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三的文艺理论&文化研究课程中，老师放映电影，布置写影评作为课程作业。其时初学福柯，成了一篇幼稚的理论操练。

电影《鹅毛笔》（Quills）以萨德侯爵在查宁顿疯人院中的一连串写作行动为主线。大革命时期的疯人院是一个典型的福柯式规训意象，在其中，我们看到的不是“专制”与“英雄”的对立；权力不只是镇压、掩盖性的，而更是生产性的。纵观整部电影，空间成了这种规训权力的重要载体；而写作则表现为不断冲出这种空间的行动。写作的权力通过文本冲出了萨德的病房，弥散在社会中被掩盖的非法之地，造成了不同的后果。写作这种保有了整全性的、高贵的反抗方式，在今天有其独特的冲击力。 一、门洞、病房与非法活动 影片开头，女人被送上断头台的情景伴随着萨德作品的朗读，显示了萨德将真实所见经过改编、付诸写作的过程，而这是在一种特定的空间关系中进行的：行刑台上的女人只能透过反光的玻璃模糊地看到萨德的眼睛，而房间里的萨德透过窗户可清晰地看到广场上的盛大事件，并悠然地回到桌前写作。这个房间是一个古典的写作者的空间，房间外广大世界的知识被转化为写作的行使。 而当萨德被送进查宁顿疯人院，空间关系发生了某种颠倒。疯人院的病房是一个典型的规训空间。一个个封闭的病房由厚重的门与走廊隔开，内外交流的途径是门上两个方形的洞口，它们勾勒出病房内外的不对称结构。通过上部长方形的洞口，神父和其他巡视者可以对室内一览无余，而病人可以实现的是和贴在门前的人的对话——他的目光将被曲折的走廊阻挡，以至于当神父夺走羽毛笔并远离时，萨德只能虚张声势地向远处咆哮。下部的方形洞口用来递送换洗被单，洗衣女可以安全地从每个房间收取被单，而免受病人攻击；通过这个洞口，萨德将书稿秘密地交给玛德莲——这是一个典型的非法活动的通道，写作被进一步地非法化。 病房内是一个封闭的空间。病人在其中的活动总是被检视（examination）确立为可见的；他们的非法活动经由检视的知识，转化为权力的行使，进而掩盖了病房外的开放空间中弥散着的非法活动。萨德在病房中享受了特殊的待遇：羽毛床、鹅毛笔、窖藏酒……而这些只不过让他更加地个人化（individualize）：神父以此要求他遵守规则；工作人员中流传着关于他的传奇。当他用愈发歇斯底里的方式写作——用鸡骨蘸酒在床单上书写、用自己的血写满衣服、用便溺写满地牢的墙——他总已经在做某种“叛逆”的活动，非法性已经被镌刻在他的整个空间中；在反抗当中，他愈发主动地将权力向自己的身体。而房门外的空间则是一个个法外之地：在皇宫中，君臣听取萨德的淫秽小说，他们可以选择多听一会；大臣借打压萨德的机会引介科拉德医生对疯人院进行评定，以施展其个人关系；科拉德医生借此机会迎娶年轻的修女，并诈取萨德夫人的捐款以装修自己的住宅，最终占有了整个医院；在火灾时，科拉德医生在门外听到房内玛德莲遭受攻击的声音，但他故意置之不理，以使严重的后果成为他加强对疯人院控制的筹码…… 在萨德夫人进入病房探访萨德的情节中，外部空间被引入了。当夫人劝告萨德争取医生的好感，责备他“为了炫耀”自己的“不正常”而将荒淫的情景搬上舞台时，她是一个代表规训的声音，一个“正常人”视角的信使；当她抱怨自己的人际关系因萨德而毁灭、恳求他屈服以让自己“做回普通人”时，她将病房之外的生活结构加在了萨德身上，迫使萨德在自己的灵魂中发现真理——那里固有的罪恶。 在这样不对称的空间关系中，写作始终是一股冲击性的、颠倒性的力量。科拉德医生的丑闻被传到萨德耳中，成为其绝佳素材，萨德将其写成剧本并搬上舞台——舞台是一个不同的空间，在上面表演者对观众获得了一种敞视，一种居高临下地表现、嘲讽的权力；他的作品被偷送到出版社印行并流传，皇帝只能在已经弥散的社会空间中收集复本并焚烧，且不免有漏网之鱼——其中一本被科拉德医生的年轻妻子买到，构成了医生住宅中的一个反抗性因素。在影片的最后，神父被关进病房，而科拉德医生带着新神父拜访他，他在门洞内的真诚自白、从门洞伸出手掐医生的脖子，这些都被门内外的不对称关系消解了：医生更加鄙夷地说他“无可救药”，新神父用疑惧的眼神看着他。留给他的仍是写作，继续萨德所做的冲破空间的反抗。 二、书与女性的反抗 在萨德的色情书写中，女性似乎是作为欲求的对象而物化；然而电影却始终贯穿着女性读者在文本的影响下对经验世界的反抗。整部电影中，有两条女性的反抗之线索：一是以玛德莲为代表的疯人院女性工作者之反抗，一是西蒙对科拉德医生之反抗。 玛德莲一直借洗床单之机，偷运萨德的书稿去出版；她最大胆地超越法度的一次行动，是进入萨德的房间，并与其亲热。此情节中，她受引诱的过程最集中地体现在关于萨德新书稿的对话中： 萨德：“我正有一个新故事……一个纯洁的洗衣少女的悲伤故事……” 玛德莲（深受吸引）：“很暴力吗？” 萨德：“绝对是。” 玛德莲（邪恶地兴奋）：“很色情？” 萨德：“恶魔一般——但它是有价钱的：一个吻一页。” 玛德莲（无奈）：“我必须直接吻还是可以飞吻？” 