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 电影武训传的再造之路
没有想到,在影剧工作室开动的第一篇文字是关于《武训传》的,这当然与《武训传》电影DVD的发行有关。
对《武训传》的关注,大约在1997年前后,我在《青岛晚报》做“文摘”编辑时,编了一个关于《武训传》的小专题。这个小专题引发了一点兴趣,所以买过一本《武训画传》。
有关《武训传》批判的息来源,大学的当代文学史课是学过的。但现在想,大学里文学史的教学,恰恰思想史和意识形态史是缺失的,那时候的文学史写作,在观念上还严守意识形态史的道路,所以在思想史上作个清理基本不可能。
写《民国影坛的激进阵营》时,在会集材料的过程中,必然会关注到《武训传》,无奈的是看不了电影。所以,《武训传》在卓越刚上架就下单了,还没到货,有网友就作为种子上传了。在为碟片发行商“大圣文化”叹息的同时,也感到能够广泛传播和研究《武训传》,对重新认识意识形态史,乃至知识分子在新中国的心路都也是好事。
看《武训传》,通过影片对武训的理解,其实类似于教育事业的乌托邦,包含了知识改变命运,从而改变社会的动机。
用影片中武训的朋友周大的话说:“武七,你来文的,我来武的,咱们一文一武,让这些狗官恶霸知道我们老百姓不是好欺负的。”
说这句话时,周大刚刚实施了监狱暴动。出身太平军的他,因为抗拒张举人殴打武训,最终被张构陷而遭受牢狱之灾。
影片中,周大手边放着一本书,正是《水浒传》。
周大这一角色,在编导孙瑜手里是有些变化的。1948年1月,孙瑜写的《武训传•分场剧本》里,有一身蛮力的车夫周大最终是逢“大赦”出狱的。
显然,在1948年时,孙瑜还很有些“明君”期待的。
实拍剧本中这个细节的改动,源于1949年12月在昆仑影业公司召开的编导委员会。与会者有陈白尘、蔡楚生、郑君里、陈鲤庭、沈浮,演员赵丹、蓝马等。
关于周大的命运,郑君里建议将之作为当时太平军北伐被打散,隐身于张举人家中做赶车的一位壮士。沈浮则说,周大以后还可以“逼上梁山”,带领一队农民武装,对地主恶霸索还血债,烧杀报仇。
影片投拍后,还增加了小学女教师(黄宗英饰)的“结论”:武训先生为了穷孩子们争取受教育的机会,和封建势力不屈服地、坚韧地斗争了一辈子。可是他这种个人的反抗是不够的。他亲手办了三个“义学”,后来都给地主们抢过去了。所以,单凭念书,也解放不了穷人。周大呢——单凭农民的报复心理去除霸报仇,也没有把广大的群众组织起来。在当时那个历史环境里,他们两人都无法获取决定性的胜利。中国的劳苦大众,经过了几千年的苦役和流血斗争,才在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组织之下,在无产阶级政党的正确领导下,打倒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政权,得到了解放。
孙瑜说:一九五O年底《武训传》全片摄完时,是经过党领导作过修改后审定的,基本上概括了《武训传》的主题思想(或称倾向)和剧情发展——评述和刻划武训幻想“念书能救穷人”并为之奋斗一生的“悲剧”。
很显然。孙瑜在投拍武训传时,已经非常自觉地实施了“自我改造”。
孙瑜接拍“武训”完全是受了陶行知先生的影响。陶行知自1943年起,每年都举行武训诞生的纪念会。在一次纪念会上,孙瑜收到了陶行知亲赠的《武训先生画传》。1945年,孙瑜赴美考察的过程中,一直带着这本书。
1948年分场剧本完成后,孙瑜寄了十几份给昆仑影业公司。但阳翰笙通过郑君里转告孙瑜,希望他能够在国民党的中国电影制片厂拍摄此片,于是孙瑜在中制启动了此片的拍摄。从1948年7月至11月,孙瑜完成了大约三分之一的拍摄。
1949年2月,昆仑影业以150万元金圆券的低价从中制买来了所拍的《武训传》。是月,孙瑜加入了昆仑,但因为当时昆仑忙于《三毛流浪记》和《乌鸦与麻雀》的拍摄,没有将《武训传》提上日程。
《乌鸦与麻雀》完成后,昆仑立刻想续拍《武训传》,出于营业收益的考虑,昆仑甚至不顾孙瑜的反对,要求将影片拍成上下两集,这样票房收入可以增加一倍。
在加戏的过程中,孙瑜在影片中加强了暴露封建统治者残暴和阴险的情节,也加强农民反抗的情节。蔡楚生为孙瑜编了山东巡抚张曜与幕僚“收买民心”的对话;而孙瑜则增加了西太后如何决定对周大和武训二人“剿抚并施”的桥段。
这也使得《武训传》看出来是充满了阶级仇恨的,而且武训本人的意识也很有意外之举,比如跪义学成绩第一的学生,不跪“黄马褂”;比如在大牌坊前装疯;比如听说“学而优则仕”的读书人路径很绝望很痛苦,请学生们以后不要忘了“庄稼人”。
相比于孙瑜,主演赵丹是在新疆盛世才的监狱里看的《武训先生画传》。受到孙瑜的邀约后,他立即答应了。赵丹说:我把武训这种忍辱受屈的行为,歌颂成劳动人民的“甘为孺子牛”的高尚品质。自以为我的心,我的感情是对人民忠贞的,这还有什么可怀疑的?
然而,所有的谨慎与自信,以及成熟的导演与精湛的表演,甚至包括刚上映如潮水般的好评,都没有抵挡住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一篇社论的炮轰,这篇社论就是《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
这篇由毛泽东撰写的批判文章将武训看作是狂热的封建文化宣传者,并说“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同时结论“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
文章还开列了一份列了43篇文章和3本书的目录,47名武训歌颂者也被逐一列出。
而这份目录,此后成为了这些人“反动宣传”的梦魇。
其时任职于北京人艺,后来又改写批判文章的金紫光,在此后的十多年先后在中央歌舞剧院、中央实验歌剧院、北方昆曲剧院等单位工作过,但只要有“运动”,他就得检讨一番“赞扬武训”,参与“反动宣传”的错误。
毛泽东核心批判的问题是什么呢?是改良主义。
一批知识分子,在新中国建立初期,有的在呼唤议会制,有的在呼唤知识救国、教育救国。而这是崇尚斗争论的毛所无法容认的。其时,镇反运动,抗美援朝,以及逐渐深化的土地改革,在以不同的方式向前推进,这些举动,都充满了血腥与暴力。
《武训传》中对周大式暴力革命的质疑,也如同对共产党暴力革命的质疑,尽管其一再强调“没有好头子”,“天下总会是咱们穷人的”。但暴力革命,显然只是一条令人怀疑的路线,武训式的努力,也是一种方式、一种路线。尽管电影赋予了其悲剧的样式,但其正剧特性依旧存在。
此刻的毛,无疑要告诉知识分子,改良主义是走不通的,没有暴力革命就没有新政权,必须跟着他及共产党走,必须服从权威,必须彻底地改造自己。
赵丹写道:“一解放,我以为这一下好了!……哪里晓得社会主义革命,正是革的像我这样的人!所谓的平生抱负和愿望,就是空想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实质上就是个人主义的自由主义,我连新民主主义的关都没过得去,更谈何容易地过这社会主义的关啊!”
