做迷幻蘑菇的路边中草药导致的，她急忙回城里向小混混认了错，两人又重新上路，顺藤摸瓜，发现了提纯迷幻蘑菇制造毒品的地下实验室，最后竟发现这一切竟然是女副总统的阴谋！一番追逃和斗智斗勇之后，非裔女副总统终于被绳之于法，而印第安小女孩也顺理成章地成为了一名堂堂正正的FBI。至于小混混，因为协助印第安女孩调查，通过她走的关系，也破格被提拔成了一名FBI，成为了印第安女孩的同事。当然，最后他们也顺理成章地收获了爱情。然后这部片子名字叫做《乌托邦》。 这就是《兽托邦》讲的故事。它借用动画化、夸张化和具象化的形式，精彩地、细致地、万花筒般地仿拟了一整个美国社会——也许还是一整个普世价值下的自由（民主）社会——的方方面面。它仿拟族群歧视、仿拟官僚政治、仿拟城乡差异、仿拟阶层流动、仿拟地下帮派、仿拟坑蒙拐骗、仿拟毒品贸易、仿拟体质人类学、仿拟肥胖症、仿拟蜗居、仿拟手机游戏、仿拟国际巨星、仿拟枪与玫瑰、仿拟政治正确、仿拟城市区隔、仿拟家庭主妇的唠唠叨叨、甚至连仿拟都会仿拟（《教父》的一整段戏仿和《博物馆奇妙夜》的段落仿拟），仿拟之外还是仿拟。令人遗憾的是，除了仿拟，它并没有在原有故事内核上实现任何价值的批判、或是超越。结局，当一切重归平静之后，之前所有聪明的小讽刺都被温情脉脉地包容在了一个平等主义兽（乌）托邦的崇高理念中，为了维护这个普世价值运作下的兽托邦，有什么理由不能忍受社会的这些小小瑕疵？或者说，这些小瑕疵，比如官僚主义、坑蒙拐骗、全景监视、裙带关系，不正是这个社会多元而可爱之处吗？就像兔子自己说的：“房间又小又旧，墙壁油乎乎的，邻居吵得不行，但是我爱死它了！”一切太阳照常升起。 大部分好评，都来自于故事精确而新颖的戏仿形式。把人比喻成动物，自《伊索寓言》以来就有的寓言式戏法。对，戏法。很多时候人们只是单纯地享受戏法，比如口技、猴戏，比如皮影戏，戏法被可以视为传递教化的良好途径，但绝非教化本身。我最敬佩Zootopia的一点，是它出神入化的表征功力，把社会差别绝妙地搬照到动物的天赋差别中。就是兽托邦中最不可弥合的那对核心差别，大型动物与小型动物的差别，“大”与“小”的差别。这一差别是最直观的力量对比的表征，更妙的是，它还是先赋的，映射了人类社会中一切隐形差别的集合，资本的差别、财富的差别、智力的差别、体貌的差别——一切社会继承（家庭和遗产）的差别和一切生物遗传（相貌和遗传病）的差别。唯独不映射种族差别。种族差别被单拎出来成为了影片的核心矛盾——“肉食动物”和“草食动物”的差别。“肉食动物”与“食草动物”的差别，和现实中的“政治正确”的说法那样，被证明是一个伪命题，是人为捏造和构陷的，从而被解决。但到了影片最后，“大”和“小”的差别仍然没有一丝解决的痕迹——这就是兽托邦的常态！而它的理由也最无法辩驳：动物们天生如此！我们看到了开往兽托邦的列车为每一种不同体型的动物“贴身设计”了车门以彰显兽兽平等，但转念一想，小动物也可以从大动物的门走出去，这又有什么分毫的损失？我们收下这个小小的讽刺。但我们是否还注意到，警察局的会议室、新闻发布会的讲演台，自始至终仍是给大动物准备的。在影片的最后，兔子和狐狸仍然要爬上椅子，站在桌子前，挤在一起，温暖而期待地笑着等待警长安排任务。一切批判便在这暖心的笑容中消解了。如果说编剧们没有意识到这一问题，那他们也不可能写出这样的建置和细节。影片对“大”和“小”背后的真正的社会歧视的刻画甚至可以说是非常露骨的，“小”天然适合当骗子（狐狸的搭档——那是只啥动物——可以伪装成狐狸的儿子行骗），“小”当小偷更是得天独厚（偷“洋葱”的不知道是啥动物因为小而更容易逃脱追捕），甚至“小”拥有着变为“大”的向往（狐狸说“我的儿子梦想成为一只大象”，兔子为此感动不已）；相应地，“肉食动物”和“草食动物”之间没有任何这样实质的映射。我们甚至可以从人类文明的宏大叙事中找到“食肉-食草”、“大-小”两者的极端对应。“食肉-食草”种族主义的理想型，是德意志第三帝国的纳粹主义、排犹运动，它已经被证明是谵妄的，可以被肆意妖魔化，在“政治正确”下可以作为任何影视作品方便的母题。但“大-小”的意识形态理想型，至今都没有一个确切的名字，但它实实在在存在着，它就肇始于美国，它是《教父》的前历史，它是美国第二次移民潮的意识形态堡垒，是细致化的智力测验和身体检查之下的意识形态根基，如果有人看过一部叫做《金色大门》的电影，就会知道它是《金色大门》的全部母题。