玛德莲究竟是受什么引诱，萨德其人还是书稿？玛德莲受到的邀请是一次“真正的拜访”，未直接涉及书稿；进门后，她好奇地探索了萨德房间的种种物件（它们显然又与其色情小说的写作直接相关）；但只有谈到色情、暴力的新故事时，玛德莲才表现出最直接的兴奋。联系之后玛德莲对同伴及母亲朗读萨德小说的情景，可以肯定文本的内容深深吸引了她；而在此时，文本与现实发生了重合——萨德本就已深入其中，而在其诱导下，玛德莲又不禁将小说中的色情延续到当下的经验现实中。由此，一次打破经验世界之规则的行动，被赋予了文本中的模式，从而显示出其边界——而在疯人院的规训体系未受整体的动摇之前，萨德的房间恰是这种行动更加可能之空间。 这种反抗—塑造的辩证过程更加显要地表现在西蒙身上。至少从被迎入城堡起，她就被置于科拉德医生的话语之下：她是在修道院中“对外界诱惑认识不深”的单纯修女，是要被牢牢锁住的“稀有珍禽”，是必须对丈夫尽特定义务的“妻子”——这些话语试图在她身体内部和周围生产出一种灵魂，这种灵魂是身体的监狱。城堡对她而言亦是一个彻底的规训空间，只有在阅读中，她能投射一种“自主性”的观念。 当西蒙暂时离开城堡、在疯人院观看话剧时，她依然在某种程度上对丈夫而言是可视的，但毕竟暂时处在了异质于通常规训空间的场所（也许她还会意识到，那是另一批人的规训空间，并且组织疯人院病人演话剧本身是对他们肉体的一种充分利用）。西蒙被话剧的色情场面吸引而不忍离去，展现出兴奋的表情，这意味着她看到了一种反抗的可能——这种可能从表演的疯人身上传递到她身上。书愈加成了她与医生直接对抗的工具： 科拉德：“我更想在我们并排坐在壁炉前时，品尝白兰地。” 西蒙（目不转睛地盯着书）：“我宁愿阅读，谢谢。” 科拉德：“你更喜欢读书而不是你丈夫的陪伴吗……” 此时，西蒙感到与科拉德的矛盾更加凸显了。很快，她去市面上寻得了萨德的小说，并将其装在诗集封皮下，并在与科拉德并排卧床时入神地阅读。科拉德对妻子读书总归无力管制，只得睡去，这样，西蒙在来自科拉德的权力之外的空间里，接受了萨德的《贾斯汀娜》对性的书写： “男性的力量在紧握的双拳中，而女性的力量则另有所在，在她股间光滑的洞穴中。” 小说《贾斯汀娜》写的是少女贾斯汀娜不断受到强奸、虐待的故事，贾斯汀娜的形象软弱无力、不断受到攻击，细致的性描写却给女性一种受虐的快感。西蒙以此小说向建筑师表示渴望，两人以对诵书中对白达到确认；在计划私奔时，两人计划了在不同的地方“强奸”，建筑师将大拇指伸入西蒙口中，模拟口交动作——这些呈现为对科拉德医生之权力的反抗，又无一不是萨德之文本所塑造的性观念的结果，是文本中的模式在经验世界中的延续。对于一种生产性权力，只有另一种生产性权力能构成反抗。 这种反抗—塑造的辩证过程给西蒙带来的是未知的；它给玛德莲带来的则是明确的悲惨命运。在萨德陷入绝境后的一个雷雨夜，她与一帮病人串通，通过墙上的洞口传递萨德的口述，由她执笔写下。在这一述说-书写的行动中，病人纷纷受传递的文本感染——道梵由“从火炉中取出一根拨火棍”的情节激发了纵火欲，将床点燃；布琼则受在舌头上开口的虐恋情节的激发，强暴并杀死了玛德莲。问题就在于，将文本中的模式延伸到经验生活中的不止玛德莲一人；当文本中的权力弥散在病房外的空间，波及至不同的人，它终于造成了深重的后果。这使得萨德无法真正为他的“虚构在现实中重现而感到高兴”。 三、写作的替代品？ 于是，在《鹅毛笔》中，我们看到写作始终作为冲破规训空间的力量而运作；它的效力弥散到病房外广阔的社会领域，变成女性反抗的工具，形成对性观念的塑造，引发不同的后果。而今天的中国，同样的职能更多地被现代通讯取代：当感到自己处在极端状况时，人们不再需要像萨德那样持续地书写一种与基督教教义相反的真理，而是用微信、微博发出即时的图文信息，将自己的处境作为警报发在虚拟的公共空间；连从相反方向指认自身灵魂的动力都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让自己的言说直接在舆论场中消散。当年轻人感到规训的权力时，他们不再求助于完整的阅读，在文本中寻求一个平行世界，而是转向智能设备。今天的《鹅毛笔》，是由韩东书写的： 在这样的氛围里，瞿红不免不怒而威，表现得尤其谦和，特别是对大猫。这会儿大猫正懒洋洋地斜倚在长沙发上，脚下架着一条青铜板凳（大雕塑家杨明的作品。类似的雕塑客厅里随处可见），正玩iPad。这iPad是瞿红特地买给大猫的，让她打发专司怀孕的无聊时光。同时瞿红也说了：“不要成天地玩，会有辐射的，对胎儿不利。”大猫沉溺于iPad也不仅仅是赶时髦（当然也是赶时髦），还有一层 意思就是讨好瞿红，毕竟这玩意儿是她送给她的。同时也有某种反抗的含义，因为瞿红让她少玩。瞿红越是限制大猫玩iPad，后者就越是玩得上瘾，瞅着机会就刷微博，要不就玩摇签算卦的游戏。瞿红也觉出了iPad的好，既让对方有个宣泄的地方，又可以体现自己根本性的权威，对抗的武器毕竟是她交到大猫的手上的。 ——韩东. 中国情人 江苏人民出版社.(Kindle 位置 2940-2946).