1980年代末,有统计指出:1951年以来,先后有15次较大的政治运动,除抗美援朝外,其余14次都跟整知识分子有关,其中有9次是矛头直指知识分子。
为证明伟大领袖所写社论的正确,一个武训历史调查团建立起来了。江青化名李进亲自上阵。这份调查记,除前言,另分五大部分:和武训同时的当地农民革命领袖宋景诗;武训的为人;武训学校的性质;武训的高利贷剥削;武训的土地剥削。
这份长达四万五千字的调查记,毛亲自加写改写了15段,并全文刊登于人民日报。
研究者袁晞说:“被调查的老百姓只能顺着说,要什么就说什么。此种调查方法一兴,什么材料都能调查出来。”
有关电影《武训传》的批判从此留下两大“遗产”,一是大批判的文体;二是调查材料的方式。
客观地说,在孙瑜所拍的电影中,《武训传》虽然极其用心,但明显游离于孙瑜的诗化风格,蓬勃之气和喜剧式的处置能力,以及结构的松弛和情节的松弛都不见了。没有坚定自我的创作肯定无法完整地显现自我。可以圈点的,倒是赵丹的表演。动作、体态、表情、语言,都堪称精妙,除却青年武训因为赵丹自身的年龄关系表现得有些过于老成之外,其他都可作经典。
而电影《武训传》可以留诸于今天的思考,其实应该是,知识分子在1949年之后的自我改造和被阉割之路是怎样一路走来的。大批知识者,在陷入自我怀疑之后,又领受了大批判的炮火,在全民的迫击之下,自我飘零,而后随波逐流,没有操行的就选择助纣为虐,最终被雨打风吹去。
一个本来带有精英特征的阶层由此变成了工农商学兵的一部分,他们不再独立发言,他们颤颤惊惊,左顾右盼,沉默的沉默,招安的招安。期待明天。
2 ) 确实,应该重视关于电影《武训传》的讨论
今天终于没有错过人生中的重要时刻,在影院小厅看了胶片版的有些许残缺的电影《武训传》。以现在的观影习惯来看,电影语言本身显得有些落伍了,慢条斯理的叙事,充分浪漫的情感宣泄,还有那些明显的表意符号贯穿于整部电影。
毕竟已经五六十年了,当年感染观众的方式有点显得可笑,不大适合今天快节奏的欣赏习惯。至于影片的思想内容,从五十年代初到八十年代中,近乎三十年的积淀已经让《武训传》本身从艺术到政治有了一个近乎尸体解剖似的分析和介绍,动用了从天文望远镜到高倍显微镜的各种工具,各个层面,各个角度都有所涵盖。所以笔下无言也有情可原,于是只是回到宿舍,翻看了能见的一些当年文字,囫囵吞枣的浏览了一遍。
所看书目不过《中国电影研究资料》吴迪主编、《中国电影理论文选》罗艺军主编、《中国电影百年》李多钰主编三本书而已,权当了解大概,故而不敢妄称研究,不过有些许断想而已。
关于《武训传》的批判和平反
《武训传》的批判被视为新中国“第一场全国规模的政治运动”的发端(《中国电影百年》语)。早先国内放映的时候,可以算是好评如潮的。事实上,正是因为“好评如潮”,才更为突显其显现出的政治问题的“严重性”。当时在上海的上映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随后的媒体上还有关于编导孙瑜和演员赵丹对于影片的经验介绍性的文章,可见当时有树立典型的苗头:名导和明星的珠联璧合。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的社论《应该重视关于电影〈武训传〉的讨论》随后而来,掀起了批判风潮,从电影摄制人员扩到到整个文艺界,从具体的“武训评价”到抽象的阶级立场,终于成为政治性的运动。此后《武训传》永远都不享有纯粹的文艺评价,而紧紧的和政治发生了关系。1985年胡乔木的一段简要讲话,成为了普遍意义上的对《武训传》的平反,还是以政治运动的清算方式开始的。
孙瑜当年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编导〈武训传〉记》,只是半回忆录性质的,创作上的探讨较少,《编导〈武训传〉前后》则倾向创作经验的内容多一点。而赵丹的《我怎样演武训》的理论研讨价值也很大。相信当年的一些正面评论,也是较为集中在艺术范畴内的讨论和批评。这可以在后来批判风潮中的一些文字中找到依据,比如李长之先生1951年5月27日在《人民日报》上的检讨文章《我在关于〈武训传〉的讨论中得到了教育》写道:
“我过多地评论了《武训传》电影和《武训画传》的艺术,太轻太淡地而且是(不正确地)触及了政治意义。这不免是单纯技术观点,这不免是西方资产阶级‘艺术至上’的形式主义的美学的影响。因为缺乏对政治意义的足够的重视,所以就是艺术标准的批评论,也就犯了错误。”
此段文字或可印证。
5月的社论一经抛出,形势急转直下。批评夹杂、混淆甚至歪曲了政治因素和政治立场,用文艺批评的手段搞政治,用政治的方式搞批评。于是雪片般的评论飞满全国,采取艺术分析和政治品评“嫁接”的方式,炮制出炉了一篇又一篇的批判和检讨稿件。仍以李长之先生的同题文章为例,在前引文字之后,紧接便着例证了他的“错误”:
“例如我指出,武训电影之‘热闹和罗曼谛克底抒情并没有提高它的艺术性,反之,是降低了它’,然而理由呢,是:‘损害了武训事业的严肃性’。其实,武训事业根本没有什么价值,也就说不上损害不损害它的严肃性了。可见不把政治放在第一位,艺术性的批评是不会正确的。”
如果说关于“热闹和罗曼谛克底抒情”算是艺术层面的分析,那么对于“武训事业”的评价实在是无由的牵强。然而各地这类稿件之多,是无法想象的。江青更是亲自带队实地考察,不但洋洋洒洒的写出了《武训历史调查记》,还树立起了“宋景诗”这一光辉的反抗的正面的形象来和武训形成对比。总之,最先的政治定论为《武训传》的政治化,打下了深刻的烙印,成了永久的记号。是这之后关于《武训传》的评价都离不开了政治。