而影片中戏仿的“教父”，“恰巧”也就是“小”的。 但真的有那么恰巧吗？这些编剧们都意识到了吗？还是只是他们的无意识创作？我想他们是意识到了，但可能（有人）选择性地忽略掉了，或者（经过妥协）认同了这样的差别，或者骨子里仍然坚守着最深刻的社会歧视。太阳照常升起。 当我们迷醉于Zootopia的出色的戏法时，我们何不想想，它（以这样一个类寓言形态）传递了什么教化？他满足了我们什么期待？为什么即使那么多的讽刺，那么多人仍然认同最后的结局？ 小部分也是最深刻的好评，来自于对兔子和狐狸这两个人物的价值形态的深深认同，也就是对个人奋斗和个人成功代表的个人主义、自由、形式平等的认同。非要说得再露骨一点，这就是一个属于（新兴）中产阶级的关于个人主义成功的故事。这只兔子也是一只追求世俗成功和个人梦想的兔子啊（估计是共和党兔子）！不是一只追求公平正义、社会理想的共产党兔子啊！她为了让上司看得起得到提拔，拼尽全力半天开了200条罚单，即使有人的车只超时了5秒钟；她一样会板着脸说“投诉请到交通局”，她自己就是官僚机器的一部分（只不过后来又让她成为他者亲身体验了一把树懒的“超级官僚主义”而已）。也并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她想成为一个“真正的”警察，是因为她的寻求社会公正的理念或维护民主自由的价值。影片给出的三段论是：她喜欢尝试（冒险），她坚信关于平等共和的“剧场意识形态”（就是在开头的破剧场中的那些话，开场的剧场戏也很值得一读），所以她想要证明一只兔子也能当警察。 这只兔子的意识形态更是属于我们这些（我们这些指和我一样的同龄人，认识我的人会知道的）“未完成的中产阶级”的，兔子的经历还原了一个理想的中产阶级奋斗史。从小怀揣梦想，相信天道酬勤并一直努力着，从小地方考到大城市，找到一份合乎理想的工作，足够努力，遵守社会现实的游戏规则向上爬，某一天抓住了一个经过了戏剧性美化的好机会，从此跃上枝头成凤凰。 而另一个人物，狐狸，则满足了另一部分观众的想象。他们不是主流的中产阶级，可能处于再下一层的小市民，但聪明能干、头脑灵活、游刃有余、左右逢源，最后碰上了一个天大的好运，在对的时间遇上了对的人做了对的事，同样完成了向上流动。 对的，他们最后都完成了社会流动。在兽托邦里，主流群体和亚群体最终认同着同一条上升渠道。就算是狐狸，他最后也没有选择我行我素、浪迹天涯，而是感激地接过了兔子递来的警察入职申请表。影片没有给出别的认同的可能，甚至是影片“致敬”的《教父》那样的可能，《教父》只是摆在那里被戏仿一番，被同化于统一的认同之中。因为兔子都要成为教父孙女的教母了。 影片最后还有一个后现代的尾声。所有的角色，不管善的、恶的、大的、小的、主流的、非主流的，都被放在一场和平与博爱的主题演唱会上同台竞欢，价值的多元并立消弭在绚烂的聚光灯、性感的臀部、健壮的身躯和全城电视转播之下，被捏成太妃糖，留给我们的是一个广大的价值空区。后现代立场可以是批判的，也可以是不批判的，我们填进去什么，它就是什么。 如果把“兽托邦”看作一个反讽的象征，那么整部影片或许可以看成一个整体的反讽，包括它后现代式的大团圆结局。但这样的“反讽”近乎无效，因为在影片没有投射出来，我们的中心人物对兽托邦自始至终都是热爱和不批评。这好比《1984》换了一个“美丽新世界”那样的名字，这样的小把戏对于读过文本的来说是自作聪明。从兔子到片名的投射中，我们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房间又小又旧，墙壁油乎乎的，邻居吵得不行，但是我爱死它了！这就是乌托邦啊！” 还想特别提一个剧情逻辑薄弱的关节，在西方观众的语境下兴许还能自圆其说，但如果在中国银幕前也毫无质疑地接受了，可能是危险的。兔子最后成功通知了警局将搞阴谋的副市长绳之以法。疑问立刻跳了出来：难道政府和警局不会事先勾结？凭什么警局能做到完全中立？ 如果非要找一个现实参照概括本片，那么这部电影不会是南北战争，它充其量只是一个水门事件。它不是关乎普世价值的自由战争，它只是一起政治丑闻。它挫败了政治丑闻，选出了新总统，捍卫了民主，并引以为豪。 这就是乌托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