18世纪中期法国的萨德侯爵饱经非议，他离经叛道的乖张行为多为世人所诟病，然而作为一个文化现象，无疑为后人审视理性主义的霸权提供了标本。

电影《鹅毛笔》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以凭借鹅毛笔大肆书写色情文学的萨德为表现对象，围绕对萨德采取的精神阉割和肉体虐待，映射出人性的复杂多变，展示了人性与政治、宗教的冲突。

萨德其人

要想更好的欣赏电影《鹅毛笔》，就有必要先好好了解一下历史上的萨德侯爵。

萨德侯爵是一位法国贵族和一系列哲学和色情书籍的作者。

他尤其由于他所描写的色情幻想和他所导致的社会丑闻而出名，成名作为《索多玛的一百二十天》，后被改编为电影《索多玛的120天》。

萨德可以说是一个现代理性社会无法回避的一个符号，大多数人不知道的是，“性虐待”（Sadism）与“虐待狂”（Sadist）这两个单词就是由他的名字派生出来的。

他的名字喻示着魔鬼与天才的混合，几个世纪以来，对于他敢于揭露当时社会在道德上的虚伪，是为自由鸣锣开道的勇士还是个十恶不赦的罪人，后世聚讼纷纭。

萨德侯爵生于18世纪中期法国的显赫贵族之家，然命运多舛，一生不停的进出于各式不同的监狱，最初被关于樊尚堡，后来被转到了巴士底狱，最后被囚于沙朗通精神病院并度过残生，累计在狱中度过27年。