至于后来的平反,仍然是政治化的。1983年万里,1985年胡乔木分别都表示对于《武训传》的评价有失公允,而此时已经处在对“文革”拨乱反正的政治工作中了。对于《武训传》的平反,也自然划归到了政治清算的一部分。事实上,在其后的多数关于《武训传》的评论文章中,无论是当事人的回忆录,还是研究者的学术文章,都已经舍弃了电影艺术的标尺,而成为研究“谁之过?”的历史淘金。比较典型的就是将《武训传》批判归结为江青个人阴谋报复行为,是对知根知底的赵丹等前同事的个人迫害。
电影之后尽管经常有人提起,在影史上留有一笔,却鲜有关于艺术成就的评价和概括。《武训传》成为了政治或者文化的一个符号。
批判《武训传》的武器
江青借着批判《武训传》的风潮,组团写了《武训历史调查记》一文,该文考据丰富,旁征博引,实在是集大成的典范之作。可见当时的人们确实有股韧劲。我和大学同窗还曾就此事感慨过。从《武训传》公映到《调查记》成文发表,不到三个月。“调查取证”,编撰行文,还能在浩瀚史海之中找到“宋景诗”这号人物,专门用于对于武训的回击。这种独特视角和博学,现在依然销声匿迹了。
如今荧屏银幕上充斥着各种耳熟能详的情节和段子,都是同样的桥段不过换个时空,换个身分,就能堂而皇之走进大众娱乐的视野。不是各种篡改传说,就是“秘史”系列。蹦蹦跳跳的表现着后现代的不屑和疯癫,骂骂咧咧地糟蹋消费者的智商和品性。没有丝毫智慧的胡闹在媒体上,相比之于当年江青的目标和手段,简直是不值一提。
如果说《武训传》是个政治和文化的符号,那么这个符号最起码指代的是一种“严谨持重无所不用其极的改造”。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能根据武训的人物和形象的反面,迅速寻找并打造相应人物和形象予以回击。这种创造力不仅仅是模仿,更是水平。迪斯尼素来以改造他国童话传说闻名于世,对中国《花木兰》的改造,换来的只是上海动画电影制片厂挖掘原著的《宝莲灯》,而同是讲述母子亲情题材的动画片,迪斯尼随之而来的《人猿泰山》把亲情提高到了一个人兽间的争议高度。对于耳熟能详的童话故事,迪斯尼采取精彩讲述的方式,梦工厂则选择了完全解构。《调查记》及“宋景诗”完全证明了这样的创造力并非国人所缺,只是渐渐的淡忘了。或者说,没有缺失也没有淡忘,只是从来没有用在创作或者娱乐这些形而上的无用方面,而是更多地深入实践到“为人处事”的能力上了。
尽管并非是什么光彩的事情,但至少证明着,一段时间内,国人国片的创作是有激情且有活力的。这让今天的所谓“繁荣”汗颜不已。
《武训传》及历史的武训化
夏衍先生在《武训传》拍摄过程中就曾提出过“武训不足为训”的说法,这大概是从艺术角度的评价。而纵观《武训传》的全片和历史,让笔者不禁有了不同的理解和结论。
《武训传》中的武训形象,是悲剧性的。几次三番的看着并经历了穷人吃“不识字”的亏,于是立志兴建义学,为穷人家的孩子无偿的提供教育环境和教育机会。然而,当小孩读书给武训解释“学而优则仕”的圣贤道理时,武训对自己的做法深刻的质疑了。事实上,这一点也是最早关于武训批判比较集中的部分,即武训的义学虽然是济世的,但终归还是向封建传统和封建制度的妥协。编导们当然也不是没有注意到这一点,而是通过这一点认定这个形象的深刻悲剧性:妄图利用敌人的游戏规则消灭敌人,而实际上却是为敌人培养了更多的有生力量。这是武训被利用的第一特性。
武训由于目不识丁,不懂得礼数,没见过世面,自然对于儒界官场的规则一窍不通。被泼皮无赖的欺骗不过是皮肉之苦,被官僚政客的利用才是更为尴尬和令人焦虑的。武训的义名远播,惹得各级官僚都用足了心思在他身上下文章,下到一县之长,上到太后皇上,无一不以他为工具,标榜政绩,粉饰太平,收揽人心。而武训对此则毫无察觉。这是武训被利用的第二特性。
回过头来看《武训传》批判的历史,那些批判、反批判的文章,哪一篇不是对“游戏规则”的无奈适应?“艺术分析加政治品评”模式不正是对于“游戏规则”的妥协和及这种妥协的认定?而那些批判和反批判的人们,似乎都是处于一种对于政治的依附,最终成为政治工具的悲剧命运。当年或出于无可奈何,或出于随波逐澜的批判,不过是政治风潮中的一朵浪花。动用想象力写出文章发表的和发挥创造力挖掘历史造型的,都是布局中的一颗棋子而已。至于平反时分,站出来高声怒骂的,低下头深刻反思的,也说不清是真情流露还是随声附和。
《武训传》里的反派张举人,自以为手执笔端,“一字令人生,一字令人死”,似乎笔杆子的力量大于刀把子。其实还是没看见自己的脑壳子,早已经被人玩弄于股掌之间了。那些利用武训之名,或揽人心,获得好处的人,自己已然“武训化”了。他们不过是在别人的身上实践着从自己经历中学到的宝贵经验而已。
总而言之,无形的制度不但规定了所有的人都在体制框架内游戏,而且规定着胜利者的属性和位置。所有游戏中的人们不具备相应的属性和位置,就永远是胜利者玩物。
而所有人都是游戏规则的玩物。
3 ) 劝退后来者,不要白白浪费三个小时
劝退那些对这部片子有所期待的人,不要白白浪费三个小时时间。
《武训传》真可谓是集各种糟粕之大成,包括但不限于愚蠢、愚昧、懦弱、懒惰、忘恩负义、迷信、逢迎等等等等。
我宁可看一部杀富济贫的《周大传》,或者一部飞檐走壁的《李四传》,甚至一部苦难的《小桃外传》都行,在这么多有血有肉饱含人性闪光点的人物里,创作者们愣是从中找出了武七这么一个奇葩来作主角。
从武七母亲告诉武七义学这个名字开始,我看着这部电影一路往奇怪的方向去了。
成为孤儿后,是大娘在照顾武七。等到武七能干活挣钱了,他想到的不是回馈大娘,而是一走了之,这不是白眼狼是什么?
武七到了张举人家,勤恳老实,经常吃亏,这个人设其实并不合适。如果一个从小跟着父母长大的农家孩子,没接触过社会,去给人做工时老实吃亏很正常,但是武七在社会上摸爬滚打五六年了,就一点长进都没有?
电影中间变故发生时,武七被张举人赖账吊起来打,小桃被卖掉,周大入狱。武七醒来后第一句话是他要办义学?
真不知道这是什么脑回路,完全没有逻辑。如果说武七根据小桃父母因不识字被骗在卖身契上画押,那说得过去,但是片中武七根本不知道这件事。或者说武七领了工钱画了押,只是张举人利用武七不识字在帐本上做了手脚,得出这个结论也合理。但是片中武七是被强行昧下了工钱,这跟识字有什么关系?这是因为没钱没势没武力做后盾啊!得出的结论应该是跟着周大反抗才对。
周大入狱,是因为救武七所致,李四上下奔走营救,这时候武七在干什么?他有想到过这个恩人么?
小时候照顾了他好几年的大娘病了,武七没支到工钱,等他病好了有再想过法子吗?他好像再也没想到过大娘。真的是白眼狼啊。
小桃上吊那一刻我是痛心的,然而等看完全片我意识到,在上吊和跟着武七这两件事上,也许上吊是一个更优解,毕竟武七从来不会为自己人着想。当然小桃其实有更好的办法,比如跟着李四甚至去找武七的大娘转圜一下(有小茂的关系这应该也是一种思路),可惜了。
武七第二次被骗钱,冤吗?我觉得不冤,进了社会半辈子,即便不识字,社会经验总该有的吧?
讨饭办义学,这个操作我也是没想到,他不是不能抛头露面的女人,也不是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他有两膀子力气,怎么会走了讨饭这条路?当时太平军消退后逐渐进入同治中兴,是清末为数不多的好时候,讨饭有什么可值得说道的吗?
接着,机械降神。讨饭?不重要。举人进士们捐点就是了。所以真正的话事人是谁呢?有没有觉得武七不过是个书胆,主角其实并不是他?
接下来就是古典艺术喜闻乐见的大团圆结局,又是皇封又是赏赐。放在建国初的大环境下,真不知创作者们是何居心了。
片中还穿插着不知所谓的地狱景象,不知道加这么一景又是图的什么?
首尾的说教更是不知所谓,拿一个跪着的疯子去逢迎新政权,不是缘木求鱼吗?
但凡脑子好使的,谁会喜欢这么又臭又长的东西呢?伟人震怒,也是可以想见的了。
4 ) 《武训传》不算解禁,伤痕更未抚平
日前,电影《武训传》又火了一把,这部被冠以“新中国第一禁片”的电影正式发行正版DVD,此举被不少人视为“解禁”的标志。
《武训传》是由孙瑜导演、赵丹主演的历史题材电影,电影的主人公是被称为“千古一人”的武训,在清朝的咸丰、同治、光绪年间,贫苦农民武训走街串巷,“行乞兴学”,靠着自己的乞讨,硬是建起了一所所学校,《武训传》讲述了武训的这段传奇人生。
《武训传》其实在新中国建立以前就开始拍摄了,不过最早的片方由于各种原因,最终只完成了三分之一的拍摄,后来由昆仑影业公司买下了拍摄权和已完成的胶片,直到新中国建立后的1950年10月,才最终拍摄完成,并于当年底在中国大陆进行了公映。
刚公映时,各方反响都不错。不过好景不长,《人民日报》于1951年5月20日发表了题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的社论,文中称《武训传》“狂热的宣传封建文化”、“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该文由毛泽东修改审定,此后,全国上下便掀起了对《武训传》的大批判浪潮。这是新中国电影史上的第一次重要的电影批判事件,而《武训传》所谓“新中国第一禁片”的名号,便是由此而来的。
“批判式放映”
从历史事实来看,首先,《武训传》是进行过公映的,并没有被彻底尘封;其次,即使《武训传》后来成为了批判对象,但对其的放映行为其实并没有停止,有时候,为了批判该片,反而先要进行放映——姑且称之为“批判式放映”——事实上,对《武训传》的“批判式放映”一直持续到“文革”时期。所以,《武训传》遭受经由领袖发动的批判浪潮不假,但从始至终很难说完全被禁映了,非要给《武训传》戴一顶“禁片”的帽子,并不十分妥当。
从电影史上看,《武训传》的遭遇是个普遍现象,很多电影都曾在“批判式放映”中度过了漫长的岁月,如《早春二月》,为了批判的方便,还特意对其不作任何删改,得以完整放映。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大陆的电影发行放映是完全的计划经济方式,各级地方相关部门都按照官方的统一安排层层下达任务,进行电影发行、放映,真要说“禁片”,在这种环境中根本无法与观众见面——甚至,连获得搬上银幕的机会都微乎其微(那时连拍摄电影的基本物资都是计划安排的)。
由于完全没有商业性的发行、放映环境,所以,“批判式放映”成了不少影片大规模与观众见面的主要方式,特别是到了“文革”时期,整个国家的文化生活极其不正常,广大人民群众能见到的电影作品少之又少,而群众运动式的“批判式放映”,反而成为了那个特殊年代的特殊公映方式,但无论怎么衡量,这些电影都没有被完全禁映,算不得“禁片”,更准确的表达,恐怕应该是“受批判电影”。值得一提的是,新中国建立以来,有许多影片从制作完成就进了仓库,由于技术指标不合格,或受制于经济因素的制约,这些影片从未被纳入公开发行、放映的渠道(譬如早期大量的戏曲片和后来的一批实验探索片),但这些电影显然也不能被称为“禁片”——它们只是不值得公映罢了。
从未被正式平反
所谓“解禁”,自然是基于对《武训传》之类的电影“禁片”身份的认定而言的,不过更惯常的说法,似乎是“平反”。事实上,在1985年9月6日《人民日报》上,就刊登了一篇消息,题为《胡乔木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非常片面、极端和粗暴》,胡乔木同志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将他的讲话登载在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上,当然可以看作是代表执政党对《武训传》问题的表态。此后,包括胡乔木在内的很多中央领导都在不同场合多次谈及《武训传》的问题,基本上都表示了对《武训传》批判的不认可,由此,不少人认为《武训传》已经被“平反”(不过也有不少人如崔永元就认为这不能算平反,他在接受报纸记者采访时表示:“我认为胡乔木说的话不能算是为《武训传》平反。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它是国家、政府来批判的,那当然要用国家和政府的名义给它平反了。”)