无论是在君主制、共和制还是帝国制之下，他都逃脱不了被囚禁的命运。

枢密院给他的定义倒是很准确：

“他是个不平常的人。他是一个贵族。他身上确实流淌着贵族的血液，他从未为自己所做的事情向上帝忏悔，直至他的呼吸停止。”

李银河在《萨德大传》中译本的序言里对萨德的评论大抵也是准确的：

“萨德比弗洛伊德更具有颠覆性和革命性，......他是对已有的性秩序的挑战。”

而在文学上，萨德被法国的一些学者认为是和拜伦齐名的浪漫主义先驱。

他的作品对波德莱尔、福楼拜、加缪等都有影响，同时，他惊世骇俗的理论也是20世纪法国最杰出的思想家福柯的思想资源之一，他的癫狂也使他成为了20世纪蓬勃兴起的女权主义者的最大敌人，她们纷纷把他的作品和思想作为自己理论的分析依据。

他的行为与理论在20世纪更成为探索人类精神的无法忽视的难得的载体。

情色书写：人性的宣扬

让我们回到电影中来，《鹅毛笔》是由美国导演菲利普·考夫曼执导的一部以法国色情文学家萨德为原型的虚构影片，影片向世人展示了人性解放之路的艰难历程。

影片中，“鹅毛笔”作为电影的一个符号贯穿始终，表象是萨德书写工具的呈现，实质是人性宣扬的代表。

影片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主人公萨德因作品中大量露骨、淫秽的情节而触怒了拿破仑，被下令囚禁于疯人院。

在精神病院的监禁生活中，萨德也依然疯狂的色情写作。

法国大革命之前著名的思想启蒙运动就以不可阻挡之势深入人心了，卢梭、伏尔泰等大批开明人物宣扬民主、自由、天赋人权。

所谓民主，既包括政治民主，也包括文化民主。民主的文化层面既欲望的解放。

在各种欲望中，性欲是最强的。

弗洛伊德认为，性欲是人与生俱来的，性冲动必须不时的受到某些精神能力和阻抗作用的压制。

内在的性欲无法抒发，便以外在的形式排遣出来。

色情是一种欲望，写作便是欲望的表达。

在萨德眼中，鹅毛笔不单单只是书写工具，它更是欲望宣泄的出口。

压在底层的性意识被发泄出来，而原来起着控制作用的意识则被打扰或完全失灵，于是颠倒了秩序。

也就是说，萨德的心理犹如被颠倒了的心理世界，整个心理结构大厦底朝上的换了一个。

失去思想束缚的他，如脱缰的野马、泄洪的闸，蔑视一切宗教和王权，任灵魂之火肆意蔓延，正如萨德所说：

“我的写作是无意识的，正像我的心脏跳动一样。”