但不管怎么说,《武训传》的公开放映已经不是问题。2005年,在上海举办了纪念赵丹诞辰90周年的电影回顾展,该展览上就放映了《武训传》一片,不过,这次放映也不等同于当下我们俗称的“公映”——我们现在说的“公映”,是指获得了《电影片公映许可证》后,在电影院面向全社会进行的公开放映(依据2002年开始施行的《电影管理条例》)。不过,当时就有媒体以“新中国首部禁片开禁”为题对此事进行了报道,但这并不确切——5年前的2000年,上海的民间电影文化机构就在图书馆举办过孙瑜百年诞辰纪念放映活动,这次活动上就专门放映了《武训传》的录像带;而更早的1996年,一部名为《武训》的电视剧便已经播出,这不争的证明了武训作为影视作品表现的题材,已经完全没有限制。
1950年公映的《武训传》,到今天早就过了版权保护期,成了所谓的“公版”电影,从法理上来说,任何人都有权利生产、制作《武训传》的音像制品,此次《武训传》正版DVD的发行,就是完全的企业行为。
发行DVD不是“解禁”
不过照前文所梳理,《武训传》其实从未被禁映,“解禁”自然就无从谈起,2000年的录像带放映和2005年的回顾放映,都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公映”。
而正版DVD的发行也不能简单的理解为“解禁”——例如姜文导演的《鬼子来了》一片,就因为“违规参赛”等问题,一直未获准在内地院线公开放映(通俗的说就是“禁映”了),而在2006年,《鬼子来了》的正版DVD却获准公开发售,这实际就反映了电影作品在不同渠道和不同部门的管理下,可能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状态:获得《电影片公映许可证》,需要电影局或其他有关部门的许可;发行正版DVD,则主要是新闻出版管理机构的审核。
打着“禁片”的名头,自然能为《武训传》在大众媒体中吸引更多的眼球,但经由对电影史的耙梳和对我国电影发行、放映制度的整理,却发现许多哗众取宠的媒体表述并不可取。但不管怎么说,这次《武训传》的“重出江湖”,希望能让更多的观众关注到我们自己的宝贵电影遗产,大批判的年代过去了,是该我们好好反省一下了。
来源:中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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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瑜似乎并没有表达一个可行的、成熟的政治立场,而是提出一个理想性的、空想性的乌托邦设想。武训的传记与历史真实无关,我们也不能相信武训仅靠乞讨做短工就能实现筹款建学堂,孙瑜只是借此表达自己的伦理道德理想、社会理想。武训/孙瑜在选择何种社会道路这个问题上是困惑的,义和团暴力革命?学而优则仕,维持封建秩序?文斗还是武斗?武训没有选择,但都表现了担忧和抗拒,而兴办义学只是一个空想性方式,不带丝毫政治性,孙瑜也以一个没有知识的底层老人形象自嘲。唯一明确的是孙瑜的左翼平民立场,对于阶级秩序以一种非暴力方式的反抗(片中的复仇),在听闻学生要当官后下跪。当局发表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讨论〉,指出《武训传》“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由此展开了一场全国规模的对武训传的批判运动。
女教师作为主观式叙述人,有别于刘胡兰和林则徐那种客观权威的男性叙述声音(没有人称),但是编导没有想到,女教师这样的知识分子本身是要改造的对象,创作现象批评228,一统天下的是解说式客观叙述,非人称的
按照当时意识形态的要求,影片塑造的主人公应该是从无知到觉醒再到反抗的人物,但是作为传记片的武训传,没有改变历史人物的主要人生轨迹,他的苦行主义和自辱行为也是班班可考。传主的故事并没有过分偏离史实,并没有过多美化、拔高,而是秉持传记意识,从史实出发,以现实主义的手法刻画了这一人物。体现了传记的类型品格。59
武训传“讨好”新政权的地方仅体现在女教师的几句评述上。可以说,影片歌颂共产党、歌颂新政权的主题表现得极其苍白,仅仅通过一个女教师的几句话来试图达到,可以说毫无艺术感染力。如此应对政治话语的叙事策略是笨拙的,这当然和导演本来就无意于此有关,因为他关注更多的是传记的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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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苏联革命历史人物
传真纪实的传记意识
从传记的发生学来考察,传记是对一个人的纪念。现代传记学19
6 ) 夜读
电影《武训传》在毛选第五卷中被毛泽东点名批评,在本卷中受到点名批评待遇的只有这部电影和刘、杨以及梁漱溟。毛文章措辞严厉,甚至传言这篇社论本来该由胡乔木动笔,毛本人嫌他写的不够激烈,干脆自己来。他的文章引起了我的兴趣,熬夜看了,这部片子196分钟,除去开头的字幕部分,边看边气了194分钟,毛一辈子都在反抗压迫,推翻剥削阶级,他看的时候会是什么表情?铁青着脸一根一根抽烟的模样仿佛就在眼前。武训是个什么人?他给举人当工三年,举人赖账不给钱,武训就认为是因为自己不识字所以活该被骗,他不去闹也不去争,跑出去要饭赚钱办义学。喜欢的妹子被举人逼死,他不去闹也不去争,办义学的心反而更加坚定了呢。他出卖自己尊严,在闹市充当人肉沙包,跪着受人脚踹拳踢,为的还是办义学,他自己跪也让其他人继续给三纲五常跪。他放贷买地弄钱,给乡贤跪、给儒生跪、给学生跪,给大清朝的官员地主不仅跪,还磕头。他让学生读《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让他们给大成至圣先师接着跪。毛1949年在天安门城楼说我们站起来了,你电影1951年继续让人跪?
从电影角度来说,本片有很明显的为迎合新政权修改的痕迹,比如刚开头的女教师,比如那个骂县官是“奴才”的太平军余党,以及武训想象中那副被奴役的地狱图,武训在结尾的不跪。导演没有推倒全片重拍的勇气,他在对待新政权的态度上还是以畏惧为主,亦步亦趋,故在人物上不加细琢,武训的形象也塑造的极为虚假,以人情无法揣摩。首先被骗和不识字之间不去追究骗子反而认为都是不识字的错?其次辛辛苦苦“讨饭”得来的钱全部办学校自己依旧穷困住草庙穿破袄?正如毛一针见血的评论他:“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他看不起孔子,看不起跪着,看不起逆来顺受不反抗,看不起家财万贯装出来的穷苦,他当然更看不起武训。
最后,民众的基础教育,扫盲工作是由“武训”们办的吗?是由历代王朝办的吗?是由中华民国办的吗?这一切是共产党完成的。
7 ) 办教育不是请客吃饭
《武训传》在1950年开拍前后一共对剧本进行过三次较大的改动。(更详细的介绍请参见:http://www.cuhk.edu.hk/ics/21c/media/articles/c115-200811001.pdf)
第一次的改动属于艺术范畴。在采纳一些电影人的意见后,导演改“正剧”为“悲剧”。从成片来看,这次改动是非常合理的,悲剧色彩或曰导演的“人道主义”立场,是这部电影能够调动观众情感的内核。而且如导演所言,这一改动并未影响到电影的主题:“他的那种舍己为人的、艰苦奋斗到底的精神,仍然应在电影的主题思想里予以肯定和衷心歌颂。”
第二次的改动属于意识形态。原来的开头是由一个“老布贩”在武训出殡时对他孙儿讲武训兴学的故事,结尾是这个老人勉励孙辈们好好念书。改动之后,背景成了1949年的武训诞辰111周年纪念会,讲故事的人成了女教员,听众则是新时代的小学生。为了达到“用今天的观点对武训加以批判”的目的,藉由女教员在片尾进行一番总结。“这也是1950年初《武训传》剧本之所以得到通过并进行拍摄的主要原因之一”。
这一头一尾的改动就像硬生生贴在正片上的广告。不过,以今之视角反观,尽管女教员的总结用的是典型的时代话语,其中有两句却实实在在点出了电影的死结:“武训老先生为了穷孩子们争取受教育的机会,和封建势力不屈服地、坚韧地斗争了一辈子。可是他这种个人的反抗是不够的。他亲手办了三个‘义学’,后来都给地主们抢去了。所以,单纯念书,也是解放不了穷人。还有周大呢,单凭农民的报复心理去除霸报仇,也没有把广大群众给组织起来。”——这部三个小时的电影全部要讲的就是这两句话。以至于我还没看到结尾时,脑海里就翻腾起了大大的问号:导演花这么大工夫来表现一位农民办教育的失败和另外一位农民搞暴动的失败,是想要干嘛呢?
第三次的改动属于经济因素。在拍摄过程中,由于昆仑影业公司发不出工资,要求导演将此片拍成上下两集。于是孙瑜花了半个月时间添加了大量情节:一,武训昏睡中幻入地狱、天堂的梦境。二,李四和王牢头协助周大越狱,周大逼上梁山,和官府恶绅们展开斗争。三,官僚们为了收揽人心,奏请朝廷嘉奖武训。
其中将周大发展成与武训平行又交织的“一武一文”两条线,是源自郑君里的建议,这些补充的情节确实丰富了故事。可以猜想,如果没有拍成上下两集的要求,导演应该会在此基础上删减掉大量其他情节,使故事变得紧凑。而残酷的现实则是,无论当年上映时,抑或今日得见后,拖沓且冗长的剧情成了不少观众对本片的最大感受。片长可谓本片的最大败笔。
交代清楚这三次改动,是为下文就导演塑造的武训(及周大)这个人物展开讨论作铺垫的。在此之前附上我昨晚看完本片后写的短评:“如同我们喜欢给文革中遭受磨难的知识分子过高的赞誉一样,我们也会给囿于意识形态而遭到打压的电影过度的赞美,何况这是成为第一棵大毒草的《武训传》。但它的确是部艺术上很平庸的电影,剧情拖沓而冗长,也算不得赵丹最牛逼的表演。技术上拟音做得很糙,配音独独让赵丹(等两三个人)操山东话,滥用叠印及象征手法。”
这段话便是我对本片的全部评价,也无意在此展开。尽管平心而论,本片是有那么几处情节、那么几段表演、那么几句台词、那么几个场景、那么几条剪辑让人可圈可点,但这些加起来并不能构成一部优秀的作品,因为最要紧的灵魂缺失了。下面就来说道。
电影里讲了这样一位武训:他很小就成了孤儿,因家贫读书无门,只能以做苦力为生。在张举人(贯穿全片的大反派)家做了三年工却吃了不识字的亏,讨不着半分工钱反被暴打。在之后三天的昏睡中于梦中得到启示,决心从此开始攒钱办义学,让天底下的穷孩子都读书。而初恋情人被迫自杀更坚定了他的信念。通过乞讨、卖艺、做苦力攒下的第一笔钱不幸被奸人偷走。在经过三十年攒下了可以办义学的钱后,他又通过下跪来求得乡绅支持、通过下跪请来私塾先生、通过下跪请穷人家的孩子来上学。此后他继续攒钱办义学,不仅得到了乡民的理解和乡绅、官僚的称道,最终还得到了皇帝的嘉奖。
这看上去确实是一个特别值得立传的故事,武训也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人。但若是具体到故事的背景,情形就大不一样了。武训所处的正是晚清国门洞开内忧外患的时代。在那个为了寻求救国出路,举国上下都逐渐开始师夷长技办新学的时代,一个乞丐辛辛苦苦一辈子办几个只读圣贤书的旧学堂意义何在?这种与时代进步背道而驰的旧学堂办再多有何用?
对于这样一个实质问题,片中有几场戏触及。
在乡绅们讨论办义学那场戏里,张举人不支持,认为农民没有资格读书(“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读了书会造反、有违三纲五常。娄进士则从“民为邦本”的角度予以反驳。注意,他们都是在引用儒家学说进行辩论。这时,另一个乡绅打圆场,说了句话里有话的话:“我觉得办义学念的是圣贤的书,学的也是圣贤的道理,办义学,也总算是做好事啊。”等义学办起来后,有人说武训很得人心,张绅士接了句:“那有什么了不起呀,他们所教的书,还不是三纲五常、君臣父子吗?”
另外一场戏,是义学里有个学生考了第一名,武训给他下跪表示感谢:“咱们穷人往后就全靠着你们啦。”之后武训让这个学生讲圣贤书给自己听,听到“学而优则仕”时,武训疑惑了:“穷人念好了书(应该)给穷人想办法。做官?做官那怎么办啊?”