写作工具从最初的鹅毛笔到鸡骨头到玻璃碎片再到最后的粪便，表面上看是萨德对色情书写的痴迷癫狂，实际上是他对暴力的极端反抗，对欲望的执著追求，对民主的忠贞信仰。

其次，法国大革命如暴风骤雨般，迅猛异常，领导人瞬息万变，狂热的革命分子最终大多被送上了断头台。

生活在这种环境中，人们的思想必然会压抑。

萨德以鹅毛笔作为自己的武器，大胆书写性欲狂欢，倡导人性解放。

西蒙娜是修道院的一名年轻的修女，后来她与年长几十岁的克拉比医生结婚。

婚后的西蒙娜一直过着笼中鸟般的乏味生活，她忍受着丈夫无趣的性虐待和监禁。

偶然间，他受到了萨德作品中“女人的魅力来自于两腿之间”这句话的启发，明白了性爱的乐趣，她不再愿受克拉比的摆布，引诱了家里的装修工，悄悄与他私奔了。

在萨德的色情文学里，没有贵族和平民的区别，只有性器官的男女之分。

年轻洗衣女美黛莲和她的同伴均出身于平民。她们都喜欢萨德的作品。

美黛莲和同伴高声的朗诵萨德的作品，并模仿书中的情节，她们在阅读和模仿中得到了极大的快乐和满足，爆发出阵阵笑声。

萨德的作品看似是粗俗的色情小说，难登大雅之堂，它的社会意义却在于对于普通劳动人民的启蒙。

这种色情文学具有真实性和亲切性，而这种真实与普通人又是如此贴近。

揭开性的秘密，公开教导性的快乐就是启蒙。

鞭挞权贵：人性的抗争

萨德的作品中，贵族也不见得如何伟大，甚至还是嘲笑的对象。

他大量的抨击了上层贵族，其下流、粗鄙的语言挑战了统治者“君权神授”的权威。

王室受到了莫大的耻辱，拿破仑勃然大怒，命令擅长残酷疗法的克拉比医生对付萨德。

医生是国王派来的，暗示了权力与技术的结合。

热衷普世价值如民主，对于作家来说可能是美德，对于当时的从政人员来说却是巨大的危险。

从血雨腥风的大革命中夺取的政权，统治者的地位并不牢固。秦始皇焚书坑儒，清朝大兴文字狱都是统治者树立权威的体现。

于拿破仑而言，保存王室高贵的颜面，维护自身的统治很有必要。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克拉比的职业决定了他的工作方式。医生代表现代技术和理性。医生与萨德是对立冲突的。

医生是技术理性的化身，然而技术是无情的、冷酷的。

它是理性的科技，缺乏人道主义的情怀，而人却是有血有肉的高级动物，人性化的治疗手段可以一定程度上消解技术上带来的弊端。

但原本冰冷的技术倘若被丧心病狂的医生加以利用，结果自然是雪上加霜。

克拉比用“治人如治畜生”的理念对待萨德，医生实际知道萨德根本没有病，所谓的“病人”是在标榜真相，他得的是“启蒙病”。

在这个意义上，影片中医生与病人的关系实际上就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

在统治者眼里，被统治者都是病人，都需要治疗。

作为权力的追随者和维护者，克拉比利用机器残忍的治疗方式对待萨德。

他没收萨德的鹅毛笔和信纸，萨德就用鸡骨头蘸着红酒在床单上写，他没收了萨德的一切书写工具，萨德便用口口相传的方式将故事传送出去，有一种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之势，“正邪”两面不断进行着激烈的较量。

克拉比千方百计禁止萨德一切色情写作，私底下却喜欢上了年龄足以当他孙女的修女，让她还俗、结婚，夜夜享受着与她的床笫之欢。

萨德终不受折磨所迫，他把医生的婚姻故事写成了小说付梓印刷，还亲自编排一出话剧，讽刺了克拉比老夫少妻的结合方式，揭露了其虚伪的嘴脸。

克拉比忙于整治折磨萨德，却忽略了身边人。

妻子私奔后，克拉比才发现妻子日夜阅读的《淑女诗集》，內瓤实际上是《贞德蒙尘》，而小说的作者正是疯人院里的萨德。

意识到妻子的出逃正是拜萨德的“蛊惑”所赐，克拉比恼羞成怒、愤恨交加，他将萨德关在地牢里，被脱得一丝不挂，在没有任何书写工具的情况下，萨德却用自己的粪便在墙上写下了文字。