可以说,武训的办学动机,终其一生都是未变的,即多次从武训口中说出的台词:“报仇!”报张举人欺诈、暴打他的仇。但很显然武训并不懂报仇为何意,因为他从未在片中表现任何形式上的报仇(他本质上是一个很傻很天真的人),且办义学是丝毫报不了仇的。如若真要报仇,在当时固化的社会形态中,只能由读书做了官的穷孩子通过官大一级来伸张正义、惩治坏人。可“做官”是与武训的办学目的相悖的。
如果说“报仇”是一种本能的动机,那么让“穷人念好了书给穷人想办法”就是这一动机的内化,也是更为核心的动机。这里依然存在“办学—读书—做官”的悖论。那么,即便不从史观角度考量,武训的办学也显得很盲动,甚至是比“精卫填海”或者“愚公移山”更没有可行性和实现性的做法。后者至少在逻辑上存在实现的可能,而且是通过神话或者寓言的载体来表达一种精神。当同样的精神通过一个真实的人物来表达时,残酷的现实只剩下俩字:愚昧。
退一步讲,假设他那崇高的办学目的是理论上可以实现的,但武训作为一个文盲,就算能攒再多的钱、办再多的义学,他也没有能力来落实办学目的、把握办学方向。那么办学的结果就好比当下,那些勤劳致富却缺乏文化的商人家里养出的富二代。从一种实用主义的角度出发,同样是攒这么多钱,还不如拿去种树修路,也包括片中讲到的赈济难民。——既然改良不了思想,那不如办点实业。
从这个角度来说,不管这义学最后是不是被无良乡绅占为己有,但教育权却从一开始就由乡绅们把持着,由“吃人的礼教”把持着,由一种无形却又无处不在的导致近代中国落后的“文化”把持着。武训注定了要失败。若导演是在隐喻西西弗斯的神话来展示这出悲剧,那他一定忘了,武训可没有西西弗斯那样的脑瓜子。
至于周大这个角色,只消从一句台词便可判断导演的意图:武训被赐黄马褂的同时,周大来村子里打劫张家,家丁给张举人描述时说“他们一冲进来就乱抢乱杀”。一个“乱”字点出了导演对这种蟊贼式的农民暴动的态度。这么搞下去救不了穷人,往大了说,更救不了中国。在片中多次被点名的洪秀全正是前车之鉴。
无论武训还是周大,他们都完全意识不到自己的做法实现不了自己的目的。可导演你应该是个明白人啊,作为一个留美归来的导演,给观众看这么一出不合时宜的悲剧意义何在?如果单纯出于人道主义的个人偏好,那导演的境界和格局就太小了。如果他的诉求主要是想表现“舍己为人的、艰苦奋斗到底的精神”,大可以换一个故事来讲。而武训,值得后人景仰的也只能是从他身上抽象出来的那种精神,一旦还原成具象的事实,所谓精神就变得疲软无力了。
最后来说结尾。成片的结尾虽然生硬,但上文提到的那两句台词好歹能点题,若是按原先设定为老布贩在结尾教导孙辈们好好念书,就未免太迂腐了。假使将武训走在乡间小路上望着打完劫的周大们疾驰远去的场景当作导演最初预设的结尾。那么,作为一个传记片,这样的开放式结尾所反映出的导演态度又太暧昧了。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道德和价值观,假如电影的发明早上一千年,北宋有位导演来拍这么一部电影为武训立传,那无论正片还是老布贩的结尾都是合时宜的。可到了孙瑜所处的时代,进步的观念已经不在于“好好念书”,而在于“念好好书”。一位辛辛苦苦让后辈都念上“坏”书的老人值得立传吗?新的时代如果要立传,那应该立陶行知这样的人物。
其实本片的拍摄最早就是陶行知提议的。立志“要使全体中国人都有受教育的机会”的陶先生和武训自然是有相通之处的,但两者的办学理念截然不同,更重要的是,陶先生有能力来实践自己的理念。或许如前所述,武训的故事听起来确实很能打动人,于是没人意识到经由影像还原后才会看出的荒诞(我早先通过余世存著《中国男》读到武训生平时,是完全没有在意武训所存之世和办义学所读之书的)。
本片的拍摄始于1948年,由于资金困难而中断,直到1950年才得以完成。回首1949年前后的中国,最好的电影是《小城之春》《清宫秘史》《一江春水向东流》和《乌鸦与麻雀》,这四部电影从编到导到演到摄,汇聚了彼时中国最一流的电影人,是全方位的优秀。它们甚至代表了中国电影到目前为止都没能逾越的整体最高水准。而同为大导演的孙瑜,显然未能交出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至于本片惨遭政治上无情的批判,固然是值得同情的(《小城之春》和《清宫秘史》的命运亦多舛),只是事过境迁之后,我们还是应该从电影本身出发来看待它,随着它的重见天日来还原它的本真。
8 ) 拍作品(马屁)得先有脑子
1951年电影《武训传》上映,看了武训传以后毛大发雷霆,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著名的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毛为什么如此愤怒,因为在之前他低估了封建残余势力的能量,这部武训传就是完全为封建统治服务的文化作品,善于伪装,包装精良,格调低下,为虎作伥。
电影《武训传》到底说了一个什么故事呢?
武训是一个老老实实的农民,老婆被乡贤抢回去强暴了,家里地被霸占了,房子也被拆了,家产都是别人的了。在工地上出了三年力,被包工头坑了,工资一分都没拿到。他没有上访、没有告状,没有找政府一点麻烦,也没有自己去报仇,坚决不给政府和高富帅找麻烦。
他决定出去要饭,然后下跪求放高利贷的帮忙把他的钱一起放高利贷然后挣了点钱。经过多年积累开了一个《弟子规》《二十四孝》培训学校教育大家一定不能找上边的麻烦,不能找官员、富商、地主的麻烦要自己自觉的当一个顺民。要像孝顺父母一样孝顺那些贵族大爷。
一个逆来顺受的老农民,一个乞讨叫地主爷爷奶奶的乞丐,一个办封建私塾的土校长,一个放高利贷的人。在艺术的渲染和包装下显得那么的自然,那么的感人,他从不给政府和地主找事,赚了钱要分给地主,办学校还要教育学生要像他一样,在电影里完全是一个大善人,大慈善家,大教育家。
以上是电影里的武训,现实中的武训到底什么样呢?(虽然不太重要)
1951年本着不冤枉一个好人的原则,开始了对武训生平的调查,走访几百号人得出结论是:
武训正式行乞的时候已经是一个将近二十岁的青年,为了达到不劳而食的目的,他的第一个方法就是装疯卖傻。武训身材高大,虎背熊腰,这么好的身板是要不到饭的,他就装疯,装疯既不能长期骗人,到后来他就想出了一个绝妙的方法,打起“兴义学”的招牌来了。
他对地主阶级是到处磕头,满口“老爷爷”、“老奶奶”,或“爷爷”、“奶奶”。对地主的子女一律叫“小叔叔”、“小姑姑”。对劳动人民就是另一张嘴脸了,只要沾他一点,他马上翻脸要钱。
武训一边嚷着“兴学”,一边装做疯傻,用尽各种哄骗讹诈的办法,从劳动人民身上搜括血汗。他把第一笔钱(据馆陶的群众说有四、五十吊),交给馆陶武进士娄峻岭替他放债,利息三分。武训明白了放债“涨”得快,就回家闹着要卖地。武训把卖地的钱加上放债所得利息,又经过大恶霸杨树坊等人帮他放债,他的财产就越积越多了。
武训就这样经过高利贷的道路,很快又变成一个地主。有的农民还不起他的高利贷,把土地给了他;有的农民交不起租子,也把土地抵押给他。武训终于如愿以偿,打着“兴学”的招牌,披着乞丐的衣裳,爬进了剥削阶级的行列。
郭芬不相信武豆沫真办学,有一天碰上豆沫就问:“豆沫,你老喊兴学,为啥几十年不兴?”武训说:“没地盖房子。”郭芬说:“没地好办,东门外有我的地。”武训没得话说,磕了个头就走了。后来杨树坊和武训谈了话,武训不得不答应,这才“刘备招亲,弄假成真”
在杨树坊等人的命令之下,在武训五十一岁的那一年,也就是从他二十一岁打“兴学”招牌起正满三十个年头的那一年,他才和杨树坊合办了柳林镇的“崇贤义塾”
总结来说,武训是一个从不劳动以乞讨为生的壮汉,为了要饭名正言顺,他以打着办义学的口号,见了官绅地主就磕头叫爷爷,见了老百姓能骗就骗能坑就坑,他有了一定的积蓄以后与大地主大恶霸一起放高利贷剥削百姓,趁人之危兼并田产,最的终于成为打着乞丐口号的大地主,经过多年经营,最后在51岁时才被当地乡绅官僚一起逼迫兴办义学,交学的主要内容是弟子规,二十四教等封建文化知识,同时他一起在给学生灌输愚忠愚孝服从官老爷的思想。
在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上演个这个玩意,然后文化界,官员们一片叫好之声,能不急眼吗!毛不无愤怒的说道:
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于到了如此之多,说明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
——孤鸿泽
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想想武训,的确是言之有理。
我第一次看中国老电影开始惊讶美术部门的强大,这片子在技术上和艺术上都有很不错,更重要的还是被莫名扣上的禁片帽子,如今看来很冤枉,却也让这部电影成了一个传说。★★★★
不愧为中国第一大毒草,好似神迷玄幻的万花镜,不同的立场视角就能解读出截然相反的观点。在我看来,武七的神性远远大过了人性,就好像一个西方基督式的人物突如诞生在苦难的晚清农村大地上,迷惑了整整四代观众。影片的表现手法和意识形态过于前卫,这在百废待兴的社会主义建设初期上映无疑是场灾难。
片长208分钟,赵丹饰演武训。那真是一个伟大的人,为了让穷人可以念书,自己不辞辛苦的讨饭,期间遭遇了欺骗与各种阻碍,结果学堂终于办成,却还遭到了利用。武训及时装疯逃过了一截。他的路还有很长,人民与政府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其实有一点是没有变的,读书是要花钱的。
这著名电影很有教育意义,现在给中小学生看也很好,让他们知道得到教育的权利是多麽的不易。50年代被毛泽东批判,真是无妄之灾,赶到政治的风口浪尖了。
如同我们喜欢给文革中遭受磨难的知识分子过高的赞誉一样,我们也会给囿于意识形态而遭到打压的电影过度的赞美,何况这是成为第一棵大毒草的《武训传》。但它的确是部艺术上很平庸的电影,剧情拖沓而冗长,也算不得赵丹最牛逼的表演。技术上拟音做得很糙,配音独独让赵丹操山东话,滥用叠印及象征手法。
赵丹遗言“党大可不必领导怎么种田、怎么做板凳、怎么裁裤子、怎么炒菜,大可不必领导作家怎么写文章、演员怎么演戏。文艺,是文艺家自己的事,如果党管文艺管得太具体,文艺就没有希望,就完蛋了。”
毛爷爷说:武训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真讽刺】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一理论在中国各阶层的烙印如此之深如此长久,而跌落至知识越多越反动也不过刹那光景,从来都是教育妖魔化,从来都是劳心者的解释权,穷苦的只有无辜百姓。此片立场尴尬,触及不慎,难以言说。
《嫁给(封建主义)大山的武训》。
昆仑为赚钱拍成两部长,我看的196分钟。起初只是义学修成武训倒下,陈鲤庭郑君里沈浮七嘴八舌添添补补,多出若干反转、文武双线、超现实段落,首尾套上黄宗英的阶级说教完全变了味。意识形态同新民主主义摇摆不定,理性颂歌与阶级觉悟互相拧着,周大起义不伦不类。武训不是陶行知,武训不足为训。
凡是能被禁的都是因为自身的预言性
出于民,归于民,既为民,亦靠民,共兴利民之业。目标直指新民、新学、新政,不要暴力革命。真是一棵毒得不能再毒的大毒草呵!
武训把受压迫的原因归结于缺少文化,把改革的希望寄托在知识分子上,反贪官不反朝廷。现在看来,《武训传》被禁也在情理之中。
从中看到了当时百姓最为真实、淳朴的一面,同时也为他们的遭遇感到痛心。对于此片被禁,纯属荒唐。
各种封建反动思想,难怪被老毛批判。3星半。
被禁属于正常。办教育没问题,关键是这教育是为何而教育,培养三纲五常和官老爷的教育,不要也罢。
电影传奇
电影里做梦及幻想的场景胜过很多鬼片,粗糙直接反而更吓人。小桃在庙里跟武七最后一面真是no zuo no die,大好前途毁于一时羞涩。100吊钱好像香肠…以及最后朝廷内像马蹄的丞相袖口,像驴蹄的慈禧太后鞋垫…看似很平常的东西在导演镜头下变得另类新奇。年代久远,未能欣赏。
要夹带多少私货才能把拍成这样呢?可以想见,这是一部去掉意识形态部分仍能成立的电影。只是影片结尾的解说词把武训全部的苦闷和怀疑都平面化了。如果把开头结尾的解说去掉,整个片子就深度和技术而言都是上乘的。而且看之前很难想象,里面竟然用了许多颇先锋的分镜方式和叙述技巧。可惜了,太可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