影片尾段，神父举着火把来到黑暗的地牢，他将十字架放在萨德的嘴边，为他做临终前的祷告。

萨德却一把抓住十字架，死死地攥在手里，吞进嘴里，愤然自尽。

十字架本是救赎他人的象征，如今却成了杀人的利器，萨德用生命对宗教进行了最后的嘲讽。

接过鹅毛笔：人性的觉醒

电影《鹅毛笔》中，主持疯人院的是一位思想开明、主张人性化医疗的年轻神父考尔曼。

他为人宽厚、和蔼，虽说不喜欢萨德的作品，却一直善待着萨德，在与萨德相处的日子里，神父对他建生好感。

神父是基督教的代表，拥有一颗仁慈的心，他认为写作是件好事情，但内容要积极健康，不公开发表。

然而，宗教中的医院是一个拯救灵魂的地方，那些所谓堕落的灵魂则被视作违反宗教意愿的异类，神父考尔曼虽然同情萨德，却不可能认同他的做法。

起初克拉比用残忍的治疗方式对待萨德时，神父还试图阻止，尔后萨德在他眼中看来完全走向堕落的自我放逐时，神父也加入了共同整治他的行列之中。

令人讶异的是，就是眼前这个宅心仁厚的神父最后割掉了萨德的舌头，而这并非神父无奈之举。

这是一种极端的酷刑方式，是一种宗教手段，既不能让秩序的破坏者发出任何具有攻击性的语言。

神父是基督教的信仰者，考尔曼奉行禁欲主义，他与美丽的洗衣女美黛莲暗生情愫，却努力克制着自己的强烈爱意。

美黛莲是一位心地善良的好姑娘，他喜欢萨德侯爵的故事，暗地里帮助萨德将他的作品传出疯人院。

萨德唤醒了美黛莲，她爱上了懦弱无助的考尔曼，注定是宗教政权的牺牲品。

在被要送出疯人院的前一天，美黛莲鼓起勇气跑进神父的房间向他表白，考尔曼在经过了一番痛苦的挣扎后最终选择了上帝。

神父恪守了尽心尽力爱上帝的理念却由此失去了爱人。

遭到拒绝的美黛莲继续帮助被囚禁的侯爵写作。要离开疯人院时，美黛莲向萨德祈求最后一个故事留作纪念。

临走前的夜晚，美黛莲躲进的洗衣房，故事经萨德口中叙述出来，经由疯人院的病友口口相传再到美黛莲执笔，虽说原作的艺术效果在传述的过程中已大打折扣，但其色情、放荡的主题却依然明晰，撩人心弦。

最终，在转述过程中的一个病人受到萨德作品的感染，激发了情欲，模仿小说情节并杀害了美黛莲。

热心帮助萨德出书的美黛莲，没有想到间接的因萨德的作品而付出了生命。

美黛莲之死，是影片主题中的另一层喻示，正常人的性心理已然是经过加工和规范后的，而疯子的性心理是完全不受意识控制的，对他们进行性宣传无疑是飞蛾扑火。

如此看来，提倡人性解放既要适度，又要讲究对象，否则可能会引发社会的不安和更大的悲剧。

面对美黛莲的死，神父追悔莫及，他来到停放美黛莲遗体的殿堂，并用幻想完成了与爱人的交媾。

爱人死了，神父开始怀疑上帝，救苦救难的上帝不仅帮助不了自己逃脱爱欲的苦海，还丧失了所爱的人。

之后当萨德口吞象征救赎的十字架死去时，考尔曼彻底的质疑上帝，质疑自己的神父身份，在痛悟之中，他也“疯”了。

萨德虽然死了，但他却胜利了。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越来越多的人接触到萨德的作品，启蒙的意义开始显现。

影片的末尾，表面高明实则虚伪的克拉比医生居然将疯人院改造成了印刷厂，而出版物正是他原来费尽心力迫害的萨德的作品。

从某种程度上说，萨德的作品获得了社会的认可，而作为“统治者”代表的克拉比也不失时机的转变了立场，虽然更多的是利益上的驱使，但也不失为一种顺应民意，也是启蒙的进步。

因为人性的觉醒，与宗教决绝的神父考尔曼却被克拉比关进了疯人院的牢房，当新的年轻的院长随同克拉比来探望他时，他对新院长说：

“你若有善心，请给我羊皮纸和笔墨，我看见过魔鬼的面庞，我要书写那尚未写完的故事。”

曾经依然反对色情文学的考尔曼如今成了萨德的化身，一度感慨年轻人道德败坏的美黛莲的盲母也成为了美黛莲的替身。

她像她的女儿当初帮助萨德那样，给考尔曼送来了洗干净的床单，里面藏着纸笔和墨水，延续着当年的美黛莲和萨德。

影片结局，“疯子”考尔曼手执鹅毛笔埋头书写着那些未完的故事......

电影《鹅毛笔》展示了那个时代追求自由与激情的个体和人性与宗教、政治的冲突，影片对传统制度有比较客观的认识，既有肯定启蒙意义的一面，也有对启蒙所带来的社会问题的思索（如美黛莲之死）。

但对于生命的价值、快感、意义、信仰的选择，只有把它们交给充满激情的个体，放置于生活与艺术之中才能得到宣泄和释放，这恐怕就是《鹅毛笔》所希望传递出来的